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二任的“八办”主任(下)

 《潘汉年传奇》

  《救亡日报》的开张

  根据7月8日周恩来关于“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 作”的指示精神,潘汉年与刘晓等决定将原有的救国会及其 所属文化界各团体,扩大改组为救亡协会。

  1937年7月28日,在潘汉年及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具体 指导和帮助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简称“文协”),潘 汉年与宋庆龄、蔡元培、胡愈之、张志让等83人被推选为理 事。以“文协”的成立为起点,各界救亡团体如“职协”(上 海职业界救亡协会)、“银联”(上海银钱业工余联谊会)、“华 联”(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海员同人俱乐部”等相继成立。 群众救亡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

  为了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 域,潘汉年利用“八办”主任的合法身份,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救亡日报》的开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文协”成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即通过该会 宣传部长、共产党员汪光焕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提出出版 《救亡日报》,但上海市党部始而拒绝,继而提出国共合作。对 于国共合作,潘汉年表示同意,并就此事与潘公展进行了具 体磋商。

  潘公展此人,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亲信人物,国民 党C· C系骨干分子。 抗战初期,潘公展担任国民党上海市社 会局局长,主管文化工作。因此,上海市“文协”成立时,潘 也为83位理事之一。

  为了保证《救亡日报》既能公开合法地出版,又不被国 民党所包办,潘汉年在与潘公展见面之前,着重考虑了该报 的人事安排,他与夏衍等商量后,决定由郭沫若出任社长,夏 衍任总编辑,并将这一打算向郭沫若交了底。

  8月上旬,潘汉年约了郭沫若、夏衍一同前往浦东大楼潘 公展的办公室。按照夏衍的说法,这是10年来国共两党在上 海这个地方“第一次公开对话”。双方见面后,潘公展主动 提出请郭沫若担任《救亡日报》社社长。尽管潘公展对郭沫 若的政治倾向了如指掌,《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著名的讨 蒋檄文,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恐怕没有一个没有看过。因此, 当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上海文化界在南市开会欢迎郭沫若的 时候,潘公展还指使一些流氓特务前往捣乱。但此时,潘公 展也看到国共合作抗日是大势所趋,而郭沫若任社长,是理 所当然、众望所归的事。因而他想先发制人,提出由郭沫若 任社长。接着,潘公展提出,既然是国共合作办报,就应该 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部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并提出 了国民党方面的具体人选。潘汉年知道潘公展的用意,为了 避免报社的领导权为国民党所掌握,便提出既然双方都已推 举郭沫若任社长,那么有关报社的其他工作人员,应由社长 决定。潘汉年这一意见合情合理,潘公展只好表示同意。 当时,国民党派往《救亡日报》的有樊仲云、汪馥泉、周 寒梅等人。樊与夏衍相识,他不是潘公展的嫡系,也不是有 经验的反共分子。因此,他对报纸几乎是不负责任的,只在 出版后几天每晚八、九点钟到编辑部来走一走,就算完成了 任务。由于樊对抗战缺乏信心,此后追随汪精卫,落水当了 汉奸。汪馥泉则是夏衍的中学同学,此人没有多少政治见解, 但每天来办公,“要求供应他来回的车票,要求给他点香烟和 茶叶等等”,夏衍他们都破例满足了他的要求。至于周寒梅, 夏衍称他是一个“进行破坏的幕后人物”。他每天早晨到报社 一次,向报贩收报费,然后对夏衍说,今天销了多少份,卖 了多少钱,这样办下去肯定会赔本等等,对夏衍他们进行威 胁。但夏衍他们并不气馁,因为报社大部分编辑、记者、工 作人员,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协”宣传部根据潘汉年 的意图协商选定的。这就从事实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过合 作办报的途径左右《救亡日报》的企图,使报纸的领导权掌 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这样,《救亡日报》也就成了中共首次 在国统区获得的一个公开合法的宣传阵地,成了一个具有广 泛统一战线性质的舆论喉舌。该报的编辑、撰稿人是当时云 集沪上的文化、教育、新闻、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 增强了报纸的社会影响力,深受群众的欢迎。

  当然,《救亡日报》毕竟是当时国共合作的产物,作为该 报的始作俑者及其两党的主要牵线人,潘汉年与潘公展,都 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有关文章,“国共二潘,竞相宣传”,不 料事隔20年之后,当潘汉年被打成“内奸”、“反革命”时, 有人居然揭发共产党的潘汉年与国民党的潘公展一唱一和, 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真是冤哉!枉哉!

  除《救亡日报》之外,潘汉年还经常与邹韬奋主编的 《抗战三日刊》、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以及《救亡周 刊》、《战时联合旬刊》、《抵抗》、《读书》、《朋友》等抗日救 亡的报刊发生联系,指导工作。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撰写 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据有的学者统计,从1937年8月底至 11月,潘汉年至少发表了24篇文章,平均每3天写一篇。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一条全面抗战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战是全国民众当时最高的利益所在,是 全国民众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神圣事业。因此,中 国共产党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使抗 日战争成为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但国民 党不同,国民党虽然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实 行了由不抵抗主义到比较努力抗战的转变,在抗战初期采取 了比较积极的抗战态度,但出于一党一派的私刊,从保护其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实行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对 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作了种种限制,甚至解散群众的抗日团 体、解除群众的抗日武装,压制日益高涨的群众抗日怒涛,主 张由国民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日。对此,潘汉年在发表的文章 中反复说明抗日战争是一场“民众的解放战争”,认为“民众 的解放战争,必须有全国民众的参加,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现代战争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力量, 必须从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部力量来决胜负”,“特别 是被压迫民族,它的武器是决不可能具备得像侵略国的雄厚, 所以更不能单独依靠军事力量来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战争;它 只有尽量的把自己的特点,与全民族的政治力量发挥起来,去 补救军事上的缺陷”。潘汉年认为,我们与敌人相比,在经 济、交通、军事设备等方面,无可讳言是落后的,“然而我们 有全民族的民众力量,只要去发动他们,组织他们,信任他 们,敌人的优良武器将失去其效力” 。但令人遗憾的是,抗 战以来,政治动员的基点未能确立,群众动员的基本问题未 能解决,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残余的包办思想与包而不办 的现象依然存在着”;“对于动员群众的领导方针,依然停留 在消极方面”,“惟恐农工组织发展,不易控制”的观点还有 相当大的市场;不尊重民意,“不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没有 重视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政治领导”,没有采取“保障与改善群 众生活的最低限度的政治实施办法”,加之贪官污吏的“搜刮、 剥削、敲诈……”压抑了群众的积极性,阻止了全民抗战的 发动。

  那么,如何才能发动全国民众投身到“全面抗战”中去 呢?怎样才能称得上是“全面抗战”呢?潘汉年认为除实行 全国性的军事动员之外,还有下述各项:一是“看政府是否 彻底开放群众运动,不加任何限制的准许人民有组织一切抗 日团体的自由”,“工人可以自动组织自己的工会,准许工人 在工会中讨论与解决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农民可以自动 组织农会,准许农民讨论与解决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利益”。二 是“广泛的武装人民,准许他们参加战争”。三是“没收日帝 国主义在华财产,没收汉奸财产”,“提倡国货,及其他一切 有利于政府抗战的财政经济政策”。四是实行“减租减税,优 待抗日军人家属,及其他改善民生各项设施” 。五是“对日绝 交,确立自动自主的外交路线”,“联合有实际帮助我们抗战 到底的一切友好国家,联合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进行国民 外交,发动各国人民对我抗战的同情援助”。六是“准许一切 抗日救国言论出版的自由,安插流亡学生,训练教育抗日救 国各种青年干部,及其他战时文化教育”。潘汉年指出,只有 实现上述各项,方能称为“全面抗战”,方能“完成抗战的彻 底胜利”。这些论述,体现了中共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 思想和主要的精神实质。对于上海各界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共 的政治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 推动作用。

  潘汉年的这些政论文章,还敏锐地涉及了当时有关抗战 的一些重大问题,因而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针对抗战初期,群众需要认清形势,认识全面抗战的必 要性和抗战能否取得胜利等问题,潘汉年在《九·一八六周 年纪念》、《从辛亥以来的抗日运动到今年的全民抗战》、《动 员民众保障抗战的胜利》等文章中,反复强调中华民族面对 日本疯狂的侵华战争,已“在和平团结的基础上,正展开举 国一致抗日救国,进行全民抗战的民族解放的战争,来回答 日寇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潘汉年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以来, 全国不分党派,集中国力,铲除汉奸,在坚决拥护政府‘抗 战到底’的国策下,全面的展开‘给打击者以打击’的抗 战”,以中华民族坚强的“抗日意识”和英勇的“抗日战意”, “更加巩固的团结,动员组织全国的力量,以‘牺牲到底’的 决心”,在全世界面前,“表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不可 战胜的力量”。这些言论,帮助群众认识到全面抗战的必要 性和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针对抗战初期一些人所存在的“唯武力的抗战观”,潘汉 年在《动员民众保障抗战的胜利》等文章中,反复说明唯武 力论是没有根据的,完全应该加以纠正。“自然,我们不否认 武力的重要,我们没有武力就根本谈不上抗战”,“可是我们 的抗战,并不要等到飞机大炮的数量超过敌人的或与敌人相 等的时候才发动,也不要把全部抗战的责任摆在军队的肩膀 上”。“因为我们的抗战力量,除了飞机大炮外,还有将士的 敌忾同仇心来运用胜算的战术与战略,除了军队,还有无数 的民众,但是唯武器论者看不见这些,看不见那蕴藏着的伟 大力量。”潘汉年以抗战的实绩为例,证明敌人炮火并不足怕, “因为敌人师出无名,兵不愿战,虽有优越的武器,决不能抵 挡我迎弹抗战的雄师” 。

  8月下旬,当抗战获得小胜时,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轻敌 的思潮。潘汉年即著文指出:“我们目前在军事上看,虽然抵 住了敌人的进攻,但决不能轻敌。我们唯一的力量,只有持 久抗战的决心,因此不能不积极地广泛地开展民众运动,和 军事行动配合起来。”潘汉年认为,对抗战的整个形势要作 冷静的分析,虽然“前线的战士们,冲锋陷阵,捷报频传,但 是后方的民众运动显然还没有和军事行动配合着并进”,在这 种情形之下,“前方即使暂时胜利,也是很可虑的”。

  10月间,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 开,主要讨论解决中日战争问题,国民党当局寄希望于英美 等西方列强,幻想利用这次会议“对暴日有一手严厉的制 裁”,以结束日本的侵华战争。对此,潘汉年发表了《提高民 族的警觉性》、《艰苦的任务》等文章,警告那些“热望九国 公约会议的同胞们”,不要被那种“似云似雾”的“停战妥 协”的“不良空气”所迷惑,要“提高民族的警觉性”,要认 识到“这次抗战,是我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摆在我们面前 的道路只有两条,不是战胜残暴的侵略者,便是侵略者消灭 了我们,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因此绝对不可抱任何幻想, “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是 属于中华”。

  潘汉年的这些政论文,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既 坚持了爱憎分明的原则立场,又十分讲究斗争的策略。对敌 人,对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卖国贼,潘汉年将笔作为匕首和 投枪,对其进行无情鞭挞和严厉谴责。在《辛亥以来的抗日 运动到今年的全民抗战》一文中,潘汉年指出,“二十六年来 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与侵略,难道还不 明显的表现出穷凶极恶的对于中华民族的领土掠夺破坏行政 主权的完整、并吞全中国的毒计吗?”在其他文章里,潘汉 年常常用“暴日”、“日寇”、“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野蛮残 暴的军事侵略”、“狼心狗肺的汉奸卖国贼”、“罪当处死的汉 奸”等字眼谴责日本侵略者及其帮凶;对友军、对蒋介石政 府,则提出善意的批评建议,如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以 正面阐述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来否认国民党的片面路线;以 建议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动员,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等来批 评国民党包办抗日和包而不办的错误做法;对蒋介石、国民 政府抗战初期提出的一些正确口号,多次引用于文章之中,表 示拥护;对于广大民众,则给予恳切的宣传教育,促其觉悟, 引导他们投身于民族战争,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奋 斗;对于自己的军队—— 抗战中的八路军,潘汉年则给予充 分的肯定。1937年11月,他在《良友画报》第131期上发表 了《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介绍了八路军开入山西抗战, “由于他们将士的英勇善战,已经好几次给了暴敌严重打击, 特别是平型关一役,胜利的转变了晋北的战局”。那么,“他 们究竟为什么能够一鸣惊人?”潘汉年指出,“八路军虽无神 秘可言,确有出奇之处的原因”。潘汉年总结了八路军的三个 特点: “(一)有坚强的民族意识,与抗战的政治自觉; (二)官长与士兵打成一片;(三)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此 外,他们还“经常的运用那有系统而严密深入的政治工作”, “形成了这样一支精锐的无数不怕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采 取持久的攻势防御运动战”,特别是发动广大群众,“武装他 们,在敌人的两侧翼和后方,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等等。这 是中共在国统区最早最全面宣传八路军的一篇文章。

  潘汉年对八路军的宣传,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争 取上海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物质方面的援助。当 时,他以“八办”主任的身份,不仅通过宋庆龄、何香凝等 人的帮助,向上海各界募集了大批物资,支援八路军,甚至 把工作做到了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 抗战后,杜月笙出 任国民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 席。1937年10月28日,潘汉年以“八办”主任的名义,致 函杜月笙,说明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迭予日寇 重创”,但因为“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 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后的第二天,立即召开抗敌后 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捐赠防毒面具一事。会议通过决议,同 意将价值1.6万元的1000具刚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赠 给八路军将士使用。会后,主席团通过后援会下属的技术委 员会和慰劳委员会共同承办此事,具体落实。

  正是在两办主任期间,潘汉年战斗在抗日救亡运动的 第一线,把宣传教育工作、上层统战工作和对国民的团结争 取工作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不仅有力 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阵地,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 而且有效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赢得了 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撤 离“ 孤 岛 ”

  正当潘汉年为国共合作奔波,为民族抗战呐喊,为党的 事业呕心沥血之际,淞沪战场战局迅速发生逆转。1937年11 月初,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使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完全处 于腹背受敌的状态。8日晚,松江陷入敌手,三天之后,11月 11日午夜,浦东和南市守军奉命撤退。12日,上海市除租界 外全部沦陷。

  被时人称之为“国中之国”的上海租界,包括北自苏州 河,南至肇嘉浜,东临黄浦江,西靠法华路(今新华路)、大 西路 (今延安西路)的法租界和大部分公共租界地区。尽管 日本侵略者对此地早已垂涎三尺,但碍于当时日本政府尚未 向英美法各国宣战,暂时还不便贸然进兵。由于上述地区的 四周,已全部落入敌人的魔爪,租界成了一座“孤岛”。直至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公开向英美等 国宣战,租界才被日军占领,“孤岛也一并成为沦陷区了”。 早在上海沦陷之前,潘汉年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上海办事 处,就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全面安排上层民主人士 的安全撤退问题。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沙千里、胡子 婴等著名爱国人士的安全撤退,都是经潘汉年及八路军办事 处一手经办的。关于这一段经历, 夏衍曾经作了如下的叙述: “就在上海沦陷这一天,潘汉年要我到办事处去,他 和刘少文一起,正在和沙千里、胡子婴,还有两位救国 会的朋友谈话,我参加了进去。只听得胡子婴在说:‘目 标最大的,是沈老 (钧儒)和韬奋,日本人和汉奸是会 下毒手的。’他们分明是在讨论头面人物从上海撤退的问 题。因此,我也补了一句:‘郭沫若是日本回来的,目标 也不小。’刘少文拿来了前一天的《新闻报》查了一下到 香港的客轮班期。从上海去香港的船,几乎每天都有,为 了保险一点,觉得法国邮船公司的‘皇后号’比较适当, 这是条三万吨的豪华客轮,定于27日启航。于是汉年立 刻就决定赶快去订船票,让韬奋、沫若和他们的陪同人 员先走。接着,汉年对沙千里和胡子婴说,救国会方面 要撤退的人,请你们两位和愈之商量,先决定名单,然 后分批撤退。沙千里站起身来了,胡子婴忽然想起似的 说,还有一位马老先生、马相伯,前几天我去看过他,他 说已经决定经广西去安南,要我顺便告诉你。他们走了 之后,我把和潘公展的谈话及我们的准备工作告诉了他, 汉年说:‘沫若得先走,但让他一个人去香港也不好,你 们的先遣队 (指夏衍领导的《救亡日报》)也赶快走吧。 年轻人,坐小一点船也不要紧。’我问:‘你们这个办事 处还能……’,他笑了:‘当然办不下去了,不过我们可 以名亡实存,今后由少文负责。’刘少文接着说:‘这个 地方当然不行了,他走后,我们就撤离。’我问汉年: ‘我什么时候走?’他说:‘等上面决定了,我打电话告诉 你。’”

  对于在沪上层爱国人士的安全撤离一事,中共中央一直予以 极大的关注。1937年10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就致电潘汉 年,要他协助宋庆龄等人撤离上海去香港,潘汉年立即将电 文送到宋庆龄那里。后因宋庆龄尚有一些重要工作需要处理, 暂时无法离开。11月12日,即上海沦陷的这一天,毛泽东、 张闻天及时指示潘汉年和刘晓,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将更 为困难;公开的救亡团体应准备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 作应有新的布置,严防敌人突然袭击;干部要重新分配,工 作方法要有转变。来电特别提到:潘汉年应完全转入地下。

  夏衍上述回忆中的那次会议,就是潘汉年落实中共中央 指示精神的一个重要步骤。随后,潘汉年又收到毛泽东、周 恩来有关催促宋庆龄速离上海去香港的电文,并立即通过地 下党员李云向宋庆龄作了转达。12月23日,宋庆龄在新西兰 友人路易·艾黎的陪同下,乘坐德国邮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在郭沫若、沈钧儒、邹韬奋、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相继 撤退之后,潘汉年才松了一口气。

  1937年12月25日,潘汉年事先让人给夏衍送去一张开 往香港的船票。这艘“凡提伯爵号”的法国邮船,停泊于公 和祥码头,等到夏衍上了船,驶出吴淞口之后,才发现潘汉 年和他乘的是同一条船。潘汉年把安全让给了他人,把困难 和危险留给了自己,也留给了他的战友夏衍。夏衍对潘汉年 的这种安排也表示感激,这对战友加兄弟的患难之交,就这 样撤离了“孤岛” 。

  两人抵达香港后,先去拜访了当时在港的廖承志。廖向 他们转述了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周恩来要他们到港之后,一 定要争取《救亡日报》在穗公开出版。但必须注意社内的党 组织不和当地的党组织,即中共广东省委发生联系,暂时不 吸收新党员,有事即由夏衍和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 英单线联系。有难于解决的问题,向廖承志、潘汉年请示。周 恩来还明确指示夏衍仍任《救亡日报》总编辑,用此合法身 份和当时从欧美回国途经广州的中共党员及爱国人士取得联 系。这样,夏衍旋即奉命离港赴穗复刊《救亡日报》,潘汉年 在香港稍事安顿之后,于1938年2月初赴汉,向中共长江局 汇报前一阶段他在上海所进行的各方面工作,并听取有关今 后工作的指示。中共长江局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对他所作 的努力作了充分的肯定。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还打算派潘汉 年到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做郭沫若 的助手,遭到C· C系骨干、时任该部秘书长张厉生的反对, 张以潘“色彩太红”拒绝了这样的安排。1个月之后,潘汉年 奉命从武汉返回香港。

  就在这时,党中央决定建立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 并指定廖承志、潘汉年为办事处的负责人。

  于是,潘汉年协助廖承志,再次挑起了类似上海“八 办”主任的担子。

  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就设在香港著名的皇后大 道18号,为了安全起见,对外挂上粤华公司的牌子,以经营 茶叶批发生意作掩护。

  皇后大道18号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收海内外华侨对 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捐助。据潘汉年回忆,当 时广大华侨之中,“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 倾血汗”。“抗战以还,年余有兹”,“是以捐款成绩,值数千 万元”。这批捐助的款项及有关物资,包括药品、医疗器械、 救护车等,都在廖承志与潘汉年的具体指导下,由办事处与 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共同协作,通过武汉、重 庆,及时转运到抗日根据地,送往艰苦奋战的八路军、新四 军和华南抗日健儿那里。

  办事处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 统战工作。当时,国共两党关系比较融洽,时任国民党广东 省政府主席的是老同盟会会员、首批中华革命党党员之一的 吴铁城。此人在国民党内素有“铁老”之称,他从追随孙中 山到追随蒋介石,成了反袁(世凯)、反赤活动中的风云人物。 抗战爆发之初,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潮裹挟下,他对中共 人士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1938年4月,经夏衍等建议,潘 汉年和廖承志赴穗拜访了吴“铁老”。吴设宴公开招待,并利 用舆论工具,大肆宣传。吴的用意是想利用中共及其进步人 士的合作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塑造自己热心抗日事业的形象。 但潘汉年与廖承志的用意,则是通过吴铁城的合作,使驻港 办事处更好地履行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推进华南地区的抗 日救亡运动和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果然,在潘汉年和廖承志拜访吴铁城之后不久,广东军 方实力派人士余汉谋也派人前来联络。此事由余部负责政工 的谌小岑出面,通过左翼文化人士左恭找到了潘汉年和廖承 志。为扩大中共的政治影响,从团结、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 共同抗日的大局考虑,潘汉年与廖承志不但亲自登门拜访了 余汉谋,还拜访了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曾养甫。谌小岑和曾养 甫都是C. C系中当时参与国共合作谈判的国民党方面的牵 线人,也是潘汉年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这几次会见,在香 港和广州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统战工作,尤其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并 非轻而易举。有些事情不仅复杂而且棘手。有一次,与潘汉 年在上海特科时有过情报关系的胡鄂公找上门来,胡当时的 身份是孔祥熙的政治经济顾问,孔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其子孔令侃因主持扬子公司干了许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 丑事,而其妻在三十年代就曾利用蒋家王朝政权的力量,称 霸中国股市,大发横财,弄得声名狼藉,受到社会舆论的谴 责。为了挽回颜面,给人以“积极抗战”的形象,由胡鄂公 献计,要孔令侃出面宴请潘汉年、廖承志等中共在港的头面 人物,好借此宣传一番。潘、廖当然明知孔氏此举的用意,但 又不能完全予以拒绝。因为当时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还没 有得到孔祥熙的行政院正式承认,如果加以拒绝,无论在政 治上还是经济上对中共都没有好处。基于上述考虑,双方见 了面。事后证明,潘、廖的决定是正确的。不久,潘汉年奉 命返回延安时,孔氏还派人来与潘联系,不仅向潘保证在经 济方面利用救济、补助等名义给边区政府以一定的支持,而 且还交给潘汉年直接与孔祥熙联络的密码。至于孔家向潘提 出所谓疏通中共的宣传机构问题,潘则表示回去可以向上级 反映。后来,潘汉年在回延安途经武汉时,即将孔氏的意见 和要求向中共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作了汇报,由李向中央 报告。同时,潘还将那份密码交给了李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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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多塞来说,只有一种普遍的文明,时而一个国家时而另一个国家代表这种文明最丰富的繁荣景象。而在赫尔德看来,则存在着多样的且不可通约的各种文化。隶属于一个特定的群体,与群体其他成员间用一种相同的语言、历史记忆、习惯、传统和感情结成牢固的、微妙的关系,这是人类的一种最基本的需要,正如对食物、饮水、安全或者生殖的需要一样是很自然的。一个民族只有在了解自己的体制对自身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才能理解、同情另一个民族的制度,而世界主义则是抛弃了所有这些最人性、最自然的制度……去看看 

第十一章 综合进化论 - 来自《进化思想史》

20世纪初,没有多少人支持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野外博物学家坚持达尔文最初强调的地理因素在进化中的作用,但是对于其他的适应机制,比如拉马克主义,也颇感兴趣。古生物学家则确信进化是定向和线性的过程,其机制是拉马克主义或直生论。新一代实验生物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利用遗传学攻击拉马克主义,但是又拒绝承认适应和选择在控制(通过突变产生出来的)新性状传播中起作用。20世纪20年代,进行了旨在将生物学不同分支结合起来的第一次尝试,而且达尔文主义也从日食状况中恢复起来,成为一种新思路中的关键,这种思路在解决一些著……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