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小平

第十章 人民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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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

  人们常说,伟人的爱国情感是丰富和深厚的。

  所以丰富,是因为他有着与天下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广阔胸怀。

  所以深厚,是因为他总是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万物生长的大地,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这山,这水,这江,这河,还有它们承载的传统文明和民族精神,在邓小平的心中,总会唤起千般感慨,万种情思。

  在古都西安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工作人员拿出一把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剑给他看。当他听说德国是在1939年才申请这样的铸造工艺专利时,他连忙带上手套仔细地凝看。

  东北有个镜泊湖。也曾留下邓小平的身影。

  在东南的黄山,他卷起裤腿,登上了山顶,一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模样。

  西北的嘉峪关,长城的起点,邓小平曾在这里留下足迹。

  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它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难的不屈精神。

  “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看到那些残桓断壁,难免令人感到忧虑。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就多次陪同外宾到长城参观,长城的雄姿令人振奋,长城的危机令人焦急。

  1979年,他对人说:“通往景区的路,要下决心修好。现在游长城,至少要花5个小时,大部分时间花在路上。”后来又向国务院的领导提出:“北京到十三陵、长城可以修高速公路,也可以用直升飞机,还可以安排几个专列,边走边看。”他的这些建议,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1984年,北京的几家新闻媒体发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募捐活动。计划筹集15万元人民币,用于长城的部分维护。这个活动很快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为了表示自己的支持,9月1日,他亲笔为活动题写了主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个活动一直坚持下来,平均每年收到的捐款超过了200万元,大大超过了预计。用这些钱修复的长城已经向游客开放。

  长城,正以新的雄姿,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之火。

  1980年7月,邓小平乘“东方红32号”轮船从重庆顺江而下。

  船过长江三峡,他会抬头寻找那被烟雾笼罩的神女峰。或许,当他在16岁那年沿着这条江去拥抱大海的时候,也曾这样凝望过。

  整整60年前,当他在16岁那年沿着这条江去拥抱大海的时候,他怀抱的是报国之心,到西方寻求报国之技。

  这一次,76岁的老人是寻求开发长江、振兴中华的方略。

  要不要兴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他此行的主题。对这个问题,各方面意见不一。这是一个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邓小平没有贸然决定,他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这次特意带上了各方面的专家。

  一路上,他不断和专家们探讨着。他详细询问有关投资、工期、发电、航运、坝址等有关问题。专家们一一向他做了汇报。

  他甚至问:“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他点点头:“哦,是这么回事。”

  同行的四川、湖北两省领导,也加入了论证行列。四川反对上,湖北赞成上,人们各抒己见,互不相让。邓小平默默听着,并不表态,只是风趣地说:“四川‘反对派’,湖北‘坚决派’,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船过西陵峡,他特意让减速航行,遥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所在地的中宝岛。许久之后他说:生态破坏和航行的破坏不大,但也一定要慎重,要对中华民族的子孙负责。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1981年夏天,邓小平西出阳关,到新疆视察。途中,他做了个短暂停留,参观敦煌莫高窟。去之前就通知甘肃省委,这次来是休息,不谈工作,不用汇报。

  早在1926年邓小平就到过甘肃,以后也多次来,但都没有机会亲眼看看驰名中外的莫高窟。这次正好路过,终于填补了多年的遗憾。

  到了敦煌,邓小平先听当地文物研究所的领导介绍情况。听完后关切地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当地领导如实作答:研究经费不足。

  邓小平当即对同行的王任重说:“任重,经费你给考虑一下。”又对敦煌的同志说:“敦煌文物天下闻名,是祖国文化的遗产,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

  有些群众在莫高窟认出了邓小平,顿时邓小平来敦煌的消息传遍了全城。当工作人员把群众想见一见他的愿望告诉邓小平时,他欣然答应了。第二天,邓小平乘坐一辆面包车,出了宾馆大门,沿着东大街缓缓驶过,邓小平在车里向两边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

  邓小平告别了热情的敦煌人民,临走时还念叨着:“敦煌是件事,还是件大事。”没过多久,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收到了国家文物局拨来的300万元专款。

  在当时,靠了这笔钱,莫高窟南北窟区都进行了加固,多年欠账的职工宿舍盖了起来,由研究所发展成为研究院,敦煌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桂林山水甲天下。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986年1月,82岁的邓小平来到桂林。这里距他早年领导百色起义的地方不远,寄托着他浓郁的感情。到达后的第二天,他就乘游船游览了漓江。当他看到绿水中倒映着青山的翠影,高兴地称赞道:“漓江水又变清了!”

  这个赞叹的后面,埋藏着一件尘封的往事。

  1973年,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桂林参观访问。当游船在美丽的漓江中航行的时候,一幕令人痛心的画面出现了:从两岸的各种工厂里排出的又黑又臭的污水,毫无遮掩地向江里倾泻,原本清澈的江水,变得越来越浑浊,两岸到处可见违章建筑和垃圾堆。

  当天晚上,外宾们入睡后,心绪难平的邓小平找来了广西和桂林的领导,严肃地说:“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漓江是这座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把漓江污染了,把环境破坏了,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快、市政建设搞得好,是功大于过呢,还是过大于功呢?请你们好好考虑。那也是功不抵过啊!”

  邓小平回北京后,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制定了有关桂林山水保护的文件,桂林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环境治理。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明显效果。看到了这个效果,邓小平十分欣慰。

  心情愉快的邓小平在桂林还留下了一个小幽默。

  当他参观完芦笛岩风景区时,风景区的同志请他题词留念。他拿起毛笔,笑着说:“写啥?”

  同行的小孙子拉着他的衣服说:“写到此一游。”

  邓小平说:就依你的。说完挥笔写下了“1986年元月26日到此一游。邓小平”几个字。

  一旁的王震也忍不住,在邓小平签名的后面提笔写下:“陪随者王震。”

  伟人的爱国情感,常常体现在一些微小的细节之中。邓小平到过许多地方,只有少数几个省区没有去过。越是没有去过的地方,越让他魂牵梦绕。

  1978年2月,74岁的邓小平赴尼泊尔访问。他在专机上俯瞰着西藏这片高天厚土,目光专注而深沉。

  西藏,一直是邓小平心里非常惦念的热土。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和二野的政委,邓小平是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直接指挥者之一。为了准备和平解放西藏,1950年1月15日,西南局召开了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会。会上,邓小平着重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有一定数量之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问题,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我部队进军西藏,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邓小平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亲自主持起草了和平解放西藏的纲领性文件——同西藏当局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又叫“约法十章”。

  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是以这十条为基础,在这个大框架上发展充实起来的。1951年,西藏全境获得解放,这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

  然而,邓小平这个西藏和平解放的功臣,却没有机会踏上过西藏的土地,这成了他晚年的一大遗憾。

  1980年10月,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陪同外宾赴藏访问拉萨,行前邓小平委托这位副总理给西藏捎话,希望得到一件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

  后来西藏的领导同志把一尊精美的佛像交这位副总理带回给邓小平,以慰他对西藏的向往之情。

  1992年1月,邓小平来到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参观,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这辈子我是去不了西藏了,就在这座‘布达拉宫’前照张相,权作纪念吧!”

  1984年1月,邓小平来到特区深圳,他站在国商大厦的天台,细细地观看了深圳的全景后,向雾气缭绕中的香港投去深情的目光。

  那是他半个多世纪前曾经五次经过的地方。

  虽然是中国自己的土地,但却被外国殖民者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

  上个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的临近,香港的归属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香港是国际贸易金融中心,能为英国提供巨大的经济利益。

  对于这样一只“会生金蛋的鹅”,英国政府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还给中国呢?

  1982年7月28日,英国抛出了“三个条约有效论”的主张。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对这个观点逐一进行了驳斥。他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邓小平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两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经过中英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1984年9月17日,双方代表团就香港问题全部谈判达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