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把‘四人帮’抓起来”

本章总计 97341

一、“把‘四人帮’抓起来”是“元老派”长期准备的结果

  关于“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具体情况,正式公布的各种材料中极少透露。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这三个人的作用,都属于“前台”的,而真正在“后台”策划、导演的是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只说了一句话:当时的形势“使老一辈革命家们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是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酝酿解决‘四人帮’的办法。”

  根据有关记载:对于如何“把‘四人帮’抓起来”,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人经过多次密商,由叶剑英担任前台指挥,李先念与各方面联系。

  新华社发稿的“杨成武生平”说:1976年,在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危急时刻,协助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参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并保持了军队的稳定。

  《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争光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纪录片《邓颖超》说: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邓颖超到西山叶剑英的家里,商讨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在她的台历上,十月一日、十月六日这这两天的日期上划有圆圈作为记号。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叶剑英随即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自己住地不远的25号楼住下,并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李俊山给他转送文件。王守江回忆说:“后来叶帅就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平现在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先给他一套文件,中央决定由你直接给他送。”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跑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张地握手,长时间不放。……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

二、“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关键是采取措施“说服”了华国锋

  邓小平虽然通过叶剑英、李先念广泛联络了“元老派”,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但是如果没有一枚中共中央的图章,他们的行动就不可能合法化,就要背上“搞军事政变”的恶名,而且也不易于争取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关键是争取、“说服”华国锋。

  怎样才能把华国锋争取到他们这一边来呢?他们抓住了华国锋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华国锋急于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担心江、张、姚、王等人不会支持他。所以“说服”华国锋的关键,就是要让他相信:江青集团夺权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将悔之晚矣。

  果然不出所料,华国锋被“说服”了,而且,越到后来,华国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了。军队那方面好办,有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和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问题是怎么做才合适,最好是尽量做得合法。在那些日子,华国锋天天找人单独谈话,在动手抓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也被华国锋召去谈了很久。华国锋显然试图在事先就获得政治局里多数的支持,动手将四人帮“隔离审查”之后再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决定。这样一来,抓四人帮就可以说是执行了政治局多数的决定,是合法的。

三、“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另一个关键是采取了恰当的斗争策略

  总的策略是“先发制人”: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人早就商定: “下决心,先发制人”。

  对江张姚王采取逐步升级的策略:

  最初,对江、张、姚、王采取措施用的名义是“隔离审查”,打的旗号是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四人帮’的问题”。10月6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其后,对江、张、姚、王进行审查时用的名义是“粉碎‘四人帮’”。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把王、张、江、姚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

  最后,对江、张、姚、王进行审判时用的名义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继续“高举”的策略:

  10月6日政治局会议决定:

  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在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10月8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必须肯定。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都,后来又揭出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

  对华国锋采取先“捧上台”的策略:

  10月6日,政治局会议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共中央全会追认。(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追认通过了这一决议。)

  10月8日,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说:中央政治局在华国锋同志亲自领导下,十月六日、七日了两件事,一是十月六日决定除四害,二是十月七日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为我们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我们的领袖,既是党的主席,也是军委主席,这实际上是主席在生前就安排好了的。这两件事是一破一立,解决了主席生前长时间要解决而没有采得及解决的问题,现在实现了。华国锋当主席,当我们的领袖。国锋同志民主、耐心,能听别人的话,有民主,有集中,主席看中了,是经过实践和考验得。核心是经过实践形成的,国锋同志主持这段工作,是解放后最困难的。总理,朱老总,主席都先后去世了,又有这么大的运动,他们又在里面搞,对他们四人帮作了仁至义尽。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除了四害。国锋同志今年五十五岁,是中年人,身体好,经验多,我们宣传国锋同志,包括拍电影。国锋同志是我们的领袖。主席说,我选对了,国锋同志在湖南湘潭当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说他无私不蠢(其实很聪明)。我们要宣传,要拥护,要团结在华国锋同志周围。

  对邓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最初,继续保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

  10月8日,叶剑英在一次会议上说:邓小平有路线错误该批,现在批,以后还要批。但是批邓小平的时候,主席有病,不能出来,当时就是毛远新作记录,然后向主席汇报,把主席讲的又到政治局传达。毛远新的倾向性很大,这里面有问题,有些是走了样,加了一些东西。

  10月8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后,都作了自我批评,不能赖帐,应该进一步根据主席的思想,不断把自己估计一下,有时不那么有自知之明的。邓小平还要批,转弯子还要转,我不是袒护同志的错误,应该和群众站在一块,有时候也得说,我们有这些问题,要慢慢改。

四、“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1,把以江张姚王为代表的文革派左翼势力,彻底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

  2,对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文革派右翼势力,明里是捧上台,实际是挖墙角,为把它们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清除掉打下了基础;

  3,为邓小平重新上台推行他的一套路线、政策,扫除了现实存在的一个方面的政治障碍。

  五、历史的评价

  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毛泽东早有预见,他说过:“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因为,在领导层中,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层中,尤其是在“元老派”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对这件的评价,底层的声音、工农兵群众的声音,在一个时期内是很难反映出来的。抓起“四人帮”的消息公布以后,当时,不少人都随着单位组织的队伍参加了游行,并高呼“打倒‘四人帮’”、“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可是大家并不了解:毛主席刚刚去世还不满一个月,为什么一个党中央副主席、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个政治局委员(其中还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一下子变成了打倒的对象?为什么华国锋一下子又变成了“英明领袖”?现在去听听老百姓的看法,与当时就有很大的不同,再过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又会是怎么样?只有“天”知道!

  即使是在当时拥护采取这一行动的高层领导干部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深远影响,也不是没有忧虑的。

  魏巍在一九九三年写的《话说毛泽东》一书中,就这样说过:“把‘四人帮’抓起来,只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方式,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就解决党内的经常矛盾来说,还是要从我们的优良传统中汲取教益。”

  他特别引用遵义会议的例子说:“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开辟了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同时,就党内斗争来说,它也是一个最光辉的范例。试想,会议之前,两条路线的对立是何等尖锐,争论是何等激烈,而且错误的意见在领导集团中居于统治地位,可是仅仅经过几天时间,这个党内最尖锐的矛盾就解决了。尤其是,遵义会议从头到尾,都采取了共产党人最正常的斗争方式,即思想斗争的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然后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作出正确的决议。我在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对遵义会议给以着力的描写,也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难得的范例。今天虽然情况变了,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但是在党内斗争上仍应继承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见1996年再版单行本第30页)。

  在遵义会议上以及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式,那是因为他坚持的是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如果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是错误的,那么,在组织路线和党内斗争方式上也必然是错误的。

  这里,魏巍实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矛盾的性质问题,另一个是矛盾斗争的方式问题。人民同“四人帮”的矛盾,究竟是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对“四人帮”的斗争,究竟应该是采取民主的方法,还是采取专政的方法?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采取专政的手段,那么实行“专政”的一方,实际上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一些问题、一些人的处理,就曾经犯过这种错误。

  下面是一个公民对逮捕“四人帮”行动的合法性的看法。

关于重新审查逮捕“四人帮”行动的合法性的建议信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纪检委
  全国人大法工委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共十六大决议提出加强党的民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对这个决定,我完全拥护。根据中央决议精神,我思考了一个问题:1976年10月6日逮捕“四人帮”的合法性问题。现将自己探讨性建议呈报中央,请指教。

  “四人帮”倒行逆施,推行极左路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背离党心民心,打倒“四人帮”是合情合理的。但用专政手段逮捕“四人帮”,是否符合党章、是否符合法律和宪法呢?

  当时“四人帮”都是合法选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常委。他们都是合法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王洪文还是副委员长,张春桥是副总理。接中共党章军规定,对党员最严厉的处分是开除党籍,没有用专政机关逮捕的规定。几名政治局委员秘密商议用专政手段逮捕另几名政治局委年员,逮捕后,再征求没有参加秘密商议的其余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宪章有哪一条有此规定?用专政方式处置党内斗争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斯大林式的错误做法,也是赫鲁晓夫式的错误做法。毛泽东曾说过在美、英、法那样的国家,不会出现斯大林那种事情。(大意)这种错误做法,留有严重后遗症,此例一开,谁都可以效法。任何人都可以找个理由就可以先把对立面抓起来定罪,然后再找证据。这样就会形成人人自危,都去抓枪杆子,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可言?我建议党中央严肃审查那几位政治局委员秘密商议逮捕“四人帮”的行为是否违反党章?应杜绝此类错误做法,以防效尤。

  按法律规定,逮捕人之前必须先立案,而立案之前必须有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据说逮捕“四人帮”的理由,是认为他们要搞反革命政变。“四人帮”已被公审公判多年,但不论是庭审,还是时至今日,都未向全国人民提供“四人帮”公开或是密谋反革命政变的证据。据说,最初提议抓捕“四人帮”的两位政治局委员认为“四人帮”要搞反革命政变的证据,是1976年10月5日光明日报的一篇社论中的一句话:“在这样的人民面前,任何修正主义的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没有好下场的。”说这是公开发出夺权的严重的信号和反革命动员令。他们认为“四人帮”是想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打倒老干部,于是主张“以快打慢”先把“四人帮”抓起来。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句话是反革命政变的公开信号;二、公审和判决书中对这篇社论中的这句话只字未提;三、那么,逮捕“四人帮”之前确认的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是什么?那么,执行逮捕在法律程序上,是否有合法性?我国法律以法律真实为依据,不是以客观真实为依据,更不允许主观猜测的有罪推定。这种仅凭对一句没有确切反革命政变号令内容的话的猜测,便动用卫戍部队逮捕全国人大代表、副总理、副委员长,这是违反法律,更是违反宪法的。江清在被捕那天的下午还和工作人员一起摘苹果,这是要搞反革命政变总头子的动态吗?张春桥、姚文元被诓去开会而被捕,王洪文在住处也轻易被捕。他们如果搞反革命政变,能没有一点警惕性吗?“四人帮”当时没有军权,也没有权力调动卫戍部队,只能调动首都工人民兵。但“四人帮”被捕后连笔记本也抄了,却没人任何证据说明他们密谋反革命政变和调动工人民兵搞反革命政变,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具体指示上海死党搞反革命政变。至于“四人帮”被捕后,他们在上海的死党发枪搞兵变,应另做别论。也就是说在逮捕“四人帮”之前,并没有关于“四人帮”搞反革命政变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因此逮捕“四人帮”的行动是违法违宪的。

  仅仅根据猜测就抓人大代表,而且至今没有犯罪事实直接证据,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另外,8341部队是中央警卫团,没有公安机关的职能。逮捕犯罪嫌疑人,应由公安机关执行,中央警卫团只能协助,中央警卫团只直接抓人是越权行为。

  76年时虽尚无成熟的刑法、刑诉法,但相关法律还是有的。公审公判“四人帮”时,已颁布了刑法、刑诉法,当时理应审查逮捕“四人帮”的合法性问题。现在我们要建设法制国家,加强党内民主,就必须重新审查当年逮捕“四人帮”的行动的合法性问题,以便引为教训。

  以上建议和看法不知妥否,请指教。

  (此信可否在报刊、互联网上公开发表,请回复。如一个月内未见回复,我将视为默许。)

中共党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盖章)

2003年12月18日

  作者 M.L.M.毛继东按语:

  本信于2003年12月18日用挂号呈寄中共中央纪检委,经向邮局查询,信件于2003年12月20日由中纪委收发室7号章妥收。现予公布,请网友们分析我的认识是否正确。原信件中使用真实姓名,并标明家庭住址。

2004年1月22日

  作为一个历史问题,这些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至于华国锋这些人就只能是吃后悔药了。其实,他们不应该后悔,而应该庆幸。如果他们不是在逮捕“四人帮”中“帮了忙”,可能他们也会落得同“四人帮”一样的下场。

2004年3月7日初稿


  附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记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过多次有名的政治剧变事件,如“戊戌政变”、“四,一二政变”、“西安事变”等等。这些政治剧变事件的具体情况,现在大体上搞清楚了。一九七六年发生的政治剧变事件——“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具体情况,到目前为止,正式公布的各种材料极少。但是,在各种“正史”、“野史”、“纪实文学”中,还是透露了一些具体情况,可以作为参考。

  现在,手中有的材料主要是以下几种:

  马齐彬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

  师东兵著《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1988年获《时代文学》彤辉杯特别奖)

  叶永烈著《江青传》(1999年第二版)

  辛子陵著《毛泽东全传》(香港利文出版社1999年新一版)

  下面主要根据这些材料,对这一历史政治剧变事件,作一次粗线条的描述。

(一)

  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以后,在毛泽东病重期间,一些元老派的人物就已经开始酝酿着一次“解决问题”的行动。

  一九七六年五月,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后,叶剑英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说:“这是全党的喜事。举国应该欢庆。只有你出任,全国才能长治久安。主席这个帅是选对了。”

  华国锋说:“听到你身体不好,我应该去看望你。”

  叶剑英忙说:“不,你住的地方远,工作也忙,还是我去看你。”

  当晚,叶剑英果然真驱车来到东四史家胡同看望华国锋。

  在谈话中,叶剑英说:“江青凭什么如此放肆?她既不是中央常委,又不是党的主席,为什么敢对你发号施令?我们老同志拥戴你作中央主席,但是你要拿出主席的尊严来,不许江青他们胡闹!”

  华国锋说:“剑英同志,我的水平和能力还差得很远,决定这样的大事,得开中央全会啊!毛主席刚刚离开我们,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七月某日(另一说九月十九日),邓小平秘密来到叶剑英的家里,与叶密商如何“收拾残局”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说:“我以为你也会惨遭不测呢,没想到你终于保存保存下来而且熬到今天,不容易啊!你真是大智若愚,韬略精深,我得向你学习,学习,再学习。

  叶剑英说:“没有你前面冲锋,为我顶着,我也许早就倒下了。”

  邓小平说:“你打算怎么办?这个形势还扭不扭?”

  叶剑英说:“当然要下决心扭!解决完上海帮后,接着七五年的整顿继续整下去,一定要把中国引向正轨。

  邓小平说:“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靠向那边?“

  叶剑说:“正在向我们这边靠拢。江青、张春桥在他当了总理后就把矛头指向他了。我们拉他们打,这个华国锋还不倒向这一边?”

  邓小平说:“ 如果让他们把我们杀光,国家落入‘四人帮’手中,中国历史将倒退一百年。一定要彻底解决,连锅端!这四个人,一个都不能剩,要除恶务尽!”

  叶剑英说:“只能一网打尽,这点我同意你的意见。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为好呢?”

  邓小平说:“你能调动多少军队?”

  叶剑英说:“还是通过政治局会议或者由华国锋出面好些。必须首先争取用合法的办法解决问题。”

  邓小平说:“这是上策。这样也好向全国人民交待。也应该从最坏处作准备。一旦华国锋不愿干的时候,也要创造条件,逼蒋抗日!”

  叶剑英点了点头,笑了。

  七月的某一天,朱德逝世后,康克清走访叶剑英。

  叶剑英问:“老总临走有什么交待?”

  康克清说:“老总说:你去问问社会上所有的人,谁愿意要‘四人帮’?都会回答,不要。别看有人闹得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他还说,军队里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县以上的干部不会跟他们走。我们的军队,有老同志在,靠得住。”

  七月的某一天,王震来看叶剑英。

  王震说:“叶公,天安门事件众心不服,干部和群众恨死那几个上海帮了,非常气愤。”

  叶剑英说:“可是,那几个人是毛主席点的将呀!”

  五震说:“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难道我们不能先斩后奏。”

  叶剑英很有同感地点点头。

  王震说:“他们已经大失党心,丧尽人心,不可救药了,赶快把他们抓起来吧!”

  叶剑英说:“老人家虽然病重,但还清醒,不可轻举妄动。”他停了一会儿,不动声色地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王震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

  叶剑英微微一笑,冲着他又点了点头。

  王震恍然大悟:大拇指是指毛泽东,倒过来暗喻等他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

  王震说:“对!还是叶帅想得深,看得远,这样的大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搞一锤子买卖。”

  七月的某一天,毛泽东的病情急剧恶化处于抢救阶段时,汪东兴与华国锋进行过一次谈话:

  汪东兴说:“主席对你很信任,我们要帮助你。请你放心,一旦主席有什么意外,我会像尊重主席那样来支持你的。”

  华国锋说:“我没有多少经验,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汪东兴说:“你必须从各方面有所所准备,不然大权旁落。”“主席的文稿事关重大,你必须紧紧控制住,困为中央只有你才是主席的合法接班人,其余都不是!”“主席一旦不在,谁都会举着主席的旗帜行事,如果主席的文稿发生差错和意外,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华国锋说:“这个问题还是由你来考虑吧,一切由你来决断,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

  某年某月某日,胡乔木来到办公厅,汪东兴托他给一些老将帅捎些话过去。

  胡乔木说:“我看主要是张春桥在捣腾,应该把他搞起来。”

  汪东兴说:“只搞一个人不行,那是一帮人呀。”

(二)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以后,以叶剑英为中心的元老派和以江青为中心的文革派都开展了紧张地活动。

  九月九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和悼念活动。

  在会议中,江青提出:在公布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时,向全国宣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叶剑英说:“邓小平该怎么办,这是以后讨论的事。”“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江青说:“国锋同志是主席选定的第一副主席,我们当然要以他为中心,我可以号召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志,要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九月九日日上午,叶剑英在会议还没有结束时离开会场,回到家里,聂荣臻和王震已经在等候他。

  叶剑英说:“你们也准备一下吧。”

  聂荣臻说:“准备什么,早准备好了。”

  叶剑英说:“他们现在依然十分猖狂,又想把批邓运动升级,居然提出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王震说:“这可是重要信号,说明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大干一场了。如果我们再不下手,等他们把小平暗害了,再把你软禁起来,这就彻底砸锅了!”

  叶剑英说:“我看他们还不敢马上下手。”

  王震说:“但是兵贵神速。”

  聂荣臻说:“到江青搞突然袭击的时候,我们再下手,恐怕就来不及了。”“华总理的态度怎么样?”

  叶剑英说:“他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是慑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压力委曲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上海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来个权力再分配,让出一一部分权力,这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三是坚决同他们斗争,和我们完全站在一起,彻底打倒上海帮。”“华往哪条路走的可能性大,现在还不能说死。你们要坚守岗位,密切注意军内的动向。”“汪东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要想法把他拽住。”

  九月九日日上午,江青、张春桥找陈永贵谈话。

  江青从毛泽东的书房和办公室取走几份文件。

  九月九日,叶剑英走访华国锋。

  叶剑英说:“不管有些人在你身上打什么主意,我和一些老同志都是坚决站在你一边的,你可要拿定主意。”

  华国锋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好。”

  叶剑英说:“可是人家却抓得很紧,我看他们都急于登台了,他们眼中根本没有你。你没有看到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那个态度吗?”

  华国锋说:“她从来就是那个样子,总是爱居高临下嘛。”

  叶剑英看出对方没有继续深谈的意思,又随口说了几句工作上的事情,便起身告辞。

  九月九日,汪东兴把江青从张玉凤处取走几份文件的事告诉华国锋。

  华国锋说:“不要追回来。我看过几天再说,也许她只是查阅一下文件内容。催急了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

  汪东兴命令:毛主席存的文件,必须由中央妥善保管,任何个人未经批准,不允许擅自启动。

  九月九日,迟群在清华大学讲话:要特别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

  张铁生在辽宁省团委讲话: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他的讲话记录送给了毛远新。

  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日,王洪文不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擅自指示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另立办公室,并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一、在毛泽东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在此期间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各省、市的报告、请示,均与王洪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王洪文办公室的通知后,立即与华国锋联系,提出疑问。华国锋得知此事后,经与叶剑英商量后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各地发生的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汇报。

  九月十一日,苏振华向叶剑英报告: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民兵组织已经发放了武器;

  上海的民兵队伍也活动异常;

  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新召集几个部队 负责人谈话、开会,情况十分反常。

  苏振华说:“我看是先把张春桥、王洪文这两个人抓起来。”

  叶剑英说:“不止他们俩,要动手就不是个把人的问题。你们一定要沉住气,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九月十二日,迟群、谢静宜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学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信。

  九月十二日,聂荣臻委托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只要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九月某日,在李先念和陈锡联等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著去了。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九月十六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李先念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刚落,有的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这使李先念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

  九月十六日,姚文元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提出: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也就是“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九月十七日,姚文元不断给新华社打电话,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九月十七日,叶剑英第三次走访华国锋。

  华国锋说:“刚才是你来电话吧?你是想问昨天报刊上透露的那条毛主席的临终嘱咐的事吧?

  叶剑英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你应该知道这个嘱咐,你们却来问我,我很奇怪。”

  华国锋说:“是很奇怪。我丝毫不知道这事,也没有任何人事先给我汇报这件事。其他人都说不知道。”

  叶剑英说:“你作为主席的接班人,竟然被人蒙在鼓里。怪了,主席的临终嘱咐拒接班人于外,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敢断定,临终嘱咐是伪造的,是彻头彻尾的伪造!”

  华国锋说:“他们竟敢干这种事?他们竟敢干这种事?”

  叶剑英说:“现在,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把自己装扮成毛主席的化身,好像毛主席对他们有什么特殊交待,这样他们才能藉助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盗名欺世,好篡党夺权。”

  华国锋说:“此事暂且不要和任何人公开,我们再看看下一步形势发展再说。这件事关系太大了,太大了。”

  叶剑英说:“你再看下去,大权就会旁落了。我实实在在是不忍心看着毛主席领导我们这些老家伙一辈子打下来的江山,断送在那帮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手中。”“许多老将军、老同志都看着你,只要你果断地下令,我保证让军队和老同志们都听你的的、支持你!”

  华国锋说:“你是说……”

  叶剑英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追悼会后,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华国锋说:“不不,你要冷静,千万要冷静,不到紧急关头,千万不能采取过激措施,弄不好会出乱子的。”

  叶剑英说:“你怕,人家可是不怕啊。等到人家先下手了,你我再下手就晚了。发表这样的毛主席指示,事先也不请示,弄得密不透风,这不很说明问题吗?”

  华国锋说:“问题还没有暴露透,再看看。”

  叶剑英说:“暴露透就晚了。”

  华国锋说:“别急,让我再想想。”“关于他们几个人的问题,我们再妥善地考虑一下,弄急了,弄早了,都会造成想象不到的局面。我看,无论如何等到把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开完再说吧。”

  九月十七日,深夜,叶剑英走访汪东兴。

  叶剑英说:“我和老同志们议论了一下,认为现在到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了,不知你意下如何?”

  汪东兴说:“在这些问题上,我坚决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叶剑英说:“你要考虑一个完整的方案。”

  汪东兴说:“这还须从长计议,范围无论如何不要大了,但一定要有华总理指挥,而且要绝对保密。”

  九月十八日,在追悼大会上。

  杨成武问李先念:“快了吧?”

  李先念说:“快了。”

  王震对聂荣臻说:“你听到了吧,批邓的调子还蛮高哩,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得赶快催促叶帅决断。”

  聂荣臻说:“会后我们再去叶公那儿一趟,给他再烧把火。”

  九月十八日,聂荣臻到小凤翔访叶剑英。

  聂荣臻说:“我们这些老家伙流血牺牲,跟着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老革命家打出来的天下,决不能被那帮野心家、阴谋家篡夺。”

  聂荣臻早就对江青恨之入骨了。一九六八年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藉口蔡家崖特务谋害毛主席事件,指责聂荣臻。后被毛泽东制止。聂荣臻对叶剑英说:“这个女人太可怕了,报复人不择手段,甚至能拿出几十年前的老帐来和你清算,能受得了吗?这个人是个害。”

  九月十八日,汪东兴向华国锋“汇报”工作。

  汪东兴说:“我建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一下毛主席的文件保管保管问题,不能容许江青凌驾于中央头上。”

  华国锋说:“政治局其他同志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九月十九日,华国锋召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毛远新和汪东兴等人开碰头会。

  江青提出:郑重的请求中央政治局常委把主席的文件、书籍交给我和远新整理。

  汪东兴表示反对。张春桥、王洪文表示赞成。

  华国锋说:“文稿先由办公厅封存,将来再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应该听取广泛的意见,不然会出差错的。”

  随后,华国锋让汪东兴把这次次会议的情况向叶剑英作了汇报。

  九月十九日,几天来,叶剑英已先后找李先念、徐向前、谭震林、耿飚、罗青长、梁必业、刘志坚、熊向晖、王诤、张廷发、韦国清、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苏振华、吴富善、粟裕、萧劲光、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吴烈、宋时轮等个别谈话。

  叶剑英派他的“联络官”王震徵求意见的名单中,头一位就是陈云。

  王震一见陈云就问:“你老有什么妙计安天下?”

  陈云说:“剑英有办法,他是久经风霜的人,懂得怎样处理这些事”。

  追悼会刚结束时,陈云又给叶剑英捎来口信,想见见他。

  某一天,叶剑英找李德生谈话。

  叶剑英说:“当前全国形势这样严峻,你看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依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说:“这件事需要叶帅深谋远虑,运筹帷幄。要我做什么,提前给我打个招呼。我一定照办。”

  九月二十日,陈云、邓颖超来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处。

  陈云说:“斗争的确很复杂,主席刚去世,全党的弯子一下子很难转,要尽量争取争取合法解决才好。这样,震动会小一些。”

  邓颖超说:“比较难办的是那个演员。她会利用群众对主席的感情,倒打一耙,嫁祸于人。”

  叶剑英说:“我们公布主席多年来对她的批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陈云说:“那时,主席健在,许多问题还没有到解决时候。现在,老人家到了九泉,我们就有了解决这几个人的条件了,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称他们是‘四人帮’,很好,我们完全可以藉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来处理他们的问题。”

  邓颖超说:“力争合法。要合法,有一个人一定要想法让他站出来。”

  陈云说:“只要他站出来,就算为党立了大功。”

  叶剑英说:“请你们放心,这人的工作,我正在做。估计到时候,会站出来的。”

  九月二十日,聂荣臻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

  聂荣臻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叶剑英软禁了,把邓小平暗害了,把华国锋也除掉了,中国为此要倒退几十年。还说:解决“四人帮”问题,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请叶剑英早下决心。

  叶对杨说:请聂荣臻放心。

  九月二十日,华国锋连续接了毛远新、江青的电话,接着又接待了张春桥,都是谈关于毛远新的去留问题。紧接着李先念来访。

  李先念说:“王洪文最近到上海,你知道吗?”

  华国锋说:“他跟我说了,有什么情况吗?”

  李先念拿出一叠材料:

  一份是,王洪文在上海接见部分军队干部的讲话。王说,赫鲁晓夫可能在中国上台,要求军队听从上海市委的安排,尽快把上海民兵按正规军队的要求武装起来,发枪、发炮、发一切战备物资,以应付突然事件。其中有发放武器的具体数目和时间。

  一份是,最近上海市委写作组和清华大学写作组整理的几位中央领导人的罪行材料,名列前首的正是华国锋。

  华国锋看完后说:“他们整来整去,真要整到我的头上了!”“其实,毛主席的手令是写给我的。毛主席亲自对我说:‘你大胆地干吧,你办事,我放心’。老人家还亲笔给我写到了纸上。”

  李先念知道这是中央工作中正常的几句话,但在这时,可以发挥发挥原子弹一样的作用,他说:“这可是我们讨伐‘四人帮’名正言顺的圣旨。”并说“你领头干吧,全党同志都把这步棋寄托在了你的身上。”

  华国锋说:“我考虑得差不多了。我们分头准备一下,在中央全会上解决他们的问题。”

(三)

  经过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反复做工作,华国锋终于下决心了。

  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南海值班的华国锋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说身体不好,以要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为由,出来找到李先念,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

  华国锋说:“我是借出来检查身体到你这里,只能坐几分钟。”接着谈了“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的简要情况,并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

  李先念问:“你下决心了吗?”

  华国锋说:“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们(指‘四人帮’)很注意我,我不能到叶帅那里,现在中南海有事,请你到叶帅那里去一次。”

  李先念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说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

  九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了八月间丁盛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汇报,以及他们控制的上海民兵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

  张春桥说:“上海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累你们的。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九月某日,邓小平催促叶剑英赶快行动。

  这一天,邓小平接待王震来访,告诉他许多“酝酿行动”的情况。邓小平当即打电话给叶剑英,说:王震马上要过去,再催催那件事。

  九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走访叶剑英。

  叶剑英说:“你说,他的办法(指在中央全会上上解决‘四 帮’的问题)好吗?”“根据和大多数同志商量的意见,综合起来,无非是三个方案:

  一,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正式罢免这四个人的职务;

  二,先斩后奏,先由少数中央领导人商量决定,对他们采取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

  三,采取突然手段,执行军委领导的职权,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

  究竟哪一种办法更切合实际,易于取胜,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李先念说:“我倾向于第二个方案。”

  叶剑英说:“不知国锋同志同意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李先念说:“他对江青一伙还没有真正认识透,也可能还有幻想。不过,等政治形势进一步发展下去,我断定他的主张一定会和我们接近的。”

  九月二十六日,华国锋在国务院小礼堂旁边的小休息室,把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问题向李先念、吴德讲了,李马上表示支持,吴也表示支持。吴德回忆说:“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并估计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还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地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又派他的秘书肖木去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传话:“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现在有人要“整上海”,“上海还没有真正受过严重的考验”。

  九月二十八日,华国锋派汪东兴到叶剑英家传达他关于二十九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意见。

  汪东兴说:“会议只是讨论一般性的问题,算是一次火力侦查,摸摸底。”

  叶剑英说:“好,让双方都来一次预演吧”。

  九月二十九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局会议。

  江青提出:“要加强中央集体领导。”

  张春桥说:“要考虑江青同志的安排,要参与中央重大问题的决策。”

  王洪文说:“要让毛远新留下来。”

  叶剑英表示反对让毛远新留下。

  华国锋表示同意叶剑英的意见。

  姚文元表示毛远新不能走。

  江青说毛远新必须留下。

  张春桥说:毛远新暂时留在这里。

  几个政治局委员同意张的意见。

  李先念同意叶剑英的意见。

  李德生同意华、叶、李的意见。

  汪东兴同意华、叶的意见。

  张春桥再次提出:“要让江青进进常委班子”

  叶剑英反对。

  王洪文赞成。

  李先念反对。

  姚文元赞成。

  双方坚持不下,有人人建议暂时休会,华国锋建议叶剑英、李先念可以先走,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吴桂贤、陈永贵等人也跟着退席。留下的人继续继续讨论。

  华国锋说:“现在双方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些些问题远不是这次会议所能解决的。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我决定:毛远新同志回辽宁去,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经政治局讨论后再由三中全会通过。现在,我宣布散会。”

  华国锋说完扭头就走。汪东兴跟着华国锋离开会场,其他委员纷纷离开。

  九月三十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人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国庆座谈会。

  会前,姚文元在给新华社的指示中称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毛主席遗志,遵照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

  华国锋在座谈会结束作的总结讲话里,只字不提“按既定方针办”。

  散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又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完电影后,又在小礼堂旁边的休息室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十月一日,江青在清华大学讲话,说邓小平“迫害主席”。“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江青还说:“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可以怀疑主席。”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十月二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

  十月二日,华国锋在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上批示:“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十月二日,华国锋接见叶剑英,两人密商将行动时间提前。

  十月二日,叶剑英走访汪东兴,通知他作好提前行动的准备。

  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北京平谷县讲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十月三日,叶剑英接沈阳沈阳军区打来的电话:有人要带坦克师向北京逼进。

  叶剑英打电话将此事告诉聂荣臻,并要聂命令军委办公厅,把今天的情况,原封不动地向华国锋汇报。

  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说“按既定方针办”,“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

  十月四日,华国锋看到叶、聂送来的有关坦克师师调动情况以及张春桥、王洪文找部队一些负责人谈话的情况,当即前往医院找李先念。

  华国锋说:“请你马上转告叶剑英,让他马上决断,我听他的。”

  李先念说:“你看一下今天《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既然你下了决心,就好办了。你给叶剑英同志写个便条,我给你送去,让他组织力量。”

  华国锋写道:

  剑英同志: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迫在眉睫。事情太紧急了,一切由你下决心办。

华国锋

  并说:“告诉叶帅,你们需要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我听你们的。”

  李先念说:“不对,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来领导的,你出头带领我们一块干,就是你对党和人民的重大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十月四日,华国锋分别找汪东兴、吴德讨论研究关于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准备情况。

  十月四日,李先念赶到叶剑英处。

  李先先说:“华国锋催你赶快动手”“《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讨伐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文章,他断定矛头是对着他来了,急不可待地要你快些动手。”

  叶剑英说:“他想让我一个人决定时间,不,我要和他一起研究,他必须亲自出面指挥,才能保证万无一失。”“事已至此,最好在一两天之内就行动。”

  当即约好,叶剑英与华国 、汪东兴在另一个地点碰头。

  十月四日,陈锡联带队到唐山慰问参加抗震救灾部队和医护人员提前回到北京。他说:“我到唐山看到《光明日报》的文章,马上赶回来,下飞机直到华国锋家里,讲《光明日报》文章的事,并说‘四人帮’准备好了,不能等他们来抓我们。还提醒他,王洪文家里一直藏著枪。”陈锡联把他的看法又告诉了李先念。

  十月五日凌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约好的地点碰头,决定五天后动手。

  下午叶剑英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提议6-7日下决心,先发制人。综合各方面情况,华国锋等商定十月六日按设想行动方案动手,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华国锋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十月五日,叶剑英下达指示:

  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指示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杨成武表示: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四)

  十月六日,在华国锋、叶剑剑英的亲自指挥下,由汪东兴组织实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迟群、谢静宜抓起来了。

  十月六日,晚八点,华国锋通知在怀仁堂正厅开政治局常委会。华国锋、叶剑英就坐,事先已写好一个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宣布,由汪东兴组织执行。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并不是政治局委员,被通知来讨论毛选编辑工作)先后到来被抓。

  张耀祠、武健华负责在江青、毛远新住处解决。

  九时三十分以前行动全部结束。

  十月七日,吴德等对迟群、谢静宜等实行隔离审查。

  抓捕的过程,可以看看两个具体执行人的叙述:

  邬吉成说:

  我在这天一过中午,就感觉到了不正常。汪东兴过一阵子,就通过他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内容都?派你的司机小王,接某某同志到汪东兴同志处。“怎么回事,到汪东兴那里去干嘛老用中央警卫局这边的车?

  大约到了下午5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我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我实话实说。

  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我们都认识,远远相互看见,不用说什么,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还了解到,已经到了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丁志友。

  大约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我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还没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汪东兴叮嘱说:“一定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就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的调度。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另一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我们都认识。叶帅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松开的时候,叶帅开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

  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他的随卫,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今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一条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条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条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严格遵守这几条。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据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进了怀仁堂后,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把他们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的红旗车里。我后来看了在里面负责警卫的武健华写的文章,他说对姚文元宣布中央决定的是他。他的回忆,肯定比一直守在外面的我更具权威。

  当时在怀仁堂外面的我看到的情景是,从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车,共开出了三辆,但当时开去哪里了,我就不知道了。

  这时,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对我说:“汪主任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

摘自《红色警卫》,作者:邬吉成、王凡

  张耀祠说:

  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那时,汪东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张耀祠则是他的副手———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们常见面。张耀祠像平常一样来到汪东兴办公室,坐了下来。不过,这一回,汪东兴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同时奉命前来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

  果真,汪东兴以低缓的语调,对张耀祠、武健华说道:“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张耀祠虽然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一决定,但是他一听就颇为振奋,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生前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 汪东兴指定张耀祠负责江青小组。他对张耀祠、武健华说:“你们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八时半行动——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 就这样,张耀祠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使命。

  晚上八时半,张耀祠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对中南海了若指掌,执行任务熟门熟路。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在“文革”中,江青长住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二0一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不住钓鱼台,住在中南海。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江青(往日,他称她为江青同志,这一回没称她为同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处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其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

  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他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不是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五)

  十月六日,抓捕“四人帮”以后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各项决议。

  晚十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出席会议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共11人。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通报了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到会者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接着他说: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和国家所要解决的方针政策和重要工作问题。他提议先请叶剑英讲话。

  叶剑英向与会者报告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

  叶剑英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在世时,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不能立起来。不破‘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揭露和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与会者听了华国锋、叶剑英的报告,有的兴奋得当场犯了心脏病,紧急抢救。

  会议完全赞同叶剑英、华国锋处置“四人帮”所采取的行动。

  会议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共中央全会追认(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追认通过了这一决议);

  会议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会议研究成立了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专案组。专案组由华国锋负责,成员即政治局委员。专案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成员有于桑、严佐民、武健华、周启才、任子超、王志民。

  会议还安排了就粉碎“四人帮”问题中央政治局将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的日程,特别分析研究了稳定上海政治局势的问题。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七日三四点钟。

  粉碎“四人帮”过后,叶剑英派自己的儿子叶选宁去看一些老同志。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二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陈云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

  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

(六)

  出席十月六日政治局会议的十一人中,有八人是参与谋划或知情的。

  其中也有陈永贵。江青、张春桥在九月九日政治局局会议后就找他谈过话,他表示:无论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同邓小平斗,都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决不当投降派。后来,经过华国锋的个别谈话,他事先已经知道将要采取的行动。

  动手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气氛不对。本来政治局是三天两头开会的,这几天突然不开了。今天要开,老陈又急成这样,怪不怪?

  从下午三点开始,陈永贵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

  如此出来进去地问了三次,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上了玉泉山,停车照例是按职位的高低排列,而四位排在陈永贵前头的政治局委员的车位是空的。

  散会后,政治局委员们按规定不能回家,就在山中的小楼里住了下来。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只见三个老头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竟然像孩子一般闹了起来。陈锡联冲陈永贵飞起一脚,陈永贵一把抄住作势要推,纪登奎赶紧扑上去抱住陈锡联,对陈永贵叫道:“别!别!他老伴找你算帐!”

  另外还有三个人:纪登奎、倪志福、吴桂贤,大概是蒙在鼓里的。

  纪登奎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受“四人帮”之命,还进行过一些串连活动,企图说服许世友、韦国清、吴德等。

  吴桂贤也经姚文元做过工作,她没有明确表态。

(七)

  十月八日,为了稳定上海政治局势,华国锋等把上海市委领导人马天水召到北京。中央领导人与马天水进行了集体谈话。

中央领导同志讲话

(1976年10月8日晚)

  汪东兴:姚文元的父亲是姚蓬子,是反动作家,是个叛徒特务。

  华国锋:这次就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批四人帮一定要按主席指示办,四人帮是毛主席指出来的,反复打,也打不破。毛主席给陈永贵、吴桂贤同志指出,钓鱼台没有鱼可钓,叫他们搬出来,搬出钓鱼台(按:指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在京中央政治局同志时的讲话)。陈永贵写信给毛主席,主席很快就批了。陈永贵要求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就是学习、工作、劳动,主席对此报告很快就批示:“报告很好,钓鱼台没有鱼钓。”很快就搬出来了。王洪文说他在钓鱼台钓了一条大鱼,谁说没有鱼钓,同主席指示相对抗。有一段时间纪登奎修理房子,在钓鱼台住了一个时期,主席也指示不要搬到四人帮那里去了,搬到四人帮那里就成了五人帮了。主席想打乱他们四人帮。(有人插话:原来政治局报告想任华国锋同志为副主席,主席很快加上了“第一”两字,过去党内没有第一副主席的习惯,加第一就是为了打乱他们四人帮,这是问题的实质了。)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要着重解决有所不足。主席讲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主席的原话是“现在着重解决有所不足”。后来他们开始送主席时,他们把着重二字删改了,主席在病中就画了圈。我们老同志要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方面,当然要解决有所不足。老同志要看到有所不足,但是要解决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特别对待新生事物要肯定。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就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的老账。关于军委的工作主持问题,剑英同志有病,主席批示,张春桥打了个问号,王洪文也打了个问号,先请他们讲话,没有人听,主席要陈锡联同志主持军委工作,陈锡联同志打过仗,有经验,当兵出身。

  李先念:追遥有很多不是造谣,是真的。

  陈永贵:江青在大寨讲话,是她讲的。

  李先念:外交部她不敢叫造谣,许多谣言她一追就成真的(王海容、唐闻生都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造谣。

  汪东兴:我有一句话要插一下,想起来了,怕忘掉。江青她们专门跑到海南岛,指挥炮兵阵地打了几十发,他们在那里照相,一方面炮兵阵地暴露了,一方面打炮弹打到海里,引起国际争论,她们是资产阶级太上皇。

  华国锋:七四年批林批孔,一月二十五日江青他们的讲话录了音,又经过他们自己修改,准备下发。毛主席把它扣留了,主席批示,形而上学甚多。迟群、小谢讲话有错误,三箭齐发,开后门也有好人,不开后门也有坏人。

  叶剑英:中央政治局在华国锋同志亲自领导下,十月六日、七日干了两件事,一是十月六日决定除四害,二是十月七日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为我们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我们的领袖,既是党的主席,也是军委主席,这实际上是主席在生前就安排好了的。这两件事是一破一立,解决了主席生前长时间要解决而没有采得及解决的问题,现在实现了。四人帮是主席过世前就提出来的,“党内有党”这句话是主席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提出来的,主席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别人对你有意见,不好提,你自己也听不到,一个钢铁工厂、一个帽子工厂,不要了。“江青当时表示钢铁公司送给小平同志了,帽子公司有错误我改正。主席当时就抓住江青这话,让大家都听到了。你说话要算话,主席而且引用了“言必信,行必果”这句话。主席又向大家说,你们听到没有?主席指着江青说:“他并不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虽然也有好的方面,但是错误也不好好改,你改也难啊。”主席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你们要注意。七四年七月十四日主席讲,你们不要搞宗派,还是九大、十大讲的“三要三不要”。一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四人帮,搞四人帮不好,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一块工作,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主席很苦呀!主席又重复了一遍,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处分任何人(指邓小平事件出来后),有人不信这三条,这三条九大、十大定了的,是主席谆谆教导。四人帮是主席提出来的,但并没有触及他们的灵魂。他们趁主席有病,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完全是四人帮,而是党内有党,毛远新也是一个。邓小平有路线错误该批,现在批,以后还要批。但是批邓小平的时候,主席有病,不能出来,当时就是毛远新作记录,然后向主席汇报,把主席讲的又到政治局传达。毛远新的倾向性很大,这里面有问题,有些是走了样,加了一些东西。文化大权是姚文元掌握,军委安排了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王洪文从上海回来,到处调材料,他一打一拉,说给毛主席管材料的张玉凤同志有问题,又给她送手表、毛线。他们的总后台,后面摇羽毛扇的就是张春桥。张秋桥到部队也搞拉拢,给部队拍电影,拉军队。他们拉不动,他们就组织民兵另搞一套。宣传工具,民兵他们掌握。党、政、军他们都伸手,控制中央政治局。开会这四人帮都哇啦哇啦。主席去世后,急转直下,他们感到不加紧步骤不行。十月四日《光明日报》抛出了《永远按既定方针办》,他们就要下手了。主席去世后,他们加紧造舆论,更加证明他们迫不及待。

  (华国锋插话:办公厅他们控制了,他们把朱琪齐塞到办公厅,各省有问题向他们汇报。朱琪齐是王洪文带到中央办公厅的,实际把办公厅的权夺了。他们讲中办再调一个人,请示汪东兴,说不知道,就没有再调了。他们就住在紫光阁,他是冒充中央。原来想用办公室的名义,感到不好,就用办公厅名义。主席去世后,一是等不及了,二是慌了,首先要夺汪东兴管理文件的权,办法很卑鄙,主要是内有他们的材料。开常委会不叫叶帅到,拉拢张玉凤偷了两份文件,这里边致命的问题是材料,里面有他们的历史问题。)

  他们已经掌握了中央一部分权力,但不满足,他们要夺中央最高领导权。小平倒了,按过去次序,王洪文主持中央,张春桥当总理。结果主席没有给他们权。主席把这个权给华国锋同志。主席说,十次路线斗争,江青没有参加。什么党内斗争,她没有知识,她不像王明,也不像张闻天,王明还写了个《为布尔什维克而奋斗》,张闻天也写了个《机会主义的动摇》。主席还说,你不要随便说话,要守纪律。江青、王洪文要见主席。主席不见他们了,说要见一起见。主席去世后,四人帮不但没有散,而且更紧了。这是三要三不要。他们要搞主席的材料。东兴、国锋同志完全抵制了。

  党内有帮,党内有党。十月四号《光明日报》下了动员令,这个问题,就不能再等待了。在华国锋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及时处理了这个问题。你不下手,他们就要下手了。他们有思想准备,也有组织领导,他们利用联系实际深入批邓,把下边搞乱。国锋当时给先念同志讲,把四季度的革命和生产工作抓一下。他们在是里边干扰,破坏了。不好搞,他们四面出击。十月六日七日一破一立,看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历史,他们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吗?主席病的时候她到主用那里敲竹杠,向主席要钱。

  汪东兴:江青比资本家还厉害,她看到主席有病,七二年同主席要稿费(主席把钱存在办公厅),主席当时给了她三万元,……江青这时候大闹,后来又同主席要钱嫌少了,还要。到武汉,主席没理她,后来主席到了湖南给她八千元,她嫌少了,不要。主席说都不给,三万元也收回。主席批了她,批她以后,又哭又闹,向主席检讨。八千交了,主席说要交三万一起交。他反林彪,实际与林彪好得很。她要求提级别,找到东兴那里,提到办公厅,她说不必提到主席那里去了,副主席批了就可以,后来找总理,总理说还是林副主席批示好,办公厅写个报告,送林彪那里,林把报告压了,林对江青说:你的级已提了,已是五级。林彪事件,林把这个材料带上飞机,又回到办公厅。江青说办公厅有她的黑材林,就是指这个。

  苏振华:海军的服装、帽子都是她改的,经大家讨论,送主席批示了,结果她现在又要改,和主席对着干。她要给女同志做连衣裙,说人大会堂,对外友协都要穿。叫先念同志开这个会,先念不开,没有搞。后来先念见主席,主席问他是不是叫你开什么会,开了没有?先念说,连衣裙不光是人大礼堂,对外友协,这个事要考虑考虑,八亿人民有一半是女的。主席说,你这个阴奉阳违两面三刀搞得好。

  叶剑英:江青是前台人物,张春桥是摇羽毛扇子的,原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时,研究过要团结他们,结果还是团结不拢,这四人不打掉是党内癌症,搞迟了,他们会动手。十月六日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一破一立,华国锋当主席,当我们的领袖。国锋同志民主、耐心,能听别人的话,有民主,有集中,主席看中了,是经过实践和考验得。核心是经过实践形成的,国锋同志主持这段工作,是解放后最困难的。总理,朱老总,主席都先后去世了,又有这么大的运动,他们又在里面搞,对他们四人帮作了仁至义尽。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除了四害。主席叫他们解散,他们不解散。我们一定要看到四人帮对党的危害。主席病时说:华国锋此人是山西文水县人(又说是交城县人)是武则天的故乡,他没有私心。汇报到军队工作,叫陈锡联同志抓一下,他打过仗,是久经考验的。主席提王洪文,对我宣传过,开始对王洪文是赏识的,王洪文到长沙告总理的状,从那以后,主席对他的态度就变了。国锋同志今年五十五岁,是中年人,身体好,经验多,我们宣传国锋同志,包括拍电影。但是他们尽力贬低,在主席追悼会的电视,我和国锋同志站在一边。中心是王洪文了。国锋同志是我们的领袖。主席说,我选对了,国锋同志在湖南湘潭当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说他无私不蠢(其实很聪明)。我们要宣传,要拥护,要团结在华国锋同志周围。四人帮上海是发源地,也是根据地。(李先念:上海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上海就是张春桥,张春桥就是上海,这话不好,上海要和张春桥分开。

  华国锋:四人帮就是四人帮,我们的广大干部和工人是好的。无论如何不能打击一大片,就是给他们办过坏事,说过错话,一律不追究,这句话很重要,不要大意了,转变也不要太急了。对清华的问题,同样也如此。主席讲,清华倒是走上正轨,是讲在校党委、系党委、支部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的。清华虽然搞了梁效的写作班子,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对的,不能打击一大片。叶帅讲的名字不要讲,真正搞的还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主席讲的不足。

  叶剑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全国的口径,我们的党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坚决贯彻三要三不要,自然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坚持这三条去做,我们有信心,党不会分裂。有华国锋同志领导的党中央,我们的国家是会搞得好的。

  李先念:我们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后,都作了自我批评,不能赖帐,应该进一步根据主席的思想,不断把自己估计一下,有时不那么有自知之明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必须肯定。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都,后来又揭出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这次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又揭出来了,形势确实好。只要我们掌握政策,耐心地做工作,问题我看不难解决。对省委、军区,中央既然已委派了,就应该支持他们工作。他们在政治局老是说,南京乱的不够,他们要派人去搞乱,这些情况,你叫下面怎么搞好。

  华国锋:我们对省委、军区,我们一定要支持,对江西也应该有个政策。既然叫江渭清搞,又不支持他,他检讨了,又不放,该怎么办呢?四川有个赵紫阳,我看赵紫阳这个同志是不错的。江青要那个造反派入党,说你不介绍,这样四川就乱了嘛,我去了也不办,江青的指示的确够硬呀!湖南来的人住工会,硬是冲中南海,去年刮右倾翻案风,张平化没有欠帐,十二个省会议没有来,钢铁会议也没有来,在打招呼会上江青点张平化的名,说你为什么气鼓鼓的,这就是点火嘛,说张平化,你发动人在主席面前告状。这个事我找汪东兴同志提了个意见,说主席爱看湖南小戏,就到那里拍了三个小戏电影,其中有一个“园丁之歌”,主席看了鼓了掌。江青追问这件事,问东兴同志。

  汪东兴:这个事国锋同志清楚。一问国锋同志说有这个事,北京的报纸批“园丁之歌”,湖南也批。主席鼓掌,服务员说这是受批判的片子,主席为什么鼓掌?主席说我看不出什么问题。这详湖南就为难了。国锋路过湖南,湖南同志向国锋同志提出,国锋同志表示,一不批二不放,后来江青就点名批判了。允许犯错误在正错误,还得给个时间。(苏振华:开地震会是个大事,她在这个会上提出海军帽子是资产阶级东西,要改,海军的服装是她看了批阅了的,主席批了,她要改,和主席唱对台戏。)要讲文革的胜利,要解决正确对待问题,不要因为四人帮揭露了,把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搞到一起,搞四人帮不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路线缺点,他们的核心是篡党夺权。

  李先念:四人帮揭露,群众情绪高兴,军队传达到行政科,知道了主动庆祝,这件事有人激动得休克了。不要把他们的影响估计得过高,是否有少数人起来搞乱,也要注意。原来想,清华大学的领导可能不通,结果是怕群众起来造他们的反,我们要帮助他们,只要作好工作,没有大问题,要有信心。主席去世,我们是悲痛的。我们继承主席遗志,相信党,相信群众,团结在党中央华国锋同志周围,我们的国家是能够管好的。揭露四人帮是主席揭出来的,主席没来得及解决,现在国锋同志能下决心是不容易的。依靠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能管理好的。我们一定不称霸,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主席去世以后,只有蒋经国和苏修骂我们,包括苏哈托也说了一些好话,国际影响是很大的。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首先要三要三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没有好下场。林彪不是不可一世吗?最后在温都尔汗报销了,刘少奇也是不可一世,都没有好下场。这一次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方针是不能用打倒一切的项法,打击面大,历史经验证明。最后的效果都是不好的。上海的问题,马老要鼓劲。上海一月风暴要肯定,要相信上海的党和群众,上海的工作做得也是好的。民兵问题,大体倾向意见是,军队、人武部和民兵要这一起来,历史经验证明的也是这样。内战时期是赤卫军,抗日时期是民兵,都在党委领导下。上海军队、民兵是两个司令部,不要急,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其他问题要稳当一点,步子放慢一点。如果对上海另眼看待。也是要犯大错误的,政治局,包括各省、市都不能另眼相看。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相信上海可以搞得好的。四人帮对上海也有干扰、破坏,四人帮没有了,上海的工作今后会搞得更好。现在形势是好的,这四人帮揭露出来,只要我们政策是稳的,是符合毛主席路线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对武汉谢妙福是另一个问题。恐怕谢妙福的后台也是四人帮。有些是组织上的联系,有些是思想上的联系,我们还是按五号文件办。

  把福特送走后(按:1975年12月2日下午),邓小平问主席还有什么事,主席说:我们送走后再来谈谈,有邓小平、李先念、乔冠华、王海容。主席讲:老中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翁森鹤,他们删改了翁森鹤(浙江省的坏头头)所以这些人闹,还是他们支持的,我们要看到大多数是好的,要做工作。资产阶级派性应该批,资产阶级派性是不对的,但邓小平没有按主席办,采取限期调,一年调360次。主席巡视三大区讲了(按:1967年7-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别人的缺点让人家自己讲。不着急,但总是有点急。我休息了几个月,说实在的,我脑子里并没有休息。一方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方面在想这四人帮的问题,看你四人帮怎么办?我们要抓好革命和生产,中央不依靠省委,省不依靠地委,怎么办呢?怎么叫转弯?四川有个标准,造反派都入了党,升了官叫转弯,这怎么行呢?造反派也要做阶级分析,我和登奎讲过,大鸣大放大字报,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无产阶级也可以利用。他们不是抓住这一点不放吗?实际上是主席讲的。五卷上有,他们不是马列主义学得很好吗?是主席在反右后讲的。五卷六卷要出版,要出版选集和全集,中央已作了决定,毛主席纪念堂,今夜十二点要广播,工作很艰苦的,压不是办法。叶帅讲,主席讲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还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我们党是严肃的,但政治局的同志除开会见面外,平时不见面。我和叶帅应该是老关系了,互相也不敢见面,但是心心相印,这个空气不好。一九七五年主席讲过,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互相不交换意见,你不知道我想什么,我不知道你想什么,工作怎么做得好呢?四人帮密切联系,整政治局同志的材料,把政治局的材料都收集,他们说别人没有问题,说他们四人,就是攻击中央,矛头对准毛主席。每个人讲话都拿去,一言一行他们都整理了,他们要我的材料,我说给,但不准改。一个政治局委员整另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材料,这是不正常的,不允许的。整省委第一书记的材料不对,整其他书记的材料也是不对的。主席提出五不怕,应该做到五不怕,但是还是有点怕,怎么能不小心谨慎呢?邓小平还要批,转弯子还要转,我不是袒护同志的错误,应该和群众站在一块,有时候也得说,我们有这些问题,要慢慢改。对打砸抢,对反革命实行镇压,实际是他们篡改。讲这么一点意见,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过去主席对王洪文是很亲的,后来主席说,你们不能老这样子。马老估计有很多困难,但是,也是可以改正的。

  华国锋:解决组织问题要慎重些,要多走点群众路线,这样会稳当些,解决不好使矛盾激化。过去上下级已经照个相,不算什么问题。王洪文如果他一向表现很坏,他就到不了中央,他一个人坏,也不能每天讲坏话,他们说一些毛主席的话,要历史的看问题,辩证地看问题。邓小平,毛主席也说了人材难得,但后来刮了右倾翻案风。林彪开始也不都做坏事,但他后来搞“571”工程搞政变。出了林彪,就抓小林彪,出了邓小平,就抓小邓小平,浙江为什么出问题?就是层层抓小陈励耘。我们不能学他们,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来办,要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这一次也不能层层揪,你揪过来,他揪过去,人都揪光了。我开始到北京,对江青确实很尊敬,因为她是主席的夫人嘛。后来因为主席每次会上部批评江青,也看到一些事情,就开始变化。你们相信党中央,不会点起火来烧。下面的江西检讨过不了关,你既要他在那里工作。这怎么行?五号文件主席两次批了不管用。主席说,错了中央负责,毛远新加了个邓小平负责也是可以的,但报纸上搞就稳不住了。北京传达了五号文件打招呼,他们说是和他们唱对台戏。打招呼时,江青又单独接见、讲话,你怎么稳得住呢?毛主席说:江青干涉过多,她还是照样讲。只要按毛主席的路线办,是会办得好的。他们老是说:江苏乱得不够,就派人去乱。我们要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好的军队、人民,能办好的。要看到上海有些困难,可以个别谈一谈。王洪文在上海花了二万多元,王洪文十月一日跑到平谷县劳动,在那里喝得烂醉,到包谷地半小时,把好包谷带到北京吃。

(八)

  陈永贵后来对逮捕“四人帮”的看法。

  你参加和讨论抓江青这些人的会议吗?

  陈永贵说:我哪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啊!其实并没有召开什么会议,完全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后,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到的呀!

  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

  陈永贵说:

  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的,我在粉碎她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

  那时江青好像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她表面上很轻松,实际上很紧张。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朴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虽然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经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

  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她不但是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

  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就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要砍掉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怎么办?”我说斗争吧。

  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

  你对华国锋怎么看?

  陈永贵笑着摇了摇头说:

  后来也就在华国锋下台后,我和华国锋谈话时,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些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嘛!他脱口而出:“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

  华国锋也看得清楚。他也曾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到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像小孩子讲话一样。

  后来我对这个人有了看法,特别是我们下台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了。其实全国人民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