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趁虚而入

 《江青传》

初识毛泽东

  关于江青如何结识毛泽东,曾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说。
  传说之一,是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便随着徐明清和王观澜去见毛泽东。
  这一传说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徐明清不是跟江青一起进入延安,而是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一个来月才到那里,不可能在“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带她去见毛泽东。
  另外,笔者在采访徐明清时,她说她没有带江青去见过毛泽东。虽说王观澜跟毛泽东颇熟,去见毛泽东时不可能随便带一个陌生人同去。
  传说之二,是上海《文汇报》前总编徐铸成的《萧桂英进宫》一文:①
   
  ①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香港《大公报》。
   
   
  我有一位朋友,是中共的老党员,抗战初期就在陕北打游击。他说,他在延安住过的那段时间,曾有幸看过那位过气影星的京戏,演的是《打渔杀家》里的萧桂英。演萧恩的是解放后主持戏改工作的阿甲(十年动乱中大受批斗,可能这也是“罪状”之一)。据说这两个。旗鼓相当,演得都很出色,桂英的相,尤为秀丽。
  据说,也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出戏,她跳进龙门,受了特达之知。据说“明皇”那天也去参加晚会,看了这出戏大为激赏,很鼓了几记巴掌,这就使台上的桂英大为感动,大受鼓舞。她灵机一动,第二天即去找那位‘李芝英’,说是自己对文艺问题,有些心得,想当面求教于“导师”;“李莲英”也看到这是他讨好国宠的好机会,三方心里相投,一拍即合。从此,就‘一朝进入深宫(其实是窑洞)里……’。
   
  徐铸成所说的“过气影星”,就是江青。“李莲英”,则指康生。
  跟江青同台演出的阿甲,本名符律衡,江苏武进县埠头镇人氏。他自幼酷爱京剧,亦喜绘画、书法。教过书,做过工,当过编辑。一九三八年初,从山西临汾进入延安。先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不久,担任鲁迅艺术学院评剧研究团团长,和江青同台演《打渔杀家》。据云,演出时康生为江青敲边鼓。
  类似的传说,说毛泽东在“陈绍禹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欢迎晚会”上,看了江青主演的话剧《被糟踏了的人》。
  陈绍禹即王明,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飞回延安的,欢迎晚会当然也就在此后数日。然而,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是由崔鬼编导的,他在一九三八年春才进入延安,不大可能在欢迎王明的晚会上演出《被糟踏了的人》。
  崔鬼也是山东诸城人,江青的同乡,而且又同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同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他进入延安后,参加了筹建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延安,成为中共培养文艺干部的学校。首任院长为毛泽东,后来由吴玉章、周扬担任院长。崔鬼编导的话剧《被糟踏了的女人》,由江青演女主角。崔鬼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加入中共。
  还有一种类似的传说,说毛泽东在看江青主演的话剧《锁在柜子里》时,注意起江青。
  又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①,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纪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书作者查考,似应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本书作者查考延安资料,查出“七·七”一周年大会,鲁艺演出三幕歌剧《农村曲》,主演为了里;然后演三幕话剧《流寇队长》。
   
  ①本书作者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采访翟林椿。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泽东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
  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至于传说之三,那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香港星辰出版社在一九八七年出版了珠珊著《江青秘传》。笔者在北京访问了“珠珊”①,即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据朱仲丽告诉笔者,“珠”即“王”、“朱”也,由王稼祥和她的姓组成;“珊”也是“王”字旁,“册”乃两人之书也。
   
  ①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采访。
   
  《江青秘传》中这么写及毛、江初识:
  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这地方原是外国人传教的场所,有一栋大教堂,许多平房;最近又添建了新屋和新窑。学员们全是中共党员,来自国民党地区、各个根据地和各方面军。江青混入党校,是她取得政治资本的重要一步。
  今天吃午饭之前,各班组通知大家,下午两点钟在礼堂听报告,按时入座,不得迟到。一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已开始有学员进来。
  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做报告;做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礼堂里坐满了学员。
  两点钟了,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
  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
  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似乎支颊,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两个钟头的报告结束了。同学们有的兴奋得没有心思去玩,马上整理笔记;有的互相交换学习心得。晚上,全校分组讨论。一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今天是和毛泽东第二次相见了,马上要来一个行动,否则心愿依然渺茫。学习小组会快结束时,她巧妙地作了十分钟发言,把会上同学们的发言加以归纳整理,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上漂亮的形容词重复一遍,言词动听,似乎有条有理。
  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她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
  她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星期日下午,她不等接到回音,就按时到了毛泽东居处……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来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而江青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
  类似的传说,说是毛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在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以朱仲丽的说法比较准确,即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
  江青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之后,曾短期调往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据当时曾与江青共事的钟华女士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告知笔者:
  “原厅长徐特立调中央工作,新调来的厅长是陈正人。陈厅长到职不久,又来了一位女干部,即是由蓝苹改名的江青。她来后不久,就到延安县去视察教育工作。当时听说她是个老党员,她下乡时陈厅长还照顾她给个毛驴骑。回来后她向陈厅长汇报工作时,受到表扬。我当时也认为她这么个从大上海来的明星到延安后很快就下乡,是值得佩服的。因为当时延安乡下卫生条件很差,我下去时都发怵。这说明她刚到延安时还是可以的。没多久她被调走,调走的原因是延安准备成立平剧团,江青会演平剧(京剧)”
   
“趁虚而入”的机会

  走笔至此,该写一写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
  贺子珍比毛泽东小十七岁——一九一○年中秋时节,出生在江西井冈山之侧的永新县城,丹桂飘香,圆月当空,她的奶名叫“桂圆”。父亲贺焕文曾花钱捐了个举人,当过江西省安福县县长。
  贺焕文的前妻欧阳氏,生一子,叫贺敏萱。
  欧阳氏去世之后,贺焕文娶广东梅县姑娘温土秀为续弦。温氏生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
  贺敏学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成为红军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
  受哥哥贺敏学影响,贺桂圆、贺银圆也分别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
  贺桂圆自取了“自珍”之名,意即“善自珍重”之意。后来填表时,别人误写为“子珍”,也就用“贺子珍”为名。
  贺银圆改名“贺怡”。
  贺子珍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调往江西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这年八月,她随哥哥贺敏学和王佐、袁文才一起上了井冈山。两个月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在会见井冈山王佐、袁文才部队的首脑们时,惊讶地发现,内中居然有一位瓜子脸、大眼睛、挎着盒子枪的十七岁姑娘——贺子珍!
  在共同的战斗中,毛泽东跟这位俊俏的江西姑娘产生了爱情。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谭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回忆:
  “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①
   
  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
  此后,贺子珍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他的秘书。
  后来,贺子珍的妹妹贺恰,嫁给了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罩——贺怡最初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和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结婚,翌年八月解除婚姻关系。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和毛泽覃结婚,当时毛泽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贺子珍和毛泽东婚后,十年生了六个孩子,因此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参加工作。
  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一九二九年出生在福建龙岩。当时战争正忙,出生不久,只得寄养在龙岩一户老百姓家中,给了十五枚银元作抚养费。后来,贺子珍托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去龙岩寻访,据告,孩子已不在人世。贺子珍得知,泪流满面。
  第二个是儿子,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生于福建长汀,毛泽东给他取名毛岸红,小名毛毛。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长征时,贺子珍把毛毛交给毛泽罩、贺。冶夫妇,因为他俩当时被留在江西。毛泽罩把毛毛寄养在瑞金一个警卫员家中。后来,毛泽罩在一九三五年四月阵亡,毛毛亦不知下落。
  第三个孩子也是儿子。一九三三年早产,由傅连璋接生。这孩子没有成活。
  第四个是个女儿。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生于贵州,生下后就送给当地老乡,以四枚银元为抚养费。后来渺无音讯,不知是否成活。
  第五个也是女儿。一九三六年冬出生于陕北保安,是唯一成活的孩子。孩子小名“娇娇”。那是因为她出生时又瘦又小,邓颖超抱着她说:“真是个小娇娇。”从此,也就称她为“娇娇”。一九四八年,当她上学时,毛泽东给她取名“李敏”。
  在生了五个孩子之后,贺子珍希望不要再生孩子,希望参加工作、学习。娇娇才四个月,就被托养在老乡家去。贺子珍来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待着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她在“抗大”过着集体生活。
  这时的贺子珍,显得精神振奋,心境愉悦。
  一场意外的打击朝她袭来:她在长征中生孩子,失血太多,而营养又严重不良,从此她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回,她晕倒在“抗大”的厕所里,不得不被送回家中。
  回家休养后,又发生了两桩令她不快的事:
  一是美国女记者艾格妮斯·史沫特莱自一九三七年初进入延安采访,多次访问了毛泽东。史沫特莱带来一位女翻译,名叫吴莉莉。采访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引起贺子珍的误会,对那位女翻译十分不满。
  关于吴莉莉之事,李德在他所写的《中国纪事》①中曾详细写及。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当年共产国际派往中共的军事顾问,毛泽东的政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所批判的,主要就是李德,毛泽东取李德而代之,掌握了红军指挥权,鉴于李德对毛泽东颇为反感,他的回忆录也明显地带有偏见。不过,他毕竟是那段历史的目击者,他的回忆可供参考:
   
  ①李德,《中国纪事》(一九三二——一九三九),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
   
  一九三七年夏天或秋天,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来到延安(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说是斯诺本人,其实不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为自己写朱德搜集材料,这本书名为“伟大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出了德文版。因为她几乎不会讲中文,于是就派吴莉莉给她当翻译,这位女翻译英文讲得很好。毛泽东常常看望这两个美国人——有几次我也在场——这样也就认识了吴莉莉。由于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从中介绍,毛泽东和吴莉莉常常在马海德的住处见面,关于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总是安排在我不在场、可能马海德也不在场的时候。毛的夫人贺子珍是一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的冬天,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不是在他的窑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这期间,江青进入了毛的视线。她到达延安的初期,同李丽莲(引者注:李德在中国的第二位妻子。最初的妻子叫萧月华,在瑞金跟他结婚,并一起长征到了延安)一起在延安剧院登台演出,两人有时演古老的京剧,有时演写实主义的新剧。为了看她演出、听她唱歌,毛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剧院。一种关系慢慢开始了,其活动场所在离延安特别远的鲁迅艺术学院……江青在一九三八年秋搬到毛那里,开始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对于这个婚姻以及对江青本人,我都听到了许多轻蔑的议论。博古谈到她“复杂”的过去,像人们现在所说的那样,说她过着一种“甜蜜的生活”,博古还谈到她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同党的不清楚的关系。事实上,她到延安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所有党员那样,被送到党校去学习,一般人都认为她是非党员。后来换了一种说法,说在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由康生(引者注:应为黄敬)介绍她入党,说她过去那些年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后来又说是搞秘密工作的),因此先受到了审查。我在延安时,她在政治上不太显露,同时放弃了舞台生活。同朴质的延安人的习惯相反,她在公开场合总喜欢表现一种使人不可接近的傲气,骑着高马,由四个警卫陪同,大家并不喜欢她。……
  李德回忆录中提及的“吴莉莉”,史沫特莱称她为“章莉莉”。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一书中的《序曲》中,这么写及章莉莉:
  第一天他(引者注:指李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的章莉莉,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
  史沫特莱提及的“章莉莉”,以及李德提及的“吴莉莉”,其本名叫吴广惠,又叫吴光伟,河南人。生于一九—一年。她的英文名字为Lilg,被译为“莉莉”或“丽丽”。她并未加入中共,只是参加了学生运动。“西安事变”时,她在西安参加妇女运动。一九三七年初赴延安考察,并客串表演戏剧,又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
  吴莉莉的出现,使贺子珍陷入不快之中,贺子珍不时地发脾气。
  再说,贺子珍的体质越来越差,特别是她的头部、背部曾经受伤,弹片隐隐作痛。她要求前往西安,从那里转往上海治病,以取出弹片。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
  就在这时,发生了另一桩使贺子珍不快之事,她不断地呕吐,又一次怀孕了!
  “我生孩子生怕了!”贺子珍为此坚决要求前往西安,一则治病,二则做人工流产手术,再也不生孩子。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于是,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奶妈,单身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贺子珍去西安时,曾在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跟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相遇。因此,查明杨子烈何时去西安“八办”,便可以推定贺子珍去西安的时间。
  据张国焘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说,当时他和妻子杨子烈分别已经“约六年半”。杨子烈求助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才来到西安,然后进入延安。杨子烈到达延安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因此,贺子珍离延安去西安,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另外,贺子珍后来没有做人工流产手术,那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是个男孩子,出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由此推算,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月。那时,江青进入延安不过一个多月,正住在第三招待所接受党籍审查;何况,江青进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
  正因为这样,贺子珍的离去,确实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不过,贺于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趁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贺子珍到了西安,在那里住了一阵子。十一月底,王明、康生、陈云从莫斯科坐飞机经迪化、兰州来到延安,这消息促使贺子珍产生了去苏联治病的念头。
  于是,她由西安坐汽车来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可是贺子珍还是坚持要走。
  事后,谢觉哉曾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贺子珍由兰州坐汽车来到新疆迪化,在那里等待着搭乘飞往苏联的飞机。
  毛泽东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希望她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是一位个性倔强的女性,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就这样,她终于搭上了飞机,飞往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在那里生下了她的第六个孩子。在贺子珍到达苏联后,毛泽东仍给她发过电报,去过信,劝说她回延安。可是,她以为既然来了,既然进了东方大学,那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不急于回延安。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夺走了她的所爱。
  她的命运多舛:新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就因感冒转为肺炎而早逝!
  就在她沉浸在丧子之痛时,从延安又传来令她心碎的消息
  贺子珍后悔莫及。这是她终生的后悔。可是,后悔已无济于事……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席言,倒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①。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①关于“三流演员”,如果说胡蝶、阮玲玉、赵丹是一流,俞珊等算是二流,那么她算是三流也恰如其分,特别是新电影而言,她还没有主演过一部有影响的电影。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是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深蓝色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此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一九三八年四月,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教师。
  一九三八年八月,江青得到重要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那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有人在。
  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
  “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
  “(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
  “(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
  “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①
   
  ①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提到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后二十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崔万秋在其所著《江青前传》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是凭借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二十四岁的江青,终于和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一九三八年秋”。朱仲丽说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
  笔者查阅了《中国现代史大事记》①,该书记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机轰炸延安,死伤三十余人。次日又轰炸。”
  笔者在延安查阅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该报上查到《反对敌机滥施炸轰延安边区各团体致全国同胞函》,内称:
   
  ①《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最近敌在回军华北、围攻晋冀察边区,受到我全体军民重大打击之后,竟于羞怒之余,始以大飞机狂炸西安、榆林等不设防城市,继于十一月二十、二十一两日袭击延安,计前后敌机共来三十余架,投弹一百五十九枚,死伤共一百五十余人,毁民房三百零九间,牲口九十余匹,损失无算。……”
  另据一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延安精神》报所载《陈云遇险》一文记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正好是星期天,天大亮了,但太阳还未从清凉山露脸。突然从东北方向响起了一阵沉重的嗡嗡声,只见十几支黑乌鸦(引者注:指日军飞机)出现在延安上空,紧接着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那天,陈云躲进一孔窑洞,那窑洞被炸坍了。七、八个人在外边扒土,这才把陈云救了出来。
  笔者访问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旧居——那是一排三孔窑洞。据介绍,这三孔窑洞在那次轰炸时被炸坍,后来重新修复的。那天被炸的,还有光华书局、组织部、训练班,以西北旅社前后为最严重。
  在日军飞机轰炸的当天,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亦于当夜迁往杨家岭,成仿吾让出了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江青居住。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就是徐明清说的“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
  徐明清回忆说,那天,她和丈夫王观澜接到毛泽东的通知,请他俩去吃晚饭。她在路上见到许多被炸死者的尸体。①。
   
  ①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二日对徐明清所作补充采访
   
  毛泽东不在“合作社”请客,而在他自己当时所住的凤凰山的窑洞里,请一位厨师掌勺。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客人们坐满一桌。
  客人们都知道这是毛泽东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毛泽东却又没有明说。反正主人和宾客都明白,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那时,徐明清是陈云的部下——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当妇女科副科长,部长便是陈云。
  不过,徐明清说明道:“在那天以前,以后,毛泽东分批请客。因为一个厨师来不及烧几桌菜,所以只好分批地请。这样,很难说那一天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反正就在那天左右。”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
  新婚不久,毛泽东从凤凰山迁往杨家岭的三间新窑洞。那窑洞在山脚,地上铺着砖,墙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纸,屋里显得亮堂。有些家具是新做的,但没有用油漆漆过,因为那时油漆短缺。
  三间窑洞一间是起居室,一间是毛泽东书房兼卧室,一间是江青卧室。
  屋外,是一块碾平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有一小块菜地,毛泽东闲时爱种菜。
  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只有蜡烛、煤油灯,水则是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脸盆里。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般罗曼蒂克,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经过长征,任粥时夫人陈琼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像具有贺子珍那样的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
  江青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有些关于江青的传记称江青进延安后便入“鲁艺”,那是不确的。“鲁艺”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开始宣告成立,最初在延安城内二道街临时借用房子。后来迁至延安北门外两侧半山坡。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迁往延安东郊十余里的桥儿沟天主教堂——那里原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址。
  据现存的《鲁艺通告》载:“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
  在《鲁字第十二号通告》上,记载着该校各种会议参加者名单。在“教务会议”及“训育会议”的参加者名单中,有江青。
  和毛泽东结婚后,江青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例如: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为该会理事之一;
  一九四○年一月四日至十二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江青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之一。
  一九四六年七月底,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江青当选为该厂董事之一。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七十八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拍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个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娜拉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
   
生了女儿李讷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四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二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上海时体质甚差,甚至一度停经。后来,随徐明清去临海老家,徐明清之父是老中医,经他用中药调养,江青才恢复正常的经期。
  跟毛泽东结婚之后,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就巩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新婚不久,一九三九年初,她曾到南泥湾参加劳动两、三个月。人们照顾她,没有让她去开荒、种地。她发挥她的“一技之长”——结毛线衣。她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结了十来件厚厚的毛线衣,算是她的劳动成果。
  一九三九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一九四○年八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二十六岁,毛泽东四十七岁。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虽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已是他的第十个孩子——杨开慧生了三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毛岸英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毛岸青出生于一九二四年夏,毛岸龙出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内中毛岸龙早夭,一九三一年五月末,因“噤口痢”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另外,贺子珍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存活的只有一个女孩娇娇。
  这样,毛泽东当时有着二子、二女,即毛岸英、毛岸青、娇娇和江青生下的女儿。
  毛岸英和毛岸青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离开上海,翌年初到达苏联莫斯科,从此在那里生活。
  娇娇本来跟毛泽东、江青生活在一起。由于贺子珍在苏联死了儿子,万分悲痛,非常思念女儿娇娇。经毛泽东同意,四岁的娇娇在一九四○年江青生下女儿后被送往苏联,跟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使贺子珍得到了安慰。
  这样,留在毛泽东身边的,只有江青所生的女儿。毛泽东为女儿取名“李讷”。
  “李”,当然取自江青的本姓。这时的毛泽东,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此后又经过对张国焘、王明的斗争的胜利,已安全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考虑到女儿姓毛将来太惹人注意,所以他决定采用她的母姓。
  至于“讷”,据云取义于《论语》中《里仁》篇中的一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语言迟钝之意。
  毛娇娇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后来,毛娇娇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毛泽东为之改名,叫“李敏”。这“敏”字,同样取义于《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李敏之“李”,据云另有一番含义: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命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放弃了延安,采取“诱敌深入”之策略。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为了不使敌军发觉目标,他改用化名“李德胜”,取义于谐音“离得胜”,即离开延安会得胜。李敏作为“李德胜”之女,当然姓“李”。
  不过,也有人说,在给两个女儿取名之际,江青用了一番心计,“讷”、“敏”取自唐纳之纳和章泯之混的谐音。究竟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生了李讷之后,曾再度怀孕。不过,江青不愿再生孩子了,以为生孩子伤身体。这样,她做了流产手术。
  手术后,江青发高烧,病情相当危险。经检查,才知医生把纱布忘在她的腹中!
  徐明清去看望她,才知道她高烧的原因。
  此后,江青再不生孩子,做了绝育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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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历史学家的观点 - 来自《科学中的革命》

在第1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在1937年就认为:在正常情况下,科学的进步是一种增长的活动或积累的活动,而不是一种革命的延续。许多科学家和科学评论家接受了这一观点,其中有化学家J.B.科特南和物理学家E.卢瑟福;而且(将如我们在最后一章中将要看到的)至今仍有少数人仍在坚持这一观点。但是,到了2O世纪扣年代,科学史家们开始接受科学革命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到了三部重要著作的影响。这三部著作是: H.巴特费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 1300-1800》(1949年初版,1957年再版);A.R.霍尔的《科学革命:1500-1800》(1954年初版,1983年再版)……去看看 

第廿二章 桑榆暮景 - 来自《蒙哥马利》

为求缓和频出访,研究历史著书忙;     国内政治勤参与,暮年加入保守党。   1958年9月,蒙哥马利退出现役。然而,直到1968年,他才放弃许多公职,取消出国访问活动。在这10年中,他过着了种非常奇特的生活。虽然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幅照片:蒙哥马利倚靠在草坪割草机上,旁边写着:“作者晚年在伊辛顿磨坊过得非常愉快”,但他在1958年9月肯定没有打算就在伊辛顿的花园中愉快地度过他的余生。蒙哥马利已经把他的整个一生完全献给英国陆军和军事事业。自从他的妻子去世后,他对军事以外的事情几乎毫无兴趣。除偶尔看看芭蕾舞外,他别……去看看 

三 子女教育与家庭重建(下) - 来自《家庭与重建》

第八大原则  身教重于言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教导孩子三大道德概念:对他人财产的尊重,对老年人的尊重,对同龄人的尊重。对他人财产的尊重:尊重他人非常重要,尊重他人的财产也非常重要。这是对孩子进行道德训练的重要课程。“不要偷窃”,这是最基本的道德诫命,不管文化背景如何,这一道德诫命都是适用的。这首先要从家里教起。有孩子放东西的地方,大人的东西不能动。教导孩子尊重别人的财产,核心不在于尊重财产,而是尊重财产的主人,二是尊重人。每一个财产的背后都有人的劳动。劳动决定价值。劳动……去看看 

28 - 来自《跑官》

柳鸿在服下两瓶安眠药的时候,回想起自己不得已做出北上云州谋出路的决定的那个晚上,那既是幸运的起点,也是不幸的起点。   当时她省城遇险萌生来云州之念,可以说纯粹是为了逃跑。同时,她又发现了云州存在的巨大机遇。云州是旅游城市,外国人不断。应当多和外国人打交道。老外钱多,好骗质的变化。,一走了事,绝无后患。   柳鸿在“空——哒”的列车行进声中,为自己的发现兴奋不已。   被骗与骗人,构成了她短短三十余年的生活中主要的人生经验。她已无暇再回顾自己在省城历险的种种经历,而忙于清理自己如何在云州立足的思路。  ……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