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历史决议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实质上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

  对这个问题,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抓起,理论务虚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引导人们展开议论。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

  叶剑英的这个讲话,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文化革命前十七年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而这正是这一阶段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叶剑英的报告主要内容有:

  一,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其中说,

  在我们的国家里,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

  我们在巨大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

  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存在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实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五九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是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

  这段论述论述采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同“四人帮”的错误言行混在一起来讲。这样使人感觉到:“四人帮”的错误言行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同一性质的问题。

  二,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大决战。

  这一部分着重讲“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真正属于林彪、“四人帮”的东西不多。

  “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是:

  “在思想上,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变革或改造。

  他们宣传天才决定论,把革命领袖当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每句话都是真理.都要永远照办的神,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他们否认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意义,大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也就是是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的基本原理。

  他们认为应当根据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观点来划分阶级,因而断言在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充满着他们所说的阶级斗争,这种所谓阶级斗争仍然是并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要用它来决定一切,代替一切,冲击一切,打倒一切。

  这样,他们就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冒充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用历史唯心主义来冒充历史唯物主义,用他们那种极端荒谬的假社会主义来冒充科学科学社会主义。

  在政治上,他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当成所谓“彻底砸烂”的对象。

  他们歪曲和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把几亿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辛勤劳动的全部成就污蔑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一笔勾销。

  他们提出所谓“全面专政”的反动口号,根本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的原理,根本破坏了党的民主制度,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反革命的法西斯专政。

  他们所依靠的骨干力量是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一些破坏成性的社会渣滓。这一小股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聚集和滋长,正是他们制造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这一切就形成了他们向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夺权、向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实行镇压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造成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的极端反常的局面。

  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用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他们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

  他们鼓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需要物质基础,并且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一系列破坏生产的荒谬口号,污蔑工人农民积极劳动是“替走资派涂脂抹粉”。

  他们任意歪曲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原意,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用反动的平均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

  他们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基本相适应的方面,反对社会主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竭力鼓吹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客观需要的“穷过渡”。

  这一切,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破坏。

  在文化上,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的毁灭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消了人民的言论、出版、教学、研究、创作、表演的自由。

  他们借口“反对封、资、修”,鼓吹“知识愈多愈反动”的奇谈怪论,任意消灭历史文化遗产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

  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

  在组织上,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机构,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军政军民关系,煽动派性,使派别活动在党内和军内合法化,建立他们的帮派体系,实行以帮代党。

  他们实行的以派为标准的组织路线,他们挑起的分裂党、分裂群众、分裂各族人民的派性斗争,给我们党和人民民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总之,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坚持还是毁灭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

  他们口头上也讲讲社会主义,那是一小撮人穷奢极欲、绝大多数人长期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他们口头上也讲无产阶级专政,那是最腐朽、最黑暗的封建法西斯专政;

  他们口头上也讲党的领导,那是他们的反革命帮派统治;

  他们口头上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割裂、篡改和伪造。

  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个讲话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奇怪的是,为什么以后还要反复地讲,而且还要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专门成立一个决议起草小组,还要经过四千人范围的讨论、四十人范围的讨论、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才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得以正式通过呢?这一方面说明很“慎重”,另一方面说明也很“艰难”。要把少数人的结论为党内高级干部的大多数所接受,特别是为全党、全国人民接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叶剑英的讲话出来的时候,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一九八0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

  一,前三十年工作的批评

  1,一九五七年反右,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

  2,过去二十多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认真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很多。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一九五八年的波折,尤其是没有文化大革命——

  3,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

  4,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

  5,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6,“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修改宪法,把它取消。

  7,干部的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

  8,我们历来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军队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比如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

  二,目前形势的分析

  1,全世界都估计到,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

  2,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党的状况、领导班子、思想路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3,一部分群众对许多情况不了解,以至有些人一时对党和社会主义有某些失望情绪;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现在也很有些思想混乱,有些青年,迷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现在有一部分青年有忽视政治的倾向。

  4,派性分子还存在。新生的打砸抢分子也有的是。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等等。——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

  5,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

  6,去年出了一股滥发奖金风,奖金一项发了约五十亿。有些生产、利润都没有完成计划的单位也发了奖。有些商品乱涨价,也与一些企业追求多得奖金有关。好多地方工人的实际收入成倍的增长,就是由于滥发奖金长上去的。另一方面,好多行业得不到奖金,特别是教育、科学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和军队,这就造成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三,今后的任务

  1,我们的总任务或者叫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现在的总路线。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2,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

  3,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人和单位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必须照顾整个社会。

  (邓选二卷239-273页)

  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即将起草的《历史决议》的提纲。

  一九八0年二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成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

  一九八0年三月十九日,邓小平看了起草小组提出的提纲,提出了三条意见:

  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30年来的历史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

  第三,要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向前看。

  其实,这三条中,最最重要的一条是第二条,如果不是为了第二条,邓小平没有必要搞这么一个决议。

  四月一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

  总的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好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

  一九五九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一年,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

  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九六四年六月)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

  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把邓小平这个评价建国后十七年的讲话,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分歧,主要在一九六二年以后,主要在抓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尽管他在一九六七年作过“检讨”,显然,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他在思想上并不认为自己真的错了,相反,他认为是毛泽东犯了错误。所以,一有机会,他就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一九七五年,他企图“系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由于种种原因,他失败了。这一次,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可以毫不含糊地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贯彻执行。

  四月十二日,邓小平对外宾说,中国建国三十年来——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几次曲折。——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会见外宾说,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吃的就是“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大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二卷312页)

  五月五日,邓小平会见外宾谈话: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大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二卷314页)

  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说: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邓选二卷315页)

  六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

  要给人一个很清楚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要恰当。

  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就是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办。

  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

  这里,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他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只包含他认为是正确内容的思想;而他认为是错误内容的思想,他则称之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他说:“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是“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也就是说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拗口,实际问题在于,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思想”,与过去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只要把这一点搞清楚了,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这里所谓“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也是指毛泽东搞“家长制”、“一言堂”、“终身制”等等。

  八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

  这个报告大肆鼓吹“反封建”,把矛头对准毛泽东。

  胡乔木、邓力群给胡耀邦写信,说不能这样宣传“反封建”,不能宣传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胡耀邦说,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胡乔木、邓力群又找陈云,陈云批了一段话:“中国也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如果宣传上不注意,经济上不注意,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这个讲话,经修改后,于八月三十一日通过。

  经过修改后的讲话中说:

  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是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

  革命队伍中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为表明民主集中制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

  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影响有一定关系。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

  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不定期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里的专制主我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的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

  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320-343页)

  后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充分利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封建主义势力”集团。邓小平吃了这个苦头,再也不提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了。

  八月二十一、二十三日,邓小平两次接见意大利记者。

  邓小平说:

  毛主席,他在一生的后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和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毛主席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的后期错误。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

  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到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我们干部职务终身制。他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不容易听进不同意见。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关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任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重点是讲文化大革命。

  第一,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理由有二:

  其一,把革命对象搞错了。“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问题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能与“各级领导干部”划等号吗?;“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是否也存在像高岗、饶漱石、张子善、刘青山这样的人?能不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领导干部都受到了打击?受教育与受打击有没有区别?能说“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了吗?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算是被“打倒”了,还是“重用”了?

  其二,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一个运动中的一种错误倾向能与整个运动划等号吗?在土地革命中也有过“打倒一切”的错误,能说土地革命是错误的吗?

  第二,毛泽东的政治错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有区别。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邓小平总是要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并提?他们之间难道说没有区别吗?另一个是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事,有那些是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同意的?批判江青的这些“罪行”,是不是实际上要批判毛泽东?

  第三,关于毛泽东的“错误”产生的原因。邓小平把它归结为“封建主义的影响”、“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这是他的一位老战友给他提供的建议。可是后来为什么又不坚持批下去了呢?

  第四,关于周恩来“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问题。邓小平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话、做的事,是不是“违心的”,除非周恩来本人有过声明,否则,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说这样话。正如邓小平在一九六六年的检讨、一九六八年的自述、一九七二年的信,除非他自己声明他当时说这些话是违心的,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代替他说这样的话。何况,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说过:“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摘自权延迟:《毛泽东与周恩来》)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说成是为了保住自己,这究竟是对周恩来的“抬高”,还是“贬低”?

  十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

  他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

  这些话说明,当时在四千人的讨论范围内,有的人不同意在决议中提毛泽东思想;有的人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的人不同意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的人甚至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更有甚者,有的人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由此可见,在错误思想的鼓动和诱导下,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思想发生了多么大的混乱。这一些人政治上太幼稚。他们根本不想到: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不仅会脱离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而且也会彻底否定他们自己。邓小平究竟比这样一些人要高一筹,他看到了这种危险。要肯定毛泽东思想、要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但又要说明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这就是《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问题。

  十二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

  陈云说,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

  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讲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问题。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到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他说,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摆脱了多年来“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束缚。建国三十一年来,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他还说,多年闭关自守。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

  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邓小平的这些话说明: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是充分肯定的。这一点,至少在口号上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不同。极右派一直坚持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头十年,邓小平是基本肯定的。这一点,至少在此时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不同。极右派认为这十年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已经形成,因此错误是主要的。

  第三,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强调了三点:

  其一,错误是严重的、全局性的。这说明他对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不是局部的否定,而是全盘的否定。

  其二,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这一点,站在相反立场的人也可以同意。只是它不是“耽误”而是教育了不止一代人;它使革命的、民主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广为传播。

  其三,健康的方面是“二月正流”。这一点说明邓小平在改写党史。

  三月二十六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转达陈云的两点意见:

  一、专门写一篇话,讲解放前党的历史。这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更有说服力。

  二,建议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陈云的这个点子的确很高明。本来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的决议》,为什么要写解放前的党史呢?因为只讲建国以来的历史,“在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就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要说毛泽东的功绩、贡献有多么大,实在难说。这样一来,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一看,就会看出,决议对毛泽东持基本否定的立场。在他们的思想上通不过。如果加上解放前的历史,就会使人感觉到对毛泽东的功绩、贡献肯定很充分。所以邓小平很乐意地接受了陈云的这个意见。

  四月七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讨论中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这个讲话又透露了讨论中一些高级干部的更为混乱的思想。所谓“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是针对有的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一切都糟透了,只有错误,没有任何成绩,来说的。邓小平的回答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包括有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不是一点成绩都没有!

  五月八日,陈云说,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过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剌”的青年人。当时提拔这样的青年人到高级领导岗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党的一个痛苦的教训。(三卷263页)

  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有的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人们怀疑我们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搞决议中心是两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

  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第三,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

  第四,毛泽东同志犯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还是——?)

  这个讲话透露了,决议在四千人讨论、四十人讨论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倾向之间的斗争:

  一种倾向是,这个决议不要急于搞,搞得不好、搞早了,都会造成党内的分裂。

  另一倾向是,这个决议草稿对毛泽东的评介还是太高了。应该说:毛泽东的错误是第一位的;建国以来的三十二年,特别是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错误是主要的;这些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毛泽东犯错误,是他为了争名夺利、耍权术必然要犯的错误。

  第三种倾向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人坚持的主张。

  看来,在高级干部中,在最高领导层中,也不是铁板一块。

  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讲话:

  第一,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分寸掌握得好:不提毛泽东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第二,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

  第三,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应该提到华国锋的名字。因为去年十一月政治局的决议是正确的,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变动;现在的政治动态也是必要的。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

  第四,决议不涉及小资产阶级思想,过去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

  第一点是打马虎眼,不说是路线错误,实际的具体内容就是路线错误。第二点是策略,先放手让大家议论,扩散到党内外,再收回一些。第三点是实质,变动华国锋的职务,压制“‘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第四点是未来,对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要采取新的态度和政策。

  六月二十七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一部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第二部分,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8)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战争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燥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第三部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12)(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15)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第四部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喜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8)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第五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20)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二,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惩地混淆了敌我。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惩灾难的内乱。

  (21)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24)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的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

  第六部分,历史的伟大转折

  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第八部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35)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六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

  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

  这大概就是邓小平急于要搞这么一个决议的真意了。这个决议出来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在各种媒体、出版物上发表的“非毛化”的东西,一点也不见减少;只有才左派被真正的“框住”了,他们的意见再也不能公开发表了。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不仅根本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断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毛泽东就犯了“左”倾错误。

  邓小平搞的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思想和工作的评价,可以用据说是陈云的一句话来概括:“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

  这到底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是“科学评价”,还是搞“非毛化”?

  邓小平等人对建国前三十年的批评,并没有到此为止。

  十一月十九日,陈云说,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三274页)

  十二月十四日,胡耀邦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说,我们党的一致的看法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一场灾难,这十年使我国经济、文化、教育、政治思想,党组织都遭受很大破坏。我们实行的改革是两个方面。第一是政治方面,主要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恢复党的好传统好作风。第二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当前重要的是进行经济调整。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云说,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三卷246页)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邓小平对外宾说,我们干了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继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毛泽东——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三卷115页)

  按照这里的说法,不仅是四人帮,还有毛泽东都是要搞贫穷的社会主义!有多少人会相信这种话!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邓小平说,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三卷134页)

  什么叫理想的改善?现在达到了理想的改善吗?少数人先富起来,广大的劳动群众呢?!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了惩罚。但是“左”的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九六五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如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三卷136页)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邓小平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三卷141页)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三卷155页)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邓小平说,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忽视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发展生产力,——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三郑157页)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对外宾说,过去耽误太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最根本的一条教训,还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穷。(三卷223页)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邓小平对外宾说,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三卷227页)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邓小平说,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三卷234页)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邓小平对南斯拉夫客人说,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试验不成功。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三卷237页)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派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三卷253页)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三卷264页)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邓小平说,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三卷266页)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三卷269页)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三卷271页)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的。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

  一九九0年七月十一日,邓小平说,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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