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改革开放的步子再大一些”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特别是东欧、苏联巨变以后,如何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成为中央领导层以及理论界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邓小平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高速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三卷305页)

  六月二十四日,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坚持贯彻执行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作为鲜明的对照,那些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却是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为目的,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他们的‘改革开放’,中心就是资本主义化。这当然是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

  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国光的文章:《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推崇陈云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形象地譬如鸟笼子和鸟的关系”,并强调中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由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

  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总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十月下旬,薛暮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长信,支持邓小平的观点。

  十一月上旬,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决定仅仅是从经济建设这个角度,纠正了赵紫阳在经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实际工作中的失误,统一了对经济形势的认识,

  决定:从一九九八年算起,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

  为此,全会要求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和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加强农业等基础产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领域的经济秩序,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继续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并切实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和深化改革的领导。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会还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长期坚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

  实际上,在这次全会的背后,两位起主要作用的人物之间,在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对全会决定的“从一九九八年算起,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邓小平显然有不同的意见。

  十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树青的文章《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文章强调,八九政治风波,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群众卷入,“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中日趋严重的某些腐败现象,对社会分配不公、对严重的通货膨胀等现象的正当不满”。而“这些现象的滋长和蔓延,恰恰是因为违背了改革开放必须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统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

  一九九0年一月八日,李鹏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改革开放要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讲话指出: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应当有如下几个基本观点:

  一是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两个基本点缺一不可。对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决不动摇。

  二是我们讲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三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或者叫基本模式,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实践证明,在我们国家如果搞完全的计划经济,高度集中,就会把经济搞得很死,不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经济也不可能得到比较快的发展。但是,如果在中国搞单纯的市场经济,有可能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不稳定,也不符合国情。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当然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现在我们就是探索怎样把两者结合起来。

  四是对十年来已经出如的改革开放政策要保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要有大起大落,,以保护生产力的稳定发展。人心要稳定,社会要稳定,首先政策要稳定。当然稳定也不是踏步不前,要在稳定的基础上对已实行的政策不断深化、补充、完善、提高。

  五是当前要利用治理整顿的机会,对新的改革措施进行试点。十三届五中全会总结出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我国的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改革不能急于求成,治理整顿也不能急于求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可能要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才能建立起一整套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体系。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反过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试图在很短时间内使生产力有一个大的突破,或者单靠某一项改革措施就能使生产力有一个大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后,对于改革的措施,我们的方针是:经过试点,总结经验,通过实践来检验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后再决定是否进行推广。

  李鹏阐述的“如果在中国搞单纯的市场经济,有可能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不稳定,也不符合国情。”这些观点,是以陈云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所坚持的观点。

  一月二十四日,陈云同浙江省领导谈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他指出,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显然,当时陈云强调这一点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二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二期刊登苏沛的文章《论“权、钱交易”》。

  文章指出,今年5月8日,《辽宁日报》报道,方庆多,男,32岁,原是凤城县四门子乡农民,个体运输户,开出租车,又开了一个20多我的小工厂,并与人合伙倒卖羊绒,靠掺杂使假,偷税漏税,聚敛了几十万元。他从1986年7月开始买官活动,大约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主要用行贿手段,从一个农民变成凤城县法院办公室主任。他用金钱收买的党政干部共30多人,其中包括县委书记李运生、县劳动局长王巨夫、县法院院长刘玉芳、县粮食局的一些干部和几名医生,涉及两个县的干部。

  它的出现,说明在某些地区产生这种事件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第一,有了像方庆多这样的聚集了大量货币的暴发户;第二,有了一批互相勾结起来的国家机关中的腐败分子;第三,在某些地区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如果出现了大批的暴富分子,形成为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就会妄图用金钱购买政权。

  前几年,有一位经济学家宣传一个观点,说是“商品经济,认钱不认权,钱、权到底哪一个好,哪个是封建主义?钱本身是中性的,它并不可怕嘛。”(《世界经济报导》1986年7月28日)这种观点否认真在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下有钱与权的交易的现象。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中政治集团的形成、得势和消亡,都要经过金钱这个媒介。

  目前,我国有资本主义成分的经济,有大量的小生产者,有商品市场,有对外贸易,这些条件都使货币既能发挥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又能使货币大量集中在私人手中,以致发生权钱交易的现象。

  二月二十日,《当代思潮》第一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指出:

  在去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中,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和拥护改革开放两个口号同时出现,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一种奇怪的政治现象。其实,这恰好说明,动乱和暴乱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讲的改革开放,是要搞突破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就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来说,我们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结构,以适应我国现阶段多层次的生产力的状况。在这种所有制格局中,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而存在。但是,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三月三日,邓小平对中央领导人说,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

  这说明,邓小平对治理整顿已经不耐烦了,认为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他要求经济每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发展,达到十年再翻一番的目标。

  三月上、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统一对国内外问题的认识。

  据传,陈云写信给中共中央说:“十年改革是极右,处理‘六四’是极左。”

  这个材料的真实性如何?如果是真的,说明陈云在这时候确实是有些“觉醒”了!

  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曾责成胡乔木、邓力群主持组织队伍,总结70天(1989年从胡耀邦逝世到十三届四中全会之间的那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这次总结从1989年10月到1990年6月,许多人(包括已经逝世的熊复、吴冷西)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提出过大量精辟见解。

  这次总结受到干扰,未能形成最后结论,致使我党对那场动乱至今没有一个正确的总结。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张海涛在会上的发言,可以窥见会议讨论内容的一斑。

关于1989年动乱的教训

1989年11月3日在总结70天会议上的发言

(地点:中南海西楼会议厅,按照原始稿整理)

张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力群同志点名要我先讲,我就说了。

  我刚从美国归来。1989年的这一场动乱期间,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耳闻目睹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舆论工具为推动这场动乱而推波助澜所做的一切。为节省时间,我将在另外的场合讲这件事,今天不说了。

  (一)关于精神和物质、存在和意识的关系。

  一般地说,是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然而精神对物质、意识对存在又起反作用。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领域,尤其是如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一点。艾森豪威尔也讲理想、精神;西点军校也提倡学雷锋。我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更应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无疑是正确的(最近几年在经济战线上发生的问题,这里不谈了)。但是,我们又往往忽视精神的作用,忽视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反封建是必要的。尽管我党早已完成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但清除封建意识却是长期的任务。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反封建。除封建意识外,我党党内和我国社会上还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思想、特别是资本主义思想(包括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思想)在流行。由于我党高层领导一手硬(抓经济建设)、一手软(抓意识形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复出现,对我党和我国社会形成严重冲击。我们不使用批判的武器,最后不得不使用武器的批判,这个教训是严重的。

  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还有一个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不能回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个人以为,我党为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发表的九篇评论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能全盘否定。

  (二)双百方针问题

  自然科学问题不大,主要问题是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定要实行百家争鸣,不能形成一家独鸣,万马齐喑。当前应当特别提倡。这是为克服形而上学、加强辨证空气、减少错误所必需的,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经常使用一种做法,就是在不涉及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同时刊登一种赞成意见,一种反对意见,形成对立面。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实行双百方针,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所规定的方针进行,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此:

  第一,要有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这一条非常重要。

  要注意倾向性问题,及时予以引导;不能让错误倾向长期发展,不闻不问。最近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灾的教训不能重复。当然,对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不宜急忙表态,看一看再说。

  第二,要组织一支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如若不然,就很难战胜各种错误思潮。

  第三,党员要遵守《党章》,非党员要遵守《宪法》。

  第四,要形成一种能发表不同意见、既能批评、又能反批评的环境。

  第五,要采取平等态度,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第六,学术探索出现失误,难以完全避免。可以批评,但不应使被批评者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受到损害。

  (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

  不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不行;不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不行。

  在《我说美国》里,我曾反复说明,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实质上是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专政。然而就其形式而言,它又有可以借鉴之处。比如,在美国,几乎年年月月有选举,形成了一种传统。连一些儿童在游戏时发生争执,也要通过表决来决定是非。再比如,美国联邦国会和州议会,在安全保卫的条件下是对外开放的,人们可以去旁听会议上的辩论情况(国会和议会的内部会议除外)。国会有些公开会议还实行电视转播。国会议员为争取选票,还设法与自己的选民保持联系。我以为,这些做法都是可取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否定,然而社会主义又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与资本主义存在着批判继承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均如此。去其本质,取其形式,包括某些民主形式。

  我建议:

  第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应当公开与内部相结合。所有为人民群众关心的议题,应当允许人民群众旁听,并实行电视实况转播。

  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时,要允许提不同意见,允许反驳;不要半个小时通过十几个决议。

  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装备公开电话。

  第四,人民代表赴会前,应当征求选民意见;会议结束后,应当向选民汇报。

  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是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代表大会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对人民群众公开的呢?代表们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对选民讲的呢?当然,有关国家机密的事情,还是应当保密的。这一点,广大选民是能理解的。

  (四)宣传问题

  要特别重视电视。在美国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里,最重要的一种就是电视。1989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从事反华宣传和和平演变活动,最主要的也是通过电视。现在,在我国城市,电视机已经普及;在农村,拥有电视机的农户也在上升中。电视是一种最现代化、也是最重要的宣传工具,问题是如何把电视节目办得更好,更具有吸引力,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为此,建议:

  第一,电视节目更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像《河殇》之类的所谓政论作品,绝对不应重复。

  第二,要重视像陈铎、虹云这样的播音员(这一点,美国资产阶级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三,中央领导人要不时就一些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通过电视直接向全国人民讲话。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应如此。

  第四,歌曲节目,要重视马玉涛、王昆、郭兰英(她唱的那首《我的祖国》,直到现在仍受到广大华侨、旅美华人的热烈欢迎)、叶佩英、王玉珍、关牧村、殷秀梅等歌唱家,应当向她们提供充分的演出机会。

  第四,要重视一些已经制作出来的优秀电影的播出,诸如《白毛女》、《东方红》、《长征》、《长征组歌》《红灯记》、《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等等,并继续制作这类优秀电影。

  此外,我将突击撰写一本《再说美国》,进一步谈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问题。(完)

关于1989年动乱的教训(二)

  在“总结70天”小组预备会议上的发言(按照原始稿整理)

  1989年11月3日

  张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对1989年发生的这场动乱,我是有预感的。但是没有预料到它发生得这么快,没有预料到动乱的规模闹得这么大。当时我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耳闻目睹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推动这场动乱所发动的空前规模的攻势。他们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无所不用其极。与此同时,在一段时间里,又从报刊、广播、电视里。看到听到由于赵紫阳的分裂活动,我党中央处理此事章法混乱,十分担心,一直睡不着觉。直到读到了党中央告全党全国人民书,才安下心来。我曾说过,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事件之一。在那几十天里,我的体重减少了20磅。返京后,在首都机场,前去迎接的几个孩子几乎都认不得我了。

  我说下面几点意见:

  第一,这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曾经预料过这类斗争发生的可能性。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完成,但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剥削阶级又在产生。动乱期间,北京到处捣乱的那个“飞虎队”代表的是什么阶级?方励之、严家其、刘晓波之流代表的是什么阶级?再说,赵紫阳又代表的是什么阶级?他们代表的都是新产生的剥削阶级。特别是赵紫阳,由于他处在党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所起的作用尤其恶劣。

  与此同时,我们现在还面临着严重的国际阶级斗争。这场动乱期间,西欧、日本、特别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我国从事颠覆活动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我国在商务方面要向他们开放,但必须要有一整套防范措施,不能让他们钻空子。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我们的进攻一直未停;我们必须设法对付,不能麻痹大意。

  第二,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两任中央总书记都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在历史上、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均曾为党和人民立过不少功勋;但在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却都犯了严重错误,甚至是路线错误。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放任不管,甚至纵容。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使用批判的武器,其结果只能是武器的批判。但胡耀邦为人光明正大,赵紫阳则是两面派,搞阴谋诡计,至少在这场动乱期间是如此。如果不是赵紫阳搞阴谋诡计,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从事分裂活动,这场动乱也不至于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应当说,赵紫阳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或曰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过我们: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看来,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江山,这一条必须千方百计地予以对付,绝不能存在任何麻痹思想。

  第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问题

  现在究竟有谁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很少。对毛泽东思想,党中央1981年决议已经做了科学概括,全党应当认真学习。但许多人对此置之不理;而攻击、污蔑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反而成了时髦。难道这种现象是能够容允的吗?

  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要提倡读原著(至少是那些必读的部分著作)。

  现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出版物不分青红皂白,到处都是,难道这种现象是能够容允的吗?至少是有所控制,有所选择。对已经出版的西方读物,要撰写分析、批判的文章,公开发表。

  忽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让西方资产阶级的读物到处泛滥,也是造成这场动乱的原因之一。

  我以为,上述教训,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完)

关于1989年动乱的教训(三)

  在“总结70天”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1989年11月3日

  张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我说几点意见。

  一,我建议这次总结不要限于70天,似应扩展到72年,即从十月革命胜利时开始。这样做,现在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这是因为:

  第一,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早已充分阐明,其基本论点至今仍然有效。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实践,他们只看到了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巴黎公社;列宁逝世过早,实践也不多,因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理论上圆满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靠实践。我们现在已经有了72年曲折前进的丰富实践,已经有可能作出理论上的概括。

  第二,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近30年,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也有相当严重的失误,留下了不少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为探索一条中国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付出巨大努力,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但也有相当严重的失误,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思想遗产。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这条中国式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做了探索,取得了很大进展,又发生了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严重右倾错误,赵紫阳犯的则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最近几个月来,社会主义在东欧遭到了失败;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所谓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把苏联带进了危机的深渊,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已处于险境之中。72年来成功与失败交织的过程为我们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充分条件。当然,我们今后还要继续探索,继续积累经验,进一步充实这个理论体系。

  第三,我党1956年到1964年与赫鲁晓夫集团的斗争,1965年到1982年与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斗争,我党1949年以来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量文件(包括尚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发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思想材料。

  因此,我以为,总结72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做出理论概括的条件已经具备。

  二,为了使我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代代相传,为了防止党的高级领导层犯大错误,除中央最近几个月来已经作出的各项决策外,我建议:

  第一,从中央到地方(主要是省、市一级)的领导班子一律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在年轻化问题上不搞一刀切。军队亦如此。

  第二,要重视那些忠诚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久经考验的离休老干部的作用,使他们(她们)在关键时刻有可能对党中央的决策实行监督。这是1989年这场动乱期间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三,应当提高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限。现在实行的同级纪委无权监督同级党委的规定,应当修改。中纪委对省部级干部和高干子女的检查、处分,不必经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常委讨论。应当授予纪委以尚方宝剑。

  第四,从青年产业工人、士兵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里选拔一批优秀党员,送进高等学府学习,在工作实践中锻炼,作为党的后备干部

  总之,如何防止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一类的人物上台,如何防止或纠正主要领导人犯大错误,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我党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三月十二日,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这次中央全会如何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统一党内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认识,至今很少向外界透露。

  三月十八日,江泽民在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讲话。其第一部分的要点是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月二十日,李鹏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

  报告说,一九八九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九。国家计划要求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

  报告说,正确认识和贯彻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是深化和完善改革的关键问题。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当前实际情况,现在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一步阐明以下观点: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同发展商品经济不是彼此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的,应当并且可能既发挥计划的优越性,又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

  (二)计划与市场调节应当有机结合,结合的形式大体有三种:一是指明令性计划,这种计划带有强制性,但其制定和实施也必须考虑市场供求关系和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二是指导性计划,这种计划有一定的约束力,为经济活动指明方向和目标,主要依靠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促其实现;三是市场调节,这种调节是在国家总体计划指导和法规约束下,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来进行的。

  (三)上述三种结合形式的具体运用和比例关系,应当根据不同所有制性质和不同企业、不同社会生产环节和领域、不同产业和产品而有所不同,并且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经常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

  (四)在宏观上自觉注意综合平衡,协调重大比例关系,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加强经济信息的分析和经济预测。

  (五)检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在于能否促进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能否促进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不是抽象的原则和模式。根据上述从实践中得出的基本认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必须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主要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的产品主要实行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重要建设项目,实行中央、地方政府决策和计划管理,同时在投资使用、项目设计和施工管理上注意运用市场竞争机制;对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明令性计划或指导性计划管理为主,对城乡集体经济主要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节,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实行市场调节。这样做,就可以丁改变原有的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体制,初步体现计划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当然,计划如何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还经验不足,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和不断改进。

  这些论述体现了陈云的思想。

  六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江泽民、宋平在会上讲话,总结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调要完善,核心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要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

  六月十九日,江泽民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一, 关于农业的重要地位问题。

  二, 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问题。

  首先,要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一定要非常明确地向农民讲清楚。农民非常怕政策变。思想一波动,就会造成损失。由于种种原因,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比较完善,有的地方不够完善或很不完善。因此,也要向农民讲清楚,不仅要稳定这个制度,而且要不断完善这个制度。所谓完善,核心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农民的要求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完善”这两个字,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目的都是使以双层经营为特点的农村集体经济更好地向前发展。要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防止脱离生产发展的实际水平、不顾农民的愿望、免强地去追求发展速度。不要一窝风、一刀切,不许“一平二调”。

  其次,要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

  第三,努力疏通和拓宽农村商品流通渠道,逐步推进农村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三, 关于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问题。

  四,关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问题。

  六月二十二日,宋平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加强农村工作,深化农村改革》

  第一个问题,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

  第二个问题,完善农村经营体制。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坚持双层经营,创造了很多好经验。也有不少地方,在改革的初期由于缺乏经验,片面强调“分”的一面,集体财产被分掉,致使集体经营这一层次在很多村庄成了空架子,双层经营实际上只剩下家庭经营这一个层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单一的家庭分散经营不利于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单纯的家庭经营,自然资源、劳力资源及其他各种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农民向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受到限制,水利化、机械化、山水林田路电综合治理难以实现,科技成果难以推广。农村改革的最初几年,由于调动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较好地利用了长期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有些问题似乎并不突出。但是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如果不加强集体的统一经营,许多事情光靠一家一户就会遇到困难。因此要做好农村改革的完善工作。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八0年就明确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后他又多次强调这个精神。我们坚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要把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更好地结合起来,使以双层经营为特征的集体主义逐步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当前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稳定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和农民群众的愿望,采取多种形式,把农户分散经营的积极性与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使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地方双层经营搞得好,要继续巩固发展。统一经营薄弱的地方,要在搞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加强统一经营。至于如何加强统一经营,采取什么形式,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同群众商量。看来,要加强统一经营,就得逐步发展集体经济,使集体经济有些实力。目前农村中大致存在三种情况:一类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初步做到了共同富裕;一类集体经济比较薄弱,力量不强;再一类集体基本上没有什么财产,有的地方叫“空壳村”。这类“空壳村”,公共事业无钱办,干部工作困难,干群关系紧张,党组织在群众中缺乏凝聚力。

  第三个问题,搞活农村商品流通。

  第四个问题,认真实施科技兴农战略。

  第五个问题,积极扶持、正确引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第六个问题,积极引导农民增加农业投入。

  第七个问题,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第八个问题,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从以上两个讲话可以看出,这次会议要对邓小平的农村政策作出适当调整,改变单纯的、片面的只搞家庭分散经营的状况,加强集体的统一经营。可是遭到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这次会议的精神未能贯彻执行,并很快就夭折了!

  下半年,党内的高级干部对邓小平的改革主张多有微词。认为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之嫌;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否定得太多、太过,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提供了土壤和条件------胡、赵的根子就在邓小平身上;如果不是十年来忽略四项基本原则,就不会发生去年的六四事件,也就不会用开枪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使共产党和群众形成这么尖锐的对立。

  七月,陈云对中央领导人说:“在党内展开思想意识争论是正常的,这是党内民主的一种重要体现。党的、国家的大事不能由一个人讲了算;一个人讲了算,还要什么政治局常委、委员。”

  七、八月,中宣部某副部长南下各省,大讲反和平演变,在某地说:“(在中国搞几个香港),这个提法很不妥当,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允许香港存在五十年,但不能允许它在大陆存在,大陆再搞几个像香港这样的地方,社会主义阵地被资本主义占领,社会主义怎么搞?!改革开放如果朝这个方向搞,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了。我们共产党人要警惕。”

  八月,邓小平对李鹏、姚依林主持起草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第二稿表示不满,指出:“还要广泛征求和听取意见,九十年代一个关键时期,也是一个机会难得的时期,继续改革开放,争取步子再大一些,我看是很有希望。”

  九月中旬,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八五计划,广东省长叶选平、上海市长朱镕基首先表示不同意见,经济计划稿遭否决。

  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树青的文章《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文章指出: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概念的提出,首先自然是针对着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但同时它也包含着以供求规律盲目统治为特征的私有制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但由于这一概念的提出直接导因于纠正长期以来否定商品经济的观念,因此在一个时期,比较多的同志主要强调它的前一方面的含义,而不大强调它所包含的后一方面的内容。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分析上,比较强调商品经济的共性及其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有意无意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否定和害怕发展商品经济的一极,走向过分推崇乃至神化市场经济的一极。甚至出现了根本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求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论调。这同样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甚至有可能把经济改革引上斜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是在总结理论探索过程中各种不同倾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根据经济改革已有的实践经验,比较全面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涵,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因而是理论上的一种前进。

  有的同志不大赞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一提法,理由是两者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不宜混在一起。的确,计划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属性,而市场调节则属于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的范畴,同计划经济相比是较浅层次的问题。从互相对应的关系来说,似乎应当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更为相称。但这只是从形式逻辑上观察问题,而恰恰忽视了事物的本质规定,忽视了人们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前进。

  按照我的理解,选择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一提法,把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统一在一起,正是为了纠正在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关系方面曾经产生过的两种片面性,即从两个不同方向上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和割裂开来:用计划经济排斥商品经济,或者反之用商品经济排斥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总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十月中旬,邓小平召集六个常委和杨尚昆、薄一波在家里开会,邓小平批评姚依林说:

  (1)改革开放不是我个人的发明,是中国共产党四十多年来实践的真知,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得来的;

  (2)对改革开放的政策不能有半点的动摇和修正,今后几十年也不能变;

  (3)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要以加快和完善改革开放的步伐作为总的指导方针;

  (4)当今世界还是讲实力政策的;

  (5)前段时间以治理整顿来压改革开放的现象是不对的,整顿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改革开放;

  (6)随着改革的进展,关键要改革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上层建筑。

  邓小平不要姚依林起草计划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科学地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革》。文章说,一些人在否定过去的基础上,提出一整套资本主义化的主张------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计划经济,实行全面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九一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

  一, 稳定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 坚持不懈地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三, 扎扎实实地组织农业综合开发。

  四, 千方百计解决农产品卖难的问题。

  五, 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去冬以来,在一些地方围绕推动农村改革和经济建设,以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地要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从今冬开始,用两三年的时间,分期分批在农村普遍开展这项工作。

  六, 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十二月初,中央政治局把修订过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送陈云过目,陈云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改革呼唤着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批转《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纪要》(八月十日)的通知。《纪要》说,由于前几年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领导有所削弱,对新情况、新问题缺少研究,某些改革措施不配套,当前村级组织建设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相当数量的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不强;部分村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水平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一些地方干群关系不融洽,有的比较紧张;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薄弱;少数村级组织软弱涣散,工作无人负责,个别村秩序混乱,治安状况不好。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或杭州)邓小平与陈云会面,取得一致意见:“中国能不能在九十年代进一步促进经济振兴,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为此必须一心一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而不是搞什么思想斗争。”交体改委主任陈锦华起草,邓小平定题:《一心一意搞建设》。

  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三届七中全会前一天)邓小平同中央几个负责人谈话:

  一,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谁也不得罪。

  二,对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我满意。对这次统一思想,制定出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我完全赞成。

  三,必须从理论上懂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

  四,不要怕冒一点风险。

  五,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六,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七,后年党代会要选一些年轻一点的精力充沛的人进政治局,进常委会更好。

  八,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

  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十三届七中全会。李鹏在会上作《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的说明》。

  一, 建议》形成的过程和性质

  二,关于当前国际和国内的形势

  去年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苏关系缓和了,但这种缓和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和安宁,国际博览会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如果讲得严重一点,可以说现在世界上一片混乱。东欧剧变,苏联动荡,南北矛盾加剧,海湾出现了严重危机。旧的世界格局已经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或者说还在形成的过程中。由于世界力量对比失衡,出现了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采取种种手段,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控制和压迫,对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继续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他们使用的武器,就是所谓“人权”、“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国际经济关系上,西方大国加强控制,不平等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这些方面来看,第三世界国家的处境是不利的,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但是,综合分析各种因素,新的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我国还有可能争取到十年以至更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同时,西方大国之间存在许多利害矛盾;苏联的力量虽然逐步衰落,但作为军事强国的地位还没有丧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西方从经济利益和政治战略上考虑也不能不同我们打交道;由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仍然有不少有利因素和较大的回旋余地。在目前世界形势一片混乱之中,我们中国还处在比较主动的地位。

  三,后十年的主要奋斗目标。要求今后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左右。

  四,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要求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实行计划经济,可以从总体上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和合理配置资源,避免无政府状态;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动员和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大建设,防止大的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可以较好地调节收入分配,保持社会公正。我们在过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两弹”还上了天,就是因为我们能够集中必要的财力和物力。我们能够在去年和今年经济和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举办亚运会,也是我们能够集中财力、物力这样一个动员能力的表现。我们社会主义的一大优越性就是能够保证社会分配比较公正,能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这一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做不到的。实行市场调节,有利于开展竞争,发挥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激发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按照需要从事生产经营,做到产需结合,促进技术坤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就是要充分发挥两者的优点和长处,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点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不应当再有怀疑和动摇。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结合和能不能结合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怎么样才能把两者结合得更好的问题。

  根据多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大体上形成了以下一些共同认识:第一,不能把计划经济理解为只是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计划管理也不能搞主观随意性,相怎么办就怎么办,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和考虑市场供求关系,市场调节要在国家总体计划和法规约束下发挥作用。第二,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总量控制、重大结构和布局调整,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等,主要发挥计划的作用;企业大量的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性建设和技术改造,主要由市场调节。第三,国家计划管理和指导的主要任务,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并综合配套地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来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运行。

  以上认识是就总体上说的,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对大量一般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节,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其生产、流通实行指令性计划,其余部分也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节。在建设领域,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重要项目建设及其布点,实行中央、地方政府决策和计划管理,同时,对投资使用、项目设计和施工管理运用市场调节机制;对其他一般性建设项目特别是技术改造项目,在国家计划和产业政策指导下,由市场调节。在分配方面,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工资增长的幅度,收入分配的原则,由国家确定;企业内部职工收入的分配,在这家计划和政策指导下由企业自主决定。

  这是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阐述最完整的一次,但是,有的人仍然不满意,他们坚持要搞市场经济。

  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十二月三十日,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其中说,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取得了共同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是:

  ——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专心致志地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采取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等多种方式,通过举办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和实行必要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并对他们加强正确的管理和引导;

  ——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以利于全体人民和各个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

  ——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和实践,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实际工作中,在某些时候和某种情况下也发生过偏离上述原则的现象,造成了严重后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正确的加以坚持,不足的加以完善,失误的加以纠正,正在努力使上述原则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具体落实和丰富发展。

  十二月三十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闭幕时讲话。就大家讨论比较集中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

  (一)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二)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和扩大开放。

  (三)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

  (四)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企业活力的问题。

  (五)关于共同富裕的问题。

  (六)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问题。

  (七)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问题。

  (八)关于进一步做好对外工作的问题。

  其中,讲到共同富裕问题时,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起来,大部分人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在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主要体现在这里。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起来,大部分人穷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两个口号,表面上看来,是相反的。其实,“贫穷”也好,“富裕”也好,都是相对而言的。而且“贫穷”和“富裕”都不能拿来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只有“少数人富裕”还是“共同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分界线。这里江泽民说,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主要体现。这个提法是对的。这与说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同的。

  十二月三十日,十三届七中全会结束。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心一意搞建设》。

  在党内的高层中,对这次全会的结果,有的人比较满意,有的人比较不满意。这只要看一看一九九一年的事态发展,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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