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小平

第五章 战略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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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邓小平

  1952年,邓小平路过四川内江,遇到了一位好朋友,教会了他打桥牌。

  从此,和看足球一样,打桥牌成为他终生的业余爱好。尤其是在晚年,他把打桥牌当成 
向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挑战的方式。

  世界上不少重要的政治人物都喜欢打桥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军已经参战的情势下,没有放下打桥牌的爱好;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在等待盟军在北非登陆消息的间隙,也不忘挤时间打一把桥牌。

  桥牌,是考验知己知彼的全局意识和能否密切配合的智力游戏。

  邓小平打牌思维敏捷,计算准确。洗牌、发牌、叫牌、打牌、记分,每一步都特别认真,处理得果断、迅速,一派大将风度。

  他的老搭档聂卫平说:他打牌守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稳,每一步都特别认真,处理得果断。无论领先还是落后,都很有风度,不愧为一位桥牌高手。

  遇到有争议,他总要弄出个究竟。

  有一次,到点该收牌了。女儿邓楠对他说:“你刚才那张牌不该那么出。”他当时没吭气。第二天,大家一坐到台上,他就把头一天那副牌往桌上一摆,说:“你们说,谁错,谁对?”看来对女儿的批评,他还不大服气。

  邓小平常说,“打牌要和高手打,输赢才有味道!”

  他还常说:“惟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

  他还说过:“身体健康,大概是我喜欢游泳,特别是在海里游泳最好,我还行呢!至于脑力方面,打桥牌最好;你的脑筋是否迟钝,一打桥牌,马上就明白。”

  有时候,打桥牌也是一种同世界对话沟通的语言。

  1988年7月,中国桥牌协会聘请他担任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

  1989年2月26日,世界桥牌联合会授予他“世界桥联荣誉金奖”,并作出决定:不能有两人同时拥有此项金奖。

  1993年6月,世界桥牌协会向邓小平颁发了“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多年来为中国及世界桥牌运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大概是邓小平生前获得的最后一项社会荣誉。

  他曾经说:桥牌如同音乐一样是一种世界语言,理应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理解与友谊的桥梁。

  1989年,当世界桥牌联合会把第一枚荣誉金奖授予邓小平的时候,他登上世界的外交舞台才不过14个年头。

  14年前的春天,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出政府领导人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这是邓小平自1926年离开法国后第一次踏上西方国家的土地,这也是他第一次代表中国政府登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讲坛。

  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对这样到国际舞台上“露脸”的机会,江青集团甚是嫉妒,极力阻挠邓小平出任代表团团长,直到毛泽东亲自写信给江青警告她“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他们才不得不同意了这个安排。

  在准备参加大会的过程中,邓小平提议,要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世界形势的最新看法,也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马里国家元首时第一次用了“第三世界”的提法:“我们都叫做第三世界,就是叫做发展中国家。”197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完整地阐述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但此时除了亲耳聆听过的几位外宾和外交系统的一些领导同志外,这个理论还鲜为人知。

  1974年4月10日下午,邓小平面对着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开始了自己的发言。

  邓小平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这个理论,代表了中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

  邓小平还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过去几年内,在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当邓小平结束发言回到中国的席位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纷纷涌过来表示祝贺,一双双热情友好的手,把中国与世界联在了一起。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经过邓小平的阐述,产生了长久而深刻的国际影响。

  出席联合国会议的10天时间,每一天邓小平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会议期间,邓小平会见了许多国家的政要,世界各国媒体对来自东方的这个小个子给予了格外关注,有的媒体 
评论说:“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小个子的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的代理人。”

  频频来访的客人,意味着对中国,也是对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的认可与尊重。

  在美国,还有一个插曲。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时还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小个子中国老头儿的身份,他以为此人是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当两人共进了一次晚餐后,邓小平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两人成了相知相敬的朋友。

  的确,在参加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之前,邓小平的主要国际活动经验是与社会主义阵营的交往,在全世界外交舞台上,他还是个新人,但这次会议后,邓小平作为重要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已让世界瞩目。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晃四年之后,作为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开始成为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从他的身影里,世界读到了他在外交舞台上的从容和远见,智慧和胆识,也读到了整个中国的和平外交的形象。

  1978年秋天,邓小平访问了日本。在记者俱乐部会见来自世界各地的400多位记者的时候。一个日本记者提出了中国领土钓鱼岛的归属问题。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立场完全不同,而这次访问又是为了中日友好而来,如何才能充分表达中国的立场,又照顾到主人的面子。当时全场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看中国的这位领导人怎样应对这个场面。

  【邓小平同期声】

  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就有叫法不同,这点双方确实有不同看法。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就中国人的智慧来说,也只能想出这样的办法。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些问题上挑一些刺,设点障碍阻止中日关系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两国政府谈这些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摆一下不要紧,你摆10年也没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一些,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短短8天时间里,邓小平会见了日本的各界人士,被日本媒体称刮起了“邓小平旋风”。

  邓小平抵达日本的第二天,日本的所有新闻媒体的主要版面都是邓小平来访的消息,被称为“清一色”了。日本的200多家最大的企业商社分别在日本的大报上包下专版,刊登祝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和欢迎邓小平来访的广告。在经团联六大团体为邓小平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出席人数达到了320人,超过了300人这一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在大阪为邓小平举办欢迎宴会前,还出现了许多企业毛遂自荐一定要参加的情况。一家外国通讯社在总结邓小平的这次访问时评论说:“邓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他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谈不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为中国结交了新朋友。”

  在日本掀起的旋风还在令人回味,邓小平又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这天是1979年1月28日,按中国农历,正是大年初一。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中美之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踏上美国土地的邓小平,更是披带着中国社会万象更新的春天气息。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等高级官员到机场热烈欢迎邓副总理。

  【邓小平讲话同期声】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到达美国后的第一顿晚宴,是由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招待的。为了办好这个宴会,主人已经忙了好几天,女主人亲自定菜单、亲自采购和烹制了具有浓郁美国特色的烤牛肉,布热津斯基本人则负责采购各种美酒,准备了满满一柜子,他想起中国人爱喝烈性酒,在宴会前又特意吩咐人再送些酒来。宴会的服务员是布热津斯基的三个孩子。宴会开始后,宾主频频举杯,席间笑声连连,气氛很是融洽。

  突然,布热津斯基发表一个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这个话题很难回答。如果赞同,从政治上是不利的,也不是事实;如果反驳,又不符合外交礼仪;如果什么也不说,宴会就冷了场,主人会感到尴尬。

  邓小平微微一笑,接过话题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邓小平的回答出乎在场人们的意料,同时也赢得了举座赞成。

  布热津斯基又说:“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在国内碰到了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中国有没有遇到反对意见呢?”

  邓小平答到:“是的,有人反对。”

  这个回答让在座的人感到迷惑:中国是一个高度集中领导的国家,中央决定的事情,还会有人反对?

  邓小平微笑着解释: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有些人就表示反对。


  在同卡特会谈时,邓小平问:你们国会有没有通过决议说,会谈时不能抽烟?卡特说:我们家乡佐治亚州生产很多烟叶。我鼓励大家抽烟。邓小平接过话头说:我服从。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抽了起来。开朗、坦率的风格,使西方世界感受到了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新形象。

  邓小平和卡特进行了三次会谈,会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谈。喜欢记日记的卡特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我们计划进行三次工作会议,并决定双方首先谈谈各自对世界事务的分析。邓要求我先谈。……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地听我讲话。他接二连三地吸着卷烟,一对明亮的眼眸常常东转西看。当译员把我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对其他中国人员频频点头。”

  会谈是“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当然,也有交锋。在一次会谈中,卡特提出了中国限制出国的问题,邓小平不动声色地说,如果你要我送1000万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之后,卡特再也没有提起所谓迁徙自由的问题。

  富有魅力的机敏和见识,展示出邓小平在世界舞台上从容大度,成算在胸的形象。他的访美,使中国关于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了解,这使卡特深感羡慕。

  后来,他在竞选连任失败后到中国访问时,对邓小平说:你在美国人的心中是个英雄的形象,如果你做我的竞选伙伴,我肯定能连任成功。

  从1977年到1979年,短短的两年时间,中国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