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理论务虚会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这次会议是新上任的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的意见召开的。

  胡耀邦说:“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他号召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次开了80多天的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问题。

  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三种情况: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承认毛泽东革命时期的功绩,但要批判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左倾”错误;还有一种是在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摆脱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

  有人说,中国本来就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搞社会主义改造,脱离中国实际,是搞空想社会主义。

  有人说,中国已经不存在剥削阶级,毛泽东还搞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毛泽东说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八大”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有人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共产党搞阴谋,“引蛇出洞”,排除异己,打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

  有人说,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就是刮“共产风”,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有人说,一九六二年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越搞越“左”。

  有人说,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说文艺界已经滚到修正主义边缘,完全是一种“左”的估计,这时搞的文艺界整风以及文化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有人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执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争权夺利,是为了搞封建家长制的统治。

  有人说,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的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四人帮”的总后台。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说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是十分错误,应该彻底否定。

  等等,等等。

  以魏金生为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

  “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邓选二卷173-174页)四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处理北京、上海等地七个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指出,自一九七八年十月以来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组织,极少数组织为反革命分子和坏人控制。

  此外,社会风气也存在严重问题“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同上177页)

  邓小平1977年7月恢复工作,1978年5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这个时候,至多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为什么思想政治就如此混乱,社会风气就如此败坏?实践检验证明了什么?

  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最近有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宣传了毛主席长时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这种作法不慎重不妥当,不符合三中全会决定的方针,不利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局。中央认为,有必要提醒全党注意防止这种情况继续出现。

  这里是说,这个时候就公开发表文章(其中包括陆定一在人民日报日报发表的文章),太早了,广大干部、党员、群众还接受不了,怕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局”。

  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

  由此可见,当时出现的这类“四反”的东西数量之大、影响之广。

  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这报告中,讲了:

  一,形势和任务:总之形势很好,解决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而任务就是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其中对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战略作了很高评价。

  二,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中说,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他还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了对比,说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性;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他这时还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面对着党内外刮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邓小平不得不重复提出毛泽东反复强调过的一些基本政治原则:

  但是,与毛泽东不同,他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主要锋芒是针对“四人帮”的: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反对“主张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为了反对“撇开党委闹革命”;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反对“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

  怎样才不是“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样才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讲了几个理论问题:

  (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关于我国目前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论断是错误的。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关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是“可以继续研究”的。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他说:“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

  (四)党的十一大路线

  邓小平认为,十一大的路线是错误的。他说:“党的十一大制定的路线,由历届中央全会特别是三中全会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今后也还可能作某些必要的调整。” (邓选二卷158-184页)

  经过这样一番阐述,邓小平所坚持的“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究竟是什么,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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