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不断地缩小、萎缩，私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不断地发展壮大，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大量涌入，这就不仅引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特别是阶级结构的变化，而且必然引起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首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在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严重情况。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摆脱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以魏金生为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巾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地下’，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邓选二卷173－174页）
此外，社会风气也存在严重问题“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同上177页）
邓小平1977年7月上台，1978年5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这个时候，多者一年半，少者半年多，为什么思想政治就如此混乱，社会风气就如此败坏？实践检验证明了什么？
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反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
这说明，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活动已经相当猖獗。
四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处理北京、上海等地七个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指出，自一九七八年十月以来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组织，极少数组织为反革命分子和坏人控制。
十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鉴于魏京生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和煽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行，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3年。
一九八0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说：
一部分群众对许多情况不了解，以至有些人一时对党和社会主义有某些失望情绪；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现在也很有些思想混乱，有些青年，迷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现在有一部分青年有忽视政治的倾向。
派性分子还存在。新生的打砸抢分子也有的是。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等等。——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二卷239页）
二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说：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讲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他说，有人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
他说，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的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也确实存在着混乱，例如有人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解放思想，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会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对错误意见进行正确的批评是违反双百方针，等等。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如大公无私等）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个别地方在坏人煽动下少数支边青年的闹事，极少数坏头头操纵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议论的公开发表，反动传单的散发，政治谣言的传播，四人帮残余势力的活动，杀人放火，制造爆炸，抢劫偷窃，强奸轮奸，等各种恶性案件的发生，走私漏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犯罪活动的滋长泛滥，泄露和出卖国家机密、违反规定滥发奖金、抬高物价、扰乱市场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不断出现，——按性质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这说明，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仍然确实存在，不可小看。
他说，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二卷354页）
他在前面说，陈云提出，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这说明陈云对整个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批评。他不能不有所表示。
一九八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湖南工作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提出：要清理“左”的思想，并指出，在干部中“左”的东西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没有有无之分。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成灾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强调“左”的错误人人有份，一个劲地反“左”。
三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同总政同志谈话《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他说，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也要反右。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视，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对军队中“左”的影响不能忽视。有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看问题比较多。部队一些干部包括有的老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资产阶级腐化思想的影响，比如对靡靡之音和社会上一些坏风气有些人就喜欢。（二卷379页）
这个讲话非常有意思！黄克诚针对他一贯地只反左不反右的倾向，提出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他口头上不能不赞成。但他通篇讲话，仍然是只反左不反右。把部队中广大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某些做法的不满，说成是“左”。而他所谓的右，仅仅是对靡靡之音和社会上的坏风气感兴趣！这实际上是在为右倾思潮打掩护。
四月二十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能违反——评电影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文章指出：
部队作家白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散布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打着反封建主义、反对现代迷信的旗帜，诋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
七月十七日，邓小平同中宣部领导人谈话《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他说，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六中全会以前，总政提出了批评《苦恋》的问题。《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学校党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现象。有一部分学生说，这样下去要亡国的。还有乌鲁木齐市有个文联筹备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反对党的领导，不能搞自由化，不能搞无政府主义。（二卷389页）
这说明有些领导人右到何种程度，还不如一个大学生！
八月三日至八日，中宣部主持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胡耀邦说：邓小平同志7月17日的讲话的基本点、核心是，我们党对思想战绩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为此，需要正确地对待历史经验。
邓小平说我们党对思想战绩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这当然不是说他自己。这时，胡耀邦担任党中央主席一职，当然首先是胡耀邦的责任。胡耀邦却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没有“正确地对待历史经验”。这就难怪他始终没有改变这种软弱的状态。
十月七日，《人民日报》转载《文艺报》上的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
文章认为：四月份《解放军报》发表的批评《苦恋》的文章是完全必要的，那种认为中国文艺界的春天就要过去，严寒就要来临说法，是一种误解。
文章说，“十年内乱中，林、江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在人们中间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某些人中间，甚至发展到对党失去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共产主义失去信仰的地步。
文章虽然正确地支持了《解放军报》对《苦恋》的批评，但是，它把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反攻说成是“误解”，把一些人中间失去信心、信任、信仰的原因，完全归罪于“十年内乱”，则仍然是一种软弱状态的表现。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电影创作座谈会。与会同志认为，电影战线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如否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反对提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作品的社会效果，等等，必须予以纠正。
十一月五至十二日，中共中央央宣传部召开文学创作会议。会议指出：文学创作中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其他错误倾向，如
有的作品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轨道的错误思潮；
有的作品不能正确表现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对现实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
有的作品否定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歌颂剥削阶级和敌对分子身上的“人性”；
有的作品艺术趣味庸俗低级，胡编乱造，甚至追求刺激性和色情的描写等。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戏剧（话剧）座谈会。会议指出，1980年2月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贯彻不得力，出现了一股否定剧本创作座谈会的潮流，一些作品脱离生活，编造离奇的情节和庸俗化倾向。
十二月二十七日，胡耀邦在全国故事电影创作会议说：今年电影进步很大，好的的片子是主流。有些电影不够好，一是政治情绪不健康，二思想境界不高尚。比如白桦的《苦恋》就需要批评。白桦认识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很好。《苦恋》的问题就算完满结束了。
白桦认识了错误吗？这个讲话说明胡耀邦仍处在软弱状态，当和事佬、和稀泥。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偃旗息鼓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新华社报道，最近中共中央任命邓力群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
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的文章。指出：那些认为共产主义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以及与此相关的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空想”一类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他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理论界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有的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有些同志又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文艺界，一些人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气。（三卷39页）
实际上，在党内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带动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日益泛滥，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理论界出现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其实，早在一九八0年六月，王若水就发表了《谈谈异化问题》；一九八0年八月他又发表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九八三年一月发表了《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些人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传统”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引导人们去怀疑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
在新闻界提出了一个所谓“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有人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跟着党会犯错误，跟着人民就不会犯错误。以此来否定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实际是打着反“左”的旗号，否定党和人民的阶级性、否定共产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根本区别。
在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还不断地冒出一些错误观点，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出现了一种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倾向。
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彭真讲了反对精神污染问题，邓力群介绍了理论界、思想界、文艺界精神污染的情况。
十月二十三日，王震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上讲话，强调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但是，正像人们所说的，反对精神污染进行了二十八天就停了。不但夭折，而且对反精神污染来了个反攻，说那是搞了一次小“文革”。一些人竭力攻击积极参与反精神污染的人。这样，精神污染就继续蔓延。
为什么对精神污染、自由化思潮，老是软弱涣散，硬不起来？因为真正“硬”了，就会被指责为“左”。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转载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某月，于光远鼓吹“马列主义不能解决当前中国许多问题”。
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彻底否定“文革”》文章说，不彻底否定“文革”中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经济上的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这篇文章不是某个文人的神来之笔，而是传达了中央某个领导人的声音。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五、六年了，为什么还要提出“彻底否定文革”呢？可见文化大革命影响之深，“阴魂不散”！
五月十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天津市委会同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等有关部门作出决定，解散由“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造反起家的人为核心的707所党委。
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为这篇报道加的按语说，原中共707所党委，组织上严重不纯，政治上思想上顽固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看来“顽固”坚持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顽固”对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还真不少；特别是作为一级党委这样“顽固不化”，也还不多见。
五月十五日，赵紫阳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反精神污染中，由于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做法。
这就成为一些人反对清除精神污染的藉口。
八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各单位发出《关于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见》。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
十二月，在准备作协四次代表大会时，有人主张，不要提反精神污染，不要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两个不提”的实际效果，就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支持和鼓励。这就使资产阶级自由化进一步泛滥。
“两个不提”与前面的“一个大提”（彻底否定），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的领导意图和指导思想。
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党政机关以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加剧，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乘机猖狂活动，一些大学生中酝酿着“民主”运动。
五月，邓小平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三卷123页）
大学生的“民主”运动能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完全划等号吗？
六月二十九日，陈云在中纪委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说：
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的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要提高党员的素质，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
陈云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姓社姓资”的问题，要“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
一九八六年年初，胡耀邦和中宣部长朱泽厚提出宽松、和谐、少干预的口号；
二月，于光远再次重申“马列主义不能解决当前中国许多问题”。
九月二十八日，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文件强调以立为主，实际上不要破。
在草案讨论中，胡耀邦不主张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在讨论草案中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这种自由化是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了他定的限度，他就不准了。
尽管邓小平在口头上也说了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清除精神污染，但在实际中是否贯彻落实，他就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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