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四日，邓小平同几个中央负责人谈话。
第一个问题，我退休的时间就定在五中全会。
他说，十三大搞了个半退。现在看来，想要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在职位上去世有利。
这说明，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对他考虑退职还是继续留职的问题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确，如果是在政治风波中被迫“退休”，还不如主动“退休”好。
第二个问题，退休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
他说，如果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
对邓小平的评价，把他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恐怕不单纯是一个“歌功颂德”、“吹嘘捧场”的问题。根本问题在于，评价的标准不同。一些人所以把邓小平的“规格”放在毛泽东之上，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做的事情，如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放手发展私有经济、鼓吹实行市场经济等，邓小平就去做了。从这一点来说，用这个标准去衡量，邓小平的“规格”当然就在毛泽东之上了。
第三个问题，我退休时的职务交待，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他说，总之，退下来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 “除非是特别重大的问题”。
这说明，邓小平这次提出的是辞去军委主席职务。辞职以后，对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过问了，但是，对“特别重大的问题”，还是继续要管的。他的“核心”作用并没有随着“辞职”而失去。以后他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有的人担心，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职务以后，如果新的领导集体或其他的什么人，要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邓小平怎么办？其实这一点不用担心，虽然他不再是军委主席，不是还有一个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嘛。有他为邓小平“保驾护航”，还有什么不放心呢？
九月四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实现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但他又说， “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九月十六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的讲话：
他说，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
很明显，这个“警告”是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或其他什么人发出的。而且，这个“警告”是有实力作后盾的。当然，这个时候发出这个警告，还只是一种“预警”。到一九九二年初再次发出“谁改变谁垮台”的警告时，就不再是一种预先的警告，而是一种现实的警告了。
他还说，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要说失误，我们确实有失误，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有人站在动乱一方，支持他们，如赵紫阳，这更不能怪别人。
十一月上旬，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职，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
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讲话；
他说，军队要为“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他还说，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334－335页）
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对外宾说，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会改变。（345页）
十二月一日，邓小平对外宾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的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他们主持全局已经五个多月了，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而有任何变化。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347页）
这说明，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以后，最关心的事就是他搞的那一套路线、方针政策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他在公开的场合说，自己很放心、很满意，实际上非常不放心，也并不满意。
下面，看看他的一些作为，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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