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足人世(下)

 《潘汉年传奇》

  "小伙计"

  就在潘汉年走出家门,步入文路,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之际,一件令他极不满意、极不心甘情愿的事情发生了。 1924年冬,父亲潘莘华给他写了一封言简意赅的信。信 上说他身患重病,要他立即回去。潘汉年接信后火急返回宜 兴,可一到家方知父亲生病是假,要他完婚是真。父母为他 物色的对象名叫许玉文,是本县一字圩人。因许父许祝轩与 潘父潘萃华同是一介书生,都在私塾执教,两老意气相投,感 情甚笃。经双方父母作主,撮合了这门婚事。

  一方面出于突然,另一方面也出于内心深处的感情,潘 汉年对自己的这桩婚姻大事,表示坚决反对。但胳膊扭不过 大腿,由于父母的逼迫,在几乎是被挟持的情况下,潘汉年 与许氏完婚。这给潘汉年的婚姻生活投下了阴影。

  潘汉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潮中涉足社会的,他 不仅有远大的志向,而且还是一个文才横溢,崇尚个性解放 的旧制度的叛逆者。他理想中的伴侣,绝不是许玉文这样封 闭式的农村妇女。但父母之命难违,潘汉年最终只得违心地 接受了这桩婚姻。从这件事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潘汉 年性格的两重性:他虽然有着向封建堡垒宣战的勇气,却又 很难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社会习俗一刀两断;他虽然不爱许 玉文,知道接受这桩婚姻意味着精神上的痛苦,却又不敢悖 逆父母之命。

  因此,潘汉年的婚姻注定是不会幸福的。结婚伊始,许 玉文就遭到了丈夫的冷落。对于她这样一个深受封建传统道 德影响的农村妇女来说,丈夫的态度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作 为一个女人的她,唯有在其冰冷的夫妻生活中向潘汉年发泄 自己的不满。婚后不久,潘汉年曾将许玉文带到上海。由于 双方在文化水平、情趣爱好等方方面面的明显差异,在两人 共同生活期间,斗嘴、争吵成了夫妻间的家常便饭。对此,与 潘汉年早年相处甚密的沈松泉先生作了如下记述:

  "潘汉年在宜兴的夫人也来到上海,他们夫妇住在海 宁路附近一条里弄里。不知为什么他们夫妇俩经常吵架, 我记得有一次他的夫人还跟踪潘汉年,闹到中华书局来, 还有一次我曾去他们家劝架。一对年轻夫妇,经常吵架, 彼此都是痛苦和不愉快的事。"

  随着阅历的增加和政治上的成熟,同时也出于革命工作的需 要,潘汉年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爱人,一个与他下半辈 子朝夕相处的伴侣-- 董慧,他与许玉文也终于离婚。这是 后话。不过,在他们生活的共同日子里,许玉文对潘汉年的 革命活动提供了不少帮助。潘汉年对此,更没有任何异议。 当然,潘汉年与许玉文的婚姻悲剧造成了潘汉年精神上 的巨大痛苦,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却丝毫没有影响他在事业 上的奋进。结婚之后,潘汉年继续在中华书局工作。为了填 补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痛苦,他甚至把本来应属于自己感情 生活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到了工作上。这期间,他在中华 书局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引导下,参与了书局工会的活动。 1924年冬天,中华书局地下党组织领导了争取改善职工待遇 的斗争,潘汉年被推选为编辑的代表,并与文化界的地下党 员和进步人士张秋人等有了一定的交往和接触。

  1925年"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从上海发起,席卷全国, 潘汉年同中华书局的工友们一起,积极参加了"罢工、罢市、 罢课"的三罢斗争。这年11月,潘汉年经中共领导的革命群 众团体-- 中国济难会负责人阮仲一、王弼的介绍,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潘汉年的政治生涯开了一个新生面。1928年潘 汉年父亲临终前说过,"汉儿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务必谨 慎从事" 。就是指潘汉年入党走上革命道路这件事。

  潘汉年入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乡播种革命火种。 这年年底,他在陆平村度过了春节。期间他几乎每天活跃于 村上的茶馆里,利用"搓麻将"的公开形式作掩护,联系和 发展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并筹办陆 平农民夜校。据宜兴革命史资料记载,潘汉年此次宜兴之行 所播下的革命火种,为宜兴的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在1927 年震撼大江南北的宜兴农民暴动中,陆平村农协组织农军进 城参加暴动,就是潘汉年宜兴之行结出的硕果。

  顺便提及一事。在潘汉年的帮助和影响之下,潘氏兄弟 纷纷参加革命,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 物,形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群体,他们中间除潘汉年之 外,还有潘梓年、潘菽 (潘有年)、潘企之 (潘渭年)、潘美 年、潘卜年等,他们互相映辉,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

  1926年春,潘汉年接到上海党组织通知,立即返回上海。 从此,他奔走南北,往返东西,却再也没有回过宜兴,直至 客死他乡。

  潘汉年一到上海,经他同乡周全平介绍,离开了中华书 局,前往创造社出版部报到。

  创造社,是"五四"运动后涌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新文 学社团。其成员大多为当时留日的学生,他们中间有郭沫若、 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1922年,他们 出版了《创造季刊》。接着,又于1923年出版了《创造周 报》、《创造日》;于1924年出版了《洪水》;于1926年创办 了《创造月刊》。由于出版物较多,校对、发行、通联等工作 十分繁忙,创造社因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出版部,负责具体事 务。

  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区宝山路一条名叫"三德里"的弄 堂里。这条弄堂不太引人注目,但却是当时许多文化机构汇 集的地方。 A· 16号经营的是一个小小图书馆-- 上海通信 图书馆, A· 11号即为创造社出版部,附设一个门市兼编辑 处。门前的横幅市招,为郭沫若亲笔所写,字作颜真卿体。这 是郭沫若最早写的市招。离A·11号不远,便是东方图书馆、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小小弄堂里呈现出浓浓的文化气氛。潘 汉年身处这种环境,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薰陶,因而有人 把潘汉年参加创造社工作,作为他正式参与文学活动的开 始 。

  与潘汉年一起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的还有另外几名热血 青年,其中潘的同乡周全平算是个小头目,还有云南豪士慷 慨悲歌的柯仲平,自称唯美派的叶灵凤,以及周毓英、邱韵 铎、成绍宗等人。成绍宗是成仿吾的侄子,在出版部担任会 计,管银钱出入;邱韵铎跑印刷所及负责校对;潘汉年及叶 灵凤帮助周全平搞编辑工作。他们自称是创造社出版部的 "小伙计"。这群"小伙计"风华正茂,又不怕辛苦,他们的 工作量很大,出版部所有的具体事务性工作,编辑、出版、征 订、发行、包装、邮寄、通联,事无巨细,全都包揽了下来, 但得到的收入却很少。"人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我们 出版部里的小伙计,每天十二小时工作还不啻,我们所得的, 只有每月十元或五元的工钱。" 这段文字出自潘汉年之手, 是对"小伙计"们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的真实描写。如此菲 薄的收入,足见潘汉年等"小伙计"们的生活确实是够艰苦 的了。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潘汉年的一个女 友来他住处,因为两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女友一进门便 嚷着要吃几颗花生米,不料潘汉年拿不出花生米,而且身无 分文,于是只好借故拿了件暂时不穿的白夏布长衫,跑到当 铺里,换得"一只洋",挽回了颜面 。这期间,"他常常口袋 里一钱不存,随处向朋友借车钱,要朋友请他吃饭" ,"今天 连买草纸的小钱都没有了,买烟卷更属无望" 。但是,就是 这种艰苦的日子,"小伙计"们却从不发牢骚,用潘汉年的话 说,"我们也不怨谁,也不可怜自己生在这个畸形的时期,想 不到求个人的幸福,且让自己做先锋,杀开一条血路,为我 们的后起者谋一点幸福。"

  原来,他们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奋 斗目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难怪他们是 一群工作中的拼命三郎,生活中道地的乐天派!曾在A·16 号经营上海通信图书馆的楼适夷,在与"小伙计"们接触的 过程中,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印象,他曾写过下述一段回忆: "我们在业余与假日,都得上图书馆干义务劳动。而 对出版部又都是五块钱的股东身份,就常常上A·11号 去玩儿,跟小伙计结了不解之缘,他们也常上图书馆来 帮忙。这些人个个是小作家,写文章,办刊物,各有特 色,又都爱聊天,聚在一起,天南地北,政治、文学,无 所不谈。年轻爱玩儿,无所忌讳,有时也言不及义,相 处得非常愉快。"

  足见"小伙计"们的活动圈子里,是多么的和睦,又是多么 富有生气!楼适夷在上述文字中回忆小伙计们写文章,办刊 物这件事,主要指1926年潘汉年进入创造社出版部后,由他 牵头所创办的几份刊物。其中《 A· 11》周刊,则是潘汉年经 手创办的第一份刊物。

  《 A· 11》周刊,实际上是一张四开的小报,取三德里出 版部的门牌号而为之。潘汉年是这份小小刊物的始作俑者。对 此,另一个经办人叶灵凤曾回忆说:"提议出版这个刊物,以 及对这件工作最热心,并且实际负编辑责任的是潘汉年。他 那时也是出版部的小伙计之一,负责刊物订户的工作,同许 多读者联系得很好,因此,感觉到有出版这样一个刊物的需 要,所以一直对这件工作非常热心。"

  为什么潘汉年对这份小小刊物有如此大的兴趣?为什么 将其取名为" A· 11"?其目的何在?对此,潘汉年作了如下 说明: "我们这个命名,毫无意味深长的意味在内,因为我 们这几个小伙计-- 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 都是住 在亡国的上海宝山路三德里A·11号。四周的亡国气、 妖气、奴气、鸟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想伸出头来 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 声音,打破那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扫除那四周 沉闷的炭酸气。我们出版部的老板,肯把每周的广告和 启事的刊物留一片空白让我们"狂叫"、"狂喊"、"胡 言"、 "乱语",这个刊物不能无名,因题之曰《 A· 11》。"

  潘汉年这群小伙计们要通过这份刊物,去呐喊,去发泄他们 对黑暗、丑恶的社会现状的愤懑,他们要用手中的笔,去打 破四周所弥漫的"亡国气、妖气、奴气、鸟气",扫除"沉闷 的炭酸气",这就是他们创办《 A· 11》周刊的用意所在。 《 A· 11》周刊从1926年4月28日创刊,至5月26日被 迫停刊,前后共出版了5期,每期都有潘汉年的杂文和短评, 少则二三篇,多则四五篇,几乎占了刊物文字的一大半。他 "那些《语丝》式的杂文,以及泼妇骂街式的社会短评",嬉 笑怒骂,鲜明尖锐,无情地批判了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鞭 挞了文化界形形式式的歪风邪气,矛头直指反动军阀、封建 官僚和外国侵略势力。虽然,当时潘汉年以杂文的形式,四 面出击,斗争的方式方法既简单又不乏其盲目性,但却显露 了他"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潘汉年文 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体现于杂文方面,《 A· 11》周刊的问 世,是他得以施展才能的第一块耕地。

  《 A· 11》的停刊,完全出于反动势力的干涉。这份小型 刊物所发出的巨大呐喊声,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惊慌。北洋政 府上海警察局通过警厅扣留、邮局不予寄送等卑劣手段,向 《 A· 11》施加压力,迫使其停刊。刊物是停止了,但潘汉年 他们这群"小伙计"们却并没有屈服,并没有被恶势力所吓 倒,就在《 A· 11》停刊之际,编辑部即发表紧要启事,郑重 声明:"我们闷居在黑暗里总得要追求光明的,埋身在疲乏苦 闷中,总得要企求兴奋、愉快的。……我们还要找其他说话 机会的。"

  潘汉年,这位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正在努力寻觅 "其他说话的机会"。

  "新流氓主义"者

  果然说到做到。1926年6月12日,就在《 A· 11》周刊 停刊不到1个月,一份以《幻洲》为名的周刊诞生了。 这份刊物之所以取名为"幻洲",其含义为沙漠中一块小 小的"绿洲"。潘汉年在《幻洲》周刊第1期上发表的《幻想 的O AZO 》一文,则说明"幻洲"也取之于世界语" OAZO " 的译音兼译意。至于为什么要办这么一份杂志,用小伙计们 的话说,是因为《 A· 11》这份小小的刊物"不幸只满五周的 小孩儿因为意外的意外而不能不让它夭折了。"因此,"寂寞 又象毒蛇般在啮我们的心灵了。""我们是忍耐不住的,我们 要逃奔,要逃奔,要在这荒凉的沙漠中找一片幻洲!" 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预料的那么顺利。《幻洲》创 刊后,由于印刷方面的原因,到6月18日,即在发行第2期 后,便告停刊。但潘汉年并没有气馁,与编辑部同人经过几 个月的筹划,于1926年10月,又把一份新的《幻洲》送到 了读者手里。

  新的《幻洲》系半月刊。编辑部发表紧急启事,告之读 者这份刊物"是由同人私自集资发行",与前几个月出版的 《幻洲》周刊性质完全异样,"并无连带关系"。这则启事不仅 在创刊号上发表,而且一直延至第7号。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幻洲》周刊原先是由潘汉年和他的同乡周全平合办的。 周是潘汉年进入创造社这个圈子的引荐人,但周一向标榜自 己是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与潘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观 念上有较大的差距。如上文所述,潘汉年他们这群"小伙 计"们经常在一起说三道四,天南地北地讨论政治、文学,无 所不谈。但言以见志,周全平的许多观点,潘汉年绝对不能 苟同,甚至不能不表示反对。比如在谈及胡适、陈独秀等 "五四"运动人物时,这位自称不想当官的"清高派"就说: "无论讨好反动派的胡适之,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陈独秀,他们 都是一路货,想当官而已,不过胡适之想当现在的官,陈独 秀想当将来的官。"

  这时,潘汉年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 周的非议之论,潘汉年是持异议的。其他一些进步青年听了 周的这番议论,也"气愤不过,几乎要饱以老拳"。几年之后, 这个"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侵吞了一笔经费,逃之夭夭 了。

  编辑部在声明《幻洲》半月刊与过去的周刊"性质完全 异样"之后,对于新刊物的办刊宗旨和具体要求,作了如下 明确说明:

  "本刊之创设,在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缚束,以 期能成一无顾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之刊物,因此十分欢迎 同时代的青年朋友投稿。稿件性质,并非限制,一切创 作、诗歌、杂文、图画、批评、介绍、翻译、讨论,均 所欢迎,惟文字须精炼确实,勿冗长虚泛。"

  从后来《幻洲》半月刊所发表的文字看,大部分符合于上述 的规定和要求。

  与周全平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之后,潘汉年即与叶灵凤合 作。《幻洲》半月刊是他俩合作的产物。这份64开的小型刊 物,每期均分上下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名为《象牙之塔》, 由叶灵凤主编;后面一部分名为《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 封面装帧和题饰都出自叶灵凤之手,署名L F 。有趣的是,这 份刊物一开始就显示了这两位编辑在思想、意趣和风格上的 差异。当然,我们也不能望文生义,简单地把《象牙之塔》完 全看成是脱离现实的园地。正如姜德明所评介的那样:"《幻 洲》、《幻洲》,我们只能说在两位编者的心目中,各自描绘着 一块理想的绿洲而已。"

  潘汉年与叶灵凤的合作同潘汉年与 周全平的合作相比较,潘、叶之间在思想上有分歧,但却能 求同存异;而潘、周之间在思想上却为水火,不能继续合作 下去。对于自己与叶灵凤在《幻洲》半月刊的合作,潘汉年 曾用下述文字作了描述:

  "我们并无躲入象牙之塔里的资格,因为不是诗人、 小说家、天才、预言者;不过整天的徘徊十字街口,也 会遐想到一座金光灿烂,安乐无比的象牙塔,让我们进 去休息一回,事实上做不到,而我们的欲念倒动了,因 此在自己心上建筑起这一座象牙之塔。假如你贪安爱乐, 老止于死躲在塔里,也随你的便。假使你天生贱骨,过 不惯塔里的生活,你就走出塔门,踏上十字街头,寻你 的去路好了!朋友,这里虽是一座巍巍更可怕的象牙塔, 一条乱纷纷的十字街,然而两者并不分轩轾,依然是一 块自由的安乐土!"

  两者之间既有不同之处,更有合作的基础。 《幻洲》半月刊的问世,《十字街头》的出现,使潘汉年 又一次找到了说话的机会,他以手中的笔,在黑暗中"追求 光明",在苦闷中"企求兴奋、愉快"。

  《幻洲》创刊伊始,潘汉年提出了一个让世人吃惊,令正 人君子们不寒而栗的命题:"新流氓主义"。

  众所周知,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随着大革命 的蓬勃发展,文化界曾经提出过许多风云一时、流行极广的 口号,许多人自称为这个主义,那个派别,不过像潘汉年那 样自标为"新流氓主义"者,实属罕见。

  由于篇幅的关系,潘汉年所写的《新流氓主义》一文分 五期刊登。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当时的某些思 想情绪及其政治态度,尤其是发现其思想上的独立见解和斗 争方法上的独具一格,算得上是潘汉年斗争生涯中的一奇了。 潘汉年在开首第一篇《新流氓主义》中,开宗明义声称: "生在这种世界,尤其不幸生在大好江山的中国,只有实行新 流氓i sm (主义),方能挽狂澜于既倒。"潘汉年分析了中国在 那些正人、君子、绅士、学者、武人、丘八的愚弄、压迫之 下,"弄得现在一团糟的状态",因此,狂喊打倒那些"祸国 殃民的罪魁",中国"或者有一线转机的希望"。潘汉年呼吁 "现在凡是感到被束缚、被压迫、被愚弄、被欺骗"的青年, "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新流氓i sm 不行" 。

  何谓"新流氓主义"?它的标准是什么?潘汉年的定义是: "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认为 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 作为在组织上已经入党的潘汉年, 他那种"没有口号,没有信条"的标榜,一方面应该说他当 时确实"在政治上还没有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薰陶,思想上 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他当时向黑 暗势力投枪的一种斗争艺术,向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奋力反 抗"的精神,这就是他自豪地宣称的"新流氓主义"的精神。 在"新流氓主义"的总题目之下,潘汉年提出的第一个 实质性的内容,即为"好管闲事"。潘汉年认为,"少管闲 事"是我们过去的中国正人君子们的"安详端正的态度",是 预备忍受着一切侮辱、羞愧、冷讥、热讽,"一步步走到坟墓 里去的现象"。潘汉年分析说,这仅仅是对个人而言,而对于 国家的命运,对于整个社会,危害就更大了。他指出:"中国 正因为'好管闲事'的新流氓太少,所以还有小皇帝要复辟; 大学校行跪拜礼;小贩被外国水手打死;万县被英舰轰击;你 带几本研究社会问题的书,你就是该'杀头'的赤党;你说 他什么都不懂得,不配提倡什么主义,他就告发你是'扰乱 治安'",如此等等,潘汉年叹道:"'少管闲事'的结果,就 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原来,潘汉年所说的好管闲事的 "事",就是国家大事,就是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压迫之事,也是政治上的大事。

  潘汉年将"新流氓主义"中的第二个实质性内容,称之 为"骂人"。为强调这个"骂"字,提倡这个"骂"字,潘汉 年分析说,"骂是争斗的开始,人类生存最后的意识,也不过 是争斗,所以我们并不认为争斗的开始-- 骂,是有伤道 德"的。更何况,"世界上新与旧要争斗的,是与非要争斗的, 妥协与不妥协要争斗的,虚伪与真实要争斗的,老与少要争 斗的……一切的一切,凡是并立而绝对的两样,非争斗不 可"。既然"争斗是永远存在的,于是'骂'也暂时不会消 灭"。至于骂人的态度呢?潘汉年提倡"要痛快、干脆、真 切"。他认为,"在骂人的范围之下,没有'朋友'存在,不 论平素的友谊交情如何,到思想和事实起冲突的时候,就都 在敌人的地位" 。当然,潘汉年谓之的"骂",不是没有分寸 的。对于恶势力,他的原则是"要用争斗来制服他们,在没 有拿出争斗实力以前,也是用骂来做导火线";至于朋友、 同仁之间的"骂",那还是另外一种结果。他说:"我们新流 氓主义者是最爱朋友,也是最会骂朋友;惟其是朋友我们要 求由冲突而争斗而统一,这种情况之下的朋友,方才是新流 氓主义者的真正朋友。"

  话虽然这么说,但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既然对 "骂"产生了"崇拜",就不免有所偏激。在他充满火药味的 "骂人"的杂文里,他义正辞严地抨击了恶势力鱼肉百姓的罪 恶行径,抨击了他们对内镇压、对外屈服的丑恶嘴脸,抨击 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和旧的传统观念、陈腐的伦理道德,等等, 充分体现了他的战斗精神和傲然正气!这是潘汉年"骂人"的 主流。不过,他在当时也骂过一些不该骂的人,骂过一些不 该骂的事。他在痛骂胡适、吴稚晖以及国家主义派的同时,也 骂过朱湘、刘半农、徐志摩等文人学者,第一个翻译《共产 党宣言》的陈望道也被他骂过。他在《幻洲》第3期《信手 写来》专栏里,自己也承认"我们虽然出了两期,倒骂了不 少名人、学者、女人、××家"。尤其使他感到内疚,一直引 为憾事,并且多次作过认真的自我批评的是,他曾经骂过鲁 迅-- 这位也是以"骂人"为斗争手段之一的中国无产阶级 文化革命的主帅。后来,潘汉年知错认错,登门求教,亲自 向鲁迅表示歉意,并获得这位主帅的谅解,这一老一少握手 言欢,从此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共同奋斗,共同"骂人"。 这段情节,笔者将在下章叙述。

  除提倡"好管闲事"和"骂人"的主张之外,潘汉年还 将爱情、婚姻与妇女解放等问题,纳入了"新流氓主义"的 范围。潘汉年认为,现在虽然是二十世纪,但还有许多青年 男女"深中十八世纪宗法社会的礼教的恶毒未去,任那传统 观念支配自己" 。这就需要提倡"新流氓主义"的"自由恋 爱",提倡"妇女解放"。所谓"妇女解放","就是要从非人 的奴隶生活,解放到自由、独立的全人地位" 。要达此目的, 就必须"真心诚意从社会的根本错误,从他们奴隶地位,痛 下攻击,要促起一般有新流氓精神的女同志醒悟,自己立起 和恶势力、旧社会争斗,达到男女性爱的自由大路" 。他呼吁妇女同胞们,应该"看重自己身份,要自由、独立,发展 你们天赋的本能,争得与男子有同等位置,取消那般野蛮男 子占有女子的权威" 。潘汉年提倡妇女解放的这些观点,无 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在论及爱情和婚姻问题时,也常常出 现过激和片面化的倾向。例如对一般女性的无情鞭挞,对 "上海女人野鸡化"等武断评论,都是这种倾向的反映。 尽管如此,潘汉年的"新流氓主义"还是以其藐视一切 恶势力的不屈不挠的战斗风貌和鞭挞黑暗、追求光明的凛然 正气,为时人所称誉,为后人所敬仰。姜德明曾对他在这个 时期的斗争实际和思想状况,作过一个中肯的分析,他写道: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是要经过一定的曲折, 需要一定时间的。潘汉年同志只能在实际斗争中不断丢 掉种种幼稚的东西。那时我们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要 求一个二十岁的潘汉年在政治上如何成熟也是不客观 的。但是,潘汉年在迎接着一个新的斗争考验,很快走 向了一个转变时期。"

  这个新的斗争考验终于来临了。潘汉年也很快走向了他人生 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转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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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论知识  有七种[1]不同的哲学关系,即类似、同一、时间和空间关系、数量或数的比例、任何性质的程度、相反和因果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完全决定于我们所比较的各个观念,一类是可以不经过观念的任何变化而变化的。我们是从一个三角形的观念、发现它的三个角等于两个直角的这样一种关系;只要我们的观念不变,这种关系也就不变。相反,两个物体间的接近和远隔的关系,可以仅仅由于它们的位置的改变而有所变化,并不需要对象自身或它们的观念有所变化;这种位置决定于心灵所不能预见的千百种不同的偶然事件。同一关……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