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桃花源中人”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刘冰再次给毛泽东写信,“继续揭发迟群对毛主席、周总理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人,还揭发迟群假左真右,以及与谢静宜大搞阴谋活动等问题。”这封信也是经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但是,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两封信都压下来了,未作任何批示。这表明毛泽东对来信的实质和意图有怀疑,也对邓小平转交来信的用意有怀疑:是不是要从迟群、谢静宜这里打开缺口,要把文革派的干部全部搞掉,甚至是要全盘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一封来信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写信给毛泽东,告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这时出现了刘冰来信的对立面,毛泽东就作了批示,所说的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当然也包括刘冰来信提出的问题,以示公平。而且未置可否,这就是要邓小平明确表态: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十月下旬,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的。”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汇报,指出:“(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并指示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他的意见全讲出来。(从九月底开始,毛远新几次汇报邓小平的问题,他说:感觉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把生产搞上去。)

  十一月二日,毛远新当即照毛泽东的指示办。邓小平对毛远新关于“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说法和否定九号文件(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以后全国的形势的意见,明确表示了异议,并说“昨天(即十一月一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十一月三日至十八日,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刘冰、周荣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实际上矛头对着邓小平。会后一些学校相继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

  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景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邓小平主持,过一会再说。”(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说,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这说明邓小平从十一月三日开始的清华大学批刘冰这件事已经看出,毛泽东对他这段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已经产生不满,似乎改变了对他的支持态度。十五日的报告,既合符工作程序,又可以作为一种试探。

  十一月二十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毛泽东的这着棋确实厉害,它逼迫邓小平必须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以便与那些口头上说只反极左,实际上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划清界限。这样一来,邓小平就毫无退路了。邓小平只能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尽管这里是用了推托之词(事实是,到了一九八0年,仍然是这个“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主持写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但还是暴露了他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场的底牌。如果说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的“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真诚的,那么,所谓“我是桃花源中人”的说法,标志着邓小平再一次转变了政治立场,站到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边去了。这恐怕不是有些人说的什么“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因为“在原则问题上”,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邓小平曾经明确表示过,他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点谁也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

  十一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有一百三十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讲话要点》指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个《讲话要点》传达到省部级党委常委。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业务工作。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十五日,邓小平仍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且由他来致悼词,成为他这时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露面。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小平专管外事。二月二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中央一九七六年第一号文件)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第一号文件的产生,标志着邓小平短暂的主政时期(一九七五年七月至一九七六年二月)结束,一个由华国锋主政的新时期开始。

  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一九七五年七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文件。

  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毛泽东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代表资产阶级”。(对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批示:“同意。”当天华国锋在会上讲话指出:要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一九七六年三月下旬,南京市一些学生和市民举行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游行、集会活动。三月底至四月初,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出现更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南京和各地出现的悼念活动的问题。当天中央向各地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知:“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四月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问题,政治局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像这次这样严重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后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四月五日,晚九时,一万名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带着木棍包围天安门广场,逮捕了三十八人(前三天逮捕三十九人)。四月七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汇报时指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并据此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又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1)首都,(2)天安门,(3)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一起登报。四月七日下午,毛泽东补充说: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这里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迷:既然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这三次邓小平都能够做到“能屈能伸”,放弃一些“自己的原则”,为什么这一次,邓小平就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原则”了呢?这恐怕还是一个对形势的估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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