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最后的一搏

 《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一月十一日,《中流》本年第一期刊登王震给林默涵、魏巍的信《认真办好〈中流〉》。

  默涵、魏巍同志:

  在《中流》杂志创刊两周年之际,我向你们并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表示祝贺。

  我喜欢《中流》。很多老同志和中青年同志都跟我提到《中流》,夸赞《中流》。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你们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份刊物一身正气,不落俗套,以清新、犀利、泼辣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包括青年读者的重视和喜爱。在两年的时间里,《中流》成为独具特色,较有影响的一份刊物,这很不容易。

  作为思想文化战绩上的老同志,你们老而弥坚,站在第一线,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对你们表示感谢。

  希望《中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毛泽东同志四十多年前就说过,办杂志要“认真地办”、“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毫不吞吞吐吐”,决不能“用钝刀子割肉”。你们已经这样做了,相信以后能做得更好。

王震

1991年12月

  被党内外的“精英”视为“左”的思潮阵地的《中流》杂志,却受到王震同志的夸赞:“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你们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份刊物一身正气,不落俗套,以清新、犀利、泼辣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包括青年读者的重视和喜爱。”他以这种方式,表明了他对党内两种不同主张的态度、立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一月十一日,《中流》第一期发表魏巍的文章《认识真理也要时间》。原文如下:

  发现真理,需要实践,需要时间。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发现了某一真理之后,人们认识它,懂得它,也需要时间。

  近两年来,国际上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易帜,社会变质,已经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不能不陷入深沉的思考之中。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教训是什么,人们将长时间地讨论下去。但是,从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和教训之中,我们能够找出社会主义阶段客观存在的规律吗?

  这使我不禁想毛泽东同志的若干论断。这些论断,尽管已经盖上了厚厚的岁月的风尘,但今天默诵起来,不仅不觉得旧,反而觉得格外清新,值得再三玩味。

  例如,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又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固然,这些话是50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的,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可是就今天来说,能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吗?尤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能说解决了吗?前几年自由化泛滥时期,作为我们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起初被贬为众家中的一家,以后连这一家的地位也没有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可以畅通无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却无处发表,这能说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再看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比中国资格老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内,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怎么会出现今天这样悲惨的曲折呢?这个问题不知是否可以作如下理解:所有制的变化固然是最根本的变化,剥削者已经不是统治阶级了,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依然存在。他们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依然存在,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阶层依然存在,加上还很强大的国际资产阶级的颠覆和渗透,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形态方面的交战就不可能不是长期的。谁忽视了这一点,就必然要吃大亏。

  再如,毛泽东同志一向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说提出这一论断的时候,历史还没有展示出足够的证明,那末现在已经是我们许多人的切身体验了。这些年出现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不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吗?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变,不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吗?不仅党外,而且党内,不仅下层,而且上层,以至各行各界,不是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吗?正因为这种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才带有不可调和的性质。看来这一斗争将交织在整个的社会主义时期,短时期不会完结的。国内外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不仅剥削阶级的残余和他们的影响依然存在,国际资产阶级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还有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腐化堕落分子,共产党队伍中的动摇分子,以及为资产阶级思想俘虏的人,他们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同志还说过,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当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论断的时候,除个别国家一度发生过类似的动乱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毛泽东同志是依据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实际,也依据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封建阶级复辟的历史经验作出这种论断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毕竟还没有发生过复辟的事。人们对这一论断也只能半信半疑,作为一种可能来来看待。现在看这一论断,已经不是推断,不是可能,而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了。仔细想来,只要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那么随着国内外情况的变化,是可以既出现这种结果,也出现那种结果的。

  如果说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末这一点再次得到了证实。

  魏巍同志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文学家,但是,把他写的这篇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与我国的一些号称“党内的大理论家”们的文章,比一比,就可以看出:谁是真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是在口头上说坚持,而实际上在贩卖修正主义的货色。

  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带着杨尚昆(军委常务副主席)巡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为什么邓小平这时候要急不可待地南巡?

  一九九二年初,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形势。

  第一是元老派内部分歧日益加深。陈云、李先念等对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的路线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还有些元老冷眼旁观、沉默不语。

  第二是领导班子不“听话”。左右尖锐对立,“核心”左右摇摆。

  第三是社会舆论压力增大。左翼攻势凌厉,左中呈合流之势。

  第四是群众情绪急剧变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呼声日益高涨,“毛泽东热”逐渐扩展。

  第五是党的十四大召开在即。路线政策的制订,领导班子的选择,面临着最后关头。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最后的一搏。否则前功尽弃。

  为什么这次巡视要特别带着杨尚昆?

  杨尚昆是军委常务副主席,有杨尚昆在身边,就意味着军队是支持他的,有军队“保驾护航”。

  一月十七日,邓小平带着全家:夫人卓琳、女儿邓林、邓楠、邓榕,众多的内孙外孙以及工作人员,一行数十人,在杨尚昆的陪同下乘专列南下。

  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专列抵达武汉火车站,稍作停留,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前往晋见,邓小平对他们作了关于改革开放的指示。

  一月十九日上午九时正,邓小平一家抵达深圳火车站,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李灏、市长郑良玉到车站迎接。

  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邓小平在深圳各处参观。

  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十分,邓小平、杨尚昆在深圳市迎宾馆接见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谢非、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广东省委副书记郭昌荣、李灏、郑良玉、深圳市委副书记厉有为等。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四十分,邓小平一行在谢非、梁广大(珠海市委书记兼市长)陪同下前往珠海。

  一月二十七日,在珠海接见叶选平。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邓小平一行离开珠海,沿途参观了中山县的石歧镇和顺德市的容奇镇,并接见广东省长朱森林、佛山市长欧广源。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时,邓小平的专列离开广州火车站前往上海。

  一月三十日,邓小平的专列抵达江西鹰潭。

  一月三十一日,邓小平一行抵达上海。

  二月三日,邓小平、杨尚昆在上海接见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

  邓小平在沿途各地发表了许多讲话。经过整理(据说由郑必坚执笔,由于这次立了一大功,十四大后提为中宣部副部长、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讲话要点分为六个部分:

  (一)政策不能变。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谁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这一句话,是这次讲话的“核心”,是最最关节之点。其他的话,以前都讲过,无非是“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没有提出多少新的东西。但就是这么一句话,对那些“在位”的人来说,就有雷霆万钧之力。其实,这一句话也不是这次才提出来的。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时就说过:“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不过,这次讲话的份量加重了,不是“垮台”而是“被打倒”。谁要打倒?依靠什么力量去打倒?这些尽在不言中,“在位”的人自己去玩味吧。)

  (二)改革开放要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一段话提出了后来称之为“三个有利于”的重要理论。应该肯定这是这次讲话提出来的新理论之一。这段话包括三点内容:

  第一,一些领导干部“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对这种现象要一分为二地去看。一方面,“老干部遇到新问题”,认识不清,没有经验,难免谨小慎微;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干部和党员多年来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继续革命的教育、防止和平演变的教育,还在起作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谁不担心“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第二,“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这里用“要害”两个字,含意比较模糊,不容易理解。一种可以理解为,关键是要把姓社姓资的问题搞清楚。这是肯定干部、群众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问题是可以的、对的。另一种可以理解为,领导干部不敢闯就是因为他们脑子里老是装着一个姓社姓资的问题,也就是说“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这就是说干部、群众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问题是不对的。看来邓小平的原意很可能是后一种。

  第三,“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句话又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所谓“判断的标准”,究竟是判断什么东西的标准?照原文看应该是指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后来三月份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的公报,就是这样理解的。但又说是判断改革开放工作好坏的标准。后来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就是这样说。

  第二个问题,说“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所谓“三个有利于”中,虽然也说到了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说到了综合国力,说到了人民生活水平,但归根到底是一个生产力问题。用一个生产力做标准怎么能判断、区分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呢?而且这种说法与下面的讲话也有矛盾。他在下面讲到深圳经过改革以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时,说“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这说明,他在“判断”深圳是“姓社姓资”时,就不是用“三个有利于”作标准,而是用生产关系、所有制的性质和上层建筑、政权的性质作标准。

  可是,“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说法一直流传到现在,其影响既深且广。呜呼!“一句可以顶一万句”,能不承认吗?)

  (1)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难道说“外资”不是资本主义吗?谁能否认这一点!)

  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一种经济成分的性质与一种经济成分的作用,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三资企业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与三资企业具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补充作用,两者并不矛盾。不能因为它具有这种作用就否认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2)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里的问题在于:计划经济与计划、市场经济与市场能划等到号吗?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它们的计划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有无区别?社会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无区别?)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一段话一般地说说,无可无不可。可是,后来一些“专家”把它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论”,说它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值得研究了。

  这一段话有三个要点:

  第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些“专家”对这一点强调得非常厉害,说这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提出过的。这倒是一个“新闻”。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而且应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常识。但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没有说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应该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东西。但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奴隶制,在它们处于上升阶段的时期,都可以而且应该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

  第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强调这一点是对的。这比起那些公然否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剥削、存在两极分化的人,比起那些公然叫喊“剥削万岁”“两极分化永远不可避免”的人,确实强多了。但是,既然说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人们就一定会追问:怎样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可见,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或最本质的东西是建立公有制、消灭私有制。

  第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最终”两个字很模糊。可以作各种解释。讲话作了一种解释:“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先富”帮“后富”,这主要表现为上一级政府对所属的各地区的一种支付调节作用;一种是“先富”挖“后富”,这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或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一种市场行为。但是,地区之间的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最终要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先富与后富的关系上。对于具体的人来说,在这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的构想”中,都只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谓“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在这种构想实现的过程中,不仅是贫富差别的扩大,而且形成了阶级差别,甚至阶级对立。这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时,所谓“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许诺,就变成了宗教中的“死后升天堂”了。

  (4)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

  (5)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有些人整天在那里喊坚持社会主义,但就是对改革开放不热心,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好,这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坚持社会主义不能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那种社会主义。老年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容易固执,有的人,中国搞特区这么大的事,自己从来就不来看看,站在老远指手画脚,其实没有什么发言权嘛!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

  (这一段话说得很尖锐、很有针对性。但与中国的实际实际情况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早一点说,从1976年10月以后,晚一点说,从1978年12月以后,中国的左派可以说普遍患了“失语症”。其后十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当权的人们都是一个劲地搞私有经济、私营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上的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嫌慢了,特别是对“只在经济领域搞改革开放,没有在政治领域搞改革开放”不满,要求在政治制度上也要“全盘西化”。当然,在元老派中也有那么几个人不时发出一点点不同的声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7年、1989年两任总书记先后垮台,暴发了使“党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的八九政治风波。

  这些事实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主要的,还是左倾机会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主要的?

  经过中国的八九政治风波、东欧国家的巨变、苏联的解体这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巨大挫折以后,中国的一些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总结经验教训,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不断地遭受有权力的人物的打压下,挣扎着发出一些微弱的声音。如是就被斥责为“左”。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就是所谓“不争论”“一大发明”的实质!)

  回过头来看,我的一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那时阻力很大,党内有很高位置的老同志就反对,说上海这地方牵动全国全局,弄不好要出乱子。”

  (这一段话在公开发表时删除)

  (三)发展是硬道理,要加速、高速的发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一九五八年不同,没有伤害整个经济发展的机体、机制。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得到的。

  (最好的办法是让以后这十几年的实践来说话。)

  (四)坚持两手抓。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天天喊“两手抓”,却始终是“一手硬,一手软”,为什么?要从根子上找原因。)

  (五)关键在人。中国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问题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对改革开放热心不热心,是检验干部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要标准,其他标准不能超过这个标准,更不能取代这个标准。谁坚持改革开放谁就上台,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这决定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发展的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我读的书并不多。

  (“谁坚持改革开放谁就上台,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这是最最关键的一句。马上就要落实到十四大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人选上。所以,一些人就要拚命地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很快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了。)

  (六)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三卷370-383页)

  (这个尾声是不可少的,否则,他就不是邓小平了。)

  邓小平为捍卫他的路线作了最后的一搏。从短暂的历史角度来看,他又一次成功了。

  一月,《学习》创刊号发表胡乔木一九八九年三至四月访问美国所作的学术讲演之一《中国为什么发生二十年的“左”倾错误?》。文章说:(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曲折的。有三段时间经济发展比较好,它们是:1953──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1──1965年,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79──到现在,即改革开放时期。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固然没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如果过去的四十年都能按这三段时间的状态平衡的发展(这可能吗?),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无疑将好得多。

  但是1958──1978年的二十年间,总的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闭着眼睛说瞎话!)也就是中国领导人所说,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为了抬高自己,就打击别人!)1961年开始的调整政策是为了挽救1958──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调整政策本身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刚开始不久,中国就进行了先在农村后来扩大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客观上也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因为它在后期提出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这说明胡乔木不仅反对阶级斗争为纲,而且反对一切阶级斗争,一九五八年以后,他就站到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派的立场上)。现在不准备去叙述这二十年的历史,也不准备对这二十年中的种种错误和荒谬去进行谴责,中国共产党已经并将继续毫不动摇地进行这种谴责,而只试图客观地(自我标榜)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左”倾错误,并使它延续这样久呢?(要对“荒谬”进行“谴责”,说明他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进行反对毛泽东的斗争!)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这个事实的原因。(为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找原因,这个原因也只能是捏造)

  形成“左”倾的第一个原因,是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胡在这里“谴责”社会主义改造太搞早了!)使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二十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难道不是吗?)他还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胡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不相信依靠群众的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据他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国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还是受了太多的苏联影响(胡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是完美无缺的,只能躺在苏联的经验上,中国不能有自己的创造!这种人,与他说什么好?反正毛泽东说的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想法很容易地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把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干部与富有理论知识的干部对立起来,并且巧妙地把“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如邓小平与“喜欢空想”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对立起来!成功了,就是集体的功劳,失败了,就是毛泽东一个的错误,其他人都是正确的。这符合事实吗?)。这就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公平地说,大跃进在若干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挫折。大跃进继续了三年,使中国吃够了苦头,也使全党一致同意改变方向,实行调整。毛泽东承认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知识很少,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后也较少过问经济建设(毛泽东说的是整个党,胡巧妙地改变成个人,似乎别的人经济建设知识都很多,也不存在盲目性,都能很好地领导经济建设!六一年以后的经济调整不是毛泽东领导的吗?)。但是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的思想,至少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毛逝世后1977──1978年发生的一次新的冒进,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过热现象,就是明显的证据(这里他也剌了邓小平一下,因为这时他对邓小平的一些作法也不满意了。)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二个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中国五十年代前半期确实充满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先是打倒了地主,后来又充当了合作化运动的先锋。资本主义改造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紧张阶级斗争的结果。一九五六年共产党的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接着不久在东欧出现了匈牙利事件,一九五七年中国也发生了大大扩大化了反右派斗争,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没有过去的证明。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对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加进了新的含义。一九六二年这个口号开始应用到国内和党内。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波及每一个农村、企业和经济机构,终于升级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居然可以被说得“顺理成章”。它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诚然,这种惯性是被一种错误论点人为地延长了,但是这种惯性作用的存在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证明,胡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一九五八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怎么是乌托邦?它被置于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完全合符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的天真(真想不到“党内的大理论家”也会玩这种把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当时之所以先农村,后城市,正是因为城市的社会关系比农村更复杂,这种试验只能首先在农村进行。这一点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别人都“天真”,只有他和他所代表的人是“成熟”的,摆出一付资产阶级老爷的架子教训人!)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一分配的方法虽然被纠正了(统一分配的方法是直到实行包产到户才被取消的!有统一经营就存在统一分配,理论家连这一点也搞不清楚,不是太可笑了吗?南街村现在还实行供给制,它并不是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但是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农村机构却直到八十年代才被解散。(这是彻底搞垮农业合作化的一大措施!)

  人民公社的空想的分配方法很容易碰壁,但是它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却难以冲破,人民公社也讲“商”,实际上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由部分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发展,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不发展,农民自食自用尚且不够,那里来的东西去与人交换?想凭借主观力量去冲破,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在全国改变中央统得过多过死、实行下放权力以后,对省一级地区也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同时,中国虽在一九五六年实行了等级工资制度,但受长期革命战争传统的影响,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的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这些都带有自然经济的色彩,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姑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一九五八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或不断革命。在一九六二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在国际方面,人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世界形势的格局被规定为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人为的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虽然他也是学舌,但由于他的身份,这种攻击和诬蔑就涂上了一层理论色彩,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以上说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即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这就是胡给毛泽东带上的大帽子──空想的社会主义,但他拚凑的证据只有这么四条:1,平均主义;2,自给自足;3,不断发动群众运动;4,不断革命。可怜!理论太贫乏了。),究竟来源于何处呢?我想,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了。既然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战争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和其他种种困难,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和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呢?既然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在革命战争中无往而不胜,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不永远坚持和普遍推广这些原则呢?党的干部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学习新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新的原则,但是传统的原则究竟对他们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固力。(实质是,胡要求人们抛弃革命传统,完全按照资产阶级、市场经济的一套原则去搞经济建设!)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一九五0年──一九七0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胆剧了中国的危机感。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恶化,六十年代后期,苏联也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毛泽东在什么时候“感觉全世界”都要在扼杀中国?用“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这样的字眼来讽刺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太过分了!)战争威胁迫使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而且选址要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这种情况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后来,江泽民也认识到: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战略是多么的英明!由此可见,胡的攻击是多么不得人心!)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世界革命的最后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七十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这就为中国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条件。(在他看来,外部环境的改变,不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恩赐的结果!修正主义,是屈服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压力的产物!)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

  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这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作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由此可见,胡绳的民粹主义论的根子就在这里,人们很难相信,这种话会出于一个“党内大理论家”、“毛泽东的秘书”之口!)。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的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效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长期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种叙述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偏见,大概也是他对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够高的一种不平的反映!)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摧残!)

  但是,无论存在着发生“左”倾错误的多少原因,中国“左”错误尤其是极端形式的长时期错误是可以避免的。社会主义中国远不是没有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远不是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缺乏必要的指导人才和广泛的群众支持。在一九五六年以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左”倾错误可以说不存在。至少不明显。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说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党内也有正常的民主。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人民中和党内的政治威望继续上升到新的高度。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毛泽东虽曾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领导或支持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但是他作为第二种趋势的代表的作用却更为突出。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脱离实际,不可避免的要求助于个人作用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那么,第一种趋势为什么没有能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牢牢地把握优势呢?第二种趋势为什么会由个人的悲剧演变成民族的悲剧呢?很明显,这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的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他明显的严重的错误就不会发生。大跃进的错误在一九五九年是可以制止的,它在一九五九──一九六0年的继续是显然没有群众基础。一九九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煽起了一阵阵狂热,在党内和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中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经过十年,只是愈来愈遭到群众的反感。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了群众的正确判断。在总结中国“左”倾错误的教训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指出中国在八十年代的某些关键时刻也曾犯过右倾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不是被及时制止的话。这个事实表明,正确地纠正“左”倾错误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必须既反对“左”倾,又反对右倾。

  (当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时候,胡乔木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把他于一九八九年在美国的讲演稿发表出来呢?胡乔木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斗争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因此也遭到一些领导人的冷遇。这个时候胡想赶快转过来。但是,邓小平并不买他的帐,)

  二月十八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作为中央第二号文件发到县团级。

  二月二十日,深圳特区报从这天开始,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八篇评论,其韪分别是:(一)《扭住中心不放》;(二)《要搞快一点》;(三)《要敢闯》;(四)《两只手都要硬》;(五)《共产党能消灭腐败》;(六)《稳定是个大前提》;(七)《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三月九日至十日,在杨尚昆的建议下,江泽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发表公报表示全盘接受邓小平的主张。公报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月九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真讨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由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会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会议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为此,必须始终不渝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工作下,我们党带领亿万人民在实践中得出的最为宝贵的经验,是社会主义中国这十几年间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牢牢把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就大有希望。

  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不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达改革解放生产力。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

  会议指出,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自己,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真抓实干,讲求效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会议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和建设步伐,关键在于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当前,要特别注意抓住改革和建设中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并认真组织实施。会议就此作了研究和部署。各级领导要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腾出主要精力多办实事。

  会议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持两手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奋发进取,艰苦奋斗,以发展和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

  (这次政治局全体会议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从此,一些人经过两、三年的犹豫、观望,坚定地走上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化思潮,在中国迅猛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迅速滑坡!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三个有利于”。这是篡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综合国力、生活水平怎么能“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一种制度的性质呢?在政治局全体会议的公报中出现种理论常识的错误,这不是笑话吗?虽然这个错误出自邓小平的讲话,但政治局全体会议接受了这个错误,并加强了这个错误。作为一个有几十年光荣传统、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居然犯这种理论常识性的错误,这也说明,十几年来,由于大反毛泽东思想,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下降到何种程度!)

  三月,《改革》杂志第三期发表董辅仍的文章《谈改革中的争论》。

  文章说,改革以来,不少争论、看法分歧都是书本标准与实践标准之争。评判标准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社会制度属性标准(或生产关系标准)还是生产力标准。这就是或者以改革的社会属性为标准,或者在生产力标准之外再加社会制度属性的标准,并把社会制度属性的标准置于首位。所谓社会制度属性标准就是对改革首先要问姓社还是姓资。改革有两类:一类改革没有姓社姓资问题;另一类改革有社会制度属性。应该说,在改革中绝大部分改革都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问题,邓小平同志不同意争论姓社姓资是很有道理的。

  (这就是自由派的策略:首先,他强调改革绝大多数措施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是中性的;其次,即便少数改革措施具有社会制度属性,也是有益无害的。所以,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都无需问姓社姓资的问题,只要凭着感觉跟他们走就行了。最后走到了资本主义,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各在军区、各兵、军种负责人时说:“我认为,人民军队的中心工作是八个字:‘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我们的人民军队有着优良传统,就是党指挥枪,枪杆子绝对服从党的指挥。”

  (邓小平这个题词是否针对杨氏兄弟提出的“保驾护航”?)

  四月十五日,《文汇报》发表龚育之的文章《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

  文章说,姓社姓资的结论,要做在试验之后,不能做在试验之前。如果一定要问清、争清姓社姓资,才允许试验,实际上就是固步自封,不允许进行任何新的试验。一个是不能把那些本来是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划定为姓资的东西,而加以排斥。一个是不能把那些本身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既可以为资所用又可以为社所用的东西,错误地划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还有一个是些东西确实姓资,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限度内却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对社会主义有利,也不能加以排斥。

  (强词夺理!为什么进行试验前就不能作出初步判断?试验难道就不需要理论指导吗?你是怎样作出分类的?这不也就问了姓社姓资吗?为什么问一问姓社姓资就等于要加以排斥?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嘛!你是不是要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都稀里糊涂地跟着你们走,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广大干部和群众分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你心里有什么鬼?)

  四月十五日,《中国财政报》发表马家驹的文章《认识尽可彼此不同,检验其正误的标准却只有一个》。

  文章说,在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即不是以公有制为唯一的所有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里,只要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任何改革措施都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应该大胆推行。任何新出现的事物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一语泄露“天机”。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三个有利于”的实质吗?)

  四月,乔石在山西讲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针对性很强,针对的是党内值得注意和应防止的问题及思想倾向。中国共产党有一“左”再“左”的历史,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片面地歪曲党的历史,帮不了多少忙!)

  四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港报称他为改革派的急先锋)在中央党校讲演:《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批评左的观点:

  他说,根本的问题是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作为中国的一个领导人员,如此歪曲苏联的历史,真是吓人听闻!)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折,就垮台了吗?(田在这里极力为这些国家的右倾机会主义辩护。没有戈尔巴乔夫,不是还有苏修霸权主义的操纵吗?还有什么赵尔巴乔夫、钱尔巴乔夫……吗?)

  他说,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经济建设,必须冲破根深蒂固的‘左’的束缚。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论述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际上是加不快的,(这句话的矛头指向是很清楚的,决不是他他所谓的“左”派。)‘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要说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会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还作了这样高度的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应该承认,他对左派与右派之间争论的几个问题,概括还是相当准确的。但是,究竟是一些人“左”了,还是另一些人右了,历史的实践已经作出了回答。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总是拚命鼓吹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攀升的成绩,而极力回避分析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的实质所在。)

  他说,有人至今还留念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他用这样一种说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彻底抹煞了。)总之,“左”的积习对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都不能干。(为什么群众问一声姓社还是姓资,你就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都不能干呢?这不正好说明你心中有鬼吗?)“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这说明中国的干部和群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的觉悟高!)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色彩,是革命的言词,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在清除左的影响的情况下,我觉得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些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大权,对国家人民将是一个灾难。(这句话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小打算,是这篇讲话的点睛之笔。)小平同志在筹备召开十四大前夕的南巡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针对性很强,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当前和今后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田纪云急不可待地跳出来,是不是想“抢班夺权”,取而代之啊!?其实,他不过是别人用来威吓某些人的一个工具而已!)

  四月三十日,杨尚昆到大连、旅顺视察北海舰队,并题词:“加强海军建设,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杨尚昆还在大肆宣扬他的“保驾护航”!六四以后,杨氏兄弟势力膨胀得非常迅速,引起许多军队老干部的不满。

  五月,李瑞环视察温州,他说,从现实出发,不要怕人议论。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在对待温州这个议题上怎么办,事实上不管你叫不叫模式,已成为我们国家对待个体经营的一种态度。对个体什么态度,人们就看你对温州什么态度;对乡镇企业什么态度,就看你对苏南怎么个态度;开放这件事究竟是卖国还是吃亏了,或占便宜了,就看你对珠江三角洲怎么看。这谁也没有说,也不是谁封的,文件上也没有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五月一日,陈云在上海对吴邦国、黄菊说:“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有人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陈云“投降”了,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这种说法没有多少根据。《陈云文选》第三卷收集他的文章和讲话,只到一九八五年为止。一九八五年以后,他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没有公开正式发表的文字作依据。就是在他逝世以后发表的“陈云生平”中也没有提到多少他对一九九二年以后发生的事件的态度。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对他的批评他都一概接受了呢?至于形势的逆转,这也是力量对比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退出常委以后,只能通过个人对领导班子中的一些人的影响发挥作用。领导班子内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五月,万里谈邓小平的南方讲话:

  小平同志这次讲话内容非常丰富,针对性很强,但我认为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千万不能动摇,一百年也不动摇,谁要违背这条路线,改变这条路线,群众就不会答应,谁就得下台。小平同志历来强调改革开放,历来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讲得这样尖锐、突出,讲一百年不动摇,却是第一次,为什么要这么讲?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有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需要作专门的分析研究。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外部的和平演变或出了个什么个别的人物。有些理论家、政治家却借此引出教训,认为当前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矛盾,比任何时候更“鲜明、激烈、尖锐”,企图把反和平演变提到最突出的地位,取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不仅仅是对基本路线的干扰,而是要改变这条路线了。(这几句话明里把矛头指向邓力群,暗里把矛头指向领导班子中的另一些人。)这当然绝不能容许。邓小平同志这次所以如此讲话,我想不会是无的放矢。

  坚持贯彻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既会遇到右的干扰,又会遇到“左”的干扰,二者都要要反对和防止,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小平同志的一贯主张,曾多次作过明确论述。这次又重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认为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改革实质上是清“左”除旧。“左”的集中表现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不会有什么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和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左”的产物,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左”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已成为根深蒂固的势力,也不可能一下子消除。(万里在这里重复这样一种论调:1956年以后,1978年以前,中国存在的都是“旧的体制、机制和观念”,长达二十多年的“左”。这就是他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

  “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姓社还是姓资?这是阶级斗争为纲阴魂不散的反映,是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要害所在。有一段时间,改革的所有措施统统都受到攻击,甚至改革开放本身,也被区分为姓社的和姓资的,(首先提出把改革开放区分为姓社的和姓资的,是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万里对十三届四中全会处理赵紫阳是不满的,现在他乘机发泄出来了。)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其实,姓社姓资的问题由来已久。农村改革刚开始,包产到户就被指责为单干、复辟资本主义。不是怀疑它姓资,而是肯定它姓资;不是少数人攻击,而是上上下下多数人都在忧虑。(说了一点实际情况,可见搞资本主义复辟,不得人心、违背党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步伐的文件,总结了历史经验,批判了“左”的错误,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但是,这个文件却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经过一年的实践,四中全会对文件修正后正式公布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了某些农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口气缓和了,开了一点小门缝,但仍然是持否定态度。(这是邓小平搞所谓改革的一贯策略,不明确说明最终目的,而是一步一步的引你上钩!)好处是肯定了联产计酬,把它与另外两种分配方式并列,叫作“可以按定额记式分,可以按时记分加评议式,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而在实践中,他们是怎么干的呢?)前两个农民不欢迎;后一个“也可以”,却普遍推行并一再突破,由包干到组变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他们就是为样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抛开中央全会决定的文件,在实际中另搞一套!这叫不叫搞阴谋诡计?!)一九八0年秋中央七十五号文件,可以说是一个推广包产到户的文件,讲了包产到户的很多好处。但是,它却回避了包产到户的性质问题,到底姓社还是姓资?根本没有提。(哈哈!万里先生在此时又如此热心要不“回避”姓社姓资的问题,可见反对问姓社姓资是假,要别人盲目地承认他们搞的一切资本主义复辟措施都是“社会主义”才是真!)又经过一年多实践,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增产作用十分明显。一九八二年初第一个一号文件,才肯定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责任制。(如果这也叫社会主义,那么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把一切土地都收归国有以后的农村经济,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一九八三年一号文件,就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还是农民和农村干部说得好:“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

  乡村企业也是如此。每遇国家经济生活中出现什么问题,总是不分青红皂白,把板子打到乡镇企业的屁股上。甚至指责它“以小挤大,以土挤洋,以后进挤先进”,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导致了经济的紧张和紊乱”。(现在实践不是完全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吗?围绕农业发展乡镇集体企业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一些人贪天之功,说成是自己的创造,而又不顾实际盲目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乡镇企业,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

  一九八五年粮食生产出现波动,接着三年徘徊,对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以至整个改革的责难,又一天天多起来了,特别是六四事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攻击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这几年粮食的徘徊,实际上是道路的徘徊”,“政治上的自由化,来源于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又源于包产到户”。(这些观点完全正确!)(载《解冻年代》1997年出版)

  万里这个讲话把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的背景、实质、针对性和盘托出了!完全证明了他是八九年以后逐步形成的成员之一!

  五月以后,邓小平坚决把邓力群排除在十四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之外,改由丁关根任组长,温家宝任副组长,组员除保留原有的袁木、王维澄等人外,加入了龚育之(原是宣部副部长、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人之一)、郑必坚(中宣部副部长)、邵华泽(人民日报总编辑)。十四大人事小组仍由宋平任组长,加进了杨尚昆。

  某月,薄一波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是一次“关键的时刻的关键谈话”。(《防“左”备忘录》)

  薄一波的表态,再次证明,他也是成员之一。

  某月,于光远在收入《防“左”备忘录》的文章中说,前一个时期,那些站在“左”的政治立场上的人对市场经济所作的攻击是大量的,而且是很严厉的。

  于光远其人,是一个典型的风派人物!

  六月十九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

  他说,中央和地方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落实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精神。就是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过去长时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存在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忽视甚至排斥市场作用的弊端等等,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要求,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以致往往把整个经济搞死,使其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要尽快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我想在十四大报告中,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在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这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无计划,所以,我觉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接受的。

  六月,温州一干部写信给人民日报,揭露温州的私营老板耀武扬威,雇工们毫无保障的情形。一位领导同志看到此件,异常震怒,他说,这是严重丧失革命政权,目无法纪,理当查处,不然将大乱。

  七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七期刊登陈之的文章《计划和市场三层次关系》。

  一、计划──市场。计划是主观的东西,市场是客观的东西。

  二、计划调节──市场调节。计划调节是自觉地调节宏观矛盾;市场调节是自发地调节微观矛盾。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以存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内容。

  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这是两种不同经济成分的关系: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特征,市场经济是私有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也可以结合。

  八月十日傍晚六时,深圳数万股民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中的不公、腐败行为。

  九月下旬,邓小平从外地回到北京,他向政治局表示:“一,朱镕基必须进常委;二,宋平必须退,否则十四大就推迟召开。”

  从邓小平的观点来看,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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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章 缺乏同情 - 来自《中国人的素质》

我们已经注意到居于“五常”之首的“仁”,它代表着中国人生活的一个侧面。仁是祝福,而同情则是人们互相之间的伙伴之情。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在论述中国人行一定的善的前提之下,来表明中国人明显缺乏同情心这个命题。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中国的人口是密集的。这个帝国几乎所有地区都会周期性地发洪水,闹饥荒。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愿望是这么无法遏制,因此能控制人口增长的环境在许多其他国家里都起作用,但在中国效果相对差一些。最穷的人也要继续让孩子们早早地结婚,而这些孩子又要生出许多孩子,似乎他们有糊口的粮食。由于这些……去看看 

第01章 商人充当造反派 - 来自《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公元1184年,在法国的新堡镇,革命派接管了主要建筑物,宣布抗议横征暴敛,反对限制他们从事劳动和贸易的自由。当局要求他们放弃“他们已经建立的……公社或阴谋圈子”,他们予以拒绝。直到一年之后秩序才完全恢复,尽管如此,有关阴谋、结党和秘密会社的种种谣言依然存在。用教皇的话来说,革命派都是“所谓布尔乔亚”,或者,用大主教的话来说,他们是一些 potentiores burgenes——“豪强商人”。   这类故事在11世纪和12世纪的欧洲是人所熟知的,有时还得加上一些怨言,说造反派闯进主人或主教宅邸,不但喝光了酒,欺负眷属,还牵走牛羊等等。因……去看看 

第十二章 科学经费筹措 - 来自《科学的社会功能》

科学和经济制度  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经费筹措制度将是科学事业的改组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过探讨这样一个制度要比讨论科学行政管理困难得多,因为科学经费筹措并不是科学本身范围以内的事,而更多地取决于科学事业所在的社会的经济结构。我们将在后面一章里讨论看起来充分利用科学为人类谋福利所必需的那种经济结构。此刻,只要联系两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谈谈科学经费筹措办法就够了。在其中一种社会里,整个经济是由人们自觉地加以控制的,而且可以利用整个经济来达到任何希望达到的目标;在另一种社会里,即在苏联境外的目……去看看 

廿六、贿赂 - 来自《官场女人》

这天早晨吃罢早饭不多久,一辆白色伏尔加开出市区,行进到去往太城县的国道上。车里坐着三个人:张少颜、孔发春和明清理。张少颜是地区检察分院检察二处的副处长,四十多岁,秃头善目,未老先衰,名叫少颜,却是不少,看上去颇有些城府的样子。孔发春是地区公安处三科的副科长,三十多岁,肥头大耳,一套崭新的警服紧紧地捆在粗壮的身材上,显出让人看了不很舒服的威武之相。明清理是地区政法委的干部,二十多岁,留着寸头,穿着西装,面露玩世不恭的现代派气质。他们三个人是奉了地委书记辛哲仁之命,要去太城县复查大字报一案的。从上车到现在,车里不曾有……去看看 

65 公道自在人心 - 来自《国家公诉》

王长恭当真激动起来,身不由己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叶子菁,照你这么说,我王长恭就从没做过什么好事吗?我从一个大学生成长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就这么一天到晚做贼吗?这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吗?是事实吗?”   叶子菁长长吁了口气,“王长恭,你不要这么激动,你坐下来,坐下!”   王长恭看了看身边的看守人员,被迫坐下了,坐下后仍是激动不已的样子。   叶子菁也回到审讯桌前坐了下来,调整了一下情绪,平静地说:“王长恭,我并没说你从没做过任何好事,也没说过你一天到晚像做贼!你能从一个中文系大学生走到今天这个位置,是做过……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