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经挫折的青年律师

 《甘地传》

  1869年10月2日,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古老神秘的东方大国——印度西海岸卡提亚华半岛的波尔班达城降生。

  这一年正是英国经过2个多世纪的经济掠夺和将近1个世纪的军事征服正式将印度变成其殖民地的第20个年头。当时的印度已失去了一个文明古国的辉煌与尊严而屈服于异族的统治,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殖民地。其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民族国家软弱涣散,政治生活腐朽反动,人民大众缺衣少食,愚昧落后,灾难事件层出不穷。有资料表明,当时印度的麻疯病人数和瑞士的居民一样多,僧侣数目不亚于比利时的总人口,整个荷兰也容不下印度的乞丐,此外,印度有1100万沙陀,2000万土著人,900万15岁以下的少儿已婚或丧偶,1000 多万印度人过着半流浪的生活,靠弄蛇、算卦、卖唱、杂耍、打井、玩魔术、走钢丝、卖草药为生,印度每天有38000个婴儿出世,其中1A4在5岁前夭折。印度每年有1000万人死亡,其中很多死于营养不良或天花、霍乱等疾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印度,人比田地更多产,人们信神信得发狂,而对可怕的自然灾害却束手无策。这个国家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现状却变化莫测,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它那样问题堆积如山。”

  甘地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苦难的国家。甘地的家族信奉印度教,属于毗湿奴教派①,为第三种姓——吠舍的一支,班尼亚种姓②。甘地家族曾世代经商,但甘地的祖父乌塔昌德弃商从政,先后担任过卡提亚华半岛上几个土邦的首相,甘地的父亲及其叔父也做过波尔班达邦王公的首相,这使甘地家族在卡提亚华享誉一方。

  ①这一教派奉行仁爱、不杀生与素食,提倡苦行。

  ②印度教社会有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贵族)、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和工商业者)和首陀罗(无技术的劳动者)。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接触者”阶层,被蔑称为“贱民”。他们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庙朝拜,不能在大路上行走。这些奇特的种姓还被分成将近3000个小种姓。每一种姓都有传统的职业和特定的生活方式与习俗。

  甘地的父亲拉姆昌德·甘地曾因丧偶先后连续结婚4次,一共生有3男3女,甘地排行最小。甘地认为他父亲“忠勇侠义,慷慨大方,热爱宗教”。虽然性情有些急躁和纵情肉欲,却因其廉洁公正而闻名遐迩。他淡泊名利,无意升官发财,虽然没有给甘地留下雄厚家财,却为之树立了良好的家风。甘地的母亲为一虔诚圣洁的宗教信徒。她对宗教的笃诚给甘地留下了深刻印象。据甘地回忆,她母亲每日必参拜神庙,每餐必作祷告,每遇宗教忌日,她必绝食祈祷,而且时常许愿,有时甚至许下最不易奉行的誓愿,她仍信守不渝。不过,甘地的母亲虽是文盲,却并非寻常的家庭主妇。她熟谙世理,知晓国家大事,她的才识曾得到过土邦王宫里一些贵妇人的赏识。幼年的甘地曾多次随母亲出入王公府邸,在一旁聆听母亲与王公寡母们的谈话,母亲的志趣对甘地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甘地在波尔班达度过了孩提时代。大约7岁时,他的父亲离开波尔班达去拉奇科特做王府法庭的法官,他也前往那里,并在那里念完小学和中学。与很多政治家早年生活不同的是,甘地并非一个天资聪颖的学生。他勤奋刻苦却反应迟钝,记忆欠佳,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成绩平平。他也不是一个活泼顽皮的孩童,他生性腼腆,胆小怕事,是个诚实规矩的孩子。有一次,一位督学到甘地所在的学校视察,要求学生们默写5个单词以测验他们的拚写正确与否,甘地写错了其中一个,站在一旁的教师用脚尖轻触了他一下,暗示他去抄身边一个学生的写法,可憨实的甘地却不解其意,以为老师是在警告他别左顾右盼,结果除他以外,别的学生都对了,他也因此挨了老师一顿骂。

  当时印度教社会盛行童婚陋习,13岁那年,甘地与一位目不识丁的女孩嘉斯杜白结为夫妻。两个无知的孩子由此被投入了人生的大海,过早地涉足了成人的生活。甘地这位后来成为世界禁欲主义象征的人很快发现夫妻生活的乐趣,并因此坠入情网,迷恋家室。好在当时印度教社会对于童婚这种残酷习俗有很多的限制,如做父母的往往不希望年轻的夫妇长年厮守,童妇大半时间要消磨在娘家,加上婚后还要读书,沉重的作业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因而甘地才没有终日沉溺其中。

  因婚事辍学一年后,甘地又返回学校,继续读中学。老师为弥补这种损失,让甘地跳了一级。进入四年级后,由于大部分课程用英语讲授,甘地简直如坠五里烟云。新课《几何》对于他过于高深莫测,梵文则要死记硬背。因为家庭的熏陶,他似乎对宗教情有独钟,而且悟性很高。总的说来,中学时代的甘地仍平庸无奇,他对自己的才能缺乏信心。

  甘地的少年时代,革故鼎新的风气已在这块灾难深重的大陆悄然兴起。当时一些印度知识分子试图给积贫积弱的印度注入生命活力,开始倡导印度现代化运动。他们的目标是致力于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他们喊出了“以理智与推理代替纯主观的教条和信仰,以科学与进取,代替玄想与保守,并以新的宗教观念代替旧的偶像”。受这些思想的影响,甘地所在学校的许多教员和知名人士开始破除教规,喝酒吃肉。在他的同学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英人雄纠纠,印人何其小,肉食者治人,身躯六呎高。”甘地的好友,一位体格强壮,身姿矫健的小伙子,也不时在甘地耳边宣传吃肉的好处:“我们是一个孱弱的民族,因为我们不吃肉;英国人所以能统治我们,就因为他们吃肉。”并说自己之所以体魄强健,也是因为吃肉的结果。从小在素食环境里长大,却一向瘦小纤弱、胆小怕事的甘地不能不为之心动。他开始相信吃肉能使自己身强力壮,胆识过人,如果全国一致肉食便可将英国人打倒。

  革新热情和好奇心驱使他第一次背叛自己的父母和信仰,和他的同伴一起偷偷摸摸地找到河边僻静处,生平第一次看见并吃了山羊肉和面包。初次的尝试很糟糕。山羊肉的粗糙和膻味让他无法下咽,加上心理作用,他最后不得不抛下山羊肉走开了。当晚他作一夜恶梦,仿佛总有一只活山羊在肚子里苦苦哀叫,然而一想到肉食并非为顺从口腹之欲,而是出于为自己和同胞的强壮英勇这样一种责任,他便心安了许多,并且还要进一步尝试。

  他们不再像做贼似的龟缩在河边僻静处,而是频繁出入政府宾馆大厅,享用色香味俱全的荤宴。潜移默化中,他不再厌恶洋面包和山羊肉,也不再为山羊而心生怜悯,而且渐渐爱上了荤食。这种尝试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便结束了,因为美味佳肴尽管有益健康,但价格高昂,一般印度人不敢问津。再者,老是背着父母去做这些事情有悖甘地的天性。甘地本人认为吃肉固然重要,可是欺骗父母,过不诚实的生活,岂不更坏。所以甘地决定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暂且遵从他们的愿望,尽一份忠孝之心。

  在进行肉食体验的前后,甘地情不自禁有些放浪形骸。他曾和同伴一起光顾妓院,因他木讷怯懦徒然遭到一阵羞辱而落荒而逃。他也开始嗜好吞云吐雾。由于家中管教甚严,他没有钱买烟,只有捡烟头抽;烟头找不到,就去借钱;借不到就偷佣人的零用钱,甚至偷偷地从哥哥的手镯上刮下一块金子去变卖。在干着这一勾当的时候,他内心所受的折磨使之曾尝试过自杀。

  最后甘地毅然向父亲忏悔。他向当时卧病在床的父亲写了一封悔过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发誓不再偷窃。甘地本来以为暴躁的父亲会高声呵斥,捶首顿胸。然而父亲却老泪纵横,一言未发。父亲的眼泪与宽恕在甘地看来是一堂非暴力的实物课,他深深领悟了忏悔的力量。

  甘地16岁的时候,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父亲因久患瘘病终于卧床不起,妻子偏偏又在这时有了身孕,孝顺的甘地和母亲及家中的一个老仆人一起担当起看护病人的责任。甘地常给父亲清洗创口,敷药、配药并协助其吞服,每天晚上还坚持在父亲腿上按摩,直至有人接替或父亲安然睡去才肯离去。可是年轻的心思却常使他一心二用。虽则每晚忙着为父亲按摩双腿,心中却记挂着有身孕的妻子。终于有一天发生了甘地追悔莫及的事情:约莫晚上 10点半到11点钟左右,甘地的叔叔接替他服侍病人,他便乐不可支地直奔房间与妻子温存。仅仅五六分钟后,佣人扣响了这对年轻人的房门并告之父亲去世的消息。甘地闻言,羞愧难当,他为自己没能在父亲弥留之际尽份孝心却耽于与妻子缠绵而无地自容。他认为这是他终生难以洗刷和忘怀的污点,为自己的纵情恣欲而深感羞辱。在这之后,他的第一个孩子生下几天便夭折了。这些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他后来产生节欲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1887年甘地念完中学,通过统一考试进入巴纳加尔城的萨尔马达斯学院就读。然而他听不懂教授的讲课,也谈不上什么兴趣,学习生活很不如意,一学期后他趁着学校放假打道回府。

  正当甘地为下一步学习愁苦不堪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一日,甘地家的世交,一位学识渊博的婆罗门马福济·达维先生前来拜访甘地的母亲和长兄。当来人得知甘地在萨玛尔达斯学院就读时,便建议道:“当今时代,如果你们不受适当教育,就别想继承祖业。但如果按部就班地在国内就读恐怕也很难如愿。倒不如送他到英国去学习。不仅经济,而且时髦。等他学成归国,帝万①的职位便会送上门来。”这个建议很合甘地的口味。他当即询问长兄能否送他去英国学医。哥哥说:“我们毗湿奴教派不应做解剖尸体的事,父亲希望你能当律师。”马福济·达维也附言道,“我倒不像你父亲那样反对学医。不过,你要是拿个医科学位,也当不了帝万,也就担当不起这个大家庭的责任,做律师倒是个好差事。”

  

  ①帝万:旧时印度土邦的首相。

  客人告辞后,甘地便开始构思他的出洋计划,然而现实却不像甘地想的那么简单。首先,是宗教陈规的约束。因为毗湿奴教派禁止其教徒航海旅行,儿子要漂洋过海,这对虔诚信教的母亲是件极为痛苦而难以接受的事,寡居的母亲为此心烦意乱。她对儿子说:“叔叔现在是家中的长者,我们必须先和他商量,然后再作考虑。”母亲的意思是希望她的小叔子能制止甘地的幼稚行为。为实现赴英理想,一向胆小怕事的甘地居然雷厉风行,他立即动身前往波尔班达去向叔叔求援。正如甘地的母亲所料,叔叔对甘地远涉重洋前往英国忧心忡忡。他说:“我所遇到的那些从英国回来的大律师,我看不出他们和欧洲人有什么区别。他们对饮食没有禁忌,他们嘴上永远离不开雪茄,他们穿的衣服也和英国人一样丢人。所有这些都和我们家的传统背道而驰。我怎么可能答应你到英国去呢,你还是回去问你的母亲吧。”

  甘地只得回去恳求母亲。为说服母亲,甘地求助于他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家中的老顾问贝哈吉·史华密出来说情。自己也对母亲庄严保证:不吃肉,不喝酒,不接触女人。最后,母亲经不住儿子的死缠硬磨,总算答应放他远行。

  筹措经费也是个非同小可的问题。父亲逝世后虽仍有津贴,但家用日紧,要筹措这笔盘缠,显然力不从心。甘地的哥哥提议甘地去找波尔班达邦现任财政官李立先生,请他出面为甘地谋得政府资助。但财政官同甘地的叔父私交甚笃,甘地叔父既不答应他出国留学,财政官当然也不会帮忙,甘地自己给李立先生写了封信,希望求见,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无可奈何的甘地最后只好变卖妻子的首饰,并向为人慷慨而又始终关心他的兄长求助。好不容易凑足了经费,然而好事多磨,当甘地告别母亲、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在哥哥的陪伴下,欢天喜地前往孟买时,6~7月间印度洋上风高浪急,使他马上成行的希望破灭。哥哥将他安置在孟买的一个朋友家里静待时机,自己回到拉奇科特。

  甘地在孟买焦虑不安,度日如年。可偏偏节外生枝,甘地所属的种姓又发难了。甘地是莫德·班尼亚种姓里第一个出国的人,这在保守封闭的种姓社会是件了不得的事情。他们召开种姓会议,要甘地回去接受讯问,甘地以少有的勇气接受了挑战。在种姓会议上,甘地的一个远亲宽德族长声色俱厉地告诉甘地:“依照本族规矩,你去英国是不妥的。我们的宗教禁止航海远行。我们还听说到了那里如果不损害我们的宗教,便无法活下去,有的人不得不和欧洲人同饮食。”

  甘地据理力争:“我并不认为到英国求学是违背了宗教。我到那里的目的只求深造,而且我已答应母亲,不做你们最害怕的三件事。我相信我的誓言能确保我的安全。”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在那里要保持我们的宗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我同你父亲的关系,你应当听从我们的劝告。”族长反驳道。

  “我知道那些关系,而且我把您当成我的长辈。但在这种事情上,我无能为力。我去英国的主意已定。再说先父的朋友和顾问,一位尊敬而有学识的婆罗门也未反对我出国,家母和家兄也未反对。”

  “可是你竟敢不服从本种姓的命令!”

  “我实在没办法,我想种姓本身不应干预此事。”

  族长恼羞成怒,他当众宣布:“从今日起,这孩子不应被看成本种姓的人,谁要帮他或到码头去送行,就得交1卢比4安拿的罚款。”

  这件事后,甘地一刻也不想呆下去。幸好这时有个律师要到英国去执行公务,将于9月 4日乘船启程。甘地便和这位律师搭伴于9月4日乘船离开了孟买,一路乘风破浪,驶向他心中神往但又一无所知的国度。

  出国成行的短暂兴奋过后,新的忧虑接踵而来。除了不懂欧洲礼节出尽洋相外,生活的不习惯也令甘地无所适从。他很不习惯用英语跟人交谈,也不会使用刀叉。进餐时,往往弄不清荤素,加上菜价之昂贵,味道之难吃常使他望而生畏。很长一段时间他仅仅只吃从孟买带去的食物,在半饥半饱中苦度时日。

  初来英国,生活极不安定。一开始,甘地和律师马兹慕达寄住维多利亚旅馆,因费用昂贵及孤独难耐,他们又经熟人介绍租了一处房子。然而陌生的际遇与难解的乡愁还是常使这位来自印度西海岸的18岁青年黯然神伤。每当夜阑人静,他常辗转反侧,难以成眠,饱尝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苦无告。

  没过多久,同乡梅赫达医师来看他,甘地听从其建议,搬到里奇蒙的英国人家里,以便更多地了解英国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主人和蔼体贴,常教甘地一些英国人的规矩、礼仪。与这家人的相处使甘地渐渐习惯用英语讲话,但是饮食依然很成问题。由于发誓素食,他所能吃的东西十分有限。早餐的麦糊倒还可以凑合,午饭和晚餐多是蔬菜、面包与果子酱。青菜一般只是用水煮过,且不搁印度人一刻也少不了的盐或香料,甘地实在难以下咽,况且这些东西对一个胃口很大的印度人来说根本不顶事。出于礼貌,他每次只吃两、三片面包。和善的主人见状,就劝他打破戒律。屡劝无效,主人也急了:“如果你是我弟弟,我就送你回去,你母亲既不识字,也不了解这里的情形,在她面前发的誓言有什么价值,坚守这种誓言是纯粹的迷信。我要告诉你,你这样执拗在这里不会有好处。你吃过肉,而且觉得好吃,你在绝对不需要的地方倒吃了,现在到了该吃肉的地方却不吃,真是不可思议。”但不管别人怎么劝,甘地仍坚守一诺千金的古训,决不违背誓言。一个月后,甘地搬到伦敦一个英印混血种家里,依然因饮食不习惯而苦撑苦熬。

  百无聊赖的时候,他也经常翻翻报纸。久而久之,读报便成了习惯。他每天至少花一小时浏览《每日新闻》、《每日电讯》、《保尔·马尔公报》,从中产生了对时事的极大兴趣,并获得了很多知识。闲时他也出去逛逛,顺便找些能吃素食的地方。有一天,他在法林顿大街找到了一家素食馆和一些有关素食的书籍。这一发现令甘地喜出望外,这不仅使他开始摆脱进食的苦恼,而且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素食体验者。以此为契机,他阅读了不少有关素食的著作,了解了素食的宗教、科学、实践与医学的根据。他订阅了英国素食者协会出版的周刊,并参加了这个协会,还一度成为该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他还在自己居住的地区主办了一个素食者协会,将一些趣味相投的人网络在一起,交流感受与心得。正是在伦敦,甘地同那些被认为是素食主义者的知名人士有了往来,并开始了关于饮食方法的不断体验。他不再吃特意从国内带来的糖果,对于香料的嗜好也逐渐消失,出于经济与健康考虑,他不再喝茶和咖啡,有时还不吃淀粉质的食物,只光顾廉价的素食馆,靠面包、水果、奶酪、牛奶、鸡蛋之类度日。不过,总的来说,甘地在英国的素食体验主要是从经济与养生之道出发,至于从宗教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则是到南非以后。

  甘地在逐步摆脱孤寂与饮食方面的困扰时,也在尝试适应英国的社会环境,摆脱窘境。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使自己的衣着服饰、言行举止具有绅士风度。为此他不惜重金,特意买回了一顶漂亮的丝帽、一套高档晚礼服、一双锃亮的皮鞋、一双白色手套和一只镶有银球饰物的手杖。还叫他哥哥寄来了一条双层金链表。他还买了一瓶美发油,梳整他那桀骜不驯的头发,每天花上几个钟头站在一面大镜子前连续不断地练习打领带。当有人告诉他做绅士必须学会跳舞、法文和演讲术时,他不假思索地到一个跳舞班去学跳舞,还专门请了个教员教他演讲术,并开始攻读法语。他说他当时就像一个古代隐士,为养只猫捉鼠,结果要养头牛供他吃牛奶,还请专人来饲养牛。尽管这样煞费苦心,他仍然找不到英国绅士的感觉。

  这种生活大约持续了3个月左右,终于有一天,甘地如梦初醒。他意识到自己花那么大的代价来英国不是为了作一个英国绅士,以便在这里呆上一辈子,而是为了求学深造。如果这样不务正业,岂不愧对自己与家人?他决定改弦易辙,不再为刻意追求绅士风度而枉费心机,重新恢复自己省吃俭用的生活习惯,调整了追求目标,打算从知识素养方面向英国绅士看齐。

  在英国,要取到学位必先取得英国大学的入学资格。甘地首选的大学是闻名于世的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然而这两所大学所需费用之高昂令他望而却步。最后他选择了入学考试难度较大却费用相对低廉的伦敦大学。为准备入学考试,甘地开始进军拉丁文和法文,参加了一个私人开设的大学预备班。由于时间紧迫,甘地单独租了一处住所。他深居简出,节衣缩食,废寝忘食地苦干了半年,虽然第一次考试未能通过,他却并不气馁,反而以加倍的克勤克俭迎接第二次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伦敦大学的一名学生,攻读法律。

  甘地在学习期间非常刻苦,他不仅读遍所有的课本,还特别深入细致地攻读了拉丁文的《罗马法》,花了9个月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如布罗姆所著的长篇巨著《普通法》、斯尼尔的精深难懂的《平衡法》、怀特和提德尔的《重要案例》、威廉士与爱德华合著的《不动产》,以及古德维著的《动产》,从而获得了较为丰富扎实的专业知识。

  除阅读专业书籍外,他还广泛涉猎各种宗教书籍。在伦敦的第二年末,甘地开始阅读英译本的印度圣诗《纪达圣歌》。书中一些充满哲理的论断引起了甘地的强烈共鸣:“人如果注意感官之物,那就将受它的诱惑,诱惑生爱好,爱好生欲火,欲火置一切于不顾。藩篱既破,浩气无存,终至精神丧失,身心同归于尽。”甘地认为这些书就像无价之宝,是人们认识真理的至上佳作。此外,他还读到《亚洲之光》、《通神学入门》并初次接触《圣经》。他对《旧约》兴趣不大,对《新约》却爱不释手,其中《登山宝训》中所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如果有人拿你的内衣,你就连外衣也让他拿去”,对甘地颇有影响。他还试图把《纪达圣歌》、《亚洲之光》和《登山宝训》里的教训贯穿起来进行领悟。他读过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对先知的伟大、勇敢与严肃的生活激动不已。所有这些,对甘地后来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曾对母亲立下誓言不近女色,在这一点上他同样经受着严峻考验。当时到英国留学的印度学生不多,未婚的更少。但大家多以单身汉自居。这些人或许是对自己童婚的历史羞于启齿,或许是担心道出真情会不利于同自己寄居的那个社会的年轻姑娘们幽会,反正很多印度青年实际上过着一种很不真实的生活。受此感染,此时已是有妇之夫而且做了父亲的甘地一度也冒充起单身汉来。甘地生性羞怯,不善交际,可偏偏也能得到一些年轻女子的喜爱,最后甘地不得不如实告知真相以求解脱。

  1890年,甘地留英的最后一年,一件意外遭遇几乎使他误入歧途。那年在朴茨茅斯举行了一次素食者会议,甘地和另一位印度朋友得到邀请。朴茨茅斯是个海港,住有很多海军人员,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也看好那块地方。甘地和他的同伴下榻的房东就是那样一个女人。他们晚上开完会后回到寓所,常在一起玩牌。按规矩女主人也得参加,相互之间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也属正常。可甘地的同伴却是一个精于同女人打情骂俏的角色,一开始甘地也参与了这场危险的游戏,而且越来越魂不守舍,不由自主。最后他猛然想起了自己在母亲面前立下的誓言,当即从现场“狼狈地、颤抖地、心慌意乱地逃回了自己的房间,像一只被追逐的动物逃脱了他的追逐者”。经过一夜的激烈思想斗争,第二天他便一个人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甘地认为他能在关键时刻逃离堕落,是因为他当时好像是得到了神的启示,是他对神祈祷、膜拜的结果。

  1891年6月10日,甘地完成了预定的学业并通过了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1日,在伦敦高级法院注册。

  6月12日,甘地告别英伦,启程回国。一路上,甘地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伦敦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英国人的彬彬有礼与社会的繁荣发达,秩序井然,令他无比向往与留恋。即将开始的生活又使他深感茫然。他认为自己虽读了不少书,取得了律师资格,但与生俱来的紧张羞怯、对人情世故,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法律与社会环境的一无所知,令他无限忧虑,他不知道自己将如何开展未来的事业。

  带着满腹憧憬而又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甘地踏上了故土。从孟买上岸,他便从哥哥的口中得知他朝思暮想的家母已不在人世。这个噩耗使返回故乡的游子悲恸不已。得知母亲逝世的伤痛未了,甘地的种姓问题又起波澜。甘地回国后,原来所属的种姓分成两派,一派主张马上恢复他的种姓,另一派依然拒甘地于种姓之外。甘地虽然可以淡然处之,但他的亲友却不能不为之苦恼,因为在印度,被开除了种姓就意味着被社会抛弃。最为这事伤脑筋的是甘地的哥哥。哥哥是个名利欲极强的人,当初他为甘地出国深造费尽心机。现在,弟弟学成归来,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他当然不希望甘地因种姓问题而影响前程,所以他竭力讨好主张恢复甘地种姓的那一派人。甘地一回拉奇科特,哥哥便忙乎着把他带到圣河里进行了沐浴,并且大宴宾客,忙得不亦乐乎。出于对哥哥的尊敬,甘地勉为其难,任其摆布,加之甘地本来是个本分而诚恳的青年,虽任性执著却并不遭人嫉恨,所以他才算躲过了种姓问题的风波,被所属的种姓接纳。

  为了满足哥哥的厚望与家用日益窘迫的需要,甘地决定尽快开业。甘地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决定先到孟买去闯荡一番,因为那里的高等法院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与熟悉印度法律的环境。在孟买,甘地挂牌营业。他接下的第一宗案子是由中间人介绍过来的一桩小案,按规矩甘地得给中间人一份佣金,但他认为这有悖于他的为人准则而执意不肯给,尽管他对当事人的收费比别人低得多。作为被告的辩护人,甘地第一次出现在孟买的小案法庭上,按程序他得先向原告的见证人提出诘问。可事到临头,他竟胆小如鼠,一站起来就浑身发抖,头昏目眩,竟然不知该问什么。他只好告诉代理人说他不能受理此案,让他另找高明,自己灰溜溜地逃出了法庭。好不容易等来的第一宗案子就这样给办砸了。这次受挫使他失去了再受理案子和到法庭露面的勇气,也没人再敢找他打官司了。

  官司打不成了,怎么办呢?甘地愁苦地彷徨着。一天,家乡波尔班达的一个贫苦的人因土地被没收,找到了甘地门下。案子看来是没有什么指望了,但甘地还是答应为他草拟一份状子。虽然甘地不善言辞,毕竟文字上有功底,状子写得很有说服力,得到同行的肯定。后来甘地就主要靠给别人写状子来支撑他的事务所。由于收入极为微薄,不能日敷其用,考虑再三后,甘地决定重返拉奇科特。这样,甘地在孟买一共只住了6个月,便背起自己的全部家当,带着满腹苦涩又一次打道回府。

  毕竟拉奇科特是甘地的家乡,利用甘地家族的名望,做律师的哥哥及其朋友们的帮助,甘地的律师业务还能运转起来。给人写写状子,平均每月尚可获得300卢比的收入。此时的甘地也放弃了先前的作法。在孟买时他坚持不给中间人回扣,可在拉奇科特,他却按一定比例付给办案的辩护士一点酬金。

  得益于哥哥帮助,甘地虽得以勉强维持生计,但性格倔强,自尊心极强,又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甘地实在很难适应环境。这期间,他又遭到一次重大打击。这件事是由他的哥哥引起的。有人控告甘地的哥哥在出任彼尔班达王公的秘书与顾问期间曾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这一状告到了对其兄素有成见的政治监督官那里去了。甘地在伦敦期间,曾与这位政治公署的长官有点交情,哥哥想让弟弟去为他说情。甘地本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但耐不住哥哥的要求,硬着头皮去见这位英国官员。不料这位昔日的伦敦故交不仅毫不留情予以拒绝,而且粗暴地叫听差把他推出门外。刚从伦敦归来,尚未脱离那个社会文明举止的甘地感到自己蒙受了一场奇耻大辱,他要求那位老爷道歉并声称如果不赔罪就要去告他。可是,这些在殖民地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惯了的英国官员根本不吃他这一套。甘地窝了一肚子火,向亲友、同行、乃至大名鼎鼎的律师请教,该如何去告这位老爷,但大家众口一辞,劝甘地忍耐为妙,因为这种事司空见惯,世故如此,法律如此,你奈他不何。

  这件事使甘地陷入了深思。为什么同是一个英国人,在伦敦时,他能和你成为朋友;可是在印度,当双方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又无比凶狠,不可一世,同先前判若两人?

  他认为这正是制度使人变得如此可怕。

  甘地感到压抑,不仅因为他冒犯了这位英国长官,而且也因为他讨厌这里的一切。卡提亚华本是由许多小邦组成的,各邦之间互相猜忌,官吏之间勾心斗角。置身在这种龌龊的环境中,甘地感到窒息。他既不愿撇开尊严,曲意逢迎,又不愿忍辱负重,苟且偷安,更不愿昧着良心同流合污,去作一个任人宰割的奴隶。甘地满怀忿愤与忧伤,再一次卷起铺盖。

  这一次他回到了祖籍波尔班达,当时,波尔班达已属英国人管辖。甘地在其祖辈、父辈们曾经供职的该邦王公手下谋得一份差事,其使命就是为波尔班达王公争得更多一点权利。这里的行政官员虽有些是印度人,但其嚣张气焰并不比那些英国老爷逊色。在为波尔班达王公争权夺利的过程中,甘地注意到许多贫苦佃农的惨况,接触到法律的不公正与执法者的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官场的黑暗,现实的残酷令甘地无比痛苦,自己身为律师,不能捍卫法律的尊严,对一些贫苦的当事人往往爱莫能助,也使他内心充满矛盾。

  正当此时,一桩来自南非的案子改变了甘地的命运。甘地的同乡,一位富有的穆斯林商人在南非开办的公司与另一家南非印度人公司因4万英镑的债务纠纷,正在南非法院打官司,案子久拖未决,现在这家公司希望懂英文和英国法律的甘地能去那里协助他们所聘请的律师尽快了结这宗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官司。聘用期为一年。甘地因国内的律师业务备受挫折,能有机会摆脱这令人生厌的环境去一个新的国家碰碰运气,也非常高兴。对他已大失所望的哥哥也赞成他到那里去闯闯。虽然对方给予他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商店店员的待遇,但甘地毅然决定应邀前往。

  甘地此番前往南非与当年赴英的心境有所不同。当年他青春年少,充满幻想。现在他已经历了异国他乡的漂泊奋斗,经历了初当律师的挫折失败,甚至经历了尊严受辱,理想折翅的痛苦,对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已深有体会。母亲早已作古,故乡除了一些伤痛的记忆已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只有对妻儿的牵挂使他有些不忍离去,但南非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他对家庭的眷念,所以甘地在安顿好妻子后立即动身去孟买,坐上了去南非的头等舱位,开始了他的南非之旅。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次航行会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等着他的将会是一个新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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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论 - 来自《致命的自负》

补论A“自然的”和“人为的”  现行的科学和哲学用语受亚里士多德传统影响甚深,因此,现有的二分法和比对词,通常不但不能正确表达为第一章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基础的那些过程,实际上它们还妨碍了对这些问题和难点本身的理解。在这一部分,我将对这种划分上的一些困难加以评论,希望多少熟悉了这些理解的障碍之后,会在事实上促进理解。  我们可以从“natural”(自然的)一词入手,它是许多争论和许多误解的起源。“natural”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和它在希腊语中的同义词“physical”的词根,其原义都是来自描述各种成长现象的动词(分别是n……去看看 

第06章 各种实体底名称 - 来自《人类理解论(第三卷)》

1 普通的实体名称往往表示物种——普通的实体名称,亦同别的概括的名词一样,所表示的都是·物·种。这就是说,它们被作为各种复杂观念的标记,使各种特殊的实体在事实上,或在可能上,都同这些观念相契合,因而它们可以包括于一个共同概念之下,并且可以为一个名称所表示。我所以说“在事实上,或在可能上”,乃是因为世界上虽只有一个 “日”存在,可是日底观念可以抽象化了,使许多实体(假使有)都同它相契。它正是表示着许多日的一个物种,亦正如星底抽象观念表示着许多星似的。我们如果想,在处于适当的距离时,所谓恒星亦可以同“日”这个名称所……去看看 

第十一章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 - 来自《近代中国史纲》

第一节 革命军的大起   一、湖北的军中革命运动   联络会党、侠士、绿林、防营,一向为革命党人的主要活动,及新军成立,争取更力。新军以北洋为大,袁世凯视为禁脔,不容异己插足,革命党人不易渗入。其他各省督抚,不若袁用心之深,需要新的军事人才正急,不得不多方培植罗致,对于留学日本者,不惜从优位置。中央陆军部、军谘府同事延揽,其中属于革命党及倾向革命的颇不乏人。   湖北为仅次于北洋的新军重镇,张之洞选派前往日本习兵的学生颇多。①毕业士官学校的吴禄贞最有才气与革命热忱。一九〇三年返鄂,深受张的器重,委以将弁学堂……去看看 

第廿八首 - 来自《神曲》

挑拨离间者有谁能仅仅用不受约束的语言,充分传达我眼下所见:那鲜血淋淋、创伤累累的情景,哪怕把它说上几遍?任何语言肯定都无法说明这全部情景,因为我们的言辞和智力都不足以令我们理解这许多情形。倘若把所有那些曾在普利亚那备受命运捉弄的必争之地、因特洛伊人和长期战争而流血牺牲的人——正如李维所言不虚地写出的,那长期战争曾把掠夺的指环高高地堆积如山;与那些为抵御罗贝托·圭斯卡尔多的进犯而受重创的人,以及那些尸骨仍积聚在切普拉诺的人放到一起——在切普拉诺,每个普利亚人都在撒谎蒙骗……去看看 

第四十三章 回到北京 - 来自《停滞的帝国》

(1793年9月26日-30日)  9月26日临近中午,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回到他们在首都的馆舍。托马斯说:“好几名中国官员在门口向我们致意。我们见到了使团的其他成员,但巴罗和丁维提两位先生不在,他们当时在圆明园,到晚上才回来。马克斯威尔给我们讲了一些有关欧洲的消息。这是他从传教士那里获悉的。我们也收到了安先生的来信。听说李先生的弟弟(蓝顶子官员)刚从中国南方来,周先生和他一起来的,现在都在北京——这里比热河热得多。”  周先生不是别人,就是从那不勒斯聘请来的第二位翻译。此人胆小怕事,到澳门就留下不走了。他又鼓起勇……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