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毛泽东热”再度兴起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在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中,透过群众示威游行中呼喊的口号、打出的标语、举着的毛泽东、周恩来的图像,那种蕴藏在群众中的“毛泽东热”就已经开始公开迸发出来了。六四以后,“毛泽东热”在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中再度兴起。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石玉山的文章《读一点毛泽东》。

  文章着重讲通过学习和阅读毛泽东同志有关传记和回忆文章,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看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

  一九九0年一月,北京《大学生》杂志召开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辛鸣在回答“你怎样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这个问题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在回答“你怎样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这个问题时,他又引用了毛泽东的另一句诗:“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三月十二日,北京日报报道,在最近举行的北京大学生“寻找毛泽东热”座谈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杜寒风说:

  毛泽东是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乃至世界进程的的领袖,我想,产生了大学生“寻找毛泽东热”现象的最重要原因,是不能归于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被冷落的原因的。寻找毛泽东,我以为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这个风云人物给中国现代历史所带来的不可轻易抹煞的巨人影响。我强调毛泽东的巨人影响,指的是毛泽东作为历史巨人的双重影响,也就是作为一种人格态的毛泽东与作为一种理论态的毛泽东的影响。人格态的毛泽东就是指毛泽东的道德、情感、气质层;理论态的毛泽东则是指毛泽东的观点、思想、体系层。这两个层面是相互交叠融合的,虽然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二,实乃为融汇的有机体。

  四月,《中流》第四期发表石玉山的文章《再谈读一点“毛泽东”——具有历史意义的巨著》。

  文章分析了近十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攻的情况: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极力鼓吹“意识形态消亡论”、“淡化政治”、“淡化社会”的论调,企图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淡化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竟成了他们肆意歪曲、践踏、攻击和发泄的主要对象,没有哪一条马列主义原则没有被他们批判过,没有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被他们非难过。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真可说是“万般皆上品,唯有马列低”。马克思主义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科学著作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肆意歪曲、践踏、攻击、辱骂和发泄的主要目标,成为国内外反动势力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向人民进攻的突破口。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中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没有哪一条、哪一句不被他们明目张胆地、或阴一句阳一句地批判过、非难过。可以直言无讳地说,用无数革命先驱的鲜血和亿万人民炽热的革命热情成就的这一科学著作,无论从局部或整体,无论从微观或宏观,全被他们一古脑儿地加以否定或歪曲了。

  至于说到毛泽东同志本人,那就更是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众矢之的”了。他们对毛泽东同志施行人身毁誉的包围战术,进行了种种活动。有的人为了个人的名和利,为了迎合某些读者的心理,挖空心思,到处钻营,写了那么多所谓“鲜为人知”的东西。自以为得计,在当前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条件下,正是给国内外反动势力提供了向人民进攻的炮弹,起到了国际反动势力起不到的作用。有的恶毒攻击咒骂毛泽东同志是封建主义“大杂烩”,是斯大林一样的“暴君”,说“毛泽东还不如蒋介石好”。有的人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书就种下了晚年犯错误的思想根子。有的有意或无意地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分开来,或把毛泽东著作同毛泽东思想分开来。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我们不止一次地讲过高举,讲过捍卫。究竟什么是起码正的高举?什么是最纯正的捍卫?当前,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今天,人们提出“读一点毛泽东”、“寻找毛泽东”是因为近十年来,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涛冲击下,毛泽东和他的科学著作仍然遭到冷落,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五月,《中流》第五期发表石玉山《三谈读一点“毛泽东”——现实在呼唤》。

  文章叙述了一些单位和地区重新掀起了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北京一些大学校园里,出现了过去很少见到的《毛泽东选集》及《实践论》、《矛盾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单行本,在大学生中正潜滋暗长着一种“毛泽东热”。在青年学生们的藏书中,毛泽东著作又成了一个“热”门。江西大学成立了60多个马列小组,参加学习的学生800多个。许多学生的书架上摆上了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

  毛泽东的著作又成为工人的精神支柱。位于武钢附近的红钢城新华书店,仓库中积压多年的毛泽东著作一天之内全部售出,求购者仍络绎不绝。武钢烯气厂宣传部为满足干部职工学习“毛著”的要求,刻蜡板油印分发职工,最近又选了五篇著作送印刷厂赶印了1500份,据该厂提供的情况,全厂目前学“毛著”的干部达93%,工人达一半以上。干部工人学习的“毛著”主要有《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人民服务》等。

  文章分析了现在重新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有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需要。二是克服党内腐败现象,密切联系群众的需要。三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搞好四化建设的需要。

  六月,《中流》第六期发表石玉山的文章《四谈读一点“毛泽东”——而今迈步从头越》。

  文章分析了对待“毛泽东热”的错误思想:

  有人问,现在提出读一点“毛泽东”,这不是又回到文革中读“毛著”的“老路”上去了吗?

  有人觉得,毛泽东同志晚年发生了“错误”,似乎他的科学著作和有关他的传记等书籍也不值得认真一读了。

  文章还分析了在“过时论”的影响下,一些人对读一点“毛泽东”的态度,大致分为几种:

  一种是有些青年人,根本没有读过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对毛泽东的一生也所知甚少,盲目地跟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跑。

  一种是有些人虽然也读过一点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但没有领会它的实质,一遇到政治气候变化,就随风摇摆。

  一种是有些既得利益者,如今有了权,有了钱,有了名,有了位,生活条件变了,什么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共产主义信仰通通放在脑后。

  还有一种是建国后极左错误的受害者,他们往往把一腔怨恨都发泄到毛泽东的身上。

  一九九一年二月,《中流》本年第二期发表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辛鸣的文章《发现毛泽东——一种来自时代的思考与要求》。

  文章第一部分分析了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人对待毛泽东的态度的变化:

  在延安时期(1942年5月),是敬佩毛泽东。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代(1949年5月),是学习毛泽东。

  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是崇拜毛泽东。

  一九七六年以后,是反叛毛泽东。

  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以后,是寻找毛泽东。

  文章第二部分论述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发现毛泽东”:

  第一,我们认真地读点毛泽东的著作,全面、理性、科学地把握他的思想,还他本来来面目。

  第二,我们必须回到中国现实上来,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分析、认识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邓力群在《无产阶级革命家风范丛书》毛泽东卷编写研究班上讲话。

  他说,毛泽东是一个划时代的世界性的大人物。他有巨大的智慧,有许多为人所不及的创见和政治远见,时间越往后越看得清楚。在1989年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毛泽东在生前根据世界性的问题,曾多次警告我们党,如果我们的事情搞不好,很可能亡党、亡国、亡头。是不是危言耸听?事实证明不是。1989年的动乱和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以及某些领导人在其间的表现,说明真有这种危险。危险普遍存在,这是一一方面。但是,我们国家到了亡党、亡国的边缘,没有亡,我们能够平息暴乱,而有些党和国家却变了颜色。这又是一方面。从这两个方面里,我们应该想一下,原因是什么,教训是什么。中国有毛泽东打下的基础,没有出现某些国家那样的历史逆转。

  他说,1989年的动乱和暴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到顶点的结恶果。这种思潮和它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使一切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产生妄想,使一切反动力量有可乘之机。事实告诉我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千万不能低估,不可小视。它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制度,是非常危险的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一种世界性现象。我们国家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些国家实际上是另一种形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即民主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的剧变,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泛滥到顶点的恶果。在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的发展规律中,我们看到都是那么相似。在中国,从“非毛化”开始,一直到攻击邓小平,全面否定历史。有些国家也是这样,甚至更厉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搞垮我们,从否定历史人物开始,到否定历史,否定一切。他们搞的是把社会主义说得一塌糊涂,然后再讲资本主义好,大肆贩卖一整套西方资产阶级的货色。概括起来就是要实行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

  他说,对毛泽东、对邓小平、对共产党诽谤、否定到了那种程度,等到一些国家发生剧变以后,在中国青年中却出现了一个“毛泽东热”。“毛泽东热”在青年中唤起了对毛泽东的感情,唤起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要看他的书。青年人喜欢以至崇拜毛泽东,这种现象已经有一二年了。这等于是一种社会调查,等于是一种民意测验。因为这种现象不是人为的,是自然地历史地形成的。在经过了中国的事态和世界的大变化之后,研究和了解“毛泽东热”的社会现象,对我们有好处。

  他说,有的人对“毛泽东热”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当中包含青年人的一种怀旧情绪。所谓“怀旧”,就是指对现实不满,对腐败、以权谋私、贿赂风行等情况看不惯,但自己又无能为力,只好把感情寄托到过去。毛泽东当年搞“三反”、“五反”那么坚决,毛泽东的生活那么节俭、刻苦,要是这样多好啊。这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在这方面,全在于我们如何引导,怎样工作。如果我们党不能够解决腐败的问题,不能够整顿好党的队伍,不能够纠正干部以权谋私的坏作风,甚至更发展、更利害了,那怎么能让人满意。叫人们不怀念过去,这禁止不了也是做不到的。对我们党来说,通过“毛泽东热”的现象敲一下警钟也有好处。而且青年中出现“毛泽东热”,正好说明这是可以引导的。引导他们学习毛泽东,引导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丑恶现象进行坚决的持久的斗争,而不灰心丧气,而且明白丑恶的东西总是要被克服的。毛泽东领导我们把三座大山都推翻了,我们就不能战胜这些丑恶的东西?只要人民觉悟了,党员觉悟了,各种问题总有一天能够解决。

  《新闻出版报》于8月28日以《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风范丛书〉编撰工作的几点意见》为题,发表了这个讲。这个讲话发表后引起广大读者的很大反响。

  这篇讲话,可以看作是邓力群通过从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期间,总结70天(1989年从胡耀邦逝世到十三届四中全会之间的那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得到的一个初步结论。也可以说,是他思想“转轨”的开始。这不仅仅是某一个人开始“觉悟”了,而是标志着党的一大批高级干部开始“觉悟”了。其实,这种动态,在广大基层干部和党员中、在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更加普遍、更加强烈。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毛泽东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的所谓“毛泽东热”,并不仅仅是青年人、大学生中存在的一种动态。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文章:《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阐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两类矛盾的理论。文章说: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矛盾?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肯定的回答和精辟的论述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似乎已经为人们所承认。但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不敢或不愿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事情恰如恩格斯所说,口头上承认辩证法是回事,实际上把它运用到每一场合,则是另一回事。然而,辩证法早已指明,无产阶级专政几十年的历史经验也充分证明: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和任何社会形态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和外部充满着矛盾。矛盾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有它应有的发展逻辑。它不仅不以反动势力的愿望和意志而消失,同样也不以革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泯灭。我们只有勇敢地如实地承认它,正确地深刻地认识它,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才能应付种种复杂的、严峻的局面,夺取斗争的胜利。否则,在客观存在的矛盾面前,我们就会丧失处理矛盾的主动权,陷入被动地位,甚至为矛盾的发展所吞噬。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哲学、用哲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的情形是怎样的呢?这里仅对关系全局的若干矛盾略作论列。

  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谁战胜谁的矛盾,远未解决。在现阶段,这个矛盾集中表现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和斗争。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抽象的政治教条,而是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核心内容的理论概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国际国内历史条件的变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和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势头得以遏制,但由于这股思潮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四项基本原则与自由化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基本相适应的,同时又有不相适应的部分和环节,因而需要改革。特别是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兴起、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今天,就更加需要改革那些与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部分和环节了。我们应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主动推进上述矛盾的解决。同时,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国内反动势力总是精心玩弄诱导与逼迫两手策略,妄图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引上资本主义轨道,融化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最终把中国变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与妄图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矛盾和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作坚决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在上述矛盾的发展中毁灭。”

  由于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依然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在我国现阶段和将来的漫长历史阶段,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社会经济生活所必需的。我们应该发展商品经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必须懂得,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与多种所有制的存在相联系,有性质不同的多种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其他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后面两类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种矛盾和斗争,制定和实行恰当的政策,就可以使后面两类商品经济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产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否则,它们的发展就可能冲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除了分析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以外,还必须分析商品经济内在的矛盾,特别是后面两类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制定正确的政策,发挥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将其消极作用控制在最低限度。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存在,而是处在整个世界联系的网络之中。除了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外,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在整个世界联系之网中的矛盾,特别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的矛盾。这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条件。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帝国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矛盾,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维护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矛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矛盾。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方命运。

  以上论述的这些矛盾,不能不反映到党内来。党内出现矛盾和斗争并不是不可理解的怪事,也并非就是坏事。毛泽东同志早就深刻地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从历史总的行程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并将人类引向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但是,就某个社会主义国家、某一历史时期来说,社会主义却存在着胜利与失败两种可能、存在着历史暂时倒退的可能,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能否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到军事斗争问题时指出,军队丧失主动地位,下文就是失败。这个真理具有普遍意义。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居于诸多矛盾的中心位置,处于诸多矛盾的焦点,如果丧失了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失去了驾驭矛盾发展的能力,就会被矛盾的发展所埋葬。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曲折所提供的教训,应该牢记。

  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怎样才能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呢?根据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要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和外部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矛盾,有一个清醒的深刻的认识,估计过头与估计不足,或者对矛盾性质判断失真,都会犯极大的错误。

  2,工人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前,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列宁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党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巩固执政地位。这是非常正确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主动权的物质基础。

  3,必须与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潮——西方反共思潮、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国内的自由化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实现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在根本政治原则上的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才能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近年来我们党的正面经验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反面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真理。

  最后,我想引用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教导,作为这篇序文的结语。他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的新问题。”

  这篇文章继承和捍卫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的学说,对当代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和外部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这篇文章似乎可以看作是邓力群的思想完成了由一个轨道转向另一个轨道的标志。

  十二月,《中流》十二月号刊登邓力群答本刊记者问:《关于“毛泽东热”》。

  他说,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否定、贬低、丑化、攻击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可谓登峰造极,成为一种“时髦”。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三信危机”。可是经历了1989年北京的政治风波,特别是经历了东欧逆转、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出现空前反共高潮,在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一部分敏感的知识青年中,却出现了“毛泽东热”。这种“热”还有不断升温之势。这实在是社会主义中国,甚至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观”。这是非同寻常的,值得我们思考、研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他说,对“毛泽东热”的观察和思考,已经不是停留在现象的本身,停留在就“毛泽东热”论“毛泽东热”,而是开始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层的理性思考。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

  他说,许多青少年,从认识毛泽东同志这个人,到认识整个的“毛泽东时代”,认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展开的成功的人民大革命,并通过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来寻找共产主义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答案。

  他说,“毛泽东热”是直接产生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现象,是直接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无论怎么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都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不仅空前的改变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而且背定会极大地影响今后的历史。认识、总结这段历史,实际上成为我们前进的出发点之一。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

  他说,从总体上说,我认为这个“毛泽东热”,无论如何应该说是我们历史发展中的令人鼓舞的积极现象。整整这一代的青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唤起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唤起对他的著作学习的热情,应该说是一个大好事。现在的一代青年,注定要通过共产主义发生重大挫折的历史条件下,在世纪转换的关头,在人类历史的大风大浪中,通过思考、比较,去接近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所谓“毛泽东热”,难道不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青年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契机吗?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思考、学习,对于革命接班人的培养,对于下世纪的中国,都会产生持久、根本的影响。

  光明日报、新闻出版报等多家报刊转载了这篇讲话。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二日,邓力群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学习毛泽东,做坚定的革命者》

  一些领导人对中国出现的“毛泽东热”,采取了不支持也不公开反对、不闻不问、沉默不语的态度。

  他们在忙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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