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我们还没有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已经确立和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为什么如此说呢?

  此前,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增选、增补、选举,一大批老人进了中央领导班子。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

  1,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党委书记;
  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
  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2,宋任穷为组织部长;

  3,冯文彬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4,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

  十二月二十六日,人大常委任命:

  王任重为国务院副总理;
  郭维城为铁道部长;
  王子纲为邮电部长。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耿飚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

  一月二十三日,赵紫阳当先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二月四日,韦国清、杨勇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五月十九日,新华社报道,中共湖南省委最近召开大会,对“四人帮”在湖南的帮派骨干分子胡勇、章伯森进行了组织处理。胡勇罪行严重已逮捕法办。

  但是,还有一些老人需要补进中央领导班子;特别是党的十一大选举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几个政治局委员以及一批文革时期上台的领导干部,仍然占据着重要的领导职位,一些地方“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还没有完全清除。所以说,“还没有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七月一日,五届人大二次次会议增补彭真、萧劲光为人大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任命方毅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七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海军常委扩大会上说;与两个凡是的争论现在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思想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邓选二卷190页)

  九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举行,全会增补王鹤寿、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蒋南翔和薄一波为中央委员。全会选举赵紫阳和彭真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讨论了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叶剑英的报告主要内容有:

  一,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其中说,

  在我们的国家里,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

  我们在巨大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

  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存在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实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五九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正如邓小平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十七年的问题。叶剑英的这个讲话,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十七年的毛泽东的左倾路线。而这正是这一阶段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二,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大决战。主要教训讲了四点。

  三,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提出我们现在的任务——

  一九八0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九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主题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

  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

  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会议还决定召开十二大、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这次全会对华国锋的位子暂时保留不动,争取华国锋同意上述各项决定,他的问题等待下次全会解决。

  四月,五届人大十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共中央建议,取消原宪法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关于纪登奎等人“辞职”的情况,纪登奎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1979年夏天,他和吴德商量,他准备向中央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请求。吴德不同意,对他说:“辞职的事,你自己不要提。”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曾对来访的匈利牙卡达尔的一个高级顾问说过中央的人事“只进不出”的意见,在党内传达了。吴德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情况吧,他说:“工作和职务的事,听中央安排吧,要顾全大局。”父亲认为吴德考虑问题比较周到,说吴德是个“超级稳健派”。父亲没有向中央提出他的辞职请求。 又过了八九个月,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父亲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全会批准了他们的辞职。实际上,关于他们四人辞职的事,也是事前的中央决定。父亲辞职,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宋任穷、王鹤寿两同志受中央委派同他谈话时通知他的。 我问他:这次谈话是不是批评你了。 父亲说:没有。他们对我说:“你是很有能力的干部。文革前,我们就听毛主席表扬过你;来中央以后,我们听说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央文件都是你主持起草的。”等等,说了不少好话。最后,他们两个一提到辞职的事,我立即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同意主动辞职。父亲说:这些事情,都是中央决定了的事,他们两位只是奉命办事。我痛快一点,他俩的差使也好办点,何必叫人家为难呢。”

  这次全会没有提到陈永贵辞职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涉及到“农业学大寨”。如果要陈永贵“辞职”,人们就会问:是不是要否定“农业学大寨”。陈永贵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比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为难的状态。

  华国锋幻想在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当任党的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给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是有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事情的。”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他还要再说什么?”我当时也问过汪东兴,他说:“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华主席应该心中有数。”但是,没几天汪东兴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对我说:“看来华国锋这个人靠不住,他把我们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去问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完毕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我问了他那几个问题,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你以为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小孩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说完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这个地步,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

  八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扩大会议。邓小平小平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他说,有些同志担心,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也许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因为至今还有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领导班子没有整顿好,一些帮派分子可能利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名义,把他们的党羽提拔上来。我在今年一月十六日的讲话中说过,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跟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耍两面派,扎根串连,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

  这次会议决定:华国锋不兼任国务院总理,王任重不兼副总理,同意陈永贵请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

  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日,五届人大第三次次会议。

  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
  决定王任重不再兼副总理
  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增补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为副总理。
  补选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一九八一年六月三十日,聂荣臻写信给小平、耀邦、陈云,提出:对帮派残余势力狠抓清理。指出,这也是属于干部队伍的组成和建设的大问题。

  七月二日至四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区党委书记座谈会。

  陈云在讲话中强调: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抢分子,一个也不提到领导岗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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