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世界革命的新十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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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和轰轰烈烈的六十年代相比,卡斯特罗的七十年代,特别是上半期,显得比较乏味和平淡。

  经过十年的折腾,也许卡斯特罗终于意识到了一个常识:古巴还是过去的古巴。用他的话来说,叫做“客观条件”并没有变。在七0年八月的一次对古巴妇女的讲话中他告诉她们禾阳和月亮“不可能为了我们而改变它们在天上的位置,”他戏剧性地高高举起手臂,食指指向上苍。既然奇迹不可能出现,最高领导人对国内事务的热情便远不如前十年。他不像过去那样事事插手,也不像过去那样一天一个点子。过去每年十几个重要纪念日的讲话由他一个人包揽,加上那些即兴的,现在就象一个顽童对自己独占的玩具终于厌倦了一样,他同意由劳尔、多铁戈斯和阿曼多等人来分享,因此古巴人民十多年的睡眠不足总算得以缓解。

  卡斯特罗的视线更多地转向了国外。一九七0年智利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领导人阿连德上了台,实行了一些国有化政策,卡斯特罗次年十一月前去访问,鼓励他们进一步朝社会主义发展。和第一次莫斯科之行一样,他逛得兴起,原定的十天行程变成了二十五天。他有时一天发表两、三次讲话,一直讲到嗓子发哑。他把智利铜矿工人和农民看成了古巴人,为他们算帐,每天增加多少产量可以换来多少外汇。当他访问一个畜牧场的时候他告诉智利人,很不幸的是他们国家的畜牧生产水平和三十年前一样,而古巴则由于有了他的人工授精中心而位居世界的前列。有时他的滔滔不绝使得他忘记了在一百英里以外他还有一个讲话和会见。

  一次在智利一个海拔很高的地方吃了他最喜欢的炖鸡后,卡斯特罗召来了智利厨师,问他在这个地方水在多少度可以烧开,厨师答不上来。卡斯特罗开怀大笑,告诉他说在五千六百英尺的地方是九十八度。“好好学习吧,你会发现自己是多麽无知!”

  一九七二年四月,苏联给了古巴航空公司一架新的四引擎伊尔62客机,它能运载一百五十名乘客,不加油飞到马德里或布拉格。卡斯特罗象见到新玩具的儿童一样,一个星期后就先乘坐它出国。在机场上当被问到此行大概会多长时,他摇着头说:“连我自己也说不准。”或许每个国家都要呆上五、六、七天吧?反正和苏联人说好了在六月底以前要到那里,“总有一些地方到最后一分钟才加进日程。”他抱怨道。最好回古巴过“七·二六”,不过那也不能担保。

  他的这次访问包括拉美、非洲和东欧、苏联,一共六十四天。此行的收获是和秘鲁、塞拉利昂、毛里塔尼亚、赞比亚和南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被苏联接纳入了经济互助会。在卡斯特罗几个月后再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时,苏联答应把古巴糖的进口价格翻一番,古巴的债务推迟到一九八六年,未来三年还给古巴三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看来苏联人十分清楚卡斯特罗在国内闯了多大的祸。

  七十年代上半期的国际形势对古巴来说不像前十年那麽严峻,它的生存空间大大地扩张了。首先,“布拉格之春”后古巴和苏联集团重新修好。其次,格瓦拉死后,卡斯特罗放弃了在拉美大规模策动革命的政策,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样。很多拉美国家和它逐步恢复外交关系(到七五年为止,有智利、秘鲁、阿根廷、巴拿马、委内瑞拉)。七五年时,为鼓励卡斯特罗的安分和守规矩的表现,美洲国家组织在美国的同意下取消了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各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和古巴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古巴在拉美和国际共运中受孤立的情况改变了,它从中获得的不但是政治利益,更有经济实惠。

  七十年代卡斯特罗在国际舞上的一个重要场合是不结盟会议。

  早在一九六一年,当二十三个发展中国家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开会发起建立不结盟会议时,古巴就是其中之一。

  但后来卡斯特罗觉得南斯拉夫的铁托和埃及的纳赛尔等人在这个运动中的影响比自己大得多,而且古巴的赌注是下在输出暴力革命上,因此对这个组织并不热心。到七十年代卡斯特罗改弦易辙,回过头来发现这是个他可以抛头露面的场合。

  一九七三年九月他参加了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四届不结盟会议,在会议上他企图纠正很多国家领导人的“两个帝国主义”(即美、苏)的“错误认识”,把苏联列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真正朋友,结果遭到桀敖不驯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痛骂。卡扎菲说古巴和苏联的关系就象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一样,他建议要严格定义不结盟,把古巴这样的国家驱逐出去。突尼斯领导人布尔吉巴和被苏联抛弃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起而应和,古巴的不结盟身份一时都成为问题。

  在黑云压城的紧要关头,卡斯特罗又一次急中生智。就在会议将要结束的三个小时前,他作最后发言,突然宣布和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古巴长期和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伙伴以色列保持着外交关系,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多,经济上并没有这样的必要。

  也许两国的处境相似,都是小国,被敌对国家包围。在列次中东战争中古巴人常常不掩饰对以色列的同情和钦佩。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卡斯特罗本人有犹太血统,他的祖先是西班牙的Marranos犹太人,他们在十六世纪为了逃避对异教徒的迫害改信了天主教。

  不管具体原因如何,直到七十年代初古巴和以色列仍然保持着外交关系,而此刻这个问题成了卡斯特罗手上的一张王牌。在他作了这个宣布后,卡扎菲立刻上前和他拥抱,两人不打不成交,后来成了密友。卡斯特罗还赢得了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欢心。总之,甩掉了一个以色列,卡斯特罗得到了众多的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古巴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地位得到了保障,后来卡斯特罗还担任过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在哈瓦那作东召开过不结盟会议。

  (二)

  七十年代,古巴国内政策也有了变化,一些研究者认为卡斯特罗开始参考苏联模式,向革命的“制度化”方向发展。所谓“制度化”,是指最高领导人的不受限制、随心所欲的决策权力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受到限制;高度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的权力一定程度上由一个小集团分享;国家机器的运作有了一定的规范和可预测性;各个下级机关可以有一定的自主性,不必事事汇报,同时领导人不再插手技术和管理细节问题;信息的传达和沟通不再是以往那样单方面由上往下的灌输,而是有了群众自下往上的反馈;等等。形象地说,如果过去是卡斯特罗一个人在台上唱独脚戏,想怎麽唱就怎麽唱,完全是即兴表演,现在则是有了配角和群众演员,台词也基本是事先拟好的,虽然所有的配角和群众演员以及台词等等全都由主角来定,但大家毕竟对演什麽唱什麽心中有了底。

  革命“制度化”的一个表现是古巴共产党组织的健全和活动的正规化。自从六五年卡斯特罗宣布建立古共后,他一直答应说要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但从来没有付诸实践。直到一九七五年才召开第一届,以后每五年召开一次。党员的数量从六十年代末的六万发展到七五年的二十万(八六年是五十二万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强1,一九九七年古共五大宣布党弊苋数为七十八万,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在所有的工作单位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正规党组织的作用越来越比“保卫革命委员会”等群众组织重要。

  在国家机构方面,一九七六年召开了第一届古巴国民大会,古巴在革命十五年以后有了形式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它制定了古巴新宪法,选出了国务会议作为常设机构,规定国务会议主席和政府(部长会议)总理必须由同一人担任,这自然说的是卡斯特罗。国民大会象党代会一样,也是每五年召开一次。这样,卡斯特罗权威的来源不再是单纯依靠过去那种在群众大会上一呼万应式的“直接民主”,而是有了一定的授权程序和法理依据。古巴军队也正规化了,不再被频繁地用作劳动力,还模仿苏联建立了军阶,卡斯特罗等人不再是“少校”,而成了将军。

  在革命“制度化”的过程中,古巴并不是全盘照搬苏联的模式,而是有自己的创造,这就是它的“人民权力”组织。这是一个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见不到的东西。它的代表直接由基层群众选出,产生地方一级的“人民权力”,地方一级又选举产生省一级、省一级又产生中央一级。“它们的作用是把立法和行政的功能结合起来。它们监督——有的时候是直接参与——工厂、商店、学校、医院、住房和其他企事业的管理。”选出的代表就象议员一样有义务反映本选区选民的要求,将政府的决定反馈下来。2据介绍在产生这个机构以前,六十年代时桓最小的社会单位,如餐馆、小学、街坊诊所等往往都要直接向哈瓦那的官员请示。而现在,“人民权力”有权作出决定。古巴有各级国民大会,因此“人民权力”又并不同于立法机构。

  在常规的行政和立法机构之外设立这样一个独特的机构,代表了卡斯特罗的在将革命“制度化”的同时与苏联模式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和建立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渠道的想法,是古巴社会主义的独特性。毫无疑问,这个机构的产生有一定的民主性,但在古巴缺乏个人自由的社会体制下,这种民主最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基层社区的一些有限的公共利益,并不能改变整个国家权力仍然集中在领袖人物和上层机构手中的现实。卡斯特罗反对的是官僚主义,并不是集权体制。而集权体制和大众民主有时不但并不矛盾,反而相辅相成。历史证明,个人自由、法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掌权人物或者政党的作用的限制是社会正常发展的首要条件,没有个人自由和法制的民主,在消极意义上是暴民专政,积极意义上只能保障一点基层或集体的利益,与民主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一回事。

  (三)

  七十年代上半期卡斯特罗做了一件最终引起西方和拉美知识分子和古巴革命决裂的事,这就是逮捕和迫害诗人帕迪拉(HebertoPadilla)。

  帕迪拉十六岁就出版了诗集,后来长期生活在西方,能用三种语言写作。他和很多古巴知识分子一样,开始对革命十分拥护,还受格瓦拉的派遣前往西方和苏联从事文化交流活动。

  从一九六二年起他逐渐和革命疏远,写下了很多对革命失望和讽刺的诗篇,成了革命神话的破坏者。他最喜欢引用的一首诗是:“有时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个人为了一个民族而牺牲然而从来也不应该/整个民族为了一个人而牺牲”。

  他写道:“古巴诗人再也没有梦想/甚至在夜晚”。他有一首题为《不参加戏》的诗,表面上是献给一个受希腊军政府迫害的诗人,实际上讽刺的是古巴的现实,题目就是针对卡斯特罗“和革命结合,就有一切;不参加革命,什麽都没有”的名言,他写道:

  “诗人!把他一脚踢出去!/他在这儿什麽活都不干/他不参加游戏他从不激动/从不清楚地表白自己的立场他的眼睛看不到奇迹/时间都化在挑错上”。

  一九六八年古巴作家协会评选每年最佳作品时,帕迪拉的《不参加戏》和另一部作品榜上有名(古巴作协按传统邀请了西班牙和拉美的一些作家参加评选)。古巴军队的一份刊物立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帕迪拉。六十年代古巴文艺领域的相对宽松的气氛到此结束了。

  帕迪拉不但没有被评上奖,反而失去了出版的机会和生活来源。一年后他写信给卡斯特罗要求给他一份工作维持生计,说不管国家对他的诗歌有什麽看法,社会主义的古巴不能拒绝一个人的工作要求。象斯大林一样,卡斯特罗具有那种在生活细节上专制君主对文化人的宽容和赏赐的态度。他立刻回信,安排帕迪拉到哈瓦那大学教英国文学。

  苏联侵略捷克之后,卡斯特罗对苏联的支持使他在西方和拉美知识分子中声名扫地,他对这些知识分子开始变得忌恨起来,这种态度使得和国外联系密切而又对现实不满的古巴知识分子日子更加难过了。六九年一个叫凯斯勒的西德教授前往古巴访问,被古巴的G-2(秘芫察)以间谍罪逮捕,牵涉到一些和他接触过或有联系的古巴知识分子,帕迪拉也在其中。

  七一年三月,在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卡斯特罗终于下命令给G-2,逮捕了帕迪拉。抓他的军官说:“你以为你是碰不得的吗?你以为一直骂我们是法西斯可以太平无事吗?”

  几天后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发表讲话说对帕迪拉的逮捕说明,在古巴没有人享有特权,即使他们是作家和艺术家。他预言说对帕迪拉的逮捕将会在国际上引起反响,这是件好事,它将使我们看清谁是古巴的真正朋友。

  帕迪拉被捕后,卡斯特罗并不想把这个大知识分子看成一般的犯人,他一向对谁有什麽样的用处心里很清楚。他要帕迪拉自己认罪,以此来反驳国际舆论的指责。不久卡斯特罗就去帕迪拉住的病房和他面谈。七一年四月帕迪拉被释放,次日他就出现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尤其是利用外国媒体来反对古巴革命,树立自己的形象,还说是自己要求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帕迪拉的“认罪”不但被报刊全文转载,而且拍下了电影记录片。

  帕迪拉被捕后,西方和拉美知识分子果然如卡斯特罗所预料的那样行动起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磋商后,四月九日法国《人道报》发表了三十个知识分子给卡斯特罗的联名信,表达他们对逮捕帕迪拉的不满。签名的人有法国的萨特、波娃、意大利的莫拉维亚、拉美的丰塔斯、略萨、帕兹、马尔克斯和原古巴《革命》报的主编、长期为卡斯特罗主管宣传的卡洛斯·佛兰基(此人在捷克事件以后对卡斯特罗完全失望并叛逃)等。这是古巴革命后第一次遭到西方和拉美知识分子的集体反对。几天后卡斯特罗在古巴教育和文化代表大会上反击了这些知识分子,他特别挑出曾经在古巴帮助经济计划的法国人杜蒙和数次访问古巴的波兰人(长期居住在法国)的卡洛尔,说他们出版的关于古巴革命的书严重歪曲了古巴现实,滥用了古巴对他们的信任。

  帕迪拉“认罪”的消息发表后,五月二十二日,法国《人道报》刊出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第二封给卡斯特罗的公开信,说帕迪拉的交待令人感到愤怒和羞耻,使他们想起了斯大林主义的最肮脏的年代,但他们还是希望古巴革命能回到“我们认为是真正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在上次签名者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不见了,他说上次他就并没有同意在信上签名。

  和他相反的是,秘鲁作家瓦尔加斯·略萨完全和古巴决裂,他写信给海蒂·桑塔马利亚(此时主管出版工作),辞去他的古巴出版工作顾问的头衔,说古巴已不再是他所希望的那种社会主义。

  他的辞职没有被接受,海蒂回信说他的职务已经不再存在了。

  帕迪拉后来几年中一直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靠翻译英国文学为生。但他没有被外界忘记。七十年代末,古巴和美国的关系有一点改善的迹象,美国麻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是卡斯特罗在美国政界的一个传递信息的渠道,他出面要卡斯特罗放帕迪拉出国。其他一些有影响的美国人,如犹太作家、美国作家组织的负责人伯纳德·马拉默德也出面游说。于是,八0年三月十六日,帕迪拉突然被允许去美国,肯尼迪的一个助手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帮助他办理入境手续。

  在帕迪拉离开古巴前,他被召到卡斯特罗的住处,两人进行了最后的谈话。卡斯特罗说:“你也许受了一点罪,但我不相信这是你想出国的唯一原因。我的看法是你从来没有改变你过去的想法。”好不容易被恩准出国的帕迪拉小心谨慎地一言不发。卡斯特罗说:“难道革命的文化工作中没有一点值得你肯定的东西吗?”帕迪拉字斟句酌地说:“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出版社都不错。”“还有呢?”“电影业也很好,古巴有了自己的电影业,拍了一些不错的片子。”

  卡斯特罗高兴了,他最后一次教育这个诗人:和写一本书不一样,电影是集体的努力和创造,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3帕迪拉在美国获得了几个基金会的资助,后来一直在大学淌椴用西班牙文写作。

  (四)

  七十年代初是古巴放弃在拉美策动革命的时代,但它很快在非洲找到了一个新的输出革命的对象。

  古巴和非洲有密切的种族和文化联系,古巴革命后领导人一直把向非洲大陆输出革命的事放在心上。古巴最早向非洲提供武装援助是在一九六三年,当古巴在非洲的盟邦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发生武装冲突时,卡斯特罗派遣了数百人的军队前往阿尔及利亚。接下来最大的行动就是格瓦拉在刚果的军事冒险。此后古巴对非洲的支持一直没有中断,只是规模不大。

  一九七四年四月,葡萄牙发生了军事政变。葡萄牙是赖在非洲的最后一个殖民国家,政变削弱了葡萄牙对殖民地,主要是安哥拉的控制,新政府甚至决定从非洲脱身,定下七五年十一月为向殖民地交权的日期。殖民地的各派政治力量加紧了争夺权力的斗争,美国和苏联立即卷入。当时安哥拉有三派政治力量:美国支持霍尔顿·罗伯托的安哥拉解放民族阵线(这一派也得到了扎伊尔领导人蒙伯托·塞塞·塞科的支持),苏联支持阿古斯廷霍·尼托的安哥拉解放人民运动,还有一派是由约那斯,萨文比领导的安哥拉彻底独立民族联盟。美国给予了罗伯托大量的物资援助,尼托一派向苏联告急,要求苏联直接派武装人员参战。苏联生怕自己的人员卷入后可能和美国发生直接对抗,于是尼托在七五年八月派使团前往古巴,要求古巴的直接援助。

  卡斯特罗多年来一直说古巴青年愿意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解放那里的人民,但一直没有找到一块可以让古巴人去大规模流血的地方。现在安哥拉的请求总算圆了卡斯特罗的这个梦想。于是随著葡萄牙人的撤出,苏联的伊尔-62运输机载运着古巴军人横渡大西洋前往非洲,到吡年初古巴在安哥拉已有一万五千军人,美国支持的霍尔顿·罗伯托被打败,逃到了扎伊尔,曾经卷入的南非军队也撤回了。古巴终于取得了输出革命的第一次胜利,但“革命攻势”失败后好不容易出现的比较平稳的发展也就此结束,开始了新的一轮世界革命的军事冒险。和六十年代的“大陆革命”不同的是,这一次在物质上有苏联的保障,战略上是和苏联配合,同时国内政策没有大的折腾。

  安哥拉是古巴重新大规模输出革命的开始。一九七八年一月,卡斯特罗又派遣了两万古巴军人前往非洲之角,支持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政权。埃塞俄比亚的左派军人在推翻了海尔·塞拉西皇帝之后,建立了自称是“马列主义”的红色政权。埃塞俄比亚的邻邦索马里当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权,他们起初都从古巴那里得到支持。但是意识形态的相似并不能消弥民族矛盾,后来埃索两国发生了对欧加登地区的争夺,卡斯特罗从中调停无效,两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这迫使苏联和古巴在他们当中选一个。他们选中了埃塞俄比亚,尽管卡斯特罗在索马里有七百多军人在建立一个训练非洲各国游击队的基地,索马里领导人西亚德不久前还授予他最高勋章。古巴军队于是又卷入了非洲的另一场战争。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卡斯特罗在海外支援“世界革命”的高峰,他直接扶持的政权有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南也门,以军事、经济和其他形式支持的国家有叙利亚、赤道几内亚、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塞拉利昂、伊拉克、阿富汗、老挝和越南等。

  古巴在海外的军事和其他人员的数量有不同说法,但一般认为起码在十万人以上,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当于当时十亿人口的中国大陆有一千多万人在海外。

  此外,卡斯特罗并没有完全放弃他在西半球的“革命”权利。七十年代初加勒比海上的格林纳达发生革命后,卡斯特罗应新政权的要求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和大量教师和技术人员。

  古巴还大力支持萨尔瓦多反政府游击队。在哥伦比亚,古巴支持一个叫做M-19的游击队,结果哥伦比亚政府一九八一年再次中断了和古巴的外交关系。七十年代末古巴在加勒比海地区取得了一次胜利:一九七九年,中美洲尼加拉瓜的索莫查独裁政权在国内反政府联合阵线的进攻下解体。美国为了不让联合阵线中的激进派掌权,迫使索莫查辞职交权,但古巴支持的左派桑地诺游击队还是控制了政权。七九年古巴纪念“七·二六”时,桑地诺解放阵线派出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一名尼加拉瓜女战士将一支缴获来的枪赠给卡斯特罗,作为沿著古巴开创的游击队打天下的道路取得胜利的象征性礼物。

  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纪,西欧天主教会为了从伊斯兰“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输出天主教,先后发动了多次对地中海西岸的“十字军”远征,从西欧各国动员了大量的基督徒从军,最后以失败告终。古巴在七、八十年代的海外军事冒险,是一场输出革命的新十字军运动。如果说基督教的十字军运动多少还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一点积极作用的话,古巴的“革命”十字军除了使这些地区的战乱进一步升级,在历史上不会留下任何正面的评价。

  卡斯特罗在这一时期的四处出击,无疑充当了苏联和美国争霸战略中的小伙伴和急先锋的角色。很多时候苏联为了避免和美国直接冲突,便让古巴打头阵,同时对古巴国内经济进行输血,换取古巴的支持,此外还给古巴一些意想不到的荣誉,例如一九八0年苏联让一个古头尚员坐上了它的宇宙飞船遨游太空,这个飞行员从此被写进了古巴革命史,成了古巴又一个世界之最(即第三世界国家最早的宇航员),后来此人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古苏友协的会长。苏联的全力支持是古巴以一个小小岛国却有如此国际能量的根本原因。为此,美国参议员莫伊尼汉曾经说古巴成了苏联帝国的廓尔克人(廓尔克人是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一支游牧民族,长期被英帝国军队雇佣,以能征善战闻名)。有些国家(如当时的中国)则称古巴是苏联的雇佣军。

  但廓尔克人和雇佣军的比喻都忽视了,或有意回避了卡斯特罗本人长期以来从未消减的输出革命的雄心壮志。在苏联和古巴之间固然有主有次,但古巴不是苏联的走卒,而是一个小伙伴,他们之间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卡斯特罗通过和苏联的战略配合,扩大了古巴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以“解放者”自居,满足了他的“岛国巨人”的心态。而更巧妙的是,当他把自己拴在苏联的战车上后,既可以放心地和美国对抗,又可以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摆出不怕美国的好汉姿态,引来一片仰慕的目光,真是一举两得。

  (五)

  古巴成为苏联的伙伴之后,它和中国的侧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外交战略处于直接对抗的状态,于是它又开始了对中国的攻击。同时,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改革开放,这更被卡斯特罗认为是无耻的背叛。因此,相比六十年代,这一阶段他对中国政策的攻击倒是出于他的真心的。

  一九七八年底,美中恢复了外交关系。本来卡斯特罗对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访华就恨之入骨,他把中美关系变坏的希望放在卡特政府身上。但美国国务卿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访华使他的希望破灭。一九七九年初,他在古巴国民大会纪念古巴革命二十周年的讲话中大骂中国是出卖革命理想来换取贸易优惠,说全世界革命人民不会因为中国的叛卖而停止斗争。中国驻古巴的外交官以退席表示抗议。

  一星期后在接受《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的采访中,卡斯特罗又一次以他所特有的想像力和独特的语言对中国的政策作了尖刻的攻击,他说北京在各方面的机会主义政策是“对革命原则的彻底背叛和与帝国主义和世界反革命的公然合作”。他说中国被孤立了,它的唯一朋友是北约、南非种族主义者、智利法西斯分子、第三世界的新殖民主义者和各地的反革命。

  一个多月后,中国开始了惩罚东南亚小霸越南的有限战争,数小时后古巴街头就出现了支持越南的标语,上面写着:“为越南流尽最后一滴血!”卡斯特罗在几次群众大会上谴责中国的“侵略”。企图称霸东南亚的越南反而被卡斯特罗说成了一个可怜巴巴的大国强权受害者,再一次成为古巴世界革命歇斯底里的焦点。对越南的这种支持,充分说明卡斯特罗只是不断地需要找出一个邪恶国家来为他的“世界革命”寻找合理性,不管这个国家是美国还是中国。

  不过,卡斯特罗和过去一样,在所说的和所做的之间还保留着分寸,没有真的把在安哥拉的军队派到东南亚去完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命”。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越南是古巴六、七十年代叫喊得最起劲地要去“流血”的地方,但它对越南的实质性的援助非常有限,更没有象在非洲那样派出大量军队。其中的奥妙大概在于卡斯特罗的小算盘:越南是中国的邻邦,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大量援助,将来一定会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因此古巴没有必要去浪费资源。所以,越南对于六、七十年代的卡斯特罗来说,其作用是提供了一个凝聚国内民心和不断把他的反美主义升级的对象。

  卡斯特罗虽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改善关系看不顺眼,但他自己在和美国对抗的同时,也并不放弃和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关系,达到使美国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压力,尤其是对在美国的古巴政治流亡团体的支持的目的。一九七六年美国民主党的卡特竞选成功,他上台后在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中一方面打出了“人权”这张牌,另一方面提出和苏联和古巴等缓和关系。对古巴,卡特取消了在古巴上空多年来的侦察飞行,暂时取消了对美国人去古巴旅行的禁令。

  卡斯特罗对卡特政府的反应是邀请了美国一些议员前往古巴访问。一九七七年美国和古巴在对方首都还互设联络处。卡斯特罗甚至邀请了古巴在美国的流亡团体的代表回国谈判,释放了四千名政治犯,让他们去美国。在接待这些流亡人士时,卡斯特罗不再象过去那样说他们是“蛆虫”,而说他们是美国的教授和专业人士,这仿佛使他脸上增光。他甚至称这些反革命为“古巴海外社团”。但随著古巴一九七八年后在非洲军事行动的扩大,卡斯特罗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企图落空了。到八十年代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古关系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