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部分

 《克里传》

  1971年4月28日下午4:33,总统尼克松接到了法律顾问科尔森的一个电话。

  “他们上周找来做节目的家伙叫克里。”科尔森告诉总统,克里当时正任越南老兵反战组织的领导。

  “哦。”尼克松回应道。

  “他可是个实实在在的伪君子。”科尔森说。

  “哦,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属于伪君子之流,不是吗?”尼克松说。

  是的,科尔森说,并告诉总统当其他反战者在华盛顿国会前露营示威时,克里正在乔治敦一个社会名流的家中。“他在越南待了四个月,”科尔森嘲笑道,他并没有提及克里获得了三枚紫心勋章、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铜星勋章,也没提到克里很早就踏上了征程。“他有政治野心,他反战就是在找个政治机会。”

  “是的。”

  “他回国的时候是个鹰派,等看到政治机会就立即变成了鸽派。”科尔森说。

  他们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嘲讽。但是这秘密的对话记录恰恰反映了尼克松政府对克里的态度是多么重视。一天天过去了,根据磁带和备忘录中所记载的,尼克松的助手担心克里是一个独特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如果那样的话,他将会影响甚至逆转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态度。

  其他反战老兵是政府很明显的目标,他们蓄着长发,展示越共的旗帜,甚至还经常叫嚣要推翻美国政府。与之相反,克里是个干净整洁、谈吐文雅、功勋卓著的老兵,似乎就是前总统肯尼迪的克隆——他们都去海军巡逻艇上服役并成了战斗英雄。

  白宫惟恐克里是个不同于其他反战人士的例外。

  尼克松和他的助手们对克里的担心和阻挠远远比克里认识到的要严重得多。然而,这注定是克里生命中一个辉煌的篇章,它帮助克里从一个年轻的斗士变成了一位全国出名的政治人物。

  1969年3月末克里从越南返回了美国,海军给他安排了一个舒适、高薪的工作——在克鲁克林给海军上将沃尔特·施莱克当助手。这个战功赫赫的老兵感到困惑、愤怒,对未来一片茫然。早在战前,他就考虑复员后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当他回来以后,他并没有像肯尼迪那个时代的士兵一样被当做英雄对待。

  “我回来了,头脑里一直想着战争,对它既悲伤又愤怒,”克里说:“我似乎一直无法放松。人们见到我都问我:‘你怎么了?你的眼睛似乎陷进了脑袋里。’你心里的紧张和身体上的创伤让你不能轻松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在越南的美军数量又创历史新高——33400名美军阵亡。反战浪潮不断高涨,但是克里此时仍旧是一个海军军官,对反战运动抱着局外人的态度,直到后来他的姐姐使他介入到反战运动中来。

  佩蒂·克里一直在纽约的一个反战机构中工作,这个机构一直在策划一个多城市并发的罢工和平集会。1969年10月的一天,这个机构中的一位领袖亚当·瓦林斯基——曾是罗伯特·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说他需要一个飞行员和一架飞机,这样他就可以在整个州发表反战演讲。他问同事们是否认识飞行员。

  佩蒂·克里推荐了她的弟弟。10月15日,约翰·克里被委以任务——驾驶一架小型私人飞机送瓦林斯基去纽约。他没有穿海军制服,也没有就任何事件讲话,但是这些经历让他产生了一个迫切的愿望——帮助领导反战运动。
  “他仍旧在海军服役,仍然是那个海军上将的助理。”瓦林斯基回忆道,“我有一些迷惑不解——一个在职军人居然帮助我们反对越战,我当时可能心里想:‘哎哟,如果这个家伙、这个严肃的海军战士愿意帮助我飞来飞去发表反战讲话,我们完全可以策划更多的反战运动,吸引更多的人。’”

  当时,一些越南老兵和他们的家庭也加入到这场刚刚发起的反战运动中来。在11月,一次华盛顿的反战游行吸引了25万名游行者,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朱迪·德罗兹,她是唐·德罗兹的遗孀,唐·德罗兹曾是掠行艇船长,在克里获得银星勋章的行动中,唐·德罗兹的船为克里提供了掩护。在克里离开越南的两星期后,唐·德罗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离开了妻子和仅仅十个月大的女儿。23岁的朱迪·德罗兹领导了这次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她在一条横幅上画了一口棺材,上面写着自己丈夫的名字。“太多的家庭正在遭受着我所遭受的,太多的孩子也将遭受到我女儿将遭受到的。”她向群众控诉战争的残忍。

  1970年1月3日,克里正式向施莱克请求准许他提前辞职,这样他就可以以反战为背景来竞选国会议员了。“我就对海军上将说:‘我必须离开。我必须要做我回到这里要做的事,那就是结束战争。’”克里回忆道。这个辞职要求得到了批准,克里光荣地辞职了,他说这离他服役期满还有六个月。

  几年来,克里一直梦想着进入国会。当他与朋友和家人提及此事时,他们都争论克里是应该以越战英雄还是反战英雄的角色去参加竞选。现在,他密切注视着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竞选。

  1970年2月22日,在波士顿郊外17英里处的康科德-卡莱尔高中礼堂里,一个2000人的政党选举候选人大会召开了。这些人里有852名市民符合投票条件,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确定一个反战民主党候选人去挑战菲尔宾。刚刚从海军离任的克里“用自己的演讲震动了与会的代表们”,杰罗姆·格罗斯曼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他当时任德里南的竞选主席。“与德里南不同,克里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年轻,也很温文有礼。”

  格罗斯曼回忆道:“演讲和投票从上午9点开始,直到晚上6点半。在第四轮投票之前,我看到德里南的支持者们准备离开了,这时,我使用我们市长德雷的策略,把这所高中所有的门都锁上了,不许任何人离开。”

  这个策略奏效了。在第四轮选举之前,克里撤出了,并公开声明支持德里南,以免这次初步选举陷入僵局——他此举赢得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喝彩。“我走到他的跟前,然后我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所做的。’”格罗斯曼回忆道。他也信守了他的承诺:他和其他一些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人都将在以后的竞选年支持克里。

  3个月后,也就是1970年5月,克里和他相处了六年的女朋友朱莉娅·索恩结婚了,她是克里的密友大卫·索恩的妹妹。由于克里是福布斯家族和温斯罗普家族的后裔,早已树立起来一个完美的贵族形象,因而他在这场华贵的婚礼上更加引人注目。

  《纽约时报》这样描述道:“朱莉娅·斯廷森·索恩小姐——她的祖先在美国建国时立下了汗马功劳,与约翰·福布斯·克里——这个期待重现家族荣耀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于今天下午在索恩家族的长岛200英亩的土地上举行了婚礼。”

  这篇报道提及,索恩小姐在婚礼上穿着的奶油色的婚纱是她的祖先凯瑟琳·皮尔特里·史密斯曾穿过的。凯瑟琳嫁给了伊莱亚斯·布迪诺四世。联邦党人文集中记载着,伊莱亚斯曾是大陆议会的议长。“在那次婚礼中,著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担任伴郎,总统乔治·华盛顿也出席了那次婚礼。”

  “今天的婚礼是否将会成为历史的再现,这将取决于新郎,作为一位耶鲁的毕业生和一名参加过越战的老兵,来自于马萨诸塞的克里一直在考虑竞选国会议员。”婚礼后,克里选择了一个美丽的、意义深远的地方度蜜月——潘兴家族在牙买加的故乡。在越南的水田里遇害之前,理查德·潘兴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朱莉娅也已经从一位社会名流向一位社会激进分子转变了,在反战运动中,她支持克里要更加积极,更加激进。克里曾写过一封自己称之为“写给美国的信”,其中的内容主要是他在越南的所见所闻。

  1970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克里加入刚刚组建的越南老兵反战组织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反战集会,并进行了他在马萨诸塞州以外地区第一个获得广泛关注的反战游行演说。那天,第一位演讲者是简·方达,她是好莱坞著名女演员,同时也是积极的反战活动家。在那时,她一直在为调查在越美军暴行的计划募集资金。最后一位发表演讲的是克里,他说:“让美国人为这个错误而牺牲并不是一种爱国精神的表现。”这也是他随后将要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的前奏。

  克里的演说给方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哇,这才是真正的领袖。一个具有林肯风范的领袖。’”简·方达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她还喜欢克里演讲时的文风,她认为,与那些激进的老兵相比,他是一个具有绅士风度、更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她不记得当时曾和他交谈或与他握过手。实际上,她说直到若干年后,他成为了一名参议员,他们才交谈过。但无论如何,她将在克里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直以来,方达都在全国各地进行演说,在她所进行的24场演说中,她把每场演说募集到的2000多美元全都捐赠给了VVAW,以资助VVAW对美军在越暴行的调查。1971年1月,调查美军在越南暴行的为期三天的“冬日战士”听证会在底特律拉开了帷幕。克里和方达都参加了这次听证会,但是方达说,她不记得曾与克里见过面或是和他交谈过。克里并没有在公共场所表态,取而代之的是他听了大约150名老兵令人惊悚的陈述。

  在大多数生动的陈述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出自中士斯科特·卡米尔之口,他描述了一系列断头和其他暴行。“两个人的头被砍了下来,并被放在了树桩上,然后插在了田地的中央。”卡米尔证实。

  这些事件不久后便被拍成了一部名为《冬日战士》的电影。在这部影片中,有一个片断是克里在越战老兵详细描述他们的暴行之前与他们交谈。影片播出之后,一些批评家质疑部分老兵以及他们所作陈述的真实性,而后,国内对有关暴行程度的争论又持续了数年。方达说所有老兵描述的暴行都被证实了。无论如何,作为《越南:一段历史》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斯坦利·卡诺后来回顾过去时说:“暴行具有它的两面性,这就是战争。”

  克里不仅相信支持他的老兵,而且在后来的参议院发言中,他的很多观点都是以这些老兵的陈述为基础。

  “那真的震惊了他。”方达在提及老兵的陈述对克里的影响时说道。但是她说,这场听证会没有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真是令人“非常悲伤”。正是克里坚持要把这场反战运动移到华盛顿,来到国会前。“这就是为什么当克里成为这个组织的领袖以后,‘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华盛顿,在国会前进行我们现在的行动。”

  “他们的证词很震撼,我彻底震惊了。”克里回忆道,“我认为这次听证中的许多证词都是合法的。”所以克里私下向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提议,他要在华盛顿组织一次游行。“我们已经初步决定去华盛顿时,是因为我感觉底特律不是一个适合集会游行的地方……我认为在这里举行集会游行不会获得太多的人对我们的关注。除非在人们有机会加入的地方举行游行,否则我们将不会成功。去华盛顿是我的想法,在那里游行也是我的想法。”

  尽管这个反战组织中有一些人把克里看成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还有一些成员认为克里——这个博学的贵族青年——是对那些对反战人士持有片面论点的人的挑战,很多人把这个反战团体看成是一群叛世的嬉皮士。

  当克里于1971年4月18日到达华盛顿时,他几乎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子。确实,当时最新一期《生活》杂志的封面人物是简·方达,还打出了这样的标题:“忙碌的叛逆者简·方达,理想的推动人。”这发生在方达对越南河内的访问之前。当时由于攻击美国对越政策的公路旅行演说,方达已经成为了一名全国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当方达未被准许在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堡的军队前演讲时,她走进了“当地一家美国兵咖啡馆”。据《生活》记载,在充满了士兵欢呼声的房子前,方达开始了她的演讲。

  在《生活》中,凡是有关反战运动的文章,没有一处提到过克里的名字。但是他即将成为这个组织的代言人和新闻官,他至少暂时抢了方达的镜头。他首要的任务就是募集购买巴士的资金,而这些巴士将成为老兵们的交通工具。克里回忆起了他的朋友瓦林斯基。在纽约的希格拉姆大厦,瓦林斯基安排了一个有希望捐款者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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