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赵紫阳就任总书记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特别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日益发展,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首当其冲,被迫“辞职”了。成为“邓小平时代”下台的第二位党中央的主席或总书记,尽管两者的情况不同,或者说截然不同。胡耀邦辞职并不等于这些矛盾解决了或自动缓解了。赵紫阳就任总书记同样的难题仍然摆在他的面前。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国务院宣布撤消管惟炎、方励之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副校长职务。

  一月十三日,中共上海市纪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决定指出,王若望自一九七九年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来,经常借作报告、发表文章的机会,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屡教不改。

  一月十六日,赵紫阳代理中央总书记。

  一月十七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决定指出,近几年来,方励之在各种场合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煽动学生闹事,造成严重的后果。

  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人民日报社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的党籍。决定指出,刘宾雁严重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在许多地方发表讲演、文章,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一些报告文学作品里由于不核对事实,不尊重事实而颠倒是非、造谣中伤的问题是严重的。他的这些作品在社会上造成大量混乱。对于他的严重错误,地方和中央的有关党组织曾多次对他进行批评,但他始终拒不接受。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不搞运动。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等。

  通知还提出,党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开放、搞活。

  请注意,这个文件明确规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这是赵紫阳上台后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设置的第一道障碍。

  二月十八日,邓小平对外宾说,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至于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自己要求辞职,这与学生闹事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一人事变动对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影响,就是说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总之,我们是一切照旧干下去。(三卷204页)

  三月八日,邓小平说,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他说,对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三卷212页)(三卷210页)

  这说明,这次学生游行并不仅仅是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些广大群众的要求、呼声、意见:“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邓小平也承认这些要求是正确的,“要重视,要注意解决”。

  三月,红旗、光明日报、文艺理论与批评在河北涿州市召开“约稿会”,批判“经济自由化”,邓小平亲自出面把这个批判压下去。

  不是说过了吗!?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所谓“主要”实际就是只能、只准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有些人抓住“主要”两个字,要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深入到经济领域中去,当然不会允许!

  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报道问题的讨论纪要》,纪要说,总的看,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局面已开始扭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气候正在形成。纪要重申,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联系经济改革政策、农村政策。

  这说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快要收了。

  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机构、编制和干部队伍膨胀的通知》。通知指出,近一、二年来,许多地区、部门又出现了了增设机构、扩大编制、机构升格、滥提职级、滥招干部的现象。

  五月六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火灾,过火面积100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65万公顷,烧毁贮木场存材75万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约5亿元。六月六日,国务院全体会议追究了林业部主要负责人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和重大的失职行为,决定撤销杨钟的林业部部长职务。

  五月中旬,赵紫阳说,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倾向已经具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等的危险,需要同等地加以反对。

  这实际上就是要扭转斗争的方向,从此,一度有些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重新泛滥起来。

  五月三十日,薄一波宣布,历时三年半的整党工作基本结束。党风只是“有了进步”、“有了改变”。

  “党风三年基本好转”的诺言成了空炮!

  五月三十日,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徇私舞弊,开除党籍,判刑二年。

  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出《关于坚决查处共产党员索贿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对外经济活动中,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司空见惯的受贿、索贿的丑恶行为,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蔓延。此种状况已引起党内外、国内外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反映情况,揭露问题。

  七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干部出国问题的若干规定》。

  通知指出,当前,在派遣党政机关干部(包括挂靠在党政机关的各种学会、协会、基金会、中心等单位干部)出国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出国团组仍然过多过滥;一些本应由专业干部完成的出国任务,不恰当地派遣了党政机关干部;重复考察、轮流出访等现象依然存在;借我驻外机构邀请的名义出国,对国外的邀请擅自应允、有请必去、甚至降格以求等现象时有发生。

  七月三十日,公布100名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当选“当代优秀农民企业家”,其中10名被评为“最佳农民企业家”,这10个人中就有天津静海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禹作敏。

  八月二十一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说,对近几个月零售物价的上涨趋势,国务院已经并将继续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十一月二日,十三届一中全会举行,选举赵紫阳为总书记,李鹏、姚依林等为政治局局常委,宋平、江泽民等为政治局委员。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

  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政治局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认为,1987年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物价问题的焦点是食品涨价。

  这个问题恰好是与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

  四月十五日、二十七日,政治局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反映强烈的教育、物价和党风政纪等方面的问题。

  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说,多年来,物价问题是国家的沉重负担。旧的价格制度不符合价值规律,国家每年都要拿出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物价补贴,给经济建设增加了很大的包袱。要轻装前进,物价问题非解决不可。

  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价格制度改革,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改革的现实依据也应该是最大多数人民的现实利益和承受能力。如果不顾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一味迷信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要失败的。

  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决定,创办《求是》杂志,停办《红旗》杂志。

  这个决定意味深长:“红旗”落地,“求是”升天。为了与过去划清界限,仅仅改变一个杂志的名称是不够的。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政治局第九次全体会议,讨论当前全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形势问题。

  会议认为,目前我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化,现在一些难度很大而又不能绕开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改革会有风险,但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价格和工资制度的改革需要有统盘的考虑和系统的方案。

  赵紫阳说:为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党和国家机关要把保持廉洁的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依法惩处贪污受贿、弄权渎职、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

  惩处贪污受贿只是为改革创造环境而已!

  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通知。

  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公司政企不分问题的通知》。

  许多新成立的“公司”,既有行政权又有经营权,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权、利双收,左右逢源,官商一体。

  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这次政治局会议以后,全国不少城市出现物价上涨、市民大量提取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

  八月三十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紧急研究对策,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若干重要决定。

  火上房了!赶快调集消防队。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认为,认为,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工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改革。明后两年要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赵紫阳说,退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到了该退的时候,还得退。形势逼人,形势比人强,客观形势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

  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举行十三届三中全会。会议批准了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

  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这次清理整顿的重点是一九八六年下半年以来成立的公司。这些所谓的“公司”,在“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中,起了特别坏的作用。

  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县以上党委国家机关退(离)休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的若干规定》。

  这些人经商办企业,利用“余权”拉关系、走后门,没有办不成的事!

  十月十八日,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表明,一九八八年前三季度,我国工业生产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需求过旺,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是:

  1,工业生产高速发展,同能源、运输矛盾加剧。

  2,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仍然偏大,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供应能力。

  3,国内市场需求过旺,不少城市出现抢购风。1至3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8%。特别是8月中下旬,受物价大幅度上升及各种传闻影响,大部分商品销售异常,有些商品曾出现断档脱销。

  4,消费基金增长过快。1至3季度,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0,1%;社会集团购买的消费品额增长21,3%。

  5,物价大幅度上涨,部分职工实际收入下降。前三季度平均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同期上升约16%。32个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18,3%。

  实际情况比上述说明要严重得多。

  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1984—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70%(按现价计算增长14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

  由于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徘徊,加上人口过快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下降,而工业生产增长过快,摊子越铺越大,又出现了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

  工业内部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比例关系也失调,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应能力支撑不了过大的加工工业,大量工业生产能力长期闲置。

  资金、外汇、物资的分配权过度分散。1984—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6,7%下降到22%,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由56,1%下降到47,2%,致使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

  生产、建设、流通领域普遍存在着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费、低效率的现象。

  1985—1988年,通货膨胀呈明显加剧之势,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在连续几年上涨幅度较大的基础上,又上涨16,5%,这样大的涨幅是多年来所没有过的。这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安。

  十月二十九日,政治局会议认为,最近几年来,由于人口增长,消费水平的提高,主要农产品供求矛盾在新的水平上继续存在。

  实际情况是,农村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潜力有限,加之指导思想上对农村形势过于乐观,放松了对农业的指导和投入,以致粮食生产在1984年大丰收后连续几年徘徊不进。

  十一月,陈云与赵紫阳谈话:现在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几乎全部丧失,被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流派占领,已经到了不得不反击的时候了。

  邓小平同意赵紫阳的意见,对陈云的意见不向下传达。

  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举行。会议认为,在各种腐败现象中,突出的是贪污、受贿问题。在县级以上干部的违纪行政处分中,贪污受贿案件的数量占第一位。

  十二月三十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就党和国家机关在新形势下保持廉洁的问题进行讨论。会议通过讨论一致认为,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条件下,党和国家机关中确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贪污受贿,弄权勒索。

  至此,赵紫阳就任总书记已经两年了,他忠实的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比起两年前胡耀邦下台时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各种社会矛盾是缓解了,还是加剧了?

  首先,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改革的矛盾。赵紫阳宣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联系经济改革政策、农村政策,这就把在经济领域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门堵塞了。

  其次,政治思想领域中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赵紫阳上台不久,就宣布:总的看,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局面已开始扭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气候正在形成。由于赵紫阳的消极对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又偃旗息鼓了。

  其次,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搞腐败与反腐败的矛盾。赵紫阳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和解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继续下降,党的战斗力继续削弱。

  再次,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与持续增长的矛盾。一九八七年虽然提出财政信贷双紧缩方针,赵紫阳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

  这时:

  国外,敌对势力正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

  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反社会主义势力活动猖獗。

  国内,党内外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这些情况,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他们借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发表他们的政治主张,直接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1988年末,在若干大城市,特别在北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陆续举行意在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

  国内的形势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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