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全面整顿”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一、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份召开的十大上,邓小平只当选了中央委员,当时没有把他选进政治局。过了不到四个月,毛泽东就提出来要把邓小平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而且等不及到十届二中全会来完成这个程序。

  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毛泽东还表示赞成叶剑英的意见,“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提议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工作,当军委委员。又说“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有部分政治局成员出席的会议上,再次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又说: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几个大军区司令员出席的会议上,向到会的人员介绍邓小平时说:现在请来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送你(指邓)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又说:邓小平当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且说: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从此,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军委内加强了联系。

二、与江青的斗争取得节节胜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迟群、谢静宜在讲话中说:“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并点名批评叶剑英。一月三十日,叶剑英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并“检讨子女上大学开后门”问题。二月五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毛泽东圈阅了此信。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信上批示:“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次日下午,周恩来约迟群、谢静宜谈话,提出: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

  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取得了成功。

  二月十日,江青到四机部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我方彩色显相管生产线考察团蜗牛礼品“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要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去;说引进彩色显相管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并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了”。周恩来指示外事部门调查,中央政治局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

  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的第二个回合,取得了成功。

  三月间,中央政治局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江青不同意邓小平去,她的理由一个是“安全问题”,另一个是“国内工作忙”。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致江青信:“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在当晚一个会议上,江青表示同意邓小平出国。邓小平在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审阅。四月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发言稿批示:“好,赞同。”

  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的第三个回合,又取得了胜利。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四月四日,江青接见工人时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四月五日,江青对两校大批判组说,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有讲这个问题,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江青还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四月,邓小平就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水平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

  五月三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江青等人,他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三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发言,主要就江青等人说批评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问题三件事,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质问。政治局其他委员也作了批评发言。王洪文作了检讨,江青作了书面检讨。会后,毛泽东在同邓小平一次谈话中肯定了会议“有成绩”。

  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的第四个回合,又取得了胜利。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听取邓小平汇报江青在大寨讲话的情况时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华国锋也把江青要求在学大寨大会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取华国锋的汇报时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的第五个回合,又取得了胜利。

  九月三十日,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地中海返抵上海港。江青在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报道上作批,并给政治局写信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见。十月十七日,江青等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风庆轮事件”(“事件”指:交通部派去协助风庆轮首航欧洲工作的李国堂、顾文广,在船上抵制按照江青等人的意见批判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因而被指为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返航后被定为反革命的政治事件)要邓小平表态。邓小平“作了坚决斗争”。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会见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的第六个回合,又取得了胜利。

  邓小平、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为什么会取得节节胜利呢?关键在于他们选择的打击点比较准确,恰好是抓住了江青等人的“错误”。邓小平在这一次又一次取得斗争胜利的同时,思想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如果说他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表示的“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是真诚的,那么,这时,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经不同了。由于一个个“胜利”的取得似乎轻而易举,显然他开始有些“飘飘然”、“昏昏然”了。

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十二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再次提出由邓小平担任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提名陈锡联为副总理。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二月二日,周恩来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邓小平除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他说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军队要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邓小平说,只敢说抓革命,不敢说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他宣布大派小派都要解散,对闹派性的头头只等他一个月,再不转变,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三月五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第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显然,邓小平抓铁路工作整顿、地方工作整顿,把打击的重点放在整“造反派头头”上了。

  五月八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钢铁工作座谈会。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话,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座会上讲话。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1,从部到厂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2,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寸步不让,寸土必争。3,落实好政策,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4,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大钢厂要有单独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机构。在二十九日讲话中他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 “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说的是“三项指示为纲”,实际做的是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下,抓“整顿”。而且“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又是与毛泽东一贯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相对立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六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

  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 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

  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在会上说,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懒、散、软的问题。十五日,叶剑英在总结讲话中离开讲稿,指责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他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会上,徐向前、聂荣臻也都讲了话,一致同意邓小平、叶剑英的意见。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他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会后根据军委的部署,经毛泽东批准,调整配备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

  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中央军委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叶剑英在会上说,现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

  这些会议,在整顿军队的部署下,邓小平等人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要把反对“四人帮”问题,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一点,与毛泽东的意图是违背的。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得很清楚:对江青要“一分为二”;“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中央一号文件,在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务院的副总理中,邓小平虽然是第一副总理,可是接下去排的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并没有指示和要求他们把江青等人当成政治野心家来反对,并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去。

  八月十三日,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信中揭发的问题有:“迟群自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来,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攻击中央领导人;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政策。信中还揭发了迟群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这封信是经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的信“揭发”的是迟群(6341部队的干部,经毛泽东批准派往清华大学搞点),又经过邓小平转交毛泽东,实质上就是逼迫毛泽东表态。毛泽东把这封信留下来了。

  八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开始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说,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生产搞得很坏,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文章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的矛头指向很明显,而且上纲上线也不含糊。

  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等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这个提纲是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由胡耀邦主持写出的。邓小平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的、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他认为《汇报提纲》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都适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等对《汇报提纲》作了多次修改,送交毛泽东,毛泽东未表同意。这件事意味深长,它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已经开始有所警惕。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毛泽东传》语)这当然与毛泽东说的“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不是一回事。而且,他重点整的对象是造反派头头、江张姚王等文革派的领导干部、甚至有些事直接涉及到毛泽东本人。这不仅说明,邓小平在斗争中已经有些“飘飘然”、“昏昏然”,而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犯了“盲目冒进”的错误。所谓“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毛泽东传》语)的真正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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