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为什么不能问“姓社姓资”?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工作。

  邓小平对当时的中央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不满意,他曾说,我现在讲话没有人听,这样下去,我只有到上海,到上海发表我的文章。

  一月二十八日到上海后,他说:

  一,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二,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
  三,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
  四,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五,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
  六,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第三卷第366-367页)

  他还对朱镕基强调要继续大胆地改革开放:“我讲改革要有新思路,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就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种看法,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了”,“我们的政策和实际工作做得对不对,好不好,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凡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对的,好的;凡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不对的,不好的。”

  朱镕基要上海市委宣传部和解放日报按邓小平的观点,以“皇甫平”的笔名发表文章,

  二月十五日,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名义发表第一篇文章:《上海要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说:

  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在这个历史性的“改革年”中,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建立与国际性性经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格局。

  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以改革的姿态,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我们要在全党、全民中深入开展深化改革意识的再教育,普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科学的民主观念,形成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的全民共识,造就崭新的改革开放的舆论环境。

  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决议的。所谓“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就是指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要求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而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格局”,也就是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这就是说,在全会上没有通过的东西,又在上海拿出来,要中央、全党接受。这对那些日思夜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来说,当然是“如同大旱之盼甘霖一样地欣喜”。

  三月二日,发表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应有新思路》。文章说:

  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

  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就很难搞上去。

  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就明显了。它差不多是对十三届七中全会决议的逐条驳斥。

  首先是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它认为强调“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就是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但是它自己也还是羞羞答答,不敢明确地提出搞市场经济,而是先把“市场”等同于“市场调节”,再把“市场调节”等同于“市场经济”。用这种鱼目混珠的办法,把人们引入市场经济之中。退一步说,既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的两种手段和方式,为什么不能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只能是排斥计划经济、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现在,主流经济学家们又“与时俱进”了,他们说“历史和现实都说明现阶段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的,除非是用超经济的强制实行计划经济从而歪曲了马克思设想的计划经济,而这样做最终也将失败。这里深化认识的关键是要弄清楚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因果关系。现阶段世界上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消灭私有制的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存,允许私有制经济存在,公有制经济保持主体地位;公有制企业也必须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这种所有制结构和企业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多种所有制结构和独立的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的“因”,实行市场经济则是“果”。最终的“因”则是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实行单一公有制的水平。”(周叔莲语)

  可以预测,下一步主流经济学家们将“与时俱进”地得出结论:“历史和现实都说明现阶段社会经济气度是不可能实行公有制经济的,除非是用超经济的强制实行公有制经济从而歪曲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经济,而这样做最终也将失败。现阶段世界上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消灭私有制的阶段,因此也必须实行私有制经济。这种所有制结构和企业制度决定了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多种私人所有制结构和独立的企业制度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因”,实行市场经济则是“果”。最终的“因”则是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实行公有制的水平。”

  其次是关于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的关系问题。它认为,对外开放就只能强调利用外资,不能多说自力更生。如果多说自力更生,就是“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方面,而且,在这两个方面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自力更生。如果脱离了自力更生去片面地强调“利用外资”,那实际上就变成了“充当买办”。

  再次是关于深化改革与治理整顿的关系问题。它认为现在已经有人“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了。事实上,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上旬,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从一九九八年算起,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一九九0年一月,李鹏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说“当前要利用治理整顿的机会,对新的改革措施进行试点。十三届五中全会总结出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改革不能急于求成,治理整顿也不能急于求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可能要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才能建立起一整套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体系。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反过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后,对于改革的措施,我们的方针是:经过试点,总结经验,通过实践来检验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后再决定是否进行推广。”显然,“皇甫平”的这篇文章,只不过是要重新挑起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已经解决了的这个争论。

  再次是关于持续稳定发展发展经济与紧迫感的关系问题。它认为为现在已经有人“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事实上,一九九0年一月,李鹏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说:“十三届五中全会总结出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我国的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试图在很短时间内使生产力有一个大的突破,或者单靠某一项改革措施就能使生产力有一个大发展,是不可能的。” 显然,“皇甫平”的这篇文章,只不过是要重新挑起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已经解决了的这个争论。

  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光杰的文章:《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说,

  有些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发展商品经济同实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他们对市场经济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偏好,极力主张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改革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在他们看来,好像只有市场经济才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才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才能够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合理使用,而这一切在计划经济中却做不到。

  这种观点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在理论上讲,无产阶级国家作为社会全民财产的所有者代表,最有可能从照顾和实现全民共同利益出发,按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运用计划调节手段,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好生产同需要之间、生产同资源之间的平衡关系,使资源得到合理的组合和有效的利用,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实行市场经济原则,尽管从局部或微观经济主体来看,也能调动各个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也能较好地按照市场需要去组织生产和经营活动,但是,由于各个生产者和经营者所处的地位的局限性,及其利益的狭隘性,从整个社会来看,很难真正实现经济的协调发与均衡的发展,甚至是在经过巨大的震荡之后才实现的。因此,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四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三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说:

  增强扩大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一个与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

  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试尝,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那也只能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这样开放下去,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有些同志将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排除在我国同民经济范畴之外,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将它们的产品一概视为洋货,这其实是对民族工业一种狭隘的理解。随着对外开放,我国经济格局正向外向型转换,民族工业的概念早已扩展,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之一,法律明确规定了它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的地位。因此不能将外商投资企业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更不能把这些企业的新产品当作洋货来抵制,这也是一种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是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一种软件。总之,封闭陷于落后,开放导致兴旺,这是我国四十多年经济发展听的基本结论。

  我们就是要担一点风险,大胆利用外资,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万商云集的商业中心,辐射全国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等等。例如允许外国人来开银行,本身就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国际化金融体制的突破。又如允许外国人来经营房地产,也是推进住房商品化,形成健全的房地产市场的一部分。再如引进外资改造国营企业,也必然推动国营企业管理方法和体制的转换。而扩大开放的步子,更将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新思路、新意识,从新层次、全方位引起思想的进一步更新,社会心态进一步调整。

  “皇甫平”的文章中提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是有针对性的。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

  通知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现阶段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政治方向上决不能“不问姓社姓资”。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江泽民在讲话指出: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当前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

  这里说的划清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的界限,实质上就是所谓要问一问“姓社姓资”问题。

  中央提出的:在政治方向上决不能“不问姓社姓资”、划清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的界限,这正是对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决不是什么“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更不是什么“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正是利用‘问一问姓社姓资来制造思想混乱,使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来大好形势的发展遇到严重阻碍。”它恰好是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

  一九九0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文章指出:

  散布“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有其极清楚的政治目的。

  在全部思想史上,没有哪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那样发挥了如此巨大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威力,并博得了亿万群众如此衷心的拥护。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这类问题,是早已从总体上、从根本上、从质的规定性上讲清楚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继承者的一系列传世之作,以及社会主义七十年来的不丰富实践经验,已经提供了正确的、基本的答案。然而,奇怪的是,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在他就职后不久(一九八七年一月)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说:“今后讲四个坚持,着重讲浑的领导就行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可以少讲或不讲。”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作为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员,竟信口开河,发表如此荒唐的指令性言论,怎能不说是咄咄怪事呢?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最主要的是:

  ——无产阶级领导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用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人民内部逐步建设高度的民主,对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敌对势力实行专政;

  ——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用按劳分配制度代替一切体现剥削关系的分配制度,实现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改变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产水平;

  ——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继承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反对侵略战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装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

  “社会主义讲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所谓“社会主义讲不清楚”,谁都知道,这个说法的发明权不属于赵紫阳!

  这些大概就是“皇甫平”所谓的“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吧。

  至于说到:“这样开放下去,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这样开放下去,钱不是落到外国人腰包里去了?”“这样开放下去,不是又成了冒险家的乐园?”这些问题确实需要作作具体分析。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扩大开放、引进外资的“度”。说外资企业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工业,外国人会承认吗?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法人地位,与是不是民族工业,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怎么能混为一谈呢?吸收外资根本不考虑以我为主、民族工业的发展,行吗?说这种话的人完全是站在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说话!

  三月,人民日报社长高狄将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的背景向胡乔木汇报,胡乔木要邓力群请示陈云。

  陈云说:“这件事一点不奇怪,邓小平从来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实用主义领先,好事做了一些,但很多事都做错了,把党和国家引向险途,要害是实用主义,黑猫白猫,这个意思要通过宣传慢慢向全党全国人民讲清楚,但注意不要引起混乱,要讲究策略。”

  二、三月,邓小平提议朱容基为副总理,李先念、彭真赞成,陈云反对。

  四月,人大通过朱容基、邹家华为副总理,政协选举叶选平为副主席。

  四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四期发表朱青的文章《和平演变战略与经济》。文章指出:

  如果我们的同志对于和平演变对我国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在我国经济领域内的活动失去警惕性,或者根本不认为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认为和平演变战略仅仅是一种政治性的战略,只要在政治上加以防范,只要在思想、文化方面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可以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了。那末,他们就可能把国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错认为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经济思想的人误认为是改革派;把采纳某些必然会损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案误认为是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在接受外资时,就会忽视对方提出附加的政治条件(这种条件往往是隐蔽的),对方提出的投资条件会不会在其他方面带来不良的后果等等。很明显,如果在思想上处于绝无防范的状态,就会给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可乘之机;如果仅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放松了在经济领域内的批判和抵制,就不可能有效地挡住敌人的和平演变战略。因为经济上的演变最终是起决定作用的。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这种绝无防范的思想状态,不能说没有出现过。过去那位中央领导同志所一再宣扬的“在经济领域内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观点,难道不正是这种绝无防范的思想的一种表现吗?

  这个观点正是从反面完全适应了肯尼迪所提出的要使用“更加灵活的经济工具,以推动铁幕后面的和平政策”的声明。这可能是无知,也可能是上当受骗,进入了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怀抱。

  “在经济领域内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这个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开放以后,从国外传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除了政治、哲学、文化、文学等方面的观点以外,就有不少资产阶级的经济观点。举例来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实际上还没有搞清楚”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观点,以完全的市场经济来否定计划经济的观点,以实行彻底的私人股份制来瓦解公有制经济实体的观点,等等,难道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按照列宁的理论,一个国家中多种经济结构中的资产阶级经济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经济成分将会滋长出资产阶级的经济观点。同时,国内存在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独营企业,也会有意或无意地传播出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来影响我们的某些企业和干部。而且,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也自然会渗透到经济领域,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经济领域内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观点,也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一般原理。不仅外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基础,而且我国经济基础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也会滋生资产阶级经济观点来维护它的母体。

  四月二十日,《当代思潮》第四期发表流波的文章《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一个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拖上绝路。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四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文章说:

  要把改革开放向新的深度 拓展,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要选好用好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首先要大胆;其次要广泛,要不拘一格用人才;第三还要发扬民主,把那些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

  实干家我们要用,智囊型人才我们也应当用,兼备文武之全才求之不得,只那些“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的角色,决不能混进来。

  这篇文章发出了要求改变领导机构的信号:“把那些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当代思潮》评论员文章:《为什么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四月底,人民日报报道,陈云在上海给朱镕基、吴邦国、黄菊分送他亲自书写的条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五月,陈云在北京说:“(计划经济)不到位,不甘心,不放心。”“一是十年改革开放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模式;二是改革开放没有解决好理论问题。”

  五月,邓力群说:“‘猫论’及其实践的根本要害,是不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用生产力标准取代阶级标准和制度性标准——让资本主义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有机可乘。”

  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只有正确处理两大任务的关系,才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

  夏季,国家教委提出一份报告说,高等学校的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极有看法。一些同志指出:一些地区和单位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正在向着实行私有化的方向迈步。这些现象严重损类了公有制经济,如果听任这种发端于个别沿海地区的现象蔓延,必将危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现在有人提出所谓“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其意图在于从某些地区开始推行私有化的一套,形成气候,影响全国,值得引起我们注意。一些原来主张私有化的人,越来越明显地把股份化作为实现这一主张掩饰和途径——其可以说出来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完全剥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权。如果把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权完全剥夺,国家只是一个收税者,那么公有制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名存实亡了。

  七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七期发表文章《重提姓“社”与姓“资”》。

  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改革不问姓社姓资,其前途是危险的。一切不愿作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七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七期刊登梅行的文章《抓紧端正党风》。指出:

  在东欧出现巨变、苏联动荡、国际势力重新组合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西方反共势力不但不会放松而且会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中国更是他们这项战略的重点。在我们国内,那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以及各种异己力量,有的在坐而待机,有的在暗中捣乱,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并不轻松,与其认为缓和,无宁把它看得严重一点,可能更加切合实际。

  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无疑仍是端正党风问题。党内风气不正,社会腐败现象丛生,多年来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所深恶痛绝。许多人不理解,党为什么不能像解放初期那样,对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丑恶行为进行一次卓有成效的大扫除呢?

  由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党风问题从来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相当一部分干部不能全面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只顾了改革开放一头,忽视了甚至忘记了四项基本原则,有些人在改革开放中又受到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因而党内的不正之风和社会腐败现象迅速蔓延。党员干部以权谋私以至贪污受贿的现象大为滋长,随后又刮起经商风,不该经商的干部也经商去了,在经商中又卷入“一切向钱看”的逆流;社会上的经济犯罪活动和刑事犯罪也随之迅速扩张。

  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很快就夭折了。整党工作到了后期,忽然转向,离开原定的主题,讨论业务思想去了。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思想上对端正党风并不积极,在组织上不执行党的决定,这是很不正常的,本身就是作风不正的表现。有不少同志曾对此提出意见,要求按照党章要求,抓紧端正党风,得到的答复却是“现在是党的历史上党风最好的时候”,统统顶了回去。与此同时,还是中央个别领导人,对于当时很严重的吃喝风、送礼风及各种化公为私、化大为小的现象,置若罔闻;并还散布一种奇怪的言论,说这类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所谓理论家还说什么偷盗抢劫、贪污受贿等现象,只要经济搞上去了,自然会消失。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灾,一是党内和社会生活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并未经过整党而得到收敛。

  八月七日,《光明日报》转载《高校理论战线》同年第三期文章《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

  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还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社还是姓资’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和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和改革。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作‘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对于那种不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八月,《求是》第十六期发表文章《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不久有的论者提出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以后,又有论者提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是否定对‘姓社姓资’的‘无理诘难’。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是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

  这篇文章,《光明日报》八月十三日转载。

  八月二十日,邓小平同中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他说:

  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稳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不能只是一个稳字。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发现和和使用人材的问题。总的讲,我们对使用人材的问题重视不够。

  八月二十日,《当代思潮》第四期发表曾铭的文章:《为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

  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改革的新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是新还是旧,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要求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如果把群众革命的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改革开放不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危险的政治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它为资本主义自由化提供了机会和土壤,是与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的。”

  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的《内部参阅》、《内部情况》以及《光明日报》上转载。

  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的社论稿:《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其中有一段话是“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姓社姓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问‘姓社姓资’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李瑞环审稿后于九月一日深夜向江泽民汇报,江泽民、杨尚昆明令删去这一段。可是在删改前,人民日报社长高狄把稿子已经交给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出。

  邓小平叫江泽民来问:“人民日报是不是要全面批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十三大路线。”

  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中组部副部长陈野频的文章:《德才兼备,以德为主——论选拔干部的标准》。

  题目是用的陈云四十年代的原话。批判“生产力标准”。与四月份皇甫平文章针锋相对,名义上批判赵紫阳。

  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

  文章说,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资’。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十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十期发表文章《庸俗生产力的观点是十分有害的》。

  文章说,这里所说的庸俗生产力观点,即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庸俗化,指的是那种轻视、贬低、甚至否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治、社会意识、精神的反作用,把生产力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简单地、庸俗地夸大为生产力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意义上都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目标,物质利益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发展的唯一动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检验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经济搞好了,精神文明自然就会好,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为了发展生产力,在改革中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之类的说法,就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老牌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所宣扬的“庸俗生产力论”的翻版,只不过有点新特点而已。这样一来,势必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混乱,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物质利益的追求,甚至使经济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成“经济社会主义”;使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成“社会改良主义”使社会主义面临畸形发展和变质的危险。

  十一月十六日,《求是》第二十二期发表文章《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

  文章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根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十一月十七日,万里在广东省潮汕两市,十八日在福建省厦门市,强调必须深化、扩大改革开放,必须加快步伐。

  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乔石南下视察,沿途宣传邓小平的功绩和理论,指出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在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中国还能保持稳定,是得益于十年改革开放。他还批评北京有人说:“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在党内”。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李鹏到上海考察,他说,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在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中国还能保持稳定,得益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特别批评解放日报和皇甫平,说:“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

  李鹏的讲话与乔石的讲话,针锋相对,这说明尽管邓小平做了许多工作,领导层中分歧还是很大。

  十一月二十五至二十九日,十三届八中全会。会议主要是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田纪云“为了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防止保守势力再次兴风作浪”,在会上作了《关于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

  第一、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是稳定大局,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我国农村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农民有那么几亩地,可以亦工亦农,亦商亦农,能进能退,是一项最大的社会保险。这也是乡镇企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所以农民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观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农村基本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也是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它不仅在八十年代,就是在现阶段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不要随便乱刮风。第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家庭承包仍然是集体经济的一部分,并非分田单干私有化。这是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制度的理论根据。实行家庭承包制,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已经由过去那种单一的集中经营变为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组成的两个经营层次。家庭经营在集体经济双层经营中属于分散经营层次,但是,仍然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之内。这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比过去人民公社生产队单纯的集中经营体制,由于符合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而且符合中国的国情,更能为中国农民所接受,因而也更富于生命力。农村改革十年来的发展表明,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没有因为家庭承包制而遭到削弱,而且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目前我们提出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主要是加强和更好地发挥统一经营层次的作用,为家庭承包经营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而不是削弱家庭的自主经营权,更不是取消家庭经营层次。第三、坚定不移地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奔向小康、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很明显,田纪云的这个发言是针对一九九0年六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特别是江泽民、宋平在会上的讲话而来的。 他说“特别是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有人甚至一心想把农民重新拉回到“一大二公”道路上去,并重新制定了《合作社章程》(草案)。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同这种僵化的思想观念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选》三卷371页)这就是结论”。

  田纪云最近写文章谈了他的真实思想:纵观世界,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一大二公”的集体化把农业搞上去的。原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都以彻底失败告终。现在仍然坚持农业集体化的国家,人民在忍饥挨饿,难以为继。再看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他们从事种植业的人口很少,有的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三,但农业却十分发达,不仅本国人民丰衣足食,而且大量出口农产品,赚取外汇。为什么?从根本上说,它是靠个人利益的驱动。我考察过不少西方国家的农牧业生产。他们基本上是以家庭农牧场为基础,以利益为纽带,形成各种形式的利益共同体,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国家扶持(轻税、无税甚至补贴)。这种形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长期活力不衰。其秘诀在于,它的生产是社会化的,但它又是由各个独立的家庭、个人利益连接而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无大锅饭可吃。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切不可以社会制度划线,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形式拒之门外。当然,中国人多地少,一般说,不可能形成几千亩、上万亩地规模的家庭农场,但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逐步形成几十亩、上百亩、几百亩地规模的家庭农场还是可能的。政府应该积极扶持龙头企业,推动贸工农结合,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深化改革的方向,也是逐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的唯一可行路子。

  可以把田纪云的思想归结为一句话:农业只能搞私有化,不能搞公有制!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难道就是“邓小平理论”?这难道就是邓小平说的“两个飞跃”?由这样的人指导全国的农村改革十几年,中国的农村不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那才有鬼呢!

  全会还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十二月,《高校理论战线》第六期发表文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文章说,首先是经济方面。在一个时期,这方面几乎成了一个禁区,清理精神污染也好,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好,都不允许触及经济领域,似乎在这个领域里怎么讲,怎么做都行,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误观点。这个阴魂(指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是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以后就没有了呢?我看不一定。有的报刊来势很猛,几篇文章突出一个观点,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不问姓社姓资行吗?你姓资的那一套怎么行?鼓吹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怎么行?

  十二月十日,北京一刊物(《当代思潮》)发表文章《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

  一,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的目的,因此对于改革的手段,就不能不问它是“姓社”还是“姓资”。改革是通过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起推动作用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和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一样,也是改革的目的。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纠正“搞改革,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不着问‘姓社姓资’”之类的错误观点。既然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改革的目的,既然我们必须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生产力,那么,要改革中怎么能不问“姓社姓资”呢?当代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是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这两条道路是一直斗争着的。不问“姓社姓资”,就意味着可以不姓“社”,可以改掉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然这种改革观实质上“改道”观、“改向”观。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被这种改革观搞乱了思想。不然,为什么公开主张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用中产阶级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竟能欺骗不少人?在我国,直到今年三月,还有论者发表文章反对在改革中问“姓社姓资”。这就清楚说明了,把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规定为改革的目的,树立起社会主义改革观,是多么必要。

  二, “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点也不能动摇”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先进的制度。对这一制度,不是改掉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改革除掉其体制上的弊病,使它更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问题。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体现,在不断发展着的实践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本身就意味着使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就是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是一致的。而自由化分子是把反对将社会主义制度当作改革的对象叫作“僵化”,把恢复已有数千年历史的私有制叫作“改革”,把照搬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叫作“创新”。实际上,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体制上的弊端。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是破坏力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一种。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就在于仅仅把原有体制的弊端甚至把整个制度当作改革的对象,不讲自由化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不讲反自由化斗争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是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三, 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检验改革的根本标准,不是唯一标准。如果把它当作唯一标准,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当前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仍在发展,如果仅仅用生产力标准孤立地、片面地去看,就会得出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进步的、合理的结论。据此还能够这样推论:既然西方国家不仅实现了现代化,而且生产力仍然在发展,那么,我国为了实现现代化在改革中搞“全盘西化”也未尝不可。生产力唯一标准论,很容易变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基础。我们只有看到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仍在发展,又看到它通过资本输出、商品输出和不平等贸易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剥削,使其中多数国家生产力几乎陷于停滞状态,看到它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进步潮流的阻挠和破坏,看到西方国家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社会腐败的现实,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腐朽性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我们要把政治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我们搞社会主义,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任何阶级,都是不忽视政治标准的。尼克松今年六月二日曾提出衡量“改革派”的两条标准:“接受肢解帝国、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这实际上也是他们衡量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两条标准:不仅要摧毁社会主义,而且要使国家四分五裂。我们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叫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实质上也是把四项基本原则当作政治标准。

  四, 既要注意解决对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又要注意克服过分夸大改革作用的倾向。有一种观点认为,强调改革是强国之路,就是说社会主义那一套已经不能强国了,只有加以改革才行。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改革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以使它更加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一种手段或者说途径。我们正是从只有坚持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意义上,讲改革是强国之路的。因此,用“改革是强国之路”来否定“社会主义是强国之路”的观点,是不对的。有的论者写道,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改革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工作,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部分内容,决不是全部内容。看不到这一点而用改革取代、否定革命,是危险的。一些国家用改革取代革命、否定革命,把一切错误和弊端都记在社会主义的帐上,而不讲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的优越性;把人民政权对敌对分子的专政说成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而不讲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必要性;把西方国家美化成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的天使,而看不到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侵略的罪行和本质;这种做法的结果,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五, 应当把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搞现代化,当然要注意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对我们有益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必要的资金,当然要注意发挥科技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积极因素,否则,就可能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援助和技术上,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就可能越来越脱离群众,忘记人民是我们的胜利之本。这不仅是一个事关自力更生方针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

  六, “经济搞好了,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的说法站不住脚。赫鲁晓夫是在苏联经济情况相当好的时候上台搞“全民国家”、“全民党”那一套的。经过十年改革,我们的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却发生了“八九风波”。东欧有的国家的经济状况也不错,却也被和平演变过去了。这都说明,把经济当作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搞“一手硬,一手软”,是要吃亏的。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下大力抓好经济工作,又要防止因此忽视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一九八五年尼克松考察东欧以后认为,东欧和平演变时机已经成熟。根据是:“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四年后,尼克松的话不幸言中。从中不难看出,不重视思想,不关心政治,是多么的危险。

  七, 应当注意限制一些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在改革中,存在着一个怎样对待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的问题。改革措施是不可能做到有百利而一弊的。例如对外开放,把窗户打开,就不可能只进新鲜空所而不进苍蝇、蚊子。看到改革措施有消极作用就不敢大力推进改革,是不对的;不肯实事求是承认并限制这种消极作用也是不对的。一些同志之所以不能正确处理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承认和不注意限制一些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在有的国家里,别说提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就是提一下改革要遵循社会主义原则,也会被扣上“僵化、保守、右派”的帽子。这样发展下去,怎么会不发生和平演变?总之,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这种内因,主要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占了上风”(邓力群,《光明日报》1991年3月26日),由于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包括右倾机会主义的改革路线),由于右倾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兴风作浪,而不是像有的论者所归结的:“内因就是不改革或改革停滞。”

  《交锋》的作者称,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左倾思潮的代表作,是否定邓小平理论的一篇奇文!

  这个评价可以说“很高”,这说明《交锋》的作者的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

  看来,一九九一年年初,邓小平在上海发出的“呼吁”,并没有得到他预期的“响应”。这种形势,逼迫他不得不在一九九二年初到广东等地去“南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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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前言 - 来自《经济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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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续前篇内容 - 来自《联邦党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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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感应着时代的大变动 - 来自《中国当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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