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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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刊物上发表,只经过了六个月,政治形势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是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了。这就需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开好这次全会,首先就要召开一个中央工作会议。

  十月十一日,邓小平在工会九大讲话《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成绩》。

  他说,实现四化,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支柱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提出了他下一个阶段的工作纲要。这些话从原则上来说,都是不错的。问题在于怎样的改变?这个时候,邓小平还没有把他心里想的东西,真实地拿出来。人们也不知道他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以后在实践中才慢慢地看出来了。

  他还说,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我们不能老是把工作中的问题归之于四人帮的流毒。如果四人帮的流毒老是没有肃清,那么,这个老是没有肃清的状况,责任还是在我们自己。(邓选二卷134页)

  这个“我们自己”,决不是指邓小平自己,而是指的华国锋一派,这样他就为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彻底清算华国锋,准备了舆论。

  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起主导作用的是邓小平,而不是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

  根据邓小平会前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会议要讨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十一月十日,华国锋在开幕式上讲话,宣布会议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之后,有三个议题:一,讨论农业问题;二,讨论两年计划问题;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没有肯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提出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十一月十一日,谭震林在发言中提出,要先解决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

  十一月十二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1,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
  2,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
  3,要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平反;
  4,要为陶铸、王鹤寿的问题平反;
  5,要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
  6,要批判康生,等等。

  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王首道、肖克、杨得志、陈丕显等在发言中,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完全同意陈云提出的六点意见,并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这样一来,会议的议题就完全摆脱了华国锋定下的框框,按照邓小平等人预先设定的轨道进行。陈云提出的议题讨论了近半个月。

  十一月十四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

  1,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2,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3,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
  4,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是重大错案;
  5,彭德怀问题,怀疑他里通外国没有根据;
  6,陶铸问题,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7,杨尚昆问题,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平反分配工作;
  8,撤消中央专案组;
  9,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批判是合理的;
  10,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问题。

  十一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会见一美国作家时说: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在中国,人人都懂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要要善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显然,这个讲话是与这个会议的进程相配合的:一方面,要纠正毛泽东建国后的“错误”,另一方面,要肯定毛泽东建国前的“功绩”。要说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邓小平说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是对毛泽东搞的最突出的“个人崇拜”。

  十一月二十七日,某代表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他说,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现在报刊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口号,比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等,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真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作为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胡乔木、万里、邓颖超、徐向前、习仲勋等人明确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政治局常委决定,应当放手让大家讲话。

  有人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重新研究、重新评价。

  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由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

  会议对主张“两个凡是”、阻碍真理标准讨论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会议对“犯有错误”的几个领导人,和中央几个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

  这里以纪登奎为例:

  “是在这次“三中全会”上,父亲因为“文革”期间在中央工作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大家对他提了很多意见,有的意见还很尖锐激烈。和父亲一起挨批评的,还有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和苏振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纪坡民:《升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

  参加这个会议的共212人,分为六个组。刚好被批评的也是六个人。纪登奎分在中南组。

  在这个组,一些人对纪登奎进行了批评:

  万里:活着的个别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

  吕正操::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

  万里::对,就是指他。

  江一真:纪登奎在1970年农林部成立时指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又对农科院军宣队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还是依靠7.5亿人?” “大学4年没有招生, 卫星照样上天,农业还是丰收” 。今年4月他还指示农林部给中央报告,认为当前主要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得不够,这次会议前,他又派人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和学大寨动摇的问题。

  段君毅: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是指纪登奎, “四人帮”倒台后, 纪给造反派通气,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悸(纪)”。

  纪登奎在中南组检查后,大家面对面给他提意见。

  许世友: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 官不小了, 还搞什么名堂. 你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邓颖超: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 应把十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 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 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 希望警惕, 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谷牧:检查不像样, 鼓掌的手举不起来。

  陈漫远:中办”五七”干校在报上登的是黑典型, 实际长期不给干部工作。

  廖承志:外交部有反总理、陈老总的逆流, 捂盖子, 有你的帐,而且是相当大的帐。

  谭震林:罗瑞卿出国前到我那里,谈了一个小时,留了泪,说中办,国办要整顿,中央专案一,二,三办要撤销, 否则是定时炸弹. 说到党史问题, 罗说:陈云,聂帅写了二次国内战争材料,大革命时期知道多一点的只有叶帅,小平和聂帅了, 要抓紧写,有人提出”两个凡是”,就是想篡改党史,搞”四人帮”那一套.

  姚依林:从去年工作会议后,几次会上简报组都要耍手法压制民主。去年三月工作会议上不少人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没登简报;十届三中全会讨论十一大的政治报告稿,我和方毅, 陈国栋看到里面还批唯生产力论,宣传全面专政,提了系统意见,而简报组却把它们分割成具体条文的修改意见,弄得面目全非;这次会上,又有扣发简报和随意修改发言的事。还有一个手法,就是拖到会议快完时把简报一齐发出去,然后很快收回来,极不正派,违反党章。

  程子华: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了纪登奎等人,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建议给华主席写一个报告,这样做叫什么民主。

  十二月八日,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查。

  开完批评会以后,以不长的时间讨论了工作重点转移、农业方针、计划安排问题。

  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邓小平第一个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他说,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少同志思想还很不解放,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这种状态是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稿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

  会听话的人一听就懂得:思想僵化是指的华国锋这些人;历史条件是指的毛泽东这些人。

  他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

  他说,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一是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这是说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二是犯错误的同志不做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这是说拭目以待华国锋这些人)。三是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建国的功绩要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不是没有缺点、错误(这时还不宜多讲)。四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不必匆忙去做(时机尚不成熟)。

  他说,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一是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二是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应当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自主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为以后实行的“承包责任制”打开大门)。三是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家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发展私有经济的大政策)。

  华国锋在讲话中表示:关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问题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十三日,汪东兴在大会上作书面检查。

  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恢复八大职务);增选邓颖超、胡耀邦(平反、发起真理标准讨论有功)、王震(首先提出抓“四人帮”、恢复邓小平职务有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

  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这时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有关“四人帮”的人和事、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人和事。

  会议决定撤消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肯定: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这次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是“历史的转折点”!

  从政治上说,以邓小平的后来称之为“改革开放”的路线,代替了华国锋的“抓纲治国”路线;

  从组织上来说,以叶邓陈李的“集体领导”体制,代替了华国锋为主席的“个人领导”体制。

  这次会议是反文革派第三个回合的胜利,不仅动摇了华国锋派的政治、思想基础,而且大大增强了反文革派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在政治局中占了多数,在常委中形成四比二的绝对优势。从这时起,华国锋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成了一个“摆设”。邓小平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成了改革派的核心。(这时,文革派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已经被打垮,仅剩下残余问题和残余势力,已经不成其为对立面了,所以,“反文革派”一词也完成了历史任务,由改革派一词所代替。)

  “这次全会后,虽然华国锋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76页)

  从经济上来说,以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私有经济的政策,代替了华国锋的共同富裕,坚持公有经济的政策。

  当时,人们只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些具体决定,而对它的深远历史影响却完全没有认识。现在回过头来看,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演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