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气正道大”

 《当代哲人李正天》

博大的胸襟之间是无所阻隔的。人们只要保持一颗平实之心和一定的距离感,就不难感到:一个人的博大,固然有学识支撑,但主要是因为他胆识超凡,襟怀磊落,铁骨铮铮。

以前人们说鲁迅的脊梁骨是最硬的(注八),今天人们将会这样说:在当代,以及若干年后的人们会这样说:李正天的脊梁骨也是最硬的。他从不向那些整过他、批斗过他的人低头,而是据理力争。骨头之硬与独立人格是分不开的;骨头硬就无所畏惧;骨头硬就自有一番为天地立命的赤胆忠心并衍伸之。一些在现代思想史上不无显赫声名的思想家也为文革中做了缩头乌龟而抱愧不已。但是,历史的烙印已经烙下了,又有多少人在今后撰写、讲演时试图抹杀这类不光彩的经历,谈起“为天地立命”而能心底坦荡呢?

李正天常说:“人有骨气,有胆识,有智慧、有独立立场并不难,难在有灵魂、有良知,有大慈大悲大善大美之心”。有些人,或许有些独立立场,但只是小个人立场,没有公共关注,没有对重大课题的思考;一时一地的骨气、胆识和独立思考在平常日子,在人年青时候,依稀若见;难的是一辈子保持硬骨头,而又终身秉存独立意志,这必须秉存一种真诚地为民族为天地人类立命的良知;而且不傍倚任何所谓学术权威、利益集团和政治权势。一些学者向来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崇奉有加,对本民族、对传统文化贬低有余。如果这贬低出自某些哲学家之口,只能令人感到厌恶。

李正天将自己的生命内蕴定位于,以巨大的生命热忱投身到和老百姓有着血肉相连的社会公益事业中,立身于民间,使他时时保持一颗与民生耳濡目染、休戚相关的赤诚本真之心;将自己的人格力量、学识智慧和思想,不断地传递给前来拜访、问学的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李正天何来如此大的力量,顽固如我辈受其影响时有愈演愈烈之势。一种诗性哲学的生命在我心中诞生:擅思者生,恒思者强,擅劳者跃,经囹圄而后生者伟。经由蹲监狱一层、抛却物质享受一层,这个时代对于思想者而言仍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一批又一批曾高歌探求真理、捍卫鲁迅风骨,与封建的幽灵鏖战的较为杰出的知识分子在这里都打了折扣;或留下了教训与忏悔,或沦为二流;不幸而牺牲如胡风者,给人留下总是悲壮的命运,对活着的人群鲜血般的撞击。它如一个于世刚贞不屈,负黄钟大吕之洪音的巨人,不停地激荡着后来者的生命:

生者何以托?鲜血为何而流?真理的光芒晦明若暗,为何却普照华夏大地与众生? 

李正天常说,要使哲学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不要把它当成自己的谋生方式。一旦当成谋生方式,别人要是断了你的生路,你就难免成为附庸。一个真正的哲人,不是靠哲学吃饭的,而是能把握自己的经济命脉,经济能独立思想方能独立,才能哲人不党、要言不烦,才能有宽容博大的襟怀和积极的思想创建。

这是对中国当下文化生存状况的极其清醒的理解。在目前社会专制主义笼罩下的中国,是做特定政党驯服的工具,搞皮毛哲学、听命哲学还是选择独立的艰难——这常常意味着长久的孤立和长久的忍耐——这成为一个人在他选择哲学为志业的第一天就必须清醒意识且当下决断的事。独立之途,不仅仅艰辛,而且独立思想所发放的力量,常为特权阶层与当时意识形态所不容,因此独立思想者遭受打击、压抑、封杀、不为人理解、孤立就不足为怪了(注九)。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难以坚持哲学上的独立。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在利害的威逼面前,坏的会变节或出卖良知,好一些的往往只能选择沉默,以免祸及家人。

一个哲人必然淡泊名利;但另一方面,为了生存,不使人格意志被他人牵着鼻子走,他常常必须在哲学之外选择一个谋生手段作为生存之基、立命之本,它可以是科学探索、艺术创作等等,努力在其领域里做到卓越或强大,并以合法的途径谋利。只有不再为三餐饭发愁,才能用超然之态,代替过于激奋之辞。一些民间思想者和海外民运分子,常常由于经济难以独立而显得不够冷静、极端,甚至成为别有用心势力的利用品。加缪有一句话说得好,我宁愿做一个合法的有产者,决不以我的文字谋利出卖我的良知。

我时常考虑政治、经济问题与哲学本体论的关系,李正天与某些哲人的区别。我感到有一种很讲个性、性情体验的人,恰恰达不到一种大的真纯本性。“赤县浮沉人人事,天涯漂泊处处情”,这是否是一种个性?李正天不太适应环境,但他能创造环境。在一种标扬个性的同时,以敏感、不适合为名不去研究时代和社会的重大课题、基本问题,我对于这样的个性持怀疑态度。哲人必须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没有绝对的鸿沟,即所谓此岸和彼岸的统一。在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他努力化应当为自觉。但哲学分科化,因此并不排除一些哲学家研究一些专门的课题。

思想者做的大抵是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李正天说:“我不会附合权势与潮流作应声虫式的文章,也不会随便写东西,我只写我认为该写的东西,哪怕不合权势、不合潮流,我也会挺身而出。”

在某一篇文章中,我也惊喜地看到刘小枫博士这样的话:

“我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而是做我作为一个学者、哲学家应该做的事。”

现在看来,一个学者,不是理想主义者,而又时时铭记并体认了“做自己应当做的事,”这样的学者,就是一个时代,或起码是一个时代的良知。这样的良知,被人翻来复去以为不切实际,搞理想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只能说明这个民族民众素质的麻木不仁乃至堕落。

先驱者的声音、一代代精神伟人的思想光辉、美妙的音乐、令人砰然心动的文字、绘画与舞蹈,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意识到它的真纯美善之意义的沉重,而谛造这些美的音符、形体、文字的人们,有很多当初是为了最大限度提升人们素质和生活的!

近二十年来在中国掀起一股海德格尔热,将学界闹得乌烟瘴气(注十)。

李正天强调指出:

“真正的文学是用字句坦露的心灵现实,真正的诗篇是良知面对时代的呼喊,真正的哲学是照亮历史前进的智慧之光。”

当代有两位中国人,令我感奋异常。一个是获诺贝尔奖的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他虽加入美籍,但毕竟根子在中国,曾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另一个就是李正天,地道的中国人。他们是国人的骄傲。他们的事迹,向那些不无殖民文化心态、骨子里浸透着民族自卑情结的人,敲响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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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八:鲁迅先生可谓中国硬骨头的独立知识份子的代表,可惜独立型知识份子在我们这个有着十余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太稀罕了!李正天对鲁迅非常尊重,并以英雄般的行为实践了他在当年说的一句话:“我就是要在中国树立一个死不低头、打不垮的硬骨头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我就是要为那些死去的、比我年龄还小的同样的人们争口气!”与鲁迅不同的是,李正天对人宽容,有很强的宗教情怀,不仅创立自己的哲学,而且扬弃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众多哲学思想流派。

注九:李正天说:关押十年半,平反之后又被监控二十年,打击、压抑、诬告、陷害、中伤、封杀一直伴随着我,如影随形。我在对我的打击中看到自己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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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 来自《梅次故事》

第二天下午,舒天将一封信摆在朱怀镜桌上。一看信封,就觉得怪怪的。注明朱怀镜亲收,而且在亲收二字下面加了着重号。舒天就不方便拆开了。朱怀镜拿着信,胸口禁不住发紧。他也算是见事颇多的人了,可最近总莫名其妙地紧张。打开一看,他的脑子轰地一响。里面是两张照片。抽出来时正好是照片反面,可他已预感到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了。心想难道他昨晚同舒畅在黑天鹅过夜,让人拍了照?太可怕了。   舒天见他神色异常,却又不便多问。他看出是两张照片,但不便凑过来看。朱怀镜不敢当着舒天的面看照片,只作没事似的将信封收进抽屉里去了。“朱……去看看 

第07章 - 来自《梅次故事》

韩永杰的奥迪轿车开路,范东阳的奔驰轿车居中,朱怀镜的皇冠轿车殿后。紧跟后面的还有梅次电视台的新闻采访车。不到二十分钟,就逼近马山县境了。朱怀镜打了余明吾手机,' 明吾你到了吗?我们就不下车了。见了我们的车,你就在前面走吧。'   余明吾说:' 都准备了。我深更半夜叫县委办买的,送到村里去了。'   ' 好吧好吧。怎么还有辆警车?' 朱怀镜问。   余明吾说:' 我想路上方便些,怕堵车。'   朱怀镜说:' 明吾同志,这些细节问题,其实是大事,你得同我们说说。'   余明吾有些为难了,说:' 对不起,朱书记,我事先没多想。那就让警车别走……去看看 

出奇制胜,尼克松重用反对过自己的基辛格…… - 来自《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

尼克松是一个充满着惊人的矛盾的人物。他的特点是经常能跟着形势的变化,嗅觉灵敏,以变应变,出奇制胜。有的时候,几乎每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都让他占了。他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越南政策的主要批评者,要求美国在越南作出更大的努力,因而获得了“鹰”派的名声;而他担任总统后却孜孜致力于使美国撤出越南。他带头反共反对承认红色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他跟麦卡锡相互呼应,追究是谁“丢失了中国”,喊叫过“要是毛泽东占领了台湾,下一个目标就是加利福尼亚海岸”;而他入主白宫后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为与中国对话进而承……去看看 

神话缔造者——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总裁赫伯·凯勒尔 - 来自《谁是最好的管理者》

赫伯·凯勒尔,出生于美国东北部,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曾任新西泽州法院书记员,1967年创立西南航空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西南航空公司走过的历程,也是凯勒尔智慧和独特个性的缩影。   主要业绩    ●20多年的不懈努力,凯勒尔把西南航空公司从微不足道变成了美国超一流航空巨舰。公司被《财富》杂志排名“最佳公司”榜首。   管理精粹    ●“我们的商业模式可能被抄袭,但我们的企业文化难以复制。”凯勒尔谈西南航空公司的企业文化。   ●凯勒尔认为的企业文化应是:“发端于心,并非来源于脑。”   “只要有……去看看 

第二章 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 - 来自《论自由》

这样一个时代,说对于“出版自由”,作为反对腐败政府或暴虐政府的保证之一,还必须有所保护,希望已经过去。现在,我们可以假定,为要反对允许一个在利害上不与人民合一的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硬把意见指示给人民并且规定何种教义或何种论证才许人民听到,已经无需再作什么论证了。并且,问题的这一方面已由以前的作家们这样频数地又这样胜利地加以推进,所以此地就更无需特别坚持来讲了。在英国,有关出版一项的法律虽然直到今天还和在都铎尔(Tudors)。    朝代一样富于奴性,可是除在一时遇到某种恐慌而大臣们和法官们害怕叛乱以致惊慌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