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小平

第七章 未来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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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邓小平

  站在自家的院子里,邓小平显得如此的神定气闲;

  坐在辽阔天空的飞机上,邓小平常会这样久久地俯瞰;

  望着蔚蓝的大海,邓小平心潮又该是何等的澎湃?

  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脚步都是这样的踏实、沉稳。

  他曾对外国友人说,要看古代的东西,中国可多了,不过,只看到过去不行,还要看到现在,特别是想想未来。

  1992年1月22日上午,邓小平来到深圳植物园参观。当他看到一棵不知名的树木时,就好奇地打听这是什么树。专家告诉他,这树在当地叫发财树。陪同他参观的女儿风趣地建议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吧。”邓小平深情地答了一句:“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让全国人民都发财致富,这是邓小平最深切的未来情怀。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社会的未来模样应该是怎样的?邓小平的回答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了允许有条件的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萌发了这样的设想:“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在人口多,底子薄,各地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国情下,这无疑是打破平均主义束缚,释放生产力发展的能量,尽快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

  很难说中国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但其历史悠久则确凿无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大锅饭”成了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在城市,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在农村,社员吃生产队的大锅饭,生产队吃公社的大锅饭。

  这一吃就吃了20年。国家的经济效益和群众的劳动热情受到了伤害。

  在低效率的平均和提高效率的暂时不平均之间,中国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了。

  真是一试便灵。

  “万元户”,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名词,今天已经很少人提起了。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能够达到一万元,是先富裕起来的典型,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今天没有人再提起它,是因为这个数字已经不能反映中国人今天的富裕程度。

  这中间,也不过就是20年的时间。

  正是有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中国社会创造财富的源泉在今天才如此充分地涌流。

  正是有了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今天才有了如此的辉煌。

  但是,这还不是邓小平心目中未来中国的全部景象。

  在他的设想中,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他说: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在《邓小平文选》里,有许多这样的假设: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90%的人生活富裕问题。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1%,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

  中国要解决10亿人的贫困问题,10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一个又一个的“如果”,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表明了这个问题在老人心中的特殊分量。

  退休后的邓小平,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共同富裕,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事关民族复兴的大局,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充满诱惑的未来。1993年9月,在和弟弟聊天的时候,他甚至说出这样的心里话——

  “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邓小平甚至具体地提出了在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他说:“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1990年,中国提前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战略目标,邓小平从政治高度提出了共同富裕的问题。

  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又提出了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时间安排。

  他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这年年底,他更明确地提出了研究分配问题的任务。

  1992年12月18日《参考消息》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

  文章认为,西方实行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面临的挑战,将不仅是显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效率高,而且还要显示资本主义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

  看到这篇文章,邓小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议论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要研究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议论完了,他让工作人员把他的话记下来,交给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意见,中央专门成立了研究分配问题的工作班子。

  1999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平衡东西部发展的重要举措。

  几年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已经开始着手安排一些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措施。

  设计着未来的邓小平心里十分清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未来的事业,只有靠下一代人去开拓,去完成。于是,晚年的邓小平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最后的作用,就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1977年他第三次复出的时候,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1975年他主持整顿的时候,王洪文说过一句话,对他的刺激极为深刻。从1978年到1980年,在许多会议上他都谈到了这件事——

  【邓小平同期声】

  1975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10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这说的有道理的啊,10年后我们这些人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王洪文的呀。

  那时候,刚过40岁的王洪文向已经超过古稀之年的邓小平下了战书:这个战书不是要和邓小平比治党治国的才干,而是要和邓小平比年龄。

  单比年龄,邓小平当然比不过王洪文。老一辈革命家也都比不过王洪文。

  党的干部队伍在“文革”结束后青黄不接的状况,使邓小平忧心忡忡。经常接到老战友去世的讣告,花圈有时一天要送几起。许多部门,开会的时候坐一大桌子,坚持干工作的却没有几个人。

  几乎从复出开始,他就在思考着党的干部队伍的接班问题。

  以他当时的丰富的治党治国的经验、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崇高的政治威望,他完全可以出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事实上这样的呼声也很高。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这样的安排。

  1979年夏天,邓小平下了黄山,到上海视察。

  7月21日,他接见了上海市委全体常委和几位顾问。当时上海市委的常委有19人,而且多数年纪都比较大。

  邓小平看了一圈,开门见山:“大问题是接班人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老家伙要有意识的一让二帮,要注意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选那么一批人当权,准备接班。不能论资排辈。”“讲解放思想,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如果说,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当着大家的面,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19个常委太多了,最好7个人左右。

  离开上海,邓小平去了山东,来到青岛海军基地视察。

  在和海军的领导班子见面时,他特意一一问了他们的年龄。在座的年龄,仍然让他感到不安。

  于是,又讲了这样一番话——

  “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在了,将来很难解决。”

  “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选拔培养接班人。现在有些地方对选进领导班子的年轻人,还是论资排辈,发挥不了他们的作用。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只要我们敢于把他们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干起来了。”

  这年冬天,他在中央召集的党政军机关副部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这样的告诫。

  他说,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的合格,选的好,我们就交了账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