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江泽民的经历

 《江泽民传》

  有人说,江泽民不像毛泽东那样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开国之父,也不像邓小平那样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改革家。人们觉得毛和邓改变了中国,而江却没有。他们说,除了保持社会稳定并享受经济发展的好运气,他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不足道。上面这些只是假设,而下面这些却是事实。

  2001年9月11日,北京午夜时分,亦即纽约正午时刻,短短数小时之前美国刚刚遭受了骇 
人的袭击,江泽民主席紧急致电乔治·布什总统。他是最早这样做的世界领导人之一。

  江写道:“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翌日夜,江主席与布什总统通了电话,再次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并保证“我们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同日,在纽约联合国,中国投票支持美国提出的安理会反恐决议。根据北京的指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发言说:“昨天发生的袭击令全世界感到震惊,它虽然发生在美国,却意味着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公然挑衅。”中国的外交支持明确而坚定,帮助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挫败恐怖主义的联盟。

  在袭击发生之后,中国几乎马上派遣了32名反恐专家前往美国,前所未有地让美国人分享情报,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惊人的转折。在随后数月中,当美国开始策划反击时,中国的反恐人员与美国同行定期举行会晤。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关闭了与阿富汗和长期盟友巴基斯坦的边境,以防“基地”和塔利班领袖经中国逃窜。考虑到中国关于不破坏国家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政策,上述积极行为尤为世人瞩目。

  10月,在上海,与布什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江主席说,中国和美国在“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都拥有共同责任和利益”。11月,中国允许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在前往阿富汗参战的途中逗留香港,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支持信号。

  如果考虑到江泽民在1999年5月7日之后的言行,他的支持似乎令人吃惊。那天,美国空军的一架B-2隐形轰炸机从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不停留地飞到南联盟上空,投下了5枚卫星制导炸弹,结果炸毁了中国使馆,并炸死3名中国记者。怒火在整个中国的大街小巷及各大媒体上迸发而出,中国人本来就相信,美国的政策就是遏制中国并阻挠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现在这种想法更是给这场反美风暴火上浇油。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围住了美国在北京的大使馆,高呼口号,并向使馆投掷石块,而江泽民也严厉抨击了美国的“蓄意挑衅行为”。

  江泽民对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说,北约轰炸南联盟是美国“彻头彻尾的炮舰政策”的一个实例,应该“引起各国政治家的警惕”。他还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否则中国人民不会答应。”第二天,在接见俄罗斯特使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时,江说:“中国人民以游行、集会、声明、座谈等各种形式表达他们的强烈愤慨,表明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的热情、意志和力量。”他还以无畏的气概宣布:“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如果考虑到短短5个月前江泽民的态度,他对“9·11”事件的反应似乎也是令人吃惊的。当时,一架正在中国沿海监听电子信号的美国海军EP-3“白羊座”侦察机与中国的一架歼-8喷气式战斗机相撞,造成中国战机坠入南中国海,机毁人亡。受损的美国海军飞机则未经授权迫降于中国海南岛。消息传开后,波澜壮阔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和学生的愤慨言论淹没了中国电台、电视台和报刊,遍布大街小巷,充斥了互联网。江主席再一次亲自表达了中国的愤怒。他说:“美国应该就此事件向中国人民道歉,并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尽管与在使馆被炸和撞机事件时江主席的愤怒态度相比,他有关“9·11”事件的“慰问与哀悼”似乎很像是一个大转弯,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了解江的真实信念,就很容易以为他在使馆被炸事件和撞机事件中对美国的严辞抨击是颇有算计和机会主义的,而且会以为他在利用这些不幸的偶然事件煽起国内的反美情绪。这一结论无疑是错误的,是基于对中国的误解而形成的简单化判断。

  要理解江泽民的想法,就需要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即需要注意江出生、成长、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的一系列主题都表明,江有关使馆被炸、军机相撞和“9·11”袭击的声明在哲学上来自同一个源泉,都与他对中国的长远整体看法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美国的认识相一致。

  尽管江泽民反对他所说的美国“单边主义”,可是他欣赏美国文化、美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的理想。当许多美国人批评江泽民反美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却说他是“亲美派”。江泽民并不亲美,但他懂得美国。他首先是一名中国的爱国者,相信美中之间的良好关系对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

  1989年,中国深陷于自人民共和国40年前成立以来最大的各种危机之中。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大批抗议学生聚集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政府作出了反应,先是发布戒严令,接着又动用了武力,随后发生的事招致了国际社会的责难。在一度混乱中,这个国家的最高职务———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被交给了一位前工程师。此人因其忠诚、老练、文化价值观以及知识分子的多种兴趣而闻名。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前额头发开始变得稀疏、戴着大号眼镜的名叫江泽民的大个子,不过是个“过渡性人物”,在一个新的强人登台亮相之后,他就得让出自己的位子。

  10年过去了,江泽民仍然稳稳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的职务,这使得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尽管他花费了多年时间革新政策、争取共识和纵横捭阖,但他确实让整个世界感到吃惊,因为他把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在江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超出人们想像的变化,但是在1999年5月,这个国家却面临了一场严峻考验,起因是名副其实的“火”。


  这年春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南联盟开始发动空袭,以迫使该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停止塞族人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进攻。5月7日,一架美国的B-2轰炸机携带4万磅弹药前往南联盟执行一次轰炸任务。在它的数个打击目标中,有一个塞尔维亚人的军事补给站,该目标的详细坐标已被输入轰炸机先进的制导系统,并已与精度达一米的美军全球定位卫星相匹配。

  1999年3月24日至5月6日之间,在北约部队投到南联盟的9000枚炸弹和导弹中,只有7枚炸错了目标。5月7日这天,有5枚这样的炸弹落到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炸弹摧毁了使馆建筑,并炸死了3名中国记者,另有20余人受伤。北约宣称这些炸弹并不是偏离了目标,问题是目标本身就是错的。为了辩解他们怎么会把那幢庞大、显眼的使馆建筑误认作一个军事补给站,北约的发言人将之归咎于“错误的情报”,说是中情局官员向军队决策者提供了不正确的资料———或者像美国情报部门所说的那样,是“旧地图”的缘故。

  在使馆被炸之后的一小时内,江泽民召集国家的最高级领导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组成党的最高领导班子并管理着国家的7名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所有相关部门的首脑,包括中央军事委员会、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他们需要作出迅速反应,但作出反应是一件需要周到地考虑各种平衡的微妙的事。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后任驻联合国大使的王光亚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事后回忆了当时的微妙敏感之处。他说:“我们认识到,这一事件肯定会在民众,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造成冲击波。学生们肯定会作出反应。”

  对中国人来说,这起炸馆事件是对他们国家的一个侮辱,而且大多数人认定它是蓄意的。愤怒的群众开始在北京聚集,他们把怒火对准了美国大使馆———位于北京东部一个绿树成荫的地区———困在使馆里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简直成了人质。当人群越聚越多,情绪也越来越对立时,有经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认识到这场示威活动是自发的。

  此时,在中南海———这是毗邻天安门的一片用高墙围绕的区域,里面是中国式的建筑,朴实无华,有宁静的湖泊、幽雅的环境,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就在这里居住和办公———人们注意到了当前局势的讽刺意味,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批评中国对本国人民的意愿漠不关心,而现在,听取公众呼声就将意味着采取更强硬的反美姿态。

  “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一位中年人在美国大使馆外对一名西方记者大声说道,“中国不是科索沃,更不是伊拉克。”

  在听取了来自现场的报告并提了一些问题之后,江泽民请在场的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发表意见。

  “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并充分讨论以后,”王光亚回忆说,“最后就轮到江主席来平衡中国的长远利益和人民一时的情绪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必须作出强烈反应。我们的主权受到了侵犯,国际法的准则遭到了践踏———我们知道中国的公众肯定会密切注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但是,”王光亚(他曾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补充说,“我们也知道学生们可能作出过激反应。因此,我们大家立即认识到,当时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对待我们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学生,怎样阻止不恰当的行为,怎样说服他们不要采取过激行动。”

  最后,与会领导人共同决定了采取的行动步骤。第一步是,中止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暂停与华盛顿之间的军事和军备控制磋商,并要求美国赔偿中国在此次袭击事件中所受的损失。第二步是,安排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一次电视讲话,讲话将具有双重目的,即既让听众感到中国政府是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一事件的,同时又敦促公众克制。“江相信,”王光亚说道,“尽管中国遭受了极大的委屈,但我们不能因为反应过度而危及我们的未来。”

  “就在外交部这里,”王光亚说,“我们收到了民众发来的大量异常强烈的批评意见,有些态度极为不好。信件堆积如山。我们的电话总机给来电打爆了,我们部的网站也因为收到太多的电子邮件而几乎瘫痪。想想美国人总说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真是一种讽刺。”

  “一些人要我们对北约或美国宣战,或者用导弹袭击北约总部作为报复,”王接着说道,“早前,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发表过一些激烈的讲话,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听到这些不加掩饰的讲话后主张中俄两国建立一个能够抗衡美国的军事联盟。”

  就在发生这样的激烈争论的背景下,江泽民强调保持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性。他敦促坚持当前的外交政策,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世界和平,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长期以来,中国民众一直高度警惕外国侵略,他们把北约部队在中国的象征性领土上炸死3名中国公民一事视作奇耻大辱。江泽民意识到,共产党必须带头表达这种民族情感,否则将冒对当前的爆炸性局面失去控制的危险。

  江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相信,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于改革中国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十分必要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并非他们所有的同事都完全同意这一观点。普通的中国人已变得 
越来越反美,这一态度的转变缩小了江泽民的回旋余地。1995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87%的中国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57%说他们最反感的国家就是美国。一名大学生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守到第三天时表示:“即使政府禁止抗议活动,我们还是要继续示威,直到美国人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些人颇有点怀旧地谈到了毛泽东,赞扬他在朝鲜战争期间所采取的抗美行动。“现在,每个人都在讲毛主席真伟大。”一名陆军上校这样说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粉碎美帝国主义。”

  面对公众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江决定要加以引导,而不是与之唱反调。他采取行动疏导人们心中的怒火,努力使政府的政策与抗议群众的呼声相协调。他希望确保两件事,一是他的国家保持稳定,二是他的政府安然无恙。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表态忠于党,并发誓“要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它们不受践踏”。

  官方媒体赞扬学生们支持政府。由党支持的学生团体租来了公共汽车,直接把学生们拉到了使馆区。

  5月9日,将成为江泽民接班人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现在电视上。胡谴责炸馆事件是一起违反国际法的“罪恶行径”,他说中国政府“坚决支持、 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但同时他又补充说,政府将“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这是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胡发表讲话,这位下一代主要领导人树立了一个坚强果断的形象。

  当学生们在发泄着对美国的怒火时,胡锦涛一边鼓励他们,一边努力让他们保持冷静。胡当时是最年轻的国家高级领导人。要想控制这场危机,疏导学生们的愤怒情绪至关重要,共青团(胡仍与之保持着纽带联系)向学生们提供标语并组织车辆把他们送到使馆区。

  大约在同一时候,克林顿总统打来一个热线电话以表达他个人的歉意,但江拒绝接听电话。“这一错误让我十分震惊并深感不安,我马上打电话向江泽民道歉。”克林顿回忆道。他将这一悲剧性的误炸事件称作“这场战争期间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挫折”。但中国领导集体已经作出决定,任何来自美方的道歉都必须以国家的名义正式作出,而不应该在两国领导人之间私下进行。克林顿放弃了外交礼仪,“公开并反复地”道了歉。

  同一天,克林顿正式致信江,“代表美国人民”对炸馆事件表示“道歉和真诚的哀悼”。他强调说,这次袭击事件“绝对不是蓄意的,也不是故意的,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我不怪人们为此而不高兴,我本人也对此感到不高兴,”克林顿说,“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把握分寸。”

  在整个中国,愤怒的群众越来越多,并且变得更加喧闹。学生和工人继续向美国使馆投掷石块和垃圾,砸碎了仅剩的几块窗玻璃。在其他城市,人们也组织了针对当地美国使团的抗议游行。美国国务院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旅行,并建议那些已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避开人群。

  在被堵于使馆3天以后,美国大使尚慕杰发回了一份现场报告。“我们现在在使馆内,我们被一条警察的隔离线围在中间,”他说,“使馆的建筑被扔进来的投掷物损坏了,窗户破了,昨天扔进来的土制燃烧瓶至少在使馆内引起两起火灾。”尚慕杰补充说。尽管克林顿总统作出了正式的道歉,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也前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达了美国政府深深的哀悼,但中国媒体当天对这两个举动都未作报道。

  就在炸馆事件发生数小时后,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召集报纸编辑开会讨论报道的口径问题。从那一刻起,每一份报纸———从时尚的《北京青年报》到党的喉舌《人民日报》———都用好几个版面报道炸馆事件,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并经常使用同样的语言。以大字标题醒目地刊出《震惊—愤怒—抗议》、《这次轰炸是有预谋的》,中国报刊从尝试新闻多样性的道路上退了回来,又开始用同一个响亮的声音说话了。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发表了大同小异的专栏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几乎出自同一些军事专家之手,他们提出“证据”证明这起炸馆事件是蓄意的。一直关注腐败问题的电视节目现在也开始批评美国。

  对于西方来说,这看上去像是一场旨在改变舆论方向的宣传运动。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媒体始终不能质疑或反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同意它当时还能操纵人们的思想或意见的说法。相反,是公众决定着媒体的报道。报纸的标题、愤怒的言辞以及专家的观点恰恰都是读者和听众想读到和想听到的,这就像受市场驱动的媒体在西方所做的那样。说炸馆事件是蓄意的,不过证实了大多数中国人所深信的一点,即美国希望遏制和控制中国,并将不遗余力地这样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美国人指责中国政府煽动反美仇美情绪。他们天真地将中国媒体的报道解读为是北京利用局势的一种方式。他们错误地认为,炸馆事件将给中国领导人提供一个现成的借口,去做许多西方人害怕他们做的事———走上民族主义的侵略扩张之路。

  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90%的受访中国人不相信北约有关这次炸馆事件纯属意外事故的解 
释———这一统计结果来源于与深谙时势的中国人的交谈。他们说,这一解释并不可信,因为像美国这样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不可能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

  鲍里斯·叶利钦给江泽民打来电话,表达了他对炸馆事件“最强烈的谴责”,并补充说:“俄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与中方完全一致。”江把这次袭击称作“极其野蛮的行为”,并说中俄两国应加强在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双方同意,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是错误而危险的。在前往光明日报社悼念并赞扬死去的记者中的两位时,江称这次袭击“是对十二亿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

  尽管克林顿总统已经向江主席道了歉,但人们仍然觉得有待北约和美国作出正式道歉。中国取消了与美国的正常军事接触,中断了有关武器扩散、军备控制、人权以及国际安全等方面的磋商,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在为驻南联盟使馆工作人员回国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江授予了3位死去的记者以“革命烈士”的称号,并赞扬了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义愤。他说,这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凝聚力”,并强调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3年来,江第一次用“霸权主义”来形容美国,这是中国专门用在敌人身上的贬称。他指责美国利用自己在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他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必须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作出全面交代”,并警告说,“否则,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与此同时,江要求中国人民把他们的义愤转移到发展国家的经济力量、国防力量和提高中国的民族凝聚力中去。他宣称,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并强调指出,中国必须“对国内外敌对势力伺机搞乱中国、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图谋,时刻保持警惕”。人们都未忽略,江提到了“国内敌对势力”。

  5月14日,在经过一周的紧张沉默之后,江主席接听了克林顿打来的一个电话。在30分钟的交谈中,克林顿再次对这一悲剧表达了他真诚的遗憾,并向受伤的中国使馆人员致以慰问,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克林顿后来描述了他在炸馆事件后与江的第一场谈话。“我再次道了歉,并告诉他,我确定他不会相信我会在知道的情况下袭击中国使馆。江回答说,他知道我不会这么做,但他相信五角大楼或中情局中有人并不赞同我扩大与中国的接触,他们可能存心在地图上做了手脚,以引起我们之间的裂痕。江很难相信,一个像我们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样的错误。”然后克林顿若有所思地说,“我也很难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克林顿向江保证,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会尽快让中国人民知道事件真相。江表示,他“注意到”了美方的道歉,这个外交辞令意味着北京最终愿意接受克林顿的反复道歉。江声明,那些抗议活动都是人民自发的反应,并告诉克林顿,要想修复两国业已受损的关系完全取决于美方。

  第二天,中国的官方媒体醒目地报道了克林顿的道歉,这场危机的热度达到顶点后开始消退。所有的全国性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克林顿道歉的事,同时在显著位置还报道了江呼吁中国人民化悲愤为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未来不会再受到类似欺侮的强大国家。

  在西方,人们把中国报纸对克林顿道歉一事姗姗来迟的广泛报道视为一种证据,认为这证明中国政府鼓励了全国各地兴起的抗议活动。但事实上愤怒的情绪首先来自中国民众,而不是他们的领导人。不管政府做什么或说什么,人们的愤怒都会爆发出来。从美国人的第一次道歉到中国媒体对此进行广泛报道,中间隔了4天时间,这就给了这个国家的公民一个机会去表达并纾解他们的愤怒。当媒体最后报道说美国道了歉,老百姓的气已经出得差不多了,这时候谈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们也能够接受了。

  西方学者认为,炸馆事件将使美中关系倒退很多年。他们错了,事情的发展恰恰相反:江泽民利用这场危机巩固了领导地位,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进程。事后,中国媒体持续不断地赞扬了他对这场危机的处理方式。

  6月中旬,美方以一种全面的、较为折中的方式就炸馆事件向中国人民作出了自己的交代。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联播》中用很长一段时间对此作了报道。政府开始着手淡化对抗,就像江从一开始就主张的那样。“大多数中国人民相信(炸馆事件)是有预谋的,”政府的一名外交政策顾问说,“我们需要时间释放这种情绪。”

  中国人民对这一悲剧的反应,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复杂态度。当时在美国使馆门前的抗议人群中,有一名大学生向记者气势汹汹地痛斥了美国的傲慢思维,即美国认为应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当这名学生继续高声谩骂时,采访他的记者问,他打算这样骂多久。这位年轻人就事论事地回答说,他在这儿呆不了多长时间。他解释说,他必须回家准备即将到来的GRE考试———美国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

  就像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一样,很多中国人渴望像美国人一样地生活,尽管他们同时也憎恨在他们看来美国所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强权。中国人的感情可以用下面这个笑话加以概括:“二战以来,为什么除了美国以外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发生过革命?因为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美国大使馆的国家。”

  美国人的缺乏敏感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天真也于事无补。尚慕杰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它发 
生在1997年的一次国会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一位高级官员对代表团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之后,主动请代表团成员提问。“我想知道,”一位议员提问道,“你是否已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尚慕杰回忆,那位中国官员看上去惊呆了。

  1989年,中国有些人呼吁美国帮助他们反对自己的政府。10年以后,他们又毫不客气地批评自己的领导人不敢挺身跟美国对着干。当初,标杆是政治自由;而这一次,是民族的自豪感。当年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们比他们的领导人更向外看;现在情形正相反,与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批评者和老百姓相比,江泽民和他的政府更向外看。在短短的10年内,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而这10年恰恰是一个人当政的10年。

  要想充分理解中国在江泽民领导期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惊人的改善,这个国家的实力和活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些变化在几乎每一个城镇里都是显而易见的。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经济已居世界第二位;而在此后30年内,中国有可能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企业把电子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中国的企业家正在互联网上创建私营公司。

  尽管失业、腐败、收入不平衡、法律体系粗陋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颇为棘手,但在广大人民中间仍然存在着一种新的活力和自信心。物质上的富足只是部分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再害怕讲出他们的心里话。数亿人用上了手机,甚至用它来收发政治笑话;超过10亿中国人看上了电视,可供他们选择的频道有数十个。服饰和娱乐的多样性,从电影到时装的艺术形式,个人行为的灵活性———选择工作、不受限制的旅行、性教育,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这场变革的非凡惊人。中国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把自己的第一个宇航员送入太空,开始了有步骤的法律和政治改革,重振了它的武装力量,并且参与了每一个重大外交问题的解决。对国内事务充满信心,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名领导者。

  江泽民的一生和领导生涯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疾风骤雨的80年,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首史诗,其中包含着战争、贫困、革命、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经济改革、国家转型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重新崛起。在审视江的一生及其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动荡历史之间的冲突,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所遭受的异常深重的伤痛,所怀有的高远志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在某种意义上,那些最初对江泽民持怀疑态度的人说得也对。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但并不是他们所指的那种。他坚持自己的理想毫不动摇,即便有些家长作风;他拥有进行政治活动的高超技巧,没人预料到他会有这一手;他充满毅力,甚至可以说是从不懈怠,出人意料地成了变革的代表,使饱受创伤的中国过渡到了一个稳定、自信而繁荣的社会,并正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迅速崛起。那些怀疑论者完全误解和低估了这个人,这个改变了中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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