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学大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曾经说过： “陈永贵同志的开幕词，实际上概括了大寨的主要经验，首先是路线问题，首先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问题。” “学大寨，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像大寨一样，不怕流汗，带头干，永远前进。把手拿出来比嘛，手一比就知道了嘛，手上有没有茧？”
从这些话看，当时，邓小平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制度、“大寨的主要经验，首先是路线问题，首先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问题”等等，都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出席大会并讲话，表示要把大庆，大寨这两面红旗高高举起。
陈永贵在《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中指出：要继续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决完成党中央提出的一九八0年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的战斗任务。
一九七七年六月，叶剑英在召开的学大庆会议上说：“不仅要学大庆、大寨的今天，还要学习他们的明天”“毛主席树立的大庆、大寨两面红旗，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汪东兴光临大寨，以这种方式表明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寨道路的肯定。
汪东兴题词：“学习大寨人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叶剑英写出了八首诗，题为《大寨杂咏》。
他在小序中写道：“1977年9月11日至15日与东兴、永贵同志到大寨学习，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感触所及诗以记之呈请东兴、永贵二同志斧正。”
诗中赞道：
“大寨当年乱石岗，劈山育土捉龙王，
我来正值风灾后，产粮能超去岁粮。
层层梯田密密粮，通风水利足阳光，
山区自古难耕稼，大干今成粮果乡。
村无懒汉地无荒，万众一起上战场，
登上虎头山上望，环山绿带披新装。
大寨姑娘大寨型，热心集体不谋身，
共同学习同劳动，苦战关头没后人。
老少上工不锁门，不虞偷窃不欺邻，
忠诚老实为集体，革命养成大寨人。
自装乐器自吹弹，弹唱英雄创世艰，
文艺少年真秀质，狠抓妖妇表心丹。
火车飞跃靠车头，永贵领班居上游，
莫道英雄来得易，斗争场上度春秋。
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上虎头山，
中流击楫争先渡，共产仙乡唱凯旋。”
一九七七年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
华国锋在会议上指出：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各级党委一定要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成熟一个过渡一个，成熟一批过渡一批。
中共中央一九七七年第49号文件中指出：“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
“农业学大寨”和陈永贵，此时都达到了光辉的顶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讨论农业方针问题时，揭露和和批评了农业战绩上一些“左”倾错误的表现，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作了重大修改。
会议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
一九七八年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任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他对陈永贵说：“昔阳应该坚持。大队核算也应该坚持。社办工业不能随便下放。湖北黄岗地区也没有下放自留地。……我们也有实践，我们没有因下放土地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了。我们为后人造下大福。”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其中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全国学大寨，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
“农业学大寨”的风向开始变了，陈永贵的地位也开始动摇。
一九七九年某月，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宏福给中央写信说：“这个时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宣传报道及文件里，对学大寨的问题也不提了，现在农村有不少传说。有的说大寨方向不对，有的说大寨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是假的，有的说学大寨太艰苦了，生产水平不高，给国家贡献也不大。下边学大寨的劲头也小了。……我建议我们的宣传机关和报纸等，还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李先念读了这封信，批示道：
耀邦同志：
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见。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只是到后来骄傲了。中国农业不下死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出几身汗，发展速度是不会快的。当然正确的政策是首位，机械化也重要，科学研究要跟上，但离开了大干、苦干、巧干还是不行的……建议报纸还是应当宣传自力更生搞得好的农田基本建设经验。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公开点了大寨的名：
《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
《“七斗八斗”斗得人心散了工作乱了》
《“堵资本主义的路”堵得多种经营没路了》
《批极“左”肃流毒，加速发展农业》。
三月二十日，《山西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大批大斗”是个极左口号》。
一九八0年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并为此发表社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
七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摘登山西日报文章：《抓典型的严重教训》。文章联系对待大寨、昔阳这两个典型存在的问题，指出先进典型不是神，靠权力、靠压力、靠棍棒来推广典型的做法是错误的。
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昔阳县委在调整领导班子后，查清了在十年动乱期间在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执行极左路线，造成了141人非常死亡案件。除一案尚需法院依法律手续进行复审外，其余140件都进行了平反。
八月三十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九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等地采访40天，写出了两组内参。
第一组专攻十年来大寨，其标题如下：
《大寨走向了反面》
《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
《“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
《“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
《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
第二组专攻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其标题如下：
《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
《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
《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
《造反起家，帮派掌权》
《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
《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
八月二十九日，《山西日报》载文，题目是《继续肃清学大寨中的极左流毒》
九月五日，《山西日报》载文：《评大寨经验》。
九月二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太行奇冤》，
九月二十日，《山西青年》发表了揭露陈明珠的《虎头山下一恶》。
九月二十四日，《山西日报》载文：〈〈人妖为什么被颠倒？──岳增寿冤案和王金魁案透视》。
十月八日，《山西日报》载文：《从陈明珠的违法乱纪行为看父母的责任》。
十一月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写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83号文件），并加了很长的一段批语：
批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应由陈永贵负责。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
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地批评陈永贵同志的错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恢复过去自力更生、艰苦创来的好作风、好传统，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实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去以来制定的各项政策，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为恢复过去应用的荣誉，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批语指出：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侯，就不应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技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期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侯，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不能生搬硬来，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同时，对先进典型也不要提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以免助长弄虚作假。要一分为二，经常指出不足之处，使他们不断进步。总之，要实事求是，因地、因事、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并且由群众当作主，做出决定。
批语否定了靠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推广经验的办法，提高了群众自愿和重视经济利益的原则：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能乱加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手段。
最后，批语指出：表扬和宣传在创造先进经济方面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从中发现、培养干部，也是我党推行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打击劳动模范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现在，我们要接受反两方面的经济教训，使培养劳动模范、培养工农干部，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并且坚持下去。让劳动模范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一定要考虑到；使这种职务同他的能力、水平相适应，不要让他们担任不能胜任的领导职力，更不应当一步登天，搞得太高。对于应当提拔的劳动模范，必须坚持一个一职的原则，不要使他们上下左右兼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以至不能继续发挥劳动模范的应有作用。
很明显，这个批语的矛头不仅是对着昔阳、大寨和陈永贵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永贵在家乡山西落选。据说，陈永贵才得了27票，反对的却有309票。
有的人大代表还提出的罢免陈永贵人大代表资格的要求。
为什么在一九八0年八月，就要急于解除陈永贵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公开批评农业学大寨呢？这与当时要在全国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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