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不搞两极分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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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经济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结构、上层建筑及其他方面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不断地缩小、萎缩,私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不断地发展壮大,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大量涌入,这就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首先是贫富结构的两极分化。

一、八十年代,邓小平的预言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邓小平说,在中国现在的落后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三卷64页)

  这段话讲得非常好!这不就是以后人们常说的姓“社”姓“资”的问题吗?这个问题,本来就是邓小平自己提出来的,可是,以后他又对人们议论这个话题表示不满。真是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把这段话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对照,似乎又不尽然。从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就在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来资本主义经济,这些经济成分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们也不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怎么“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呢?尤其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怎么能保证“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呢?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三卷110页)

  这段话也讲得非常好!邓小平为他的“改革开放”的成功或失败,提出了一条明确的标准,这就是:是否“导致两极分化”。可是,也有不好的一面,以后,有的人为了怕别人说改革开放失败了,就拚命地否认客观上已经存在的两极分化的事实。

  一九八五年五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三卷123页)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三卷139页)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说,始终避免两分化。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三卷149页)

  第一,公有制本身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但是,当公有制只是占主体地位(譬如占百分之五十一)时,其余部分的私有经济并不能避免两极分化;第二,什么才算占主体地位?按照现在的解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算公有制、国有控股也都算公有制(在现代股份制中,占有百分之几的股份,就可以控股),这样算来,真正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只要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就可以说是占主体地位了。这样的“公有制占主体地位”,难道能避免两极分化吗?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八日,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三卷163页)

  一九八六年以前,为了收拢人心,农民的产品提高了价格,工人职员发了奖金,虽然社会上出现了不少 “万元户”,但总的来说,两极分化还不突出。这并说明,当时的政策不会导致两极分化,而是暂时“效果”还没有突显出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这种“效果”就会越来越显著。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邓小平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三卷172页)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说,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三卷195页)

  过去说,根本就不会产生两极分化,现在说,要“防止”两极分化了。事实比人强!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邓小平说,(雇工问题)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三卷216页)

  这说明,他也承认,雇工剥削就是两极分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原有的劳动者中,一部分人变成剥削者,另一部分人变成被剥削者。所以,允许雇工存在,就是允许剥削存在,就是允许两极分化。

  一九九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三卷364页)

  这说明,邓小平也承认,两极分化必然导致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加剧。

二、九十年代,中国的现实

  有文章指出: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开始产生挫折感。80年代社会资源的分配非常不均衡。个体户、工人、知识分子,每个阶层有它的不满,有他自豪的一面,也有可保留的一面。但90年代却存在着普遍的不平衡感,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普遍的不平衡感变成了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

  有文章指出:中国居民收入已出现两个值得警惕的征兆:一是二○○○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零点四一七,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二是因不同收入阶层形成金字塔型社会,其中年均收入接近以及超过两万元人民币的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五,但一半以上人口的年均收入仍在两千元以下。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的最新报告显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以及贫富分化加剧,已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

  根据《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当前个人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极大,在此调查数据中,城镇个人平均月收入是农村个人平均月收入的2.5倍,同时,发达地区的个人平均月收入是欠发达地区个人平均月收入的2.5倍,而发达地区的城镇个人平均月收入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个人平均月收入的5.4倍。

  六类不同发达程度的城镇和乡村地区:发达城镇地区、较发达城镇地区、欠发达城镇地区、发达农村地区、较发达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农村地区

  从生活在当地社区的人的眼光来看,收入状况在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之上的人,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人,能够维持较体面的生活,这些人可以算是收入中产。 根据上述标准归类的收入中产的比例为24.6%,也就是说,在适龄社会人口中大约1/4的人是收入中产。

  在当前中国适龄社会人口中,只有4.1%的人符合通常意义上的现代中产阶层的标准,如果加上老中产阶层(收入在中等以上水平、家庭消费达到小康并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或以上的个体工商户),那么中产阶层的比例达到7%。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现代中产阶层的实际数量为3518.5万人,包括老中产阶层在内的中产阶层的实际数量为6007.3万人。

  数据显示,大都市的现代中产阶层的比例为8.7%,如果把老中产阶层也加上,则中产阶层比例为12%。如果按单一指标界定,职业中产占28.3%(不包括老中产)和41.2%(包括老中产);收入中产占23.8%;消费中产占57.6%;主观认同中产占57.8%。 大都市现代中产阶层的职业构成如下:党政官员11.8%、企业经理人员22.1%、私营企业主9.8%、办事人员23.9%、专业技术人员32.4%。

  有文章指出:二00三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八千四百七十二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两千六百二十二元。二00三年,一家媒体公布了中国的“四百大富豪”,其拥有的财富总量为三千零三十一亿元,相当于二00一年贵州省GDP的三倍。

  二00三年财政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一九九一年为零点二八二,一九九八年为零点四五六,一九九九年为零点四五七,二000年为零点四五八,十年上升了一点六二倍。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提出了近年来贫富分化的新特点。从总体上看,分化程度上升,但上升的速度比九十年代中期减缓些;财产的集中程度高;区域间分化严重;城乡分化达到历史最高期;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分化严重。从总的社会结构看,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金字塔社会,中间阶层严重欠缺,下层和中低收入阶层跟整个社会严重脱节,形成经济底层社会,并形成底层文化和社会观念。

  有文章指出: 从1990年到2001年我国城镇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是扩大的,收入在明显“富者”阶层集中。1990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3.22,而到2001年两个阶层间的收入比扩大到1:5.39。就是说,在11年间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两倍以上。1990年,高收入和最高收入户的人口占调查家庭总人口比重为17.2%,他们获得的收入占去调查户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为26.8%。相反,占去人口22.8%的低收入和最低收入户收入比重只有14.3%。到2001年,这种贫富状况进一步向两极分化,低收入户所占收入比重更低,高收入户所占收入比重更高。当年,占人口比重只有17.6%的高收入和最高收入户在总收入中所得到的份额上升高达32.6%,而处于最低端的低收入和最低收入户人口比重占22.2%,收入比重却降为10.7%。这意味着,当前我国城市有20%的人口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足10%,而另有20%的人口却获得了社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趋势表明,我国城市收入分配结构在向有利于“富者”的方向变化,“富者”占有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多,而“穷者” 占有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