第三章:“这就是民主!”

 《卡斯特罗传》

  (一)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卡斯特罗在奥连特省他的兄长拉蒙家中度过了元旦(这时他的父亲已去世,母亲仍在)。半夜他被游击队员的朝天鸣枪所惊醒,手下人向他报告说巴蒂斯塔已出逃。他立即起身前往省会圣地亚哥,和联合阵线其他派别商量接收权力的事宜。

  一月二日,临时政府总统乌鲁希在圣地亚哥宣誓就职,任命米罗·卡迪那为临时政府总理。米罗是原哈瓦那大学法学教授,曾教过卡斯特罗。总统正式任命卡斯特罗为古巴武装部队总司令。同时他还宣布恢复一九四0年宪法,总统选举将在一年半以内举行。

  古巴革命胜利后,一月七日美国宣布承认新政府(美国一直没有承认五八年夏天由巴蒂斯塔所操纵的选举所产生的古巴政府),拉美其他国家随即跟上。很多驻外大使纷纷对新政权表示效忠,但在拉美最重要的驻墨西哥大使馆情况略有不同。特莱莎元旦的早上从广播中得到巴蒂斯塔下台的消息后,立刻穿上最庄重的服装来到大使馆。她发现大使馆里冷冷清清,得知大使此前已经回古巴了。她立刻宣布自己代表卡斯特罗和新政府接管使馆,使馆的官员在惊慌中服从了她的指挥。当时她最担心的是在墨西哥的古巴难民前来使馆报复和打劫,果然她刚到使馆,古巴难民和流亡者们就蜂拥而至,多数人身上都有短枪,但在特莱莎的劝说下没有发生任何骚乱和抢劫。后来特莱莎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大使馆处理了政权更替期的业务,直到卡斯特罗把她召回哈瓦那。卡斯特罗在下榻的希尔顿旅馆穿着睡衣听了她的汇报,立刻打电话给外交部任命这个能干的女人为无任所大使,六0年改为驻联合国大使。

  卡斯特罗没有预料到巴蒂斯塔这麽快就放弃权力。他在匆忙中首先要为临时政府提出代表“七·二六运动”的人选,其中奥兰多·罗得里格兹任内务部长,阿曼多·哈特任教育部长,曼纽尔·雷任公共工作部长,富斯蒂诺·佩雷兹任搜寻非法财产部部长(任务是寻找和没收前巴蒂斯塔集团成员的财产)。

  为卡斯特罗负责对外联络和文化工作的卡洛斯当时正忙于建立“起义之声”电台和《革命》杂志,当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的街道上看到他时,从吉普车上跳下来把他叫住,,对他说要提名他为劳工部长。卡洛斯开玩笑说要是当这个部长的任务就是让工人夺取工厂,他能胜任,否则的话他对管理工厂和工人一窍不通。卡斯特罗又焦急地说那提名你为金融部长,卡洛斯说他对此更是一无所知。卡斯特罗说看来我们的人什麽都不懂!随即跳上吉普车急驶而去。

  卡斯特罗一月二日出发,向哈瓦那进军,留下劳尔驻守奥连特省。拉蒙则当他的勤总管,负责沿路的供应,他尽管从没参加过游击队,但这时也是一身最时髦的绿色游击队制服。

  在路上卡斯特罗经常被欢呼的群众所拦截。他自己停过两次,分别是向海军起义烈士墓和埃切维里亚的墓地致意。一月八日,卡斯特罗在满载游击队员的坦克、吉普和卡车护送下进入哈瓦那。那一天哈瓦那万人空巷,群众象跟随摩西进入红海的犹太人一样簇拥着卡斯特罗的车队,“菲德尔!”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旗帜和彩带漫天飞舞,哈瓦那沸腾了。

  那天晚上卡斯特罗在前总统的大本营哥伦比亚军营发表讲话,通过国家电台向全国转播,他站在面对广场的阳台上,下面是无数欢呼的群众,背是那些数年前还瞧他不起的老政治家,如前总统皮略奥等。在讲话中他重申了“七·二六运动”过去已经提出的原则,如恢复一九四0年宪法,建立公正廉洁的政府,自由选举,分土地给农民,提高生活标准,为儿童建更多的学校,摆脱美国垄断企业的控制,取得经济独立等等。此外他还强调“七·二六”的武装是唯一合法军队,不但前古巴军队要解散,而且其他反巴蒂斯塔的武装也要被收编。

  在卡斯特罗讲话时,有人放出了一群鸽子,其中的一只盘旋了一阵,竟然落在了卡斯特罗的肩膀上,这个意外的插曲使得群众激动万分,如醉如痴。类似的插曲在卡斯特罗带领游击队进入拉斯维拉斯省省会圣塔克拉拉时也发生过。有的西方作者怀疑这些鸽子是事先训练过的,但也仅仅是怀疑而已。不管怎么说,群众当时的狂热不是任何人用一些小技巧可以操纵的。

  列宁曾经说,革命是群众的盛大节日。这话确实只有群众心理学的大师才说得出来。自法国大革命起,节庆和相应的群众狂热就成为维持革命气氛的重要方法,在古巴这不过显得更加突出罢了。

  古巴民族能歌善舞,融合了印第安传统、拉丁艺术和非洲部落文化的音乐和舞蹈,创造了一种热情奔放的街头和大众文化,音乐和舞蹈成为男女老少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娱乐和消遣活动,在大街或广场上打鼓吹笛就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忘情地舞蹈起来,下班回家后只要有人打起鼓点邻里就会出门聚在一起唱唱跳跳。

  在革命后的最初日子里,这种民族性格在政治解放的气氛下更是变得奔放不羁,以至热烈的欢庆气氛在主要城市里持续了很长时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使得原来被西方文化和天主教文化压抑、处于非主流地位的黑人和民间文化摆脱了束缚,第一次成为被政府鼓励的文化,因此黑人和下层社会的文化热情得到了一次尽情发泄的机会,而卡斯特罗也充分利用了下层群众的这种热情来支持其政权。

  这种盛大的节日气象来成了古巴革命的传统,每年规定的节庆和群众性的集会游行名目繁多,以至主管文化工作的卡洛斯·佛兰基有次告诉困惑不解的苏联人(他们自己的节庆已经不少了)说古巴的革命就是欢乐的革命、喜庆的革命。这很难说是在革命前就已经规划好的,只能说革命胜利那一刻群众的狂热给了领导人一个启发,开了一个先例。当然这种做法渐渐地也有了实用主义的目的:物质生活越是匮乏,领导人就越想用节庆来给群众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革命总得给群众一点东西,没有看得见的实惠,跳跳蹦蹦也好。

  临时政府内部的温和改良派(以总统乌鲁希和总理米罗为首)很快就和“七·二六运动”的激进改革路线发生了冲突。

  卡斯特罗派企图利用革命后群众的狂热和直接行动的倾向,以及长期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反感,创造一种抛开政府和法律程序,由革命领导人直接和群众发生联系,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局面。在审判前政府和军队成员时,卡斯特罗利用群众的反对,推翻了法院的审判结果,要求重新审判,从严惩处。他说“革命正义并非基于法律程序,而是道德信念”。当时很多人都直接找卡斯特罗个人申冤,而卡斯特罗则鼓励群众采取直接行动,此外“七·二六运动”自己设立了“革命法庭”,根据群众的要求和调查处决犯人。由于卡斯特罗派掌握着唯一的武装,总统和总理都缺乏强有力的后盾,政府在“七·二六”运动咄咄逼人的势头前十分软弱。

  在选举问题上,卡斯特罗派要求推迟允诺的选举日程。格瓦拉说“群众现在是革命第一,选举最后。”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卡斯特罗提到选举时下面的群众大声呼喊表示反对,卡斯特罗结束讲话后对身边的总统乌鲁希说:“你听到人民是多麽反对选举了吗?”1卡斯特罗劾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这样和群众对答:“革命—?”“Yes!”“选举—?”“No!”到矗本是革命纲领之一的选举在“要革命,不要选举”的口号下被实际上被无限期地推迟。

  卡斯特罗之所以反对选举,决不是如西方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害怕失去权力。要是在五九年初举行选举的话,没有人能向卡斯特罗和“七·二六运动”,挑战,无论是总统的职位还是议会的多数都非他们莫属。但卡斯特罗和其他“七·二六”领导人已不再对哪怕是形式上的议会制国家感兴趣。革命的迅速成功,群众的高昂热情,对西方式的国家制度的反感,以及自己对通过正常的国家机器和行政程序管理社会的毫无经验,这一切使得他们企图抛开一切现成的国家形式和常规,创造一种全新的,依靠领导人和革命组织直接掌握群众的运动治国的模式。

  此外,在立法程序上,二月七日政府在“七·二六运动”的压力下已经宣布了一个《基本法》,把社会改革的法案在程序上定为由政府提出,总统批。这不但是回避了建立新议会的要求,,而且实际上意味着一九四0年宪法的中止。

  在“七·二六运动”控制了群众的局面下,总理米罗无法履行职能,只得提出辞职。二月十六日,卡斯特罗宣誓就任总理。

  米罗的辞职不过是加拉加斯阵线破裂的开始,从二月到六月,卡斯特罗和乌鲁希的矛盾不断激化。乌鲁希对内阁提出的法案采取拖延战术,迟迟不签署。卡斯特罗必须找一个巧妙的办法来清除这个绊脚石。

  七月十七日,卡斯特罗突然宣布辞职。“七·二六运动”的主要报纸《革命》在那天早上出了带有大幅标题的号外,加引了数万份,并说当晚卡斯特罗将发表电视讲话。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使得古巴几乎瘫痪了,群众涌上街头高呼“菲德尔,我们和你在一起!”“跟着菲德尔战斗到死!”信件和电报雪片一般涌进卡斯特罗的几个不同的办公处。

  临时总统乌鲁希瘁不及防,四下打电话找卡斯特罗,可是那里还有他的影子。内阁开会时卡斯特罗也不在,部长们要乌鲁希下台,然而这不是内阁所能决定的。

  当晚卡斯特罗在一处未经透露的地点发表电视讲话,他说总统一再拖延签署改革法令,他已无法再合作下去。他说他并不想当这个总理,当初只是看到内阁一点社会改革的动作也没有才同意出任的。他指责总统现在还拿十万美元一年的薪水,和巴蒂斯塔一样。而他和其他“七·二六运动”的部长都自动削减了自己的报酬等等。实际上,卡斯特罗从来没有过正式的薪水,他自己从不带钱,这个习惯自马埃特腊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他的生活一直由一个叫西里娅·桑切兹的女秘书负责,她原来是“七·二六运动”在奥连特省的地下工作者,后到卡斯特罗身边负责财务和日常事务,她和卡斯特罗关系亲密,甚至就住在同一个套房里,被视为卡斯特罗的大管家,领导核心以外的人想要见卡斯特罗先得通过她。与此同时,乌鲁希的总统府门口已围满了愤怒的群众,他意识到此刻再不走就再也走不了了,于是偷偷从后门溜出,到委内瑞拉大使馆避难。

  乌鲁希的出逃引发了政府中大批自由派和温和派的辞职,他们中多数因为担心局势的进一步左倾而离开古巴去了美国,开始了古巴革命后第二次大规模的移民或者逃难潮(第一次是巴蒂斯塔及其随从)。卡斯特罗后来挑选了任革命法律部部长的奥斯瓦多·多铁戈斯任总统。多铁戈斯出身富人家庭,从青年时期就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他从此加入卡斯特罗的领导集团,是他们当中唯一没有参加过武装斗争的,但立场却很左,格瓦拉死后他被认为是领导集团内极左派的代表。

  就这样,卡斯特罗驱逐了总统乌鲁希,把权力集中在了“七·二六运动”手中。同时,他的个人威望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进一步经受了考验。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使卡斯特罗避免了任何法律上的麻烦:前总统是自己畏罪出逃的,卡斯特罗不但没有逼宫,反而自己辞职在先。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卡斯特罗的风格:既敢冒险又有把握,常有惊人之举但结果却总是对他有利。

  从乌鲁希出逃开始到七月二十六日(“七·二六”纪念日),整个古巴沸腾了。在十天当中,“七·二六运动”的领导人一直在准备一个盛大的纪念集会。此外,卡斯特罗辞掉的总理职务也不能静悄悄地恢复(尽管也没人接受他的辞职)。七月二十六日黎明,哈瓦那市中心挤满了人,成千上万的农民一周前就涌进哈瓦那,住在居民家中等着这一天。

  清晨,卡斯特罗坐着直升机从天而降,教堂钟声齐鸣,白鸽翱翔,彩旗和气球漫天飞舞,无数把农民的古巴刀在阳光下灿灿生辉。卡斯特罗心情愉快地来到海边,爬上一辆坦克,用枪瞄了一会远处的渔船,这是他自幼就最喜欢的游戏。

  下午,阅兵式拉开了正式庆祝活动的序幕,起义军由年轻姑娘作前导齐步前进,乐队鼓声大作。坐在检阅台上的多铁戈斯通过扩音器问群众:他们是否要卡斯特罗回到总理的职务上来?群众回答的声音如暴风雨一般。多铁戈斯对应邀出席这个仪式的墨西哥前总统卡迪纳斯说:“在革命中这是第一次,菲德尔没有在领导的岗位上。现在是群众在领导并向菲德尔发布命令,要他回到总理的岗位。”2卡斯特罗微笑着喷出一口雪茄,他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

  当晚,百万群众聚集在哈瓦那市中心的广场(古巴当时的人口七百多万,其中近两百万住在哈瓦那,参加这个集会的群众数字是古巴新闻机构提供的,外国记者的估计与此接近),听卡斯特罗的长篇演讲。他故意迟来了两个小时,但这反而使得群众更急切不安。当他拿过麦克风时,群众的欢呼长达十分钟。卡斯特罗说他服从群众的决定,这是“群众的意志”,这就是民主,真正的民主。

  从卡斯特罗担任总理时起,报刊就称他为“最高领导人”(theMaximumLeader),这种“最高领导人”和群众在广场上的问答和呼应(或曰“公共对话”),来成了古巴所独创的“直接民主”的主要形式。无论什么时候,当卡斯特罗觉得某些重要决定有必要实行“民主”时,他就等到下一个节日,或者即兴挑选一个场合,在数十万人的群众集会上通过扩音器和群众问答,用群众的欢呼声作为他的政策受到支持的证据。有了这种方便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民主”,议会和选举等等当然显得累赘不堪了。卡斯特罗后来说在古巴多数人的意志就是这样连续而直接地随时随地地得到表达,并不是靠定期的选举,也不用通过谁来代表。

  格瓦拉曾经对这种“直接民主”的本质有过论述。他说政府最高层在使用一种“几乎是直觉的方式”倾听群众的要求,而卡斯特罗是这种艺术的大师,他本能地察觉到群众的欲望,“他的那种特别的与群众相融合的方式只有当他和群众在一起时才能被欣赏到。”在这种“直接民主”下,卡斯特罗的演讲才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群众的情绪随着他的语调而历经起伏,最后到达高潮。即使在他偶尔停歇时他也会设法激起群众的欢呼来填补演讲的空白。

  卡斯特罗在他六七年那次和洛克伍德的著名的谈话中,不但公开承认他确实有那种格瓦拉称之为神秘的直觉,而且自得地说:“很奇怪的是,我们的人民有了不起的感觉、灵敏和接受能力去理解我的话,在有些地区甚至理解得更快”。他指的是乡村。他发表重要讲话时,常常要从其他省份或者哈瓦那的郊区事先召集大量农民进城,所以他说他喜欢农村,农村好于城市一千倍,要是他能为自己作主的话,他宁愿生活在乡村而不在哈瓦那。

  对卡斯特罗和群众之间的这种对话,格瓦拉还有一个来被广泛引用的比喻:卡斯特罗和群众之间的这种呼应和激荡,有如一对音叉,它们彼此之间有节奏的互相振荡不断增强旋律的力度,把音乐一次又一次推向高潮。然后,在某一个最高点上,就象激动人心的旋律嘎然而止,卡斯特罗突然结束,群众在刹那的停顿后爆发出战斗胜利的呼喊。3然而,这种景象虽然壮观,但对于熟悉三十年代欧洲历史的人来说并不新鲜。何况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如果依靠这种方法来获得公意,为自己的统治寻求合理性和信心,那和原始部落的酋长也就没有多大区别了。

  卡斯特罗的个人崇拜在这种群众的狂热中迅速地建立起来。他的名字“菲德尔”(拉美和西方相似,以称名表亲近或非正式,称姓表疏远或正式)和大幅照片布满了古巴的大街小巷,学校教师在教小学生认字母时说“F”就是“菲德尔”。在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同时又廾闭塞的乡村,卡斯特罗被当成救世主,他带十二个人进入马埃特腊山的故事正巧合了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的传说。

  这种神化受到了官方的鼓励和文人的推波助澜。一九五九年八月《波希米亚》刊登了一幅卡斯特罗的画像,头顶上有一个象耶稣基督那样的光环,并附了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谈古巴农民是怎样看待革命的“奇迹”(这里是宗教意义上的用法,如耶稣的复活等)和“信念的再生”的。文章说,对农民来说,菲德尔不是菲德尔,而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因此成千上万的农民涌进城来买这张画像。诗人充满想象地说:“他是当上帝想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个人时灵感的电光石火。但他却又不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

  另一个和卡斯特罗的个人崇拜有关的细节就是前面提到的鸽子落在他肩膀上的故事。古巴有一种叫桑塔利亚的民间宗教,最早是从非洲传进来的,在古巴黑人和下层社会中流传很广,和非洲部落文化、图腾崇拜、民间音乐等都有密切联系,它的主要活动形式就是聚集教徒和着鼓点边歌边舞。它也崇拜上帝,同时也有很原始的用诅咒来加害于敌人的巫术。巴蒂斯塔之所以选在新年到来之前出逃,据这个教派说就是为了逃避他们的诅咒。鸽子是这个教派的神鸟,他们把鸽子落在卡斯特罗肩上看成是一种神兆,一种经过上帝挑选的证据。卡斯特罗当时确实一心想获得这个在民间和古巴黑人中有相当影响的教派的好感和支持,因此那种认为这些鸽子事先经过训练的猜测非空穴来风,因为这样的事太离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又太凑巧。

  但特莱莎说,这样的事在卡斯特罗访问美国时也发生过,而且她亲眼看到了。那是五九年四月,卡斯特罗在林肯纪念堂前站立了片刻,一只鸽子落在了他的肩膀上。当时特莱莎被卡斯特罗委任为古巴驻联合国大使,正陪同他访问,因此这个记载是比较可信的,但人们往往只知道前两次。或许这些自天而降的鸽子增强了卡斯特罗那种神秘的“天命感”吧。

  此外,卡斯特罗还有所谓“幸运之星”的传说,即他在很多关键时候有特别好的运气,常常化险为夷,例如打游击时他有时突然毫无道理地命令改变行动路线,后来证明正是这种改变使他们避过了政府军的伏击。这种“幸运之星”在农民中成为他个人崇拜的一个原因。笔者认为,历史学家并不能因为这种现象不能用自己的知识来解释就斥为无稽,或者一笑置之,而是应该承认这是在历史上真实地发生过并多多少少影响人们的心理从而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

  美国一个电视摄制组数年前在古巴拍摄记录片时采访了一位桑塔利亚的黑人老法师,他当时就在欢迎和支持卡斯特罗的教徒之中。他深信超自然的神迹,至今仍然说那两只鸽子就是上帝的本尼迪克逊(祝福),当时他们确信卡斯特罗就是上帝挑选出来拯救古巴的。4卡斯特罗对这个教派一直比较宽容,把它列为古巴民族传统的一部分,没有象对待天主教那样严厉,它的街头歌舞仪式也融合进了革命的群众文化之中。

  总之,世界把巴蒂斯塔的垮台和卡斯特罗的上台看成是纯粹的政治事件,谁知道很多古巴人自己却另有一种解释。

  (二)

  刚就任总理职位的卡斯特罗面临一团乱麻般的政务,有一次他对一个因被任命去负责自己一无所知的部门而朝他发牢骚的人说:“你以为我知道怎样去管理一个政府吗?我们都在学!”

  有一个叫古勒莫·加西亚的游击队英雄,出身农民,几乎没受过教育,进城后被任命为部长。

  他多年后对美国记者说当时他连办公室的电话都不知道怎麽用,如果文化考试的话最多只有小学二年级水平。他敬佩地说“我们只管干,一切动脑子的事都让菲德尔去操心”。此人数年后任古共政治局委员,成了国家领导人。

  游击队员们刚进城时,陶醉在胜利的狂热和对前政府(包括官员和富人)财产的占有中,最常见的就是随意地驾驶没收来的高级轿车疾驶如飞,撞坏了就扔在路边再换一辆,一时马路上到处可以见到废弃的汽车。特莱莎从墨西哥回到哈瓦那时,卡斯特罗给她配了一个司机,但没过几天她就被这个游击队员的莽撞吓坏了,不敢再让他开车,自己抓过了方向盘。

  卡斯特罗的亲信们有时喜欢带他们领导人年幼的独子外出开车兜风,同样开得飞快,一天终于出了车祸,司机身亡,小菲德力托经过紧急抢救才挽回生命,但摘掉了脾脏。当时总统乌鲁希亲自前往医院,卡斯特罗在手术室外痛哭流涕,说不该让儿子跟他们外出。

  《纽约时报》的马修斯五九年一月回到哈瓦那,他发现一切都混乱不堪,而卡斯特罗那随意的个性和行事风格,以及掌权的前游击队员们完全缺乏管理经验,或者说是完全不顾秩序和管理是这种混乱的主要原因。例如卡斯特罗进城后就住在哈瓦那最好的希尔顿饭店,这个饭店成了他的指挥部,他包下了一层,其他的则挤满了他的随从。住宿当然是不要钱的,吃饭只要登个记,“革命”会来付帐单的。很多游击队员把他们的亲属和女友带到饭店游玩一番,然去餐厅点菜。卡斯特罗自己自从进了很哈瓦那以后,他那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有了物质保障。无论何时只要他饿了,就让大饭店直接把点的菜送来,或者自己跑到饭店的厨房里,站在那里大嚼一顿。住在希尔顿旅馆似乎和在马埃特腊山上没有什麽区别。

  卡斯特罗的秘书西里娅成了他的财务总管,她仍然象过去打游击时收集捐款那样管理卡斯特罗的财政,把现款和支票都放在她自己房间的一个小铁盒里,只有她才能开启。卡斯特罗虽然身上从不带钱,但自从当总理以后,口袋里倒是揣了一本支票簿,遇到他认为有理的请求就大笔一挥。他的生活和工作日程变幻莫测,只有西里娅才掌握,政府部长们常常不知道他当天或者近几天究竟在何处,要听了每天的广播才知道,预订的会议经常被取消。卡斯特罗兴之所至时还常常自己驾着吉普就回他的老家和昔日打游击的地方去忆旧,有时拉上内阁全体部长同往。

  但不要以为这种绝对的权力和无拘束的生活给卡斯特罗带来的都是快活和舒畅。事实恰恰相反。特莱莎对这一点有细致的观察和描写。她在革命后一个多月回到哈瓦那,然就去希尔顿旅馆找卡斯特罗。虽然她是个大功臣,和卡斯特罗之间又有着微妙的感情联系,但她发现卡斯特罗被他的游击队员们围得水泄不通,她称这些人为“马埃特腊山的贵族”,任何外人要见他都要通过好多关口。这些人对如何管理国家、处理具体事务毫无经验,却竭力不让卡斯特罗接近那些虽然没有参加革命但却是各方面的专家的人,特莱莎的结论是他们唯恐失去自己的位置。

  特莱莎不无妒意地发现另一个女人西里娅代替了自己过去在菲德尔身边的位置,而西里娅对她的出现也怀有戒心。但西里娅还是帮她作了安排,见到了卡斯特罗。他们在希尔顿大饭店卡斯特罗的总部里重逢后,卡斯特罗和她匆匆打了个招呼,命令她:“留在这儿!等着我!”

  然后就忙着口授各种指令,把她晾在了一边。特莱莎觉得十分委屈。另她感动的是,格瓦拉好象看出了她的情绪,和过去一样和她亲切地打招呼,陪了她一阵,给了她很大的安慰。

  特莱莎发现这个“大男孩”被接踵而来无休无止的文件和各种请求压得喘不过气来,而这些事情本该交给各方面的专家去处理,但卡斯特罗身边的人却都堆到他们的总司令身上。

  特莱莎一开始受到了卡斯特罗的重用,他任命她为无任所大使,处理对外宣传工作,和蜂拥而来想采访卡斯特罗的外国记者打交道。他还命令西里娅在同一层楼上腾出一间空屋给特莱莎。

  特莱莎重回卡斯特罗身边后,根据她自己的说法,她竭力想在这个主宰一切的人周围培养起一种尊重常规和正常化的工作程序,但很快就发现这是徒劳的。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卡斯特罗有时感到不堪重负,精神十分紧张。特莱莎说他常常突然抛开公文大吼一声:“走!”于是带着卫队驾着吉普旋风般地消失,一连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不知去向,与此同时他办公室的门外还有人排着队等着见他。(笔者刚开始阅读他六十年代对外国记者的一些谈话时,对他一再说自己怀念过去游击生涯的简单和纯朴的话并不以为然,但接触的材料多了,觉得这有时确实是肺腑之言)。有时甚至西里娅都不知他的主人到了何处。

  有天凌晨她粗暴地敲开特莱莎的房门,问卡斯特罗在不在她这儿,特莱莎被这种暗示和无礼气坏了,西里娅甚至拉开特莱莎衣厨的门检查,然后没有说声道歉就离开了。

  有一次特莱莎在卡斯特罗的办公室里见他疲惫不堪地瘫在椅子上,她心中的那种久违的母性和女性的温情又复活了,觉得他是个在社会问题的丛林中迷路的大孩子。她上前抚慰他,还在他脸上吻了一下,卡斯特罗非常感动。在那一刻特莱莎又看到了墨西哥城的那个虽然自大但却容易接近和交心的卡斯特罗,而不是在掌权后变得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总司令和总理。

  有两次特莱莎亲眼看到卡斯特罗大发脾气,起因并非什麽大事,而是手下的人没有安排好会见外国记者和在电视上露面的时间,特别是为他准备的服装是他所不喜欢的,而会见和记者招待会又迫在眉睫。特莱莎说那两次卡斯特罗实际上是发泄长期积累起来的压力和紧张,导致完全失去控制,他大叫大嚷,最后倒在床上泪流满面,用脚猛踢床架,和男孩发脾气一模一样。特莱莎站在卡斯特罗房间的阳台上,看着下面街道和建筑物上卡斯特罗那庄严的画像,心想:权力和革命一样,也会吞食自己的孩子。特莱莎后来和卡斯特罗的革命分手了,她说在那一刻她开始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以及古巴悲剧的根源:要使群众变得如羊群一样驯服,领袖的精神平衡和心智健全并不是必要的条件。5

  (三)

  美国总统罗斯福当政后曾经有一个发布新闻,阐述政策,与人民谈心的节目,叫“炉边谈话”,通过电台向全国转播。卡斯特罗受此启发开辟了一个“和新闻界见面”的定期节目,他还曾经在这个节目中针对外国舆论对他独揽大权的指责以罗斯福当年也遭到新闻界围攻作为答复。

  三月十三日,他请了一批大学生来参加这个节目,主题是教育改革。他让学生来出主意,修改教科书,增删课程。他说要让学生去教老师什麽是对的。他质问道:“在一个腐烂的、对欺诈比对教学更感兴趣的教育制度下学校怎可能教给学生任何东西呢?”这仅仅是他日后教育革命的一个开始。然而,他鼓励的是学生造教授的反,至于有悠久历史传统,并曾经孕育了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学生革命家的大学自治制度,在革命成功之后便显得不合时宜了。

  政府先是改组了大学的董事会和各种管理机构,取消了教授治校的原则,又发动参加了游击队的学生穿上军装回到校园,掌握了大学生联合会。后来建立了“大学生民兵”,要求大学生全体加入,在校园内必须穿军服。这又是教育军事化的开始。到一九六二年,政府对入学标准作了修改,加进了政治条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了必修课。

  五九年一月,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按例为四月份的年会邀请一位外国名人来发表演说,他们选中了卡斯特罗。在邀请时他还只是总司令,但到了四月份他成了总理,因此这便是一次半官方的访问。在华盛顿他和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谈了两个小时,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发表演讲。

  在记者招待会上卡斯特罗说革命政府不会没收私人财产,并再次重申了反共的立场。对记者的关于何时举行选举的问题,他请他们放心:“我一分钟都不会恋栈”。出席了大使馆的宴会以已是深夜,正是他最容易觉得饥饿的时候,何况宴会上的礼仪也让他受到束缚,于是和随从驱车到一家中国餐馆吃了一顿夜宵。

  卡斯特罗任总理后,社会改革的速度骤然加快。一九五九年头九个月中通过了一千五百条以上的法律和行政命令,其范围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最重要的是三月份通过的城市改革法和五月份通过的农业改革法。

  城市改革法的核心是大幅度降低私人住房出租业的房租,从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不等。古巴是个劳动力和人口流动量很大的社会,加上众多的外国旅游者,城市住房业成了国家的主要经济产业之一,原来很有利可图,吸引了大量资本,自然也是造成社会贫富不均的一个主要原因。经过改革,贫穷的房客固然大大减轻了负担,但城市的住房建设基本上失去了私人资本的投资,后来全部由国家包揽。

  农业改革法限制了私人拥有土地的规模,一般不超过一千英亩,甘蔗、大米和畜牧业可以放宽到三千三百三十三英亩。超过这个限度的收归国有,由国家支付一定的债券作为补偿。

  国有土地或者变成国家农场,或者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农改法还创立了农业改革委员会,它名义上是只管测量和分配土地,但来其职权一再扩大,把农村的道路、教育、卫生、信贷、住房等等全部包括进去,实际上成了乡村政府和“七·二六运动”控制农村的主要组织。

  此外,电话和电力的费用被大大降低,所有劳工合同和契约被重新审订和谈判,砍甘蔗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基本生活消费品的价格被冻结,所有前政府高官,如市长、省长、高级军官和两院议员(巴蒂斯塔独裁时期)的财产被全部没收,还对进口的高级消费品如汽车、电视等征收高额税(来古巴再也没有进口过美国汽车,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在古巴街头仍能看到许多在美国已经只有在拍卖中才能见到的老式轿车,它们行驶正常,远胜过很多苏联和东欧进口的轿车)。到一九六0年,劳工部冻结了全国的工资,垄断了工资的等力。

  所有这些措施都体现了劫富济贫和国家干预的性质。毫无疑问,在古巴这样一个经济畸形发展、投机盛行、贫富极为不均的国家,政府必须在维持社会公正方面承担责任,使用包括行政命令和立法在内的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一定程度的重新分配,保障多数人起码的生活条件和福利,这也是为卡斯特罗所敬佩的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精神。

  但是,依靠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大规模重分财富,限制私人资本,干预市场运行等等,虽然在短时间里可以对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公正问题作矫枉过正的清算,甚至可以大快人心,为新政权树立道义优势,赢得贫民的支持,但却并不是发展社会生产的正常途径。如果被短期的社会效果所鼓舞,以为无论是谁,不管对经济运行和国家管理是否有经验,用这种方法都能管好经济,无疑是外行的天真想法。

  更危险的是,历史已经证明,当这种政策的制度化带来不可避免的物质匮乏时,政策的制定者往往寄希望于用更加激进的措施来摆脱经济困境,从依靠国家权力重新分配财富走向依靠国家权力全面规划经济,从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恶性循环。古巴来的发展完全应验了这一点。

  实际上,这些措施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超出了维持社会公正的的范围,开始发展为一场经济制度的革命。卡斯特罗来曾经说:“自从哥伦布以来我们就有市场经济了。我们有市场经济已经若干个世纪了。结果是什麽?……什麽都没有!只有四十亿饥民!”6

  有关古巴革命的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古巴走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是被美国的经济封锁逼出来的,还是其领导人早就有计划的(这样的问题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存在的,因为其领导人都公开声明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实行计划经济只是条件和时间问题)?随着古巴后来的发展,其领导人的计划经济的立场已经被公认了,换句话说,这不是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是有意识形态背景的。但在六十年代,这个问题还是有争论的。

  法国哲学家萨特和美国经济学家巴兰曾提出过在西方有影响的“挑战—反应”理论,说古巴走向社会主义经济是对美国挑战的唯一可行的方案,古巴领导人原来是人道主义者,没有什麽意识形态立场,他们是用实验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革。这种观点来进一步发展为认为美国对古巴的敌意和威胁使得古巴别无选择,只有倒向苏联阵营。

  针对这种观点,一九七一年美国学者罗伯特·伯纳德出版了《古巴的道德动力理论》一书,通过对古巴自革命成功到整个六十年代的经济决策和争论的分析,提出一个观点:领导古巴革命的年轻知识分子是反市场的,他们企图运用国家权力将经济生活理性化,用道德动力取代物质动力,他并认为这种立场在拉美激进知识分子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证明,早在美古公开交恶之前,一九五九到六0年古巴的市场机制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就已经瘫痪了,但只姑有进入完全的计划经济,是一种“社会主义自由放任”。古巴领导人可能由于缺乏经验,不知道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应用计划经济,因此他们有一到两年的时间在摸索。

  在这段不知道如何搞计划经济的时间里,由于古巴还没有和苏联结盟(苏古外交关系自巴蒂斯塔政变后破裂,到六0年五月才恢复),他们通过北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了解计谩三个美国左派经济学家巴兰、斯维齐和霍布曼五九年和六0年两次去古巴,每次三星期,笔惫巴已经成立中央计划委员会。他们给古巴全体高级领导人开设了计划经济的讲座,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都洗耳恭听。三个人中,斯维奇(PaulSweezy)最左。他说全面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市场是资本主义的秘密武器,在这二者之间没有妥协余地,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私有制而且要消灭利润。他警告古巴领导人说,“半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法不但不稳定而且危险,他这话是有所指的,因为他认为南斯拉夫就是走这条道路而腐败变质了(此人一九六四年曾在美国《每月评论》上发表《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一文)。

  这些美国左派教授的观点对在匆忙中夺取了政权,对经济事务一无所知的卡斯特罗等人来说,如果不是影响至深,至少也是启蒙。古巴领导人来对南斯拉夫一直嗤之以鼻,对苏联六十年代主张经济改革,承认利润、个人利益和企业自主权的利普曼主义充满敌意,这和他们最初从美国左派教授那里受的教育不无关系。此外,当时拉美的左派知识分子,如墨西哥的诺耀拉(JuanNoyola)也急着把古巴当作计划经济的实验室,拿着苏联和捷克等国计划经济的译本来到古巴出谋划策。

  (七)

  虽然拉美各国政府一致反古,但美国深知在腐败和独裁下的拉美“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可怕。中央情报局一年来一直积极地在迈阿密的古巴流亡分子当中(和巴蒂斯塔独裁时期相比,现在他们当中只是少了“七·二六运动”的成员)招兵买马,甚至为了师出有名,想拉一个流亡政府的班子,但这些古巴人虽然都与卡斯特罗不共戴天,自己内部却四分五裂,有上百个派系和小集团,只有美国人能把他们拢在一起,中情局只好作罢,拼凑了一个“古巴革命委员会”(卡斯特罗称为“蛆虫委员会”)。后来在危地马拉的一处秘密丛林里,中央情报局设立了训练基地。美国教官对受训者很不放心,有时晚上把他们的靴子都拿走,防止他们逃跑。

  一九六一年春,中央情报局认为万事具备,制定了在古巴登陆的“霸王计划”(模仿盟军当年在诺曼底登陆的计划名称)成立了由古巴人组成的纵队,其中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占了多数,也有百余名工人,五十多黑人,平均年龄约三十岁,总数约一千五百人9。当时还有桓“天鹅电台”天天向古巴广播,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政府。他们以为卡斯特罗的政权和巴蒂斯塔一样,只要有人号召,有一支武装,有一个电台,几家报纸,加上国外的支持就能推翻。

  古巴已经是一个干柴堆,就等着他们去点火了。他们完全不懂古巴现在已经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任何外界的入侵和压力只会增强而不是削弱这个体制的凝聚力。对于卡斯特罗来说,他们来得正好。

  四月十五日,两架B26轰炸机由流亡的古巴飞行员驾驶在哈瓦那上空扔了几颗炸弹。卡斯特罗早就对这次入侵作好了准备,自从一年前他就要古巴人民准备战斗了。第二天卡斯特罗在被炸死的人的葬礼上讲话,说这些飞行员和苏联首次太空飞行的尤里·加加林相比是多麽怯懦和无耻,古巴人民要战斗到最一滴血。古巴进入了紧急状态。

  四月十六日夜,入侵纵队在巴拿马上船出发,多数人是到最后一刻才知道目的地的。尼加拉瓜军事独裁者索摩查特意赶到码头叮嘱替他带几根卡斯特罗的头回来。远征军由美国驱逐舰护航,乘坐一艘美国在拉美最大的农产品企业——联合果品公司——提供的货轮到达预定海域。

  美国中央情报局为确保登陆的成功,原来打算直接使用美国海军,但这个计划被刚上任的总统肯尼迪否决了。他的态度比艾森豪威尔保守。计划是在前总统任内制定的,肯尼迪就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再三询问中央情报局,后者让他放心,说这不过是又一次多米尼加罢了。

  肯尼迪的原则是美国可以支持这些流亡分子,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不能直接参与。然而,这个消息却一直没有正式对远征军公布,所以这些人登船时士气高昂。登陆地点选在拉斯维拉斯省面朝加勒比海的猪湾,具体地点是吉隆滩,距哈瓦那约一百英里。

  凌晨三点十五分,卡斯特罗还没有睡,他得到报告说敌人登陆了。于是他立即调兵遣将,任命何塞·费尔南德兹为战场指挥官,自己也赶往离战场最近的城市。从上午开始,古巴的飞机和军舰开始袭击入侵者。而远征军还固守在滩头等待增援。整个战斗呈一面倒的态势,这是中央情报局历来规划得最糟糕的入侵行动。

  在古巴国内,各种群众组织紧急动员起来,每个人都有预定的岗位,“保卫革命委员会”这时充分显示了其威力。从十五日的空袭后,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就在各地展开,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两千五百个特务,两万个嫌疑犯被一网打尽14,美国记者有很多也被暂时关押。

  卡斯特罗还趁这次机会进一步打扫屋子,顺带收拾了教会。他以入侵的“蛆虫”中有两个教士(他们是替战死者做祈祷的随军教士,这是西方国家的惯例)为由将古巴所有的主教逮捕起来。此后教会有两年多的时间停止活动,来恢复活动后只能做祈祷,不能做洗礼和吸收新教徒。

  十八日早晨,中央情报局向肯尼迪报告说除非美国直接干预,否则海滩上的古巴流亡者全都会完蛋。肯尼迪再次拒绝(此时古巴驻联合国的代表已经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制止美国入侵古巴的紧急呼吁了)。这样就决定了这批入侵者的命运。当时不要说一千五百人,就是一万五千人也推翻不了卡斯特罗。一九六一年时古巴民兵(建立于一九五九年)就有三十万人,就算其中只有十分之一是全付武装的,也二十倍于入侵者,更不要说海陆空三军和刚从苏联进口的重型武器了。

  到二十日凌晨,古巴宣布粉碎了美国支持的入侵。一千五百人中多数被消灭,其余成了俘虏。卡斯特罗亲自前往俘虏营,逐个审问了一些令他觉得奇怪的俘虏,如黑人和农民,他们为什麽也会当上雇佣军来反对人民的国家呢?他感到不解。这些俘虏中部分被处决,余下的两百多人卡斯特罗留着有用。为什麽不用这些蛆虫去换一些古巴需要的拖拉机呢?有一次他这样对一些人解释道。一年后,经过讨价还价,他要美国付了六千二百万美元的赎金,放这些人回了迈阿密。

  二十三日,卡斯特罗出现在“人民大学”的电视节目中,这是一个取代原来“和新闻界见面”的节目。他向古巴人民介绍了这次胜利,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在拉美的第一次失败。

  出人意外的是,他嘲笑中央情报局这次行动的草率和完全丧失了一些有利的军事机会,例如登陆后没有及时向内地发展而是死守海滩等等。

  为什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卡斯特罗问道。当然没有人能回答。卡斯特罗告诉古巴人民说这就是美国社会的致命弱点:整个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缺乏计划和无组织性。那里没有训练,没有纪律,任何人都可以搞一个工厂,完全不考虑有没有需要,符不符合现实,美国的工厂有三分之二是闲置的。但在古巴,在苏联,所有的工厂都是充分运转的。这就是有计划的社会和没有计划的社会的区别。有计划的社会必然胜利,没有计划的社会必然失败。

  (八)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卡斯特罗在数十万人的“五·一”集会上正式宣布了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他说一九四0年宪法太老了,过时了,被革命抛在了面,“革命,如我且经说过的,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选举已经没有必要去讨论了,“革命不值得在这些愚蠢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古巴革命“已经用人民的直接统治取代了假民主”,“这就是社会主义”

  十二月一日,他又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讲话,他首先宣布在“人民大学”节目中开辟一个新的系列,叫“革命的机体”,由他开讲。他把这次例行的纪念“格拉玛”号远征的演说变成了一个冗长的有关他个人(虽然他强调说他不想利用这次机会给自己作传)政治思想转变的回顾,从在贝伦学校的那个“政治文盲”开始说起。

  他说在大学里,他第一次对自己所出身的那个阶级的偏见产生了怀疑。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他特意说他读了《资本论》的头三百七十页(西方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他特意为让苏联人相信自己真的读过马列而安排的细节)。他说自己早在一九五三年就信了马列,但并不完全理解。到夺取政权以,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使他进一步对马列主义的正确性深信不移。他告诉古巴人民马克思主义是最正确、最科学的理论,唯一革命的理论。

  在应用了这种理论的苏联,它已经充分显示了威力:苏联在科学上已经超过了西方,在房屋建筑方面领导着世界,创造了最低的婴儿死亡率,在长寿方面世界第一。二十年内苏联将完全超过美国。

  卡斯特罗这次长篇大论的目的是要告诉古巴人民:只有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拉美才能取得今天苏联那样的成就,尽管他并没有去苏联看看那里到底搞得怎麽样。古巴今天没有第三条道路,它已经作了正确的选择,大约三十年内,古巴将进入共产主义。他说:“我在这里自信和高兴地宣布: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将始终如此直到生命的最一天。”

  这次延续到午夜过后很久的演说听上去很象是一个牧师就他是如何找到上帝的长篇独白。对当时在拉美处于孤立的古巴人民来说,他们需要一个信仰,加上一个未来的许诺,幸运的是有苏联这个未来的样板和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实例,因此卡斯特罗的布道并不空洞。

  从这时起,他给予古巴人民的,除了各种喜庆外,又有了具体而生动的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描绘,它有时以苏联为例,有时则信马由缰,随着他毫无羁绊的想象而任意驰骋。一些古巴人私下叫他“将来会有先生”。

  卡斯特罗在他的政权巩固后突然宣布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这和他过去一直申明的政治立场相矛盾,为此他不但受到流亡海外的原加拉加斯阵线成员的攻击,而且经常受到国外新闻界的追问。六七年美国记者洛克伍德说他在他袭击蒙卡塔兵营时发表的声明和来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中说他的革命目标是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尊重私人企业、恢复一九四0年宪法等等衷这些都没有成为现实。他答道那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计划,任何革命都有不同的阶段,法国革命开始没有说要推翻君主制,俄国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说要马上就要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在另一次采访中他又加上了一点:林肯在南北战争爆发时也没有说要解放黑奴。

  如果说法国革命和林肯的事例还有点道理的话,俄国革命的事例是不适用的,因为不但布尔什维克,而且连孟什维克也都从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它们只是先参加民主革命而已。洛克伍德追问道你是否认为那些因为相信了你的蒙卡塔声明而追随你的人上当受骗了?

  卡斯特罗只是答道他从没有说谎。

  然而,象他同时代很多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一样,卡斯特罗的马克思主义也完全是他自己的版本。

  早在一九六0年二月,当时苏联还摸不透卡斯特罗的底,不知道他到底算是铁托式的还是毛泽东式的,要不就是象埃及的纳赛尔和印度的尼赫鲁,只是比他们更左一些,于是派米高扬访古。此人四九年时也奉斯大林之命到中国,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见毛泽东,刺探中国共产党人的底。卡斯特罗把苏联代表团拉到奥连特省他过去打游击的山上,在帐篷里过夜。这是卡斯特罗式的招待客人的方式。

  那天晚上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屏去左右,在苏联人的帐篷里向老大哥交底,提出要苏联的援助,说他们想搞社会主义,但在帝国主义占优势的拉美没有苏联的支持不行。卡斯特罗说在五到十年内古巴仍基本维持现状,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然向社会主义过渡。格瓦拉摇头说等那麽长时间革命早不行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一点分歧。然卡斯特罗大谈古巴革命的历史。他说马克思错了,在古巴不是共产党,而是他的游击队领导了革命,古巴共产党袖手旁观,什麽活都没干。“我们干成了!我们推翻了马克思,我们证明他是错的!”15

  这仅仅是卡斯特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开端:是游击队,而不是党,在领导革命。在来的年代里他和格瓦拉一起发展出了古巴牌号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其中心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成熟不是革命的前提,革命的形势不是等来的,而是由武装斗争去创造的,一小部分武装人员可以推动全国人民的觉悟,促使他们走向革命。没有党不要紧,关键是要有枪,枪可以创造革命形势。这就是所谓“游击中心论”。

  在革命后的发展问题上,古巴的理论是必须废除市场、利润、个人利益,取消货币,用道德动力取代物质刺激,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公社。卡斯特罗对共产主义的定义首先不是一个物质高度丰富的社会,而是“人在其中达到最高觉悟程度的社会”,而当时的古巴只有一部分人达到了这个觉悟,因此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也就是有这种觉悟的人的比率不断扩大的过程,就象他的游击队员的数量不断扩大一样。从这一点又发展出了古巴革命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创造“新人”、“二十一世纪的人”。如格瓦拉曾经定义的那样,这样的人是革命机器上的“有觉悟的、幸福的齿轮”。

  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理论中根本没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对社会物质条件——无论是发动革命还是建设未来社会——的重视。其次,自列宁以来发展起来的革命精英主义——即少数革命领袖对工人和群众灌输革命理论和革命意识,克服他们的自发倾向,把他们的经济要求转变为政治觉悟——也在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理论中得到了更极端的发展。他们认为古巴革命成功于一个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看没有任何客观条件的环境(即既没有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也没有高度成熟和觉悟的工人阶级,更没有共产党),但革命先锋的作用突破了环境的限制,这个经验证明对经济力量的机械解释是错误的。古巴革命后他们更认为世界范围内革命觉悟的发展可以由他们的枪杆子去创造,而国内的经济建设也可以由少数人所体现的觉悟去带动多数人来完成。

  因此,卡斯特罗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说到底不过是一个用枪杆子打天下,然在一个热带小岛上建设乌托邦罢了。虽然它在一些方面确实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实现公有制和消灭私有财产阶级(这里指的是法律意义而非事实上的占有)问题上,但人们也有理由就它完全不顾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物质条件的强调,而称它为唯意志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

  至于依靠在广场上居高临下、一呼万应式的“直接民主”,那更是卡斯特罗的创造,和任何主义都沾不上边的。

  在卡斯特罗终于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时,曾经仅仅为了民族和民主主义的目的参加革命的人早已或是辞职、出逃,或是被清洗了。那些并没有明确主张的普通干部和群众又是怎样看的呢?广场和大街上那些为这个转变而发动的热闹的庆祝和游行能够充分体现群众的意志吗?一个欧洲知识分子曾经记下过两个有趣的故事。

  这个人叫K·S·卡罗尔,他的生平是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迁的活见证。此人出身于波兰,四十年代时倾心革命,在苏联留学。战因对斯大林主义绝望,离开苏联和东欧来到法国。此后他把希望寄托在了穷国的革命上。六十年代他曾访问中国,并四次前往古巴,著有《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和《掌权的游击队员——古巴革命的经过》二书(均出版于六十年代)。他对中国六十年代的继续革命充满了溢美之词,纯粹是一部朝圣记录,今日已没有多大文献价值可言,但奇怪的是他对古巴革命的观察却不乏洞见和预言,所选择的事实也十分令人深思。《掌权的游击队员》一书今日在西方学术界,无论左派右派,咸称是了解古巴革命的必读。

  卡罗尔第一次到古巴时是六一年四月,正是古巴宣布转向社会主义的关口。他的感觉是古巴普通人中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词汇还很陌生,缺乏了解和好感。但他们却用自己的方式去接受这个现实。当卡斯特罗作了宣布以,卡罗尔就此事采访了格瓦拉。格瓦拉说:最近常和一些同志谈话,他们对转向社会主义不高兴,“于是我问他们:你是说你反对土改?或反对没收美帝的财产?或反对国有化、社会正义和每个人拥有劳动成果的权利?他们说当然不是。那麽,我告诉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于是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去工作了。”

  卡罗尔在乡下问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她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女孩迟疑了半晌回答说她是一个革命者。他又问你不知道菲德尔已经宣布你们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了吗?女孩脸红了,但随即说:“要是菲德尔这麽说了,他当然懂得比我们多。他要是社会主义者,那麽我们也是。”

  这个回答赢得了周围的一片掌声。

  (九)

  卡洛斯·佛兰基五九年后一直主管革命的喉舌《革命》报,但他又是个精力过剩、热情洋溢的青年知识分子,总想为革命再干点什麽。五九年三月他为《革命》创办了一份周刊,叫lunes,登一些文学作品或评论,范围从西方到苏联东欧,当然也包括古巴自己的文学和锩领袖的言谈。有些在苏联东欧被批或被禁的作品,如卡夫卡、托洛茨基(此人的文论很有名)、乔依斯、帕斯捷尔纳克等也出现在周刊上。

  古巴六十年代初在文化上还是非常自由化的,很多理想主义的革命青年,如卡洛斯,对革命充满了信念,他们的本意是要把革命弄得多姿多采一点,不要象苏联那麽死板和僵硬。革命无坚不摧,要说小说和诗歌能破坏革命,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苏联的文化政策他们倒是有所风闻,但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还是干他们自己的。

  这份周刊在国内办得很红火,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出版社和录音带公司,定期制作电视节目,而且在古巴被拉美其他国家政治上孤立的时候,在国外拥有很多订户,六一年时发行量达到二十五万份(古巴只有一千万人口)。但他们不知道,当卡斯特罗对他们还并不在意的时候,古巴共产党却把他们当作了反苏分子。

  自古巴革命胜利以后,什麽活都没干的古巴共产党开始积极地向“七·二六运动”靠拢。

  尤其是古巴和苏联政治上结盟以后,卡斯特罗自己也在考虑模仿苏联的模式建立一个共产党,因此他对古共的态度逐渐转变,为他们在政府和群众组织中安排一些位置。一九五九年底时他就不顾古巴工会联合会的反对,亲自坐镇选举会场,把一些古共成员安排进了领导职位。

  这些古共成员被卡斯特罗重用以后,早就憋着足了劲要显示自己的本事了。猪湾危机时他们帮不上忙,他们拿手的是擦亮眼睛搜寻异端。

  lunes在一九六一年夏天编辑了一个叫PM的电视节目,描写普通古巴人的生活,既有工人农民,也有小偷闲汉。节目播出后观众很感兴趣,于是卡洛斯和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年轻诗人和作家(卡洛斯当时的身份有点象卡斯特罗等领导人与知识分子,尤其是文人之间的桥梁)策划着把它制作成电影。他们打了报告交给电影委员会,但电影委员会早已从古巴共产党那里得到小报告,说这是一部“反革命的和放荡的作品”。他们拒绝放行。卡洛斯等人上诉到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会的头头说这样吧,六月十六日我们一起到国家图书馆去谈谈。

  六月十六日,卡洛斯和lunes的编辑、作家、画家和记者如约来到国家图书馆,踏进会议室的时候他们惊得不知所措:卡斯特罗、总统多铁戈斯、教育部长阿曼多·哈特(此人一直主观意识形态)和他的妻子海蒂(就是那个最早加入卡斯特罗组织的两名妇女之一,此时也是某个文化机构的主管)、以及文化委员会和电影委员会的头头济济一堂,已等候他们多时了。此外还有一大批一直批评lunes的革命知识分子,大大小小的作家和诗人,坐在会议室的后牛个个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和卡洛斯这一群人之间既有立场的分歧,也有看不惯他们出风头的红眼病。

  待卡洛斯他们心神不定地坐下,总统多铁戈斯和颜悦色地说:随便谈谈么,不要有什麽顾虑。

  没有人敢说话。冷场半晌后多铁戈斯的笑容更温暖了:怕什麽呢?说嘛。有意见只管提。终于,卡洛斯阵营中一个短篇小说作家承认他被这个场面吓傻了,就象是面临卡夫卡式的没有任何罪名、但自己确实有罪的审判一样。

  接下来坐在排的知识分子们开炮了。lunes的罪名是形形色色的,从给他们某些人的稿件或节目换一个媚俗的题目,到节目的内容太性感(其实这很难下判断,因为热带古巴的舞蹈艺术历来热情奔放),比较严重的是歪曲古巴黑人的形象和对革命的描绘容易给人产生错误的印象,等等。知识分子们说完后,多铁戈斯宣布会议要延长。第二次会议上,古巴电影委员会头头阿尔弗雷多发言,他指控卡洛斯等人用文艺破坏革命,具体来说是反苏、制造意识形态的混乱、发表颠覆性的文章和西方的腐朽作品,等等。

  会议从六月中旬开到月底。最后一天,卡斯特罗发言了。象往常一样,他把手枪从皮带上卸下,放在面前的桌上。在前一阶段的会议上,他不但没有加入那些足以把这些艺术家们枪毙的指控,而且在那天的讲话开始时反而缓和了会议的气氛。他说没有人不犯错误,尤其在文化问题上。但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最重要的是确保革命的最终胜利。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确定了这个显然没有人反对的前提之后,他转向了他的中心论题,这是一个也只有他才有资格加以阐述的问题。他问在座的:在革命的古巴,作家和艺术家有表达自己的自由吗?

  当然没有人回答。于是他开始了长篇大论。他说已经有人在担心革命会损害创作自由,但这只是那些没有把自己真正和革命结合起来的人的担心。艺术形式的自由始终没有问题,但内容的自由——这种自由存在吗?一个真正的革命艺术家必须始终把革命的任务放在他个人的创作之前。“如果我们问自己,什麽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说是人民,是被压迫阶级……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们判断什麽是好的、有用的和美丽的事物。”因此,艺术的标准是革命而不是美学。

  那麽,在古巴,艺术家有什麽权利呢?他环顾会场,四周一片肃静,每个人的笔都严阵以待。他说:“和革命相结合,就有一切;离开革命,什麽都没有。”16这就是卡斯特罗对艺术的看法,一个政治家、革命家的看法。它把艺术纯粹看成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就和机器和农田一样,也有所有制,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级,为这个阶级及其政治目的服务。革命对于艺术的意义就是把它从剥削阶级那里夺过来,交给劳动人民。

  一九六七年他在和美国记者洛克伍德谈话时说他不能想象科学和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他不相信有哪个社会的艺术是不为哪个目的服务的,而在古巴整个艺术必须确保“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种人服务。”当然他也还承认不是每一件作品都必须有政治内容,但必须“带来有益的和高尚的人类情感。”

  在卡斯特罗的世界里,任何东西都属于一个别的什麽,为别的什麽服务。没有什麽东西是独立的,圆满自足的,只为自己而存在的。他完全不能理解这样一种观点:艺术除了其社会功能以外,其本质是个人的一种自由表达,这种自由表达有时可以、有时则未必能够与别人共享。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艺术家。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社会功利的考虑在内的,和任何政治都没有关系。要从卡斯特罗式的对艺术的观点的怪圈中走出来,只有回归艺术的这种原始的本质。如果和他争论艺术除了革命的功用以外还有其他用处,例如消遣和娱乐等等,那就陷入了这个怪圈,而且你永远处于道义上的绝对劣势。

  卡斯特罗这次讲话宣布了lunes的命运。三个月后,它停止了出版。同时,这次事件也提醒了他还有一条被忽视的战线。两个月后,第一届古巴作家和艺术家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政府的文艺家联盟,号召艺术家们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走进“真实的世界”。卡斯特罗在会上说不要忘了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也是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

  从此,古巴的艺术家和别人一样,也成了国家的雇员,对政府的意图领会得迅速而透彻的成为幸运儿,他们的作品被预定和包销,有汽车、别墅,可以去苏联东欧度假和公干。

  这就帮助艺术家们理解了卡斯特罗的话:“和革命相结合,就有一切”。没那麽机灵的就没那麽幸运,但一般来说生活绝对没有问题,比一般工人农民好多了,无论如何属于社会上层。这也是很多对资本主义图书市场既憎恶又恐惧的西方作家到了古巴以印象最深的事实。

  所谓和“革命相结合”也是一个灵活的,不一定拘泥于政治和思想标准的概念,一切都取决于能否为“革命”服务,即对卡斯特罗有没有用。一个特别的例证是卡斯特罗的私人摄影师科达的故事。此人摄影手段高明,为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拍过很多流传甚的照片,刚好这两位年轻英俊的领导人又是非常理想的摄影对象。他最出色的一张照片是一九六0年三月五日裢拉留下的。在前一天,三月四日,古巴的一艘装载军火的船在哈瓦那港发生爆炸,当时格瓦拉曾奋不顾身地上船抢救军火,被别人拉下了。此事被认为是美国特务的破坏和入侵的前兆。第二天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全体领导人站在革命广场的阳上对群众发表讲话,科达的镜头扫过格瓦拉时他看到切头颅微扬,面容严峻,那片刻的表情正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征。科达按下了快门,这就是那张来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最广的切的照片。

  科达属于那种浪漫不羁的艺术家,他曾说他一生中只对两件事感兴趣:为菲德尔拍照和同女人做爱。后者对于他就象呼吸一样,而前者则给他以一种超越感。革命对他是充满了刺激的冒险,和卡斯特罗等领导人的关系又给了他种种特权。他在革命后的哈瓦那有自己的摄影社,穿的是在西方制作的名牌服装,开的是美国汽车,其生活方式和在旧制度下并没有多大的区别。然而卡斯特罗对他十分信任。这也是很自然的:革命给这一类知识分子所带来的远远不是普通人的牺牲和奉献,他们当然乐意和这样的革命相结合。

  虽然卡斯特罗把古巴的文艺也给组织化了,但这非等于从此古巴的文艺就是一潭死水般的没有生气。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古巴在文艺上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开放的,除了对国内的题材有所限制以外,对西方的艺术比苏联东欧和同时期的中国要宽容得多。西方的小说、电影,如意大利著名导演菲里尼的作品,在古巴还可以上映和出版。六十年代中期左右古巴读者对卡夫卡、乔依斯、福克纳和海明威的作品非常欢迎,这些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这里的原因一是古巴历史上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比中、苏要深,这种联系在革命后短短几年中一时不可能完全割断;二是古巴革命当时确实很有生气,对西方的艺术并不害怕;三是古巴虽然受到西方和拉美国家的孤立,但西方和拉美的知识分子中不乏对古巴革命倾心的人,而这种联系对卡斯特罗来说十分重要。这些知识分子厌恶苏联式的封闭和缺乏自信的文化政策,古巴使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与不宽容和封锁信息不是一回事。因此,这种文化上相对自由的情况是古巴吸引他们的原因之一。

  出于这种种原因,古巴的文化气氛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左右一直较宽松,有时极左派还被迎头痛击。如六三年时,古巴共产党(当时还是原来的那个古共)的书记在报上写文章,要求禁演菲里尼的电影,遭到古巴电影委员会主席阿尔弗雷多(就是在六一年那个会上给卡洛斯他们扣帽子的那位)的痛斥,说他想把古巴人都变成吃消毒食品的婴儿。当时据说阿尔弗雷多得到了卡斯特罗的支持。卡斯特罗同时还对一个著名诗人说古巴是同帝国主义而不是同诗人和画家作斗争。但这种宽松的气氛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古巴发动“革命攻势”,向共产主义提前过渡时渐渐消失了。

  (十)

  猪湾事件以后,古巴领导人中对美国可能的直接入侵日益感到紧张。对于迈阿密的那些“蛆虫”他们并不在意,但美国海军陆战队毕竟分量不一样。他们一再对苏联人表示要增强古苏之间的军事合作。于是,赫鲁晓夫有了一个突如其来的主意。

  一九六二年五月初,苏联驻古大使馆一等秘书阿列克谢夫被紧急召回莫斯科。阿列克谢夫是苏古建交前克格勃在古巴的特使,公开身份是塔斯社记者,他是苏联人中最早和古巴领导人有接触的,苏联领导人对古巴最初看法都由他提供。苏古建交后,他虽然不是大使,但他的观点却是是苏联领导人对古巴政策的主要来源。

  五月四日,阿列克谢夫在克里姆林宫先和克格勃的主席谢列平和安德罗波夫见面,他们通知他说赫鲁晓夫已任命他为驻古巴大使。这时赫鲁晓夫打来了电话,让他们立刻到他办公室去。他们过去后,阿列克谢夫先是谦逊地说古巴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懂经济的人当大使,帮助他们对付经济问题,而他于这方面一窍不通。赫鲁晓夫说那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菲德尔和其他领导人的朋友,他们相信你。”他立刻打电话吩咐组织二十个各部的经济学家准备和阿列克谢夫一起回古巴。然他说过几天再和他谈一些具体问题。

  五月底阿列克谢夫再次被召到克里姆林宫,这次在场的有外交部长葛罗米科和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还有米高扬等。赫鲁晓夫再次向他逐一询问了古巴领导集团里每个人的情况,然后说:“阿列克谢夫同志,为了帮助古巴,为了拯救古巴革命,我们已经决定把核武器运到古巴。你怎麽看?卡斯特罗会有什麽反应?他是不是会接受?”

  阿列克谢夫吃了一惊,他回答说据他看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卡斯特罗的革命就是为了摆脱外国的控制,重建古巴的独立,他怎麽会接受苏联的核保护呢?他的观点引起了在场的领导人的争论。午饭后赫鲁晓夫宣布他派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战略火箭部队司令,使用化名和阿列克谢夫一起去古巴,向卡斯特罗面陈此事。赫鲁晓夫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保护古巴,美国人只懂武力。既然他们可以把核武器安置在土耳其,我们也可以回敬他们。”

  阿列克谢夫带着苏联的“农业代表团”回到了哈瓦那。一下飞机他就去找劳尔,告诉他代表团里有一个“农业工程师”实际身份是苏联核武器最高指挥官。劳尔心领神会,立刻去见他哥哥。数小时以他们在多铁戈斯的办公室里见面。听了苏联人的解释,卡斯特罗并没有表现得如阿列克谢夫预想的那样犹豫甚至反对,他边听鼻子里边发出赞同的哼哼。但阿列克谢夫也注意到,劳尔在一边做着笔记,这是从未有过的。

  等苏联人谈完后,卡斯特罗说明天再和他们谈这事。苏联大使明白他要征求格瓦拉的意见。

  第二天古巴全体最高领导人和苏联人见面,通知说他们已决定接受苏联的方案。格瓦拉态度非常积极,说只要为了保护古巴革命,什麽代价都不在乎(据K。S。卡罗斯说,他一年前采访格瓦拉,问到古巴转向社会主义以后,万一美国要武装干涉怎麽办时,格瓦拉告诉他苏联不会袖手旁观。这是卡罗斯第一次听古巴领导人如此暗示,当时格瓦拉已经访问过苏联了)。于是卡斯特罗和苏联人一起拟定了一个秘密军事条约草案,派劳尔马上去苏联。

  古巴和苏联之间的这个条约内容是:古巴接受苏联的二十四个中程和中远程弹道火箭,每个携带两枚导弹和一个核弹头;二十四个先进的萨姆-2地空导弹发射器;四十二架米格战斗机和四十二架伊尔-28轰炸机;加上其他一些海岸防卫武器。这些武器由苏联人掌控,另外樟派四万二千名军人驻扎在古巴。根据苏联有关人士的回忆,和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宾馆会客室里在条约草案上签字后,(劳尔的身份是古巴武装力量部部长,相当于国防部长,),劳尔十分紧张,柯西金叮嘱一个高级官员留下陪他喝酒聊天,帮他放松情绪。

  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虽然一个出身于乌克兰农家,另一个生长于热带岛国的地主庄园,两人的个性却十分相似,都是好冲动,容易异想天开,常有出人意料之举,“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一次赫鲁晓夫访问某个中东国家,他在谈起核武器问题时轻松地说:苏联很快就要象生产香肠一样生产导弹和火箭。随他出访的他的儿子扯扯老子的衣袖说:你忘了这个国家是美国的盟友了吗?再说我们怎麽可能象生产香肠一样生产火箭呢?赫鲁晓夫说:怕什麽?我就是要让他们去告诉美国人。再说能不能真的象生产香肠一样生产火箭又有什麽关系?有次他去英国访问,英国首相艾登为了和他套近乎,特意把他请到自己家中作客。宾主刚在暖融融的壁炉前坐下,艾登未来得及发话,赫鲁晓夫就说:嗨,你知道要摧毁你们这个小岛需要多少个核弹头吗?艾登张目结舌,赫鲁晓夫说:五个,只要五个。我们明天就可以办到。17

  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决策过程不是这里交待得清楚的,但当劳尔向他转告卡斯特罗最担心的问题,即万一美国知道了怎麽办时(尤其是如果导弹还在部署中未能进入战斗状态时),他说不用担心,要是美国人紧张了,我们就把波罗的海舰队派到加勒比去给他们瞧瞧。

  劳尔说那棒极了,菲德尔什麽都不用担心了。

  八月底,当苏联的武器已经在古巴部署时,卡斯特罗派格瓦拉携带军事条约的修改本去苏联。格瓦拉要求赫鲁晓夫尽快把条约公开,但赫鲁晓夫说等他对古巴进行正式访问时再说。对格瓦拉的和卡斯特罗相似的担心,他重复了他的派波罗的海舰队去的保证。格瓦拉虽然没说什麽,但显然不象劳尔那麽满意。谁都不知道赫鲁晓夫究竟心里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底。古巴人已把他们国家的命运置于核战斧之下,而赫鲁晓夫则大大低估了美国方面可能的反应。他的如意算盘是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导弹在古巴安置好,等到既成事实以后再和美国摊牌,所谓派波罗的海舰队的许诺完全是他为了安慰古巴人的信口开河。

  九月份,美国就陆陆续续地发现了古巴海岸线上有苏联军事设施和舰艇,这立刻成为当时正在举行的国会选举的辩论话题:美国能容忍苏联在离自己九十英里的地方集结军事力量吗?

  肯尼迪说还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在古巴已部署了进攻性武器,他的这个立场立刻遭到了共和党方面的激烈指责。十月十四日,中央情报局的U-2侦察机在古巴上空拍摄到了苏联弹道导弹氐照片。

  赫鲁晓夫等人当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古巴的自然环境:古巴虽然森林茂密,但缺乏高大的林木作为导弹发射架的掩蔽。九月和十月初,古巴上空连续阴霾,不然美国人会发现得更早。

  当被发现时,一部分导弹已部署好了。十五日一早,中央情报局的报告送到了肯尼迪的案头。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是后来国际关系史上称之为“古巴导弹危机”的事件。美苏两国剑拔弩张,从今天披露的材料来看,形势确实到了爆发核大战的千钧一的关头。肯尼迪甚至暗示赫鲁晓夫:如果他稍示退让的话,他面临的不是国会的反对,而可能是军方不顾宪法而对总统实行武力胁迫。这一点来成为赫鲁晓夫说服苏联领导集团从古巴撤出导弹的理由,即美国人是要真干。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冷战就是一个美苏双方不断在各个地区试探对方决心的过程,谁都不会轻易越过底线。十月二十八日,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达成妥协:苏联撤出导弹,接受美国在公海上的检查;而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并逐步从土耳其撤出核武器(这一条当时并没有公布)。

  这是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和核对峙中,人类唯一的一次公开地面临核毁灭的威胁。相信在当时,除了极少数狂人以外,所有的人,不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都松了一口气。毕竟,如果世界毁灭了,或者至少文明被摧毁了,那麽也就没有地方坐下来争论谁的制度更先进了。

  杜勒斯曾经说相信到了第三代苏联会和平演变,而赫鲁晓夫则说你们的孙子将要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不管谁的预言被兑现,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不能断子绝孙。二十年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经就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提出过一个命题:全人类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其实这个命题和任何主义都不沾边,不过是一句大实话罢了。

  在古巴方面,卡斯特罗已经做好了应付美国入侵的一切准备。古巴全国军事化了,领导人忙于动员、组织,到处视察,发表讲话,分发武器,忙得不可开交,一切又回到了久违的革命刚胜利时的那种紧张兴奋的情绪之中。开始变得麻烦起来的经济生产已经没人觉得是个问题了:早在猪湾危机时格瓦拉就发现,在四天的紧急状态下不但没有旷工、迟到和早退,依靠大量的志愿劳动生产反而上去了,而且不用多付报酬。再来一次这样的紧急状态,“新人”就在襁褓中了。

  此外,古巴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反美斗争的最前哨,因为有了核武器而在世界战略中占据了一个要点,这使得古巴领导人十分自豪,虽然他们从来没有直接告诉老百姓苏联人在他们的岛上部署了核武器。这一回卡斯特罗没有召集几十万群众问问他们是否同意把自己的生命置于核毁灭的威胁之下。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不能让群众知道,那不叫直接民主,那叫无政府主义。

  此外,原来卡斯特罗确实担心美国的报复,那是因为古巴自己毕竟不能和美国单打独斗,现在情况不同了,苏联人已经脱不开身了,它有那麽多军队和武器在这里,古巴要有个三长两短,它也别想太平。实际上,苏联在古巴的导弹部队已经在没有得到莫斯科同意的情况下击落了一架美国侦察机。

  但卡斯特罗万万没想到,赫鲁晓夫在没和他商量的情况下和美国作了交易,他本人还是从广播中得到这个消息的。当他证实这个消息时,据说他一拳把房间里的镜子砸得粉碎。

  格瓦拉当时正在他的野战指挥部里时刻等着美国人(和猪湾危机时一样,他负责整个古巴西部的军「事指挥),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刻命令切断和邻近的苏联部队的电话线,随即赶往卡斯特罗的驻地。古巴普通人的反应也是难以置信。一个外国记者说二十八日下午,当一个民兵军官离开阵地到他的办公室要几支雪茄时,他告诉他美国人不会来了,苏联人已经让步了。那位军官说开什麽玩笑,小伙子们正在战壕里等着我呢!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卡斯特罗不停地咒骂赫鲁晓夫出卖了古巴。他周围本来就有一批人对苏联没有好感,如卡洛斯等,此时更是认为苏联人暴露了他们懦夫的真象。十一月一日,卡斯特罗在电台和电视上接受采访。他拒绝联合国派核查小组来古巴。他说在古巴和苏联政府之间有一些分歧,但我们毕竟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已经为古巴作了很多贡献,古巴人永远不会忘记。战略武器(他没有明确提导弹或核武器)会从古巴撤走,但其余的会留下。卡斯特罗一次都没有提赫鲁晓夫的名字。

  倒霉的米高扬被赫鲁晓夫派去安抚古巴人,卡斯特罗让他等了十天才见他。米高扬在古巴呆了几个月,其中只是短暂地回过莫斯科,甚至当他老婆去世都没能回国奔丧。他和古巴领导人谈了很多次,场面充满了火药味。有一次因为苏联翻译过分紧张,使得米高扬的话被古巴人错误理解了,于是双方都失控了,大声咆哮起来。等到好不容易澄清了翻译的错误,格瓦拉不动声色地抽出身上的手枪递给翻译说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他的话没说完,意思是干脆自杀算了。苏联人尴尬地笑了起来。

  几星期以后,当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报纸《每日工人报》的记者采访格瓦拉时,他忿忿不平地说当时导弹要是掌握在古巴人手里,说不定就发射出去了。格瓦拉并不是一时冲动,早在六0年他就在拉美青年代表大会上说古巴人为了彻底解放并不害怕被核武器彻底消灭。

  那个时期卡斯特罗的心情十分压抑,他的情绪从亢奋一下跌落到低沉,甚至变得十分消极悲观,常常阴郁地预言未来。有次在对一批学生的讲话中他说苏联人可能会彻底抛弃古巴,不过那也不要紧,顶多没有燃料,退回到原始社会,但古巴的主权毕竟保住了。

  但是,卡斯特罗付不起和苏联破裂的代价,所有这些愤怒都是在私下发泄的。古巴的报纸二十八日当天就说这是一个“理性的、现实的、公平的方案”,表面上苏联还是“兄弟”。

  卡斯特罗对苏联的需要远远超过了几十枚核弹头,何况古巴的安全毕竟得到了保证。这是赫鲁晓夫安慰卡斯特罗的主要理由,在给后者的一封信中他说肯尼迪很可能会连任,那麽从现在算起古巴有六年的时间不用担心美国的入侵,要是肯尼迪以后的美国总统不认帐,到那时世界形势早就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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