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八九政治风波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一九八九年,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是最不平凡的一年。

  一九八九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

  一九八九年,“改革开放”十年来形成的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极少数人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和绝大多数人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了。

  一九八九年,作为青年人、知识分子的大学生,首先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矛盾的压力,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修正主义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奋起投入学潮,希望为中国找到一条强国的“新路”。

  一九八九年,广大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反对“官倒”、“腐败”的意愿,通过几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的行动,成为支持学潮的重要力量。

  一九八九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急速膨胀,操纵极少数学生中的自由化分子,妄图利用学潮,逼迫领导层,加速私有化的进程,并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化”。

  一九八九年,党的领导层在各种社会矛盾的冲突面前、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搏斗面前,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先右后“左”(形“左”实右),使整个国家的形势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

  一九八九年,严重的政治危机,通过采用军事手段“解决”了。它的“效果”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九八九年,主要是上半年的政治风波,具体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党内高层忙于寻觅解决危机之道,自由化势力急于制造自由化舆论

(一月至四月十四日)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励之发出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金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公开的政治纲领,实质上就是要共产党承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合法性”,为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遭受迫害的人平反”。当然,这只是第一步的策略。

  一月十六日,书记处讨论国家机关在新形势下保持廉洁问题。

  一月十七日,邓小平找赵紫阳、李鹏、姚依林谈话,他强调:

  1,开放改革十年以来,我们没有犯什么大错误;
  2,不要让通货膨胀、物价猛涨、抢购风和不正之风吓倒了,这些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总会得到解决的;
  3,虽然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遇到不少的困难,但开放改革不仅要坚持,还要大步前进;
  4,在排除各种困难,在改革的路上继续前进的时候,千万要警惕那种企图走回头路的现象。

  很明显,邓小平还在继续反左。

  二月五日,两办发出《关于清理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在公司(企业)兼职有关问题的通知》。

  二月十六日、十九日,陈军两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1月6日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魏金生等所谓“政治犯”,并征集各界人士签名。

  二月二十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对外经济贸易公司的通知》

  二月二十二日,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陈军等人发起写信提出要求释放魏金生,其实质是制造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干涉国家的司法审判。并指出,陈军等人的做法是违反中国司法原则的,因而是错误的。

  据传,二月间,陈云就改革的路线问题向邓小平提出四点意见:

  1,四年前,我就提出不能片面提‘无工不富’,还要格外注意‘无粮不稳’的问题,现在证明我这个提醒是正确的……
  2,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我多次讲到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指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形式,市场经济仅是补充形式,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搞计划经济──现在搞‘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际上搞的是无计划的商品经济,不讲有计划按比例,把整个国家推进‘自由竞争’的粪坑中去‘实验’,结果带来这么大的混乱,和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放弃社会主义目标造成的恶果;
  3,我多次提到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么多高级干部子女办‘子弟公司’就很成问题,现在党风问题这么严重,‘轮流执政’的思想抬头,与我们领导层的干部的作风和思想状况有很大关系;
  4,关于沿海战略──总犯急性病,沿海开放城市一下子搞那么多,沿海开放战略一下子放开,只能是肥水外流,输血出口,这样搞下去,国家怎能承受得了?”

  据传,春节期间,李先念在参加一个市政协常委的茶话会时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现在赵紫阳搞资本主义,邓小平打桥牌,我还有什么好讲的。几天前我去见邓小平,我讲话他在牌桌上连头也不回,我慎重地说:小平同志,我是来向你汇报工作的!他才转过身来。这样我还有什么好讲的?在这一点上,我和陈云同志的认识是一致的。”

  二月间,邓小平对李鹏说:“十三大的决议,三中全会的口径、提法都不能变,如果你一动一变,改革开放就搞别的提法,沿海战略的提法也不要动了,关系到两亿人口的积极性问题,现在的问题没有像讲的那么严重,不是不可收拾,关键是看中央、国务院的权威。”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针对性非常明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的口径?谁要改变十三大的决议?谁要改变沿海战略的提法?但他对形势的估计:“现在的问题没有像讲的那么严重,不是不可收拾”,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他对自己的(所谓“中央、国务院的”)“权威”影响力也过分自信了。

  二月二十五日,陈军等33人签名的公开信在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

  二月二十六日,张显扬、包遵信等四十二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

  二月二十六日,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三卷284页)

  说这句话,就表明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是乱象环生了!这是改革后的第二次。

  三月四日,邓小平说,中国不能乱,中国不允许乱。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待遇太低。(三卷286页)

  “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什么叫“随便”?没有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就叫“随便”。可是有关部门对任何示威游行都不批准,因为示威游行就是“乱”。不允许乱也就是不允许示威游行!

  “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待遇太低。”这个说法符合中国十年来的实际情况吗?尽管可以说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失误”之一。

  三月五至七日,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市制造严重骚乱事件。

  三月中下旬,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在会上鼓吹:忽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去年至今国务院工作的极大失误——就像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短短几年做的那样,建设民主大国再建设经济大国就用不了五十年。

  胡绩伟的这个讲话很有代表性,它说明,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思潮对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内的一些“大知识分子”有相当大的影响。

  三月二十三日,邓小平说,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三卷288页)

  邓小平在这段话中,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了“新的失误”,并且列举了三条:第一是通货膨胀;第二是教育发展不够;第三是没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而第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条”。在错误政策的引导下,在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人“先富起来”了,另一些人也想“先富起来”,拚命“朝钱看”。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几句说教就能保持传统、抗住腐败吗?

  看到事物的现象容易,要找到事物的本质就比较难了。

二、以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线,爆发了新的学潮

(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十六日)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成为触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线。在首都的一些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蛊惑人心的谎言,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四月十八日,凌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部分学生开始上街游行。

  王丹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演讲,提出了对政府的七条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召雪。

  王丹是学生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急先锋,不过他仍然只是一个工具,受躲在幕后的“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令人费解的是,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是了解这些情况的,为什么他们当时不及时揭露、批判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的活动,使广大学生、群众了解事情的真相呢?

  四月十九日,游行的大专院校发展到十九所,新华门前连续两天发生学生静坐和冲击事件。

  凌晨,乔石召开有关部门开会,决定迅速整顿新华门前秩序。

  四月二十二日,西安学生游行。

  同时,西安一些地方发生了打砸抢严重事件,社会上一些不法之徒围攻省委大院,烧毁汽车十辆、民房二十多间。四月二十九日,西安市公安机关宣布,44名参与打砸抢的不法分子被依法逮捕。

  四月二十二日,长沙学生游行。

  二十二日晚至二十三日凌晨,长沙市内发生不法分子在五一路、黄兴路殴打警察和群众,砸坏商店,抢劫财物等严重事件。三十日,长沙逮捕了9名打砸抢分子。

  “对于这种严重情况,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显示了和胡耀邦同样的倾向,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不反对和抵制,实际上是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学潮形势严峻。尽管大多数学生有推进民主的善良愿望,但就实质说来,这次学潮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四点建议;

  一、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当前事态明确表示态度。
  二、中央报刊等舆论工具,必须坚决服从中央的统一统指挥,大力配合,造成强有力的舆论攻势,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
  三、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只要中央全力支持,我们将继续站在第一线,做好争取绝大多数群众,孤立少数敌对分子的工作。
  四、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尽快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

  对北京市委的态度和建议,人们不能不提出问题:

  1,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这次学潮,参与的大多数学生有推进民主的善良愿望,但有极少数人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2,这次学潮,北京市从四月十八开始上街游行,到二十四日,已经六天了,为什么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没有明确表示态度?
  3,为什么党中央、北京市委会处于“当前的被动局面”?中央报刊等舆论工具,不服从中央的统一统指挥?
  4,为什么中央不全力支持、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
  5,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不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如果早这样做,是不是就可以部分缓解学潮的发生?

  北京市委的态度和建议,虽然认为“就实质说来,这次学潮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它同时也承认“大多数学生有推进民主的善良愿望”。而在这些善良愿望的背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的关键。

  四月二十四日晚八时,在万里的建议下,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同意北京对当前首都形势的分析和所提的四点建议。

  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会议决定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

  会议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邓小平发表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出:

  在悼念胡耀邦逝世的活动中,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盅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漫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事端。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政治斗争。

  中共中央常委的决定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政治斗争。”但是,并没有采取有力的、具体的措施,揭露、打击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活动。特别是没有照顾到多数,“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

  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市委决定停止《世界经济报导》总编辑钦本立职务,并对该报进行整顿。

  四月二十七日,北京三十八所高校的三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其中游行学生在二千人以上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北方交通大学等六所。下午四时半,游行学生和群众冲破劝阻线进入天安门广场,游行持续到晚十一时四十分左右结束。

  四月二十九日,受国务院和李鹏的委托,袁木、何东昌等同北京十六所高等院校的45名学生进行座谈,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发展教育、新闻报道和和学生罢课、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从这次座谈会讨论的问题来看,广大学生关心的主要是反腐败问题、发展教育问题、新闻报道的真实性问题和学生的游行、罢课等民主权利问题。这些问题部分地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

  四月三十日,赵紫阳访问朝鲜回到北京。

  “回国才几天的赵紫阳,突然改变对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的态度,指责根据政治局常委决定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五月二日,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向有关方面递交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和4点声明。

  五月三日,袁木就此事答中外记者问,指出政府和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

  五月四日,赵紫阳在会见外国人时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难免”“有人企图利用”;“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赵紫阳的这个谈话,“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并且把中央内部分歧公开暴露于世。动乱策划者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五月四日,首都数万名高校学生上街游行集会,并宣布五月五日起,北京市所有高校全部复课。

  五月五日,李鹏说,中国的政局稳定,政府努力维护国家的安定,认真消除腐败现象。

  五月六日,赵紫阳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人谈话,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

  “这番谈话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负责人答复4名递交关于对话请愿书的学生时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将广泛地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教师、党外人士接触并进行对话,

  五月九日,首都千余名新闻工作者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递交了一份请求对话的联名信件。

  五月十一至十三日,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王忍之分别同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

  五月十三日,赵紫阳同首都工人代表座谈时说,党和政府正抓紧研究解决学生、工人等提出的合理要求,希望有爱国心的公民不要做妨碍中苏高级会晤的事情。

  五月十三日,李鹏同首钢工人就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发展生产和当前形势等问题座谈。

  五月十三日,首都高校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请愿。并递交“绝食宣言”说,绝食是为了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冷淡态度和拖延与高校代表团的对话。

  “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方面组织绝食活动”,“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当晚,阎明复邀请部分学生、教师座谈。

  五月十四日,凌晨,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

  下午,李铁映、阎明复等与首都30多所高校学生推举出的对话代表对话。

  当日,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有十余人晕倒。

  五月十五日,戈尔巴乔夫访华。

  五月十六日,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三卷290页)

  他的意思是,他以前的人都没有搞清楚,只有他才搞清楚了。不由人想起了恩格斯说杜林的那一段名言。

  五月十六日下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赵紫阳说: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我这是第一次公开透露我们党的这个决定。

  赵紫阳的这个谈话,被认为是故意把邓小平暴露出来,把攻击的矛头引向邓小平身上。

  五月十六日,数十万各界人士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

  绝食学生已有600余人被送至医院抢救。

  “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五月十六日,晚,中央政治局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

  “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对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制造动乱当然要坚决制止;对广大群众的合理要求要真诚接受。

  五月十七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常委发表书面谈话,肯定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

  五月十七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及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全国各地数百万群众参加游行示威,支持学生反对腐败的要求。

  数十万、数百万群众上街游行,决不是支持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搞动乱,而是是支持广大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正义要求。如果全国有这么多的人都是支持搞动乱,那不等于承认十年的“改革开放”彻底失败了吗?

  五月十七日,民主党派领导人致函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尽早与学生对话。

  “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为赵紫阳鼓吹的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对邓小平的“不满”,可以从标语口号的变化上看出来:

  一九八四年:“小平——你好!”

  一九八七年:“小平——你好糊涂!”

  一九八九年:“小平——你好狠!”

  对赵紫阳的吹捧,也可以从标语口号上看出来:

  “紫阳同志不能走”!

三、中央决定采取戒严措施,敌对势力实行拖延策略

(五月十七日至六月二日)

  五月十七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王震、邓颖超、聂荣臻、徐向前、杨尚昆等人开会,都觉得无路可退,退就是我们垮台。

  党的领导人感到有“垮台”的危机,这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恐怕是第一次!

  五月十七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开会,邓小平提出在北京实行戒严的意见。

  接着晚上八点又开常委会,讨论戒严问题,赞成戒严的有李鹏、姚依林;反对的有赵紫阳、胡启立,乔石说我很难表明支持或反对的意见。。

  赵紫阳在会上提出,我的任务到今天为止结束了。我不能继续干下去,因为在学生运动性质这个问题上,我同小平同志的说法.同你们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我思想不通,作为总书记,怎么能够执行呢?因此我请求辞职。

  五月十八日上午,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同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等开会。会议决定五月二十一日零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党的领导人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制造动乱、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等方面,除了少数领导人进行一些所谓“对话”活动外,拿不出什么更有力的措施,把大好的时机白白地丧失了,最后,只有采取“戒严”这一个“杀手锏”。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五月十八日,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到医院看望绝食病倒的学生。

  上午,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时说,极少数人不要以绝食学生要挟政府,应结束北京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尽快把绝食的同学安全送到各个医院去。

  各界百万余人继续上街游行。

  朱学范和12名人大常委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党中央立即召开各党派领导人会议,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共商解决问题的办法。

  全国工商联、农工民主党、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共青团中央等接连发出紧急呼吁,希望中央主要领导速与学生对话,恳请学生停止绝食。

  五月十九日,晨,赵紫阳、李鹏等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请愿的部分高校学生。

  下午四时许,有人以“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拿条子到“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指挥部”,透露了将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消息。

  北大自治会筹委会广播站广播:天安门广场传来消息,赵紫阳已下台,政府正从外地调军队和警察,要驱散广场绝食、示威的学生、群众,要求广大师生员工去广场声援,与广场绝食、示威的人士共存亡。

  晚九时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宣布停止绝食。

  晚十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干部大会,号召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

  “赵紫阳反对中央的决定,并且拒绝出席大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晚十时,戒严部队的汽车在进京、进城的各个路口受阻。

  调这么多野战部队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并且带着一些重武器,有这个必要吗?

  五月二十日,李鹏签署国务院命令,决定自二十日十时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五月二十一日,在天安门广场,整个白天约有十万人;晚七时后增至三十多万人。

  五月二十二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约有五万人,大部分是外地高校学生。

  五月二十三日,天安门广场游行请愿静坐的学生约有一万多人。

  五月二十三日一时左右,首都各界和外地学生三十万人上街游行。

  五月二十三日,全国仍有八十七个城市的高校学生和各界人士游行。上海有五至六万人;哈尔滨有一万多人;长春有二万多人;沈阳有八千多人;杭州有八千多人;广州有四十万人。

  五月二十四日,全国有六十八个城市继续游行。武汉有四千多人;重庆有四万多人;石家庄有三千多人;长沙有一万多人;西安有一万多人;贵阳有四千多人;兰州有一万多人。

  五月二十五日,全国有五十八个城市游行。

  北京约十万人;上海有四万人;天津有三万多人;济南有一万多人;成都有四万多人;贵阳有三千多人。

  五月二十六日,北京高校学生绝大多数撤离了天安门广场。滞留的主要是外地学生。全国有二十一个省发生游行。

  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仍然有学生一万多人。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高校学生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最多时达五万多人。全国有三十六个城市发生了游行。上海有一万二千多人;南京有三万多人;杭州有五千多人;哈尔滨有五千多人;沈阳有三千多人;石家庄有三千多人;西安有六千多人;长沙有三千多人;合肥有三千多人。

  五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全国各地高校学生边抗议边复课。

  实行戒严以后,从表面上看,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停止绝食,参与游行示威的群众大大减少,部分高等院校开始复课。局势虽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但逐渐在走向缓和。但是,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骨干分子,大肆制造反动舆论,企图掀起更大的动乱。他们提出的新的策略口号是:拥护赵紫阳,打倒李鹏,争取邓小平。

  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说,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

  这段话讲得非常好!在这次学潮形成的原因和性质的认识上,前进了一大步。问题在于这种腐败现象滋生的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同当时的指导思想、基本路线有什么关系?在这些方面还需要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四、戒严部队进驻执勤位置,极少数暴乱分子煽动暴乱

(六月三日至四日)


  六月三日,凌晨开始,戒严部队进驻执勤位置。

  极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人在主要路口设置障碍,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

  自五月二十日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以后,局势逐渐平静。为什么在这时戒严部队又要继续进驻执勤位置呢?

  中午,一伙暴徒围堵、冲击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广播电视部等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

  下午,“高自联”、“工自联”等非法组织向天安门广场不明真相的群众发菜刀、匕首,一伙暴徒纠集上千人,抢走大批钢筋、施工工具,准备打巷战,并公然喊出“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的口号。

  中共中央决定命令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暴乱。

  所谓“强行开进”,就是说,如果部队开进时遇到阻挡,就可以动用武器扫清障碍。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电台、电视台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市民提高警惕,坚守岗位,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

  晚十时,各路戒严部队先后开进市区。在部队开进和执行军务中,一伙暴徒大搞打砸抢烧杀,焚毁大批军车,抢走枪支弹药,用暴力手段打伤和绑架解放军战士和公安干警,部队采取果断措施,严惩一小撮反革命暴徒。

  所谓“采取果断措施”,就是开枪。这对付那些反革命暴徒是完全应该的。可是,当时有一些群众听信谣传,以为部队进城就是要镇压群众,也参与了拦截部队的活动。还有一些群众是围观的。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形势下,部队指战员是没有办法分清的。这就难免造成群众的伤亡。

  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半,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对天安门广场清场。五时半,完成清场任务。

  在几天的事件中,戒严部队、武警战士、公安干警共有6000多人受伤,数十人死亡,被砸毁、损坏军车、警车和公共汽车1280多辆,其他机动车70多辆。

  在几天的事件中,有3,000多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

  与此同时,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贵阳、哈尔滨、兰州等一些大城市,接连发生暴徒冲击冲击执法机关、破坏交通、焚烧商店、残害无辜等严重事件。

  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难于轻易翻过去的一页,成了人们头脑中难于轻易抹去的记忆,成了一些家庭难以抚平的伤痕。

  重要的是,如何从这一事件中深刻地、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

  这就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它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将是对它们的一次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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