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世界名牌大学以很优厚的待遇发函邀请他出国讲授美学时，当同意他出国的领导人个个签名，敢于承担责任的时候，是谁，不负责任地盖上一个不同意派出的公章，没有任何人签字，让人无法追究？
同样是这个人，只要记者报导有关他的消息，甚至文章中出现他的名字，镜头中出现他的形象，都会受到上面的追查和关注。这些人是否还认为当年他们反对民主与法治是正确的，是否还认为当年中国共产党按“三中全会”的精神为他平反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关注中国乃至当今世界社会文明进程的发展态势，关注自然、人生、社会和未来，并以巨大的热忱，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及后来的运筹策划业中。
关于十年浩劫中的李正天其人和李一哲的那篇著名的大字报，海内外已有多篇文章、传媒、专著作过不同程度的报道和介绍。即使在现在权威的《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和公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中，人们都不难看到对李一哲及其文章的评价和介绍，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但是，它给人们留下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思考。
提及往事，很多人禁不住这样问道：“当时，那些哲学家、思想家在什么地方呢？”（注六）
的确，一个思想者，在个人崇拜之风盛行、万马齐喑的时候，他选择了沉默，或者回避起来，他作为哲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到哪里去了呢？
“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面前，李正天显示了他可贵的胆识，正是这一点，使他与今天在社会上显赫一时、而在当时噤若寒蝉的思想者区别开来。
同样，在今天，面对遭到诸般思想封杀的李正天，不止一个人这样说，这是思想者的最佳状态（注七）。法国作家罗伯－格利耶在一次访华中，对李正天说：“萨特没有坐牢，书能照出，你坐了十年多的牢，书还被禁绝，你比萨特幸运。”李正天虽然平反了，但某些人对他传媒上的抹杀又是两个十年了，一部《广义本体论》，竟然还重罚了二十万！但他却常说：“比起那些死去的人来说，我的遭遇算得了什么呢？”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含冤屈死、无辜受到迫害打击的事例难以历数，一部浩如烟海的思想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些追求真理的先哲们遭流放监禁、酷刑乃至杀头，殃及九族的历史。从李正天遭受压抑和打击本身，再次证实了他的巨大精神力量和震慑力。
也有人说，对这个人的态度怎样，某种程度上是衡量一个人人格的试金石。的确，在他面前，有人为之拍节称好，也有人不以为然；有人由衷敬仰并默默追随，也有人想压制他，封杀他而后快；有人感激，也有人惭愧；有人不顾一切在重要关头为他说话，也有人显示出中国人特有的“聪明”的沉默。
西方思想史上，有这样两位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和伯林。他们的逝世，一度不为国内学者所知，这在国人看来，是一种耻辱；当代哲人李正天，为了思想的权利，至今仍承受着几乎不为外人所知的不公正的命运，难道这不是中国思想界和社会的耻辱吗！
人们无法回避李正天。他是封杀不了的。认识他，感受他的智慧和精神力量，是我的幸运；试图绕过他，在世人面前保持沉默，这是我的耻辱，知情者的耻辱。
我相信，一些曾经的和后来的人们，在这样崇高的心灵面前，会因为他们的沉默和麻木不仁，而流下悔恨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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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六：当然，面对那样的现实，有人私下写了日记、抽屉文稿或在朋友之间写过书信，现在公开出来了，也算是一种思想表达方式。但，这只是一种私人行为而不是社会行为，它与思想者公开地站出来向社会表达意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就是一般有思想的人和思想家的区别，当然也就是常人与勇士的区别。
注七：“最佳状态”是指好的哲学被禁绝，好的诗文被传抄，这种状态是正常的，被人吹捧反而不正常。历史存在和社会必然性，不含价值判断，它不等于说，一个稍有良知的人对此有权利在时局面前保持沉默。一些从事思想文化研究的教授，为了保官卫权，或者是曾经有过那么一段不光彩的往昔经历，而企图为自己辩护，或者显示自己的一贯正确，排斥异已，故意将某些历史真相掩埋。可以说，这不仅是思想者本人的不幸，更是公众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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