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职务以后发表的讲话中,提出的另一个口号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他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实事求是在目前最重要。

  有些人不理解:既然邓小平上台之初就提出了要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要“实事求是”,就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为什么又同意十一大上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政治报告》出台呢?

  1977年8月,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历时十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已经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口号是正确的,党的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受过审查的同志,一定要注意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这些观点,按照邓小平的看法,都不能包括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之内,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拨乱反正”。但是,当时的任务主要是要解决组织问题,就是要把自己的拥护者送进党的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政治局和常委会。在这一点上,华国锋和邓小平是一致的。而且,要公开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拨乱反正”,不仅在群众中、党员中、干部中,即便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中,条件也不成熟。所以当务之急,一个是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一个是要解决群众基础问题。

  果然,十一大上,取得了双方满意的结果:华国锋当上了党中央主席,汪东兴作为抓“四人帮”的具体执行者,立了“大功”,也当上了副主席;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都是副主席。由这五个人组成政治局常委会。虽然华国锋是主席,但在常委会中,是二比三,可以说是“双赢”。政治局的组成人员,按照当时的情况,大体上也可以说是双方“平分秋色”。这样一来,中央的领导班子问题暂时是解决了。

  十一大以后,邓小平主要是抓紧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省部级的领导班子问题,这就要抓平反、落实干部政策;一个是抓群众基础问题,这就要抓教育、科技、文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关于解决领导班子问题:

  1977年10月7日,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是在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的指导下写成的。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他在干部工作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新局面”。

  1977年12月31日,邓小平在军委全体会议上讲话:“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定要彻底查清。在配备各级领导班子时,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要看他的过去,也要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

  关于解决群众基础问题:

  1977年7至9月,邓小平几次同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对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

  1977年8月,邓小平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发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主要讲对17年教育工作的估计,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问题。

  1977年9月17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的所谓“两个估计”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1978年4月,中央批准有关部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在1957年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划为右派分子的有45万人,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5批摘掉约30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中央同意有关部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1月,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1980年基本结束,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7%以上。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年的劳动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决定:除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革命分子、坏坏分子,经群众评议,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197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不同意见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

  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好了,邓小平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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