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讨论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但是,邓小平复出以后,并没有立即批评“两个凡是”的说法。因为这是要等待条件成熟。到1878年5月,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5月10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16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当天,新华社作了转发。

  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

  以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在全党和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5月12日晚,吴冷西(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否定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始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文章在政治上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泽东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的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有错误,大家都去争论哪些是错误的,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能够团结一致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这是很坏很坏的。”

  5月13日,《红旗》杂志负责人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5月13日,华国锋十一日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知道了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又看到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文章,感到事态严重,他的意见是: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等中央了解情况之后,再作结论。

  5月13日,汪东兴打电话给张平化:“《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事你知道吗?”张说:“不知道。”汪说:“他们发表这么重要的文章难道没经你们审查?”张说:“按照规定,如果不是报纸社论或中央指定的文章,我们是不负责审查的。不过这么重要的文章,按道理,他们也应该送审。”汪说:“你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

  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会议上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么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5月17日,红旗杂志新任总编辑熊复说:《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我看都有问题。现在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按劳分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按劳分配说得那么好,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算不算数?

  5月18日上午,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宣布熊复接管《红旗》,并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当天下午,张平化就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地代表团团长——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或宣传部长,召集到当时中宣部所在地钓鱼台东门内的一座楼里开会,传达了汪东兴的谈话。张平化说:关于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于,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与此同时,胡乔木去了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对胡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指光明日报五月十一日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5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明其妙。

  6月1日,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

  6月2日,邓小平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解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119页)

  很明显,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主要是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和当时的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针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当时的态度来说的。而且,他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的,这也意味着他背后的军方势力表了态。

  但是,华国锋虽然已经看出,这场所谓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是在邓小平的指导和支持下,进行的一场政治“围剿”,他们还是要继续进行“挣扎”。

  6月9日,汪东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陈野苹谈话,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吴德也在座。这次谈话当然不是对胡耀邦进行表扬。

  6月15日,汪东兴又召开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发表了严厉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和胡耀邦组织的几篇文章,并对《人民日报》作了一系列批评:

  党报要有党性,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宣传上的不足之处,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汪东兴的反击也直接指向某些中央常委了。

  一、《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讲得不对,只讲了一面而没讲另一面,没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气,在出气。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么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对纪念总理的文章,有的讲过头了,有的还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发言,竟认为天安门的案子(1976年“四五”运动)还没有彻底翻过来。这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三、《人民日报》在(刚刚召开过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对邓副主席的讲话,在标题上用了“精辟阐明”,而叶副主席讲的话,华主席讲的话,为什么就不标出“精辟阐明”呢?

  四、(《人民日报》转载的)徐迟写陈景润的那篇文章,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写,对吗?徐迟还写了一篇周培源,对北大怎么能那样写?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

  这一系列批评,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真理标准”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但通篇依然突出地强调了“两个凡是”的不可动摇性,其要害是:“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6月18日,罗瑞卿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现在不是有人搞两个凡是吗?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讲过凡是,毛主席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责难。这篇文章是经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亲自作了多次修改,并审阅定稿的。这实际上也是军方再一次正式表态。

  7月,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不要介入,不要表态。华国锋采取守势,想息事宁人。树欲静而风不止,想逃避是做不到的。

  7月,汪东兴在山东对省委负责人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现在的报纸上只宣传十七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7月21日,邓小平同张平化谈话: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7月17至24日,周扬在一个会议上讲话支持“实践标准”。(文化大革命前,周扬在执行文艺政策上,许多问题都过左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所以他很快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

  八月,张平化到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说:学《实践论》,这就是最好的教材,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它。只讲其中的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会贯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一条语录,不全面。

  张平化的讲话很含糊,但态度仍然是“顽固不化”。不久被撤销职务。

  九月九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办、坚持到底。我们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李先念公开表态了。这意味着另一个中央副主席明确表态站在邓小平一边。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什么叫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128页)这个讲话不仅明确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进行批判,而且语气严厉,提出了谁是真、谁是假的问题。这也是邓小平再一次督促各省领导人表态的努力。

  9月18日,邓小平同鞍山市委谈话,说社会主义要表现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是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当然这个懒汉主要是过去制度形成的。邓小平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何评价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绩?

  从6月至11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发表文章或讲话,表示支持邓小平。

  八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各省和军区纷纷表态,其时间顺序如下:

  1,新疆——汪锋、2,福建——廖志高、3,广东——习仲勋、4,淅江——铁英、

  5,江西——江渭清、6,河北——刘子厚、7,青海——谭启龙、8,内蒙——王铎、9,宁夏——霍士廉、10,四川——赵紫阳、11,湖北——陈丕显、12,天津——陈伟达、13,江苏——许家屯、14,广西——乔晓光、15,贵州——马力、16,山东——白如冰、17,山西——王谦、18,甘肃——宋平、19,上海——彭冲、20,吉林——王恩茂、21,西藏——任荣、22,河南——段君毅、23,湖南——毛致用、24,安徽——万里、25,北京——林乎加、26,沈阳部队——李德生、27,广州部队——许世友、28,兰州部队——肖华、韩先楚、29,南京部队——廖汉生、聂凤智、30,成都部队——吴克华、孔石泉、31,昆明部队——刘志坚、32,新疆部队——刘震。

  至此,局势已经完全明朗:华国锋为代表的一派人大势已去矣!华国锋只能哀叹:来得太快了,好日子只过了不到两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实际结果还不到两岁!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根本就不是要讨论什么理论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在领导层中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观点或反对这个观点。双方不是在哲学理论上的争论,不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争论,不是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而是政治上的斗争。

  这一场政治风暴意义重大: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政治思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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