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魔穴的特殊人物(上)

 《潘汉年传奇》

  萧叔安——百乐门饭店的来客

  1939年9月下旬的一天,位于上海租界华山路愚园路口 静安寺西侧的百乐门饭店,走进来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他 个儿不高,长脸,挺拔的鼻梁上有几点浅浅的天花痕迹,戴 一副金丝眼镜,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乌黑的头发上涂着闪 亮的凡士林油,美式白皮鞋一尘不染,好一副小开气派!他 自称萧叔安,住进了一间豪华型的套间。

  这位来客不是别人,正是潘汉年。

  潘汉年不是早就撤离了孤岛,为何又突然返回,而且住 进了如此豪华的饭店?

  事情还得追溯到1938年下半年。这年8月间,潘汉年在 香港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通知,令他迅速北上,参加中共中 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是,潘汉年日夜兼程,经广州、武 汉返回延安。

  六届六中全会从1938年9月29日开幕至11月6日闭 幕,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出席会议的除大会主席团12人之外, 有中央委员及各方面的负责干部56人,是“六大”以来参加 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潘汉年不是中央委员,是以地区 负责干部的身份参加的。这次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十分重 要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先后作了题为《论 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独 立自主问题》的专题讲话,阐明了中共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 武装斗争的政策,确立了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方 针,会议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特别是主持长江局 工作期间所犯的右倾错误,并作出了相应的措施,撤销了长 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南方 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南方局管辖东南、西 南各省,并兼管江西和上海。

  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及其具体的组织措施,对于 潘汉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由于会议确定把敌后 工作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之一,而在这条战线上,潘汉年又堪 称行家里手,他无疑成了中央指定的重要领导人选;另一方 面,由于南方局的建立,潘汉年此后的工作一直在周恩来直 接或间接的领导之下进行,这就为他把握自己,并始终如一 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潘汉年被留在延安工作。1939 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社会部,潘汉年参与了该部 的筹建。中共中央社会部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由刚从莫斯 科回国不久的康生兼任部长,潘汉年与李克农同为第一任副 部长。这样,康生就又成了潘的顶头上司,此后潘在康生的 具体指导下,参与领导了党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这次到延安,心情十分舒畅,除出席中央会议之 外,延安的群众性活动,他都乐意地去参加。

  1938年11月10日,潘汉年应邀出席了中国青年记者协 会延安分会的成立大会,并讲了话,他要求青年记者认真宣 传抗日将士的英勇战斗事迹,“系统地、具体地把它的事实内 容,用生动的笔调”描写出来。

  1939年2月5日,《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邀请延安新闻界、学术界有关人士参加座谈会,潘汉年到会 并作了发言。

  3月15日,潘汉年又出席了《新中华报》召开的延安文 艺界人士的座谈会,并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发表了意见。 3月18日,潘汉年出席了延安举行的各界人士纪念“三 ·一八”惨案大会,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等11人 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潘汉年也是其中之一,并主持了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

  3月22日,潘汉年主持中央敌军工作委员会召开的纪念 “三·一八”惨案大会,慰劳全体保卫工作人员。毛泽东出席 会议并讲了话。

  潘汉年这次到延安,个人生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 的延安,同他两年之前第一次陕北之行途经此地时相比已经 大不相同了。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这里成了中共中央、中 央军委的领导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成了名副其 实的“抗战圣地”了。一批批热血青年,一群群爱国的知识 分子,为了探求抗日救国的真谛,纷纷来到这里。在他们中 间,有位名叫董慧的姑娘,由于她的出现,使潘汉年与许玉 文之间早就形存实亡的夫妻关系,终于圈上了句号。

  董慧,原名董奉然,祖籍广东。1918年生于香港。她的 父亲董仲伟是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时任香港商会会长,是 港沪著名的实业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人 士。家庭的薰陶,使董慧从小就树立了报效祖国的志愿。1937 年,她在广州培道中学毕业后到北京报考大学。时值“七· 七”事变爆发,她随平津流亡学生一起到了西安,并考上了 西北联合大学。但是,抗日爱国的激情,使她毅然放弃在西 安求学的机会,奔赴革命的圣地延安。经过考试,她被录取、 分配到延安的抗日大学。1938年1月,这位富商巨贾的千金,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她20岁。同年7月,董 慧被分配到马列学院,与江青做了同学。

  再说潘汉年到延安后,曾到马列学院作过报告,董慧是 一个最认真的学生。1939年春中共中央社会部酝酿成立之 际,受组织的委托,董慧与刘人寿、黄景荷等人参加了由潘 汉年主持的情报干部训练班。潘汉年担任了主要的授课任务, 他那深入浅出的演讲,生动幽默的话语,特别是丰富多彩的 斗争经历,深深地打动了董慧。潘汉年,就这样在这位比自 己大12岁的女孩的心灵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他们俩 最后也由师生关系而转为恋爱关系,并结为终身伴侣,真所 谓“有缘千里来相会”。

  1939年9月,潘汉年因眼疾需要动手术,而当时延安又 缺乏治疗条件,经组织决定,让他到香港治疗,顺便了解和 兼顾那里的统战和情报工作。临行之前,康生向他作了交代, 要他根据情况和形势的发展,决定是否留在香港搞情报工作。 带着治疗眼疾和组织上交代的双重任务,潘汉年离开延 安经西安先到了重庆。他在重庆中共办事处附近的上大梁子 青年会旅馆住下后,便约见了中社部派出的中共情报人员刘 人寿、黄景荷。刘、黄两人是在2月初到达重庆的,按照组 织上决定,他们是准备到上海去做情报工作的。在离开延安 之前,潘汉年指示他们在敌占区要取得合法的社会地位,要 作长期埋伏的打算,因此,如有机会学习无线电收发技术,就 要学好,并嘱咐他们到重庆后不同重庆公开机关或地方党发 生关系,只与香港、上海潘所领导的机构用邮政联系。刘、黄 两人向潘汉年汇报了在重庆已经人介绍,准备去国民党海军 民权舰学报务的情况,潘向他们交代了今后的工作,要他们 学成后即赴港联系。

  在渝期间,潘汉年看望了他的堂兄、时任《新华日报》社 社长的潘梓年,看望了另一个堂兄潘菽,潘氏三兄弟相聚于 山城,互诉别后生活,“谈笑甚欢”。此外,潘汉年还在青年 会的旅馆里会见了该社编辑部的章汉夫、许涤新,许对这次 会面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那次会面,几乎谈了整个下午。从 延安的同志们对于《新华日报》的评价谈起,一直谈到王明 的一些问题。“汉年谈得最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话虽多, 但是生动而尖锐。在这次谈话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 个坚持原则而又相当灵活的人。”

  潘汉年在重庆活动了几天之后,便通过老情报关系的梅 龚彬找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的谈判对手张冲,托他搞了 一张机票,便离开重庆,飞抵香港。

  一到香港,潘汉年立即与廖承志取得联系,向他汇报了 此次来港的任务。此后,他一面治疗眼疾,一面协助廖开展 香港地区的统战工作。

  两个月之后,潘汉年的眼病基本痊愈。正在这时,中共 中央对潘汉年的工作有了更为明确的指示,要他以中社部副 部长的身份,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指挥原在香港的 各系统情报班子。当时,潘在香港所掌握的情报网的活动基 点主要有三处:一是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所属的情 报点,由李少石负责,包括连贯、柯麟、徐明诚等。由于李 少石等与国民党上层有很好的社会关系,是获取战略情报的 一个重要来源。二是东北抗联驻港办事处所属的情报点,它 的前身是东北义勇军驻沪联合办事处,由董麟阁主持,直接 受东北抗联李杜将军领导。该处分别在天津、重庆、香港设 有电台,潘汉年对此极为重视,到港后,“相互往来更加频 繁”,潘经常亲临指导。三是苏联派驻香港的情报点,由朱伯 生负责。主要的情报人员有金仲华、邵宗汉等。他们在帮助 苏联搜集国际情报资料时定期与上述两个情报点进行横向联 系。

  根据中央的指示,潘汉年即将上述三处情报点纳入了华 南情报局;接着又从廖承志处调来张唯一担任情报局的内勤 和机要,相当于秘书长的职务。张是湖南桃源县人,“八· 七”会议后由郭亮介绍入党,是个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的好 党员,人称“老太爷”。他加入潘汉年情报系统后不久,又新 建了一个包括陈曼云、梅黎、高志昂等人的情报班子。这一 班子成立伊始,又吸收了刚从重庆赴港的刘人寿、黄景荷,董 慧也在这时候加入。董在马列学院结束学业后,中社部即派 她到香港,利用她良好的社会关系,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 报工作。另外,潘汉年又吸收了著名实业家简玉阶的女儿简 竹坚和富有传奇经历的华克之等得力的情报干部,使潘部情 报工作的触角深入到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

  自此之后,潘汉年也全身心地投入到情报工作的第一线, 他的活动范围也由香港而上海,乃至整个沦陷区,潘汉年也 成了中共党内闻名中外的杰出的“情报专家”。 为了进一步扩展情报队伍,扩大情报工作的活动范围,获 取更多有价值的敌伪方面的第一手情报,潘汉年在加强香港 情报工作的同时,又奉命着手组建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1939 年9月,他带着董慧以及刘人寿、黄景荷等人,从香港乘船 到达上海。

  此时上海“孤岛”的形势错综复杂。这里既是敌我友三 方互相角逐的主要场所,又是摄取各种战略情报的重要窗口。 作为中共在港沪地区情报工作的总指挥,潘汉年深感责任重 大,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任务艰巨。与过去三十年代情报工 作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情报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 和汪伪汉奸,昔日的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以及上海的地方 势力,已经由对手变成了友军。因此,既要与日伪作殊死的 斗争,又要善于利用矛盾、伪装自己,周旋于魔鬼之间;既 要与友军合作和协调,在情报战线上贯彻国共两党合作的统 一战线政策,又要处理好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维护中共 的根本利益。况且,情报战线绝对不同于真枪实弹的战场那 么阵线分明,这里战线模糊、队伍混杂,往往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有时候,一个人甚至有二重乃至多重的身份。因此, 在这条战线上不仅需要那种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更需要的 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斗争的艺术性和斗争的灵活 性甚至比斗争的原则性显得更为重要。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职业、特殊的工作环境,潘汉年到 上海后,便化名为萧叔安,租用了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 为掩护其活动的地点。当时,日伪警宪特务也经常出入这家 颇有名气的豪华饭店,潘汉年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于 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顺便提及一事,38年之后,1977年4月,当潘汉年含冤 死于湖南长沙时,由于不能用真姓实名,他的妻子董慧居然 用“萧叔安”的化名,为他树了一块墓碑,真是令人感叹不 已!

  潘汉年抵沪后,立即通过剧艺社的地下党员蓝兰和于伶 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璇宫剧院寻消息,秘密传书 第第斯。”潘的密友、当代著名戏剧家于伶对此有过下述一 段回忆:

  1939年秋,汪伪傀儡登场,上海敌特猖狂。某晚,剧 社女演员蓝兰到璇宫剧院,向我耳语:接到小K 电话,约 我到“ DDS ”咖啡店见面。他说:报上有上海剧艺社的演 出广告,这是党未遭大破坏,你未被波及的信号窗口。给 了我密件,只说往上交。我托文委书记孙冶方同志上交 了。以后他每次潜来,先要我上交信件,通过我与省委 书记刘晓、宣传部长沙文汉、八路军办事处刘少文同志 等约时约地见而。

  有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帮助,重返上海情报战线的潘汉年很 快编织成一个颇有特色、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即以刘人寿、 乔犁青、孟述先等为骨干,设立了几处活动据点,并在贝勒 路 (今黄陂南路)及辣斐德路 (今复兴西路)两处建立了秘 密电台。电台的工作人员,包括报务员、机务员、译电员以 及递送电稿的通讯员,均从延安派来,且十分可靠,如贝勒 路秘密电台的译电员侯德华,是山西人,曾在延安中央党校 学习,他工作踏实、生活艰苦,在上海无亲无故,又不会讲 上海话。他的工作的机要性和他本身的性格特点,使他同外 界很少有接触,因而增加了电台的安全系数,他本人即从 1939年至1949年在这个秘密电台工作长达1 0年之久。 潘汉年不仅利用电台,而且还利用邮政联系、派专人递 送等方法,始终保持同延安、重庆、香港的联系。潘同刘晓 的联系,除通过于伶传递信息外,还专门将成都路修德新村 陈永箴家作为联络点,陈的组织关系属刘,为刘传送文件的 还有李宝球,而为潘传递文件的则是黄景荷。

  潘部在上海的情报工作人员,各个时期包括内勤外勤不 过三四十人左右,队伍短小精干,富有极强的战斗力。他们 之中从事内部工作,如译电、报务、财会、交通等的人员主 要来自延安,如上述的侯德华。董慧到上海后,即利用她父 亲所开设的道亨银号(后改为银行)上海分行职员的身份,负 责潘部的财务。另外,潘的情报人员中也包括从原来情报系 统调来的同志。

  正是依靠了上述的情报网络,潘汉年以自己的大智大勇, 采取极为巧妙的斗争手段,周旋于日本特务和汪伪汉奸之间, 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斗争,“奔波为党险如夷”,创造了中共情 报斗争史上的奇迹。

  渗透日特“岩井机关”

  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两面分子”,晓以民族大义,为我所 用,这是潘汉年情报工作中运用自如的斗争艺术。

  到上海后,为了尽快完成延安中央首脑机关所急需的情 报,根据中央关于“大胆地吸收各界各类人员”,“即便是脱 离过党或自首叛变的人,只要他今后愿意为我党工作,亦可 利用”的方针,潘汉年把眼光瞄准了一个特殊人物:袁殊。

  袁殊是湖北圻春人,又名学艺、军光,化名曾达斋,早 年留学日本,三十年代初回国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曾主 编《文艺新闻》,发表过不少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品。作为同路 人,袁殊与当时上海左翼文化人冯雪峰、夏衍、楼适夷等都 很熟悉,与潘汉年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往。不过,袁殊当时与 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且 私交甚笃,在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之后,袁也被吸收加入了 中共情报行列。自此开始,与潘汉年有了工作上的直接联系。 1933年,潘汉年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前后,袁殊则奉派参 加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期间,袁又利用日本友人的 关系,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人员岩井英一建立了关系, 并接受其津贴。这样,他就成了中共与日本方面的双料高级 谍报人员了。

  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三次大破坏,袁殊 也被军统局逮捕,旋即叛变自首,使著名电影女演员王莹被 捕入狱,夏衍也险些落入敌手。顾虑到袁殊与吴醒亚的特殊 关系,同时又害怕得罪日本人,逮捕袁殊的特务机关于翌年 春将他释放。此后,袁东渡日本,继续与岩井保持关系,并 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津贴。

  1937年春,正当潘汉年奔波于沪宁杭,参与第二次国共 合作的谈判之际,袁殊也回到了上海。他一面继续和军统吴 醒亚保持关系,一面找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联系,但 又不知中共对他抱怎样的态度。一次,他将一份有关日本各 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资料交给了潘汉年,希望借此得到中共 的谅解,重新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于是,他带着试探性的 口气,对潘汉年说:“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一 方面和军统吴醒亚有联系,另一方面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 有联系的。”

  从袁殊的口气中,潘汉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为当时 国共谈判桌上中共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 日战争一触即发、国共两党合作大势所趋的形势之下,用好 袁殊这样的情报人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当即表态欢迎袁 殊继续与中共合作,并指示他:“你可以用抗日的名义继续和 军统保持联系,也可以和日本领事馆应付。但你要准备承受 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

  袁殊就这样又恢复了与中共的情报关系。后来,潘汉年 回延安时,即将袁殊的情况向中社部作了汇报,康生在中央 特科时期也认识袁殊。中社部很快取得共识,认为可以争取 和利用袁殊的特殊关系,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

  1939年初夏,潘汉年从重庆飞抵香港后不久,袁殊正好 赴港参加戴笠召开的军统情报工作会议。当他获悉潘也在香 港后,便设法通过关系找到了潘汉年,向他汇报了上海敌伪 及军统的活动情况,并与潘汉年相约在上海会面。

  但袁殊为人颇有心计,他向潘汇报情况时,隐瞒了在这 之前所发生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及他目前的真实处境。原 来,1939年春夏之交,袁曾接受军统的部署,准备破坏汪伪 特工总部“76号”时,不慎被抓获,由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 群亲自审问。当袁殊供出与岩井英一关系时,李即与岩井取 得联系,由岩井出面保释。

  岩井是个中国通,他曾任日本大使馆情报主任,是一个 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资深的高级特务头 子。此时他正任职于上海日本使馆,名义上为副领事,实际 上是岩井机关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化界汉奸,组织文 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并收集有关的战略情报。岩井与袁 殊早有往来,这次袁被保释后,便加入了岩井特务机关,成 为其中一名正式的情报人员了。

  根据香港的约定,潘汉年到达上海后,便按时来到上海 百老汇大厦 (今上海大厦),叩开了袁殊临时下榻处的房门。 袁殊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潘汉年,说明自己目前的身分和处境。 在这种特定的场合,潘汉年没有对袁殊提出尖锐的批评和忠 告,而在事后又继续信任他,这一方面表现了潘汉年对情报 工作的自负和为人的厚道;但另一方面也正好暴露了他太重 感情的性格。难怪他的老战友,与袁殊相当熟悉的夏衍当时 就劝他不要用袁,事后还惋惜地说:“汉年这个人有一个缺点, 就是用人不慎,轻信袁殊就是一例。”不过,就是像袁殊这 样的人,正是在潘汉年的争取引导之下,为中共获取了许多 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做了不少工作。有学者认为,潘汉年利 用袁殊这件事,得失相比较,得是了不起的,而“失”却被 人为地抓住不放,进而冠之于“内奸”,真是冤枉至极!至于 袁殊,自从与潘汉年接上关系后,虽然仍出入于岩井机关,协 助岩井建立所谓“兴亚救国会”,开展“兴亚救国运动”,并 先后担任过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 育厅厅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职务,但其主流则 是为中共服务,为抗战效力。因此日本投降后,当国民党政 府拟按汉奸罪对袁殊提出起诉时,由中共将他转移到根据地, 此后,袁担任了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 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职。1954年军委审 干时对他所作的结论比较准确,结论认为袁在1935年被军统 逮捕后自首属于严重政治错误,指出袁后来为中共情报机关 服务,应充分给予肯定。1955年4月,袁因潘案而牵连入狱、 1982年又因潘案的平反而平反,这是后话。

  袁殊把事情讲完后,突然话锋一转,问潘汉年:“你到我 这里来,恐怕已经被日本特务注意到了。我应该怎么向他们 解释呢?”

  袁殊的问话,无疑给潘汉年出了一道难题。袁要从潘的 口中套出真情,潘则镇定应付,他淡淡地回答: “既然这样,你就将计就计在敌伪内部站住脚,取得合法 地位。同时搜集敌伪情报向我提供。只要是为抗战真正出力, 我们是会谅解的。至于我们这次会见,你就说我过去是一个 左派人士,大革命时期曾经和林伯渠、郭沫若、叶剑英、叶 挺等人熟悉,一向是反蒋的;目前在香港,主张中日和平解 决争端,是可以帮助你在香港搜集大后方战略情报的。”

  听了潘汉年的话,袁殊得到了满足。因为袁深知投身于 岩井机关将意味着什么?何况,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泯灭良知, 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劳的汉奸分子。他是在岩井保释 之下进入日特机关的,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件不得不为之 的事情,他要为自己寻找出路,而作为曾经服务于中共情报 机构的他,取得中共的信任和谅解,将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潘汉年的话解除了他的疑虑,也为他指明了工作方向。于是, 他进一步问:

  “要是岩井要求我将你介绍给他怎么办?”

  潘汉年考虑到袁殊这条线索的特殊关系,他虽然知道与 岩井见面的后果,更知道情报战线上的风险,但为了扩大搜 集敌伪情报的来源,他决定乘机打入“岩井机关”,深入虎穴, 去和岩井周旋。因此他坦然地回答:

  “那我就用胡越明的化名同岩井见面,就说我愿意和你在 香港合作搞情报。”

  潘、袁百老汇大厦秘密会面之后,袁殊即将潘汉年的情 况报告了岩井英一。对于中共这样一个重要的情报系统领导 人,岩井自然特别有兴趣,他还答允与潘汉年直接联系。于 是,“胡越明”之名,就被列入了日特“岩井机关”的中国人 花名册上。

  时隔不久,潘汉年接到袁殊通知,要他在上海虹口区一 家日本人开的餐馆里,和岩井会见。由于这是一次试探性的 接触,双方都没有涉及实质性的情报内容。岩井也没有向潘 汉年提出什么具体任务,只是十分客气地称潘汉年为“胡先 生”,欢迎他同袁殊合作,做他们的朋友。随后,岩井又问了 香港和重庆方面的一些情况,问了他都认识哪些人, 等等。潘 汉年也一般性地讲了一点香港和重庆大后方的情况,包括国 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情况,还谈了一些苏联、美 国和英国与蒋介石的关系,等等。

  1939年11月间,岩井派袁殊告诉潘汉年,要他为岩井机 关搜集情报,并要求他做一个在香港开展工作的计划。潘汉 年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扩大香港的情 报范围。具体做法是:利用岩井的关系作掩护,在香港办一 个公开刊物,作为活动据点,以便团结、联系一批人,定期 搜集情报,并负责每半月向“岩井机关”交一次情报,但岩 井他们须每月供给活动经费2000元,另外还要提供办刊的筹 备经费。换句话说,就是用岩井的钱,作为我搜集战略情报 的经费;用岩井的关系,掩护我情报工作的开展。

  潘汉年的计划很快被岩井所批准。于是,一个以《二十 世纪》为刊名的杂志,扮起“灰色”的脸宠,出现于世人面 前。该刊由恽逸群任主笔,郑禹森为助手。他俩都是中共地 下党员,又都是潘汉年手下的老情报人员,因此,该刊编辑 也就成了中共一个安全可靠的情报活动据点。至于向岩井机 关提供的情报内容,经潘汉年与廖承志、张唯一等商定,由 徐明诚和张唯一每半月起草一份有关大后方及国共合作的情 况,有时增编一些英、美、苏在香港的动态。这些情报均有 分寸:不能太过,也不能没有价值,但以无损于中共的根本 利益为准则。

  就这样,中共的情报网络,经潘汉年编织,渗透到了日 特“岩井机关”;一份份有用的战略情报,经潘汉年之手,转 达到了延安中枢机关。据刘人寿、何荦等回忆,潘通过袁殊 等人的关系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1)1939 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 年6月13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南方局早几 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 (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 谈判的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 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怪不得1945年中共“七大” 时,毛泽东在讲到敌占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 时也表扬了刘晓和潘汉年。1982年8月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 反通知中也说他在这个时期“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 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不仅如此,潘汉年还利用“岩井机关”,掩护了自己和潘 部一批情报人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 占领了香港,并进驻上海租界。潘汉年通过袁殊,让岩井为 他办了一张显示个人身份的证明。证明文件由日本驻上海领 事馆签发,说明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问,请 先与日本领事馆联系。岩井还以自己的名义在汇中饭店开了 一个专门房间供潘汉年使用。潘汉年利用这些条件和刘人寿、 董慧等人联系,指导工作。

  香港沦陷后,局势十分紧张,潘汉年又通过“岩井机 关”,取得了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 “帮助”,先后将何香凝、廖 承志等安全撤离,并将潘部情报人员,分两批撤离香港。其 中徐明诚、陈曼云、高志昂等撤到内地;张唯一、恽逸群、王 却尘、何积、潘丽华、叶文津等撤至上海。恽逸群因有《二 十世纪》的关系,到上海后就由潘汉年派往“岩井机关”,潘 对他说:“现在形势很复杂,党中央要求我们‘隐蔽精干、长 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因此要设法钻入敌伪组织内 部。我已跟袁殊讲过了,你就到他掌握的岩井公馆去。”后 来,恽逸群就在“岩井机关”所属的上海编译社任社长,在 日伪的报刊《新中国报》、《杂志》、《政治月刊》上发表“曲 笔”文章进行宣传,继续开展情报活动。于是,日特“岩井 机关”里又多了一名中共的情报人员。

  就这样,潘汉年利用情报对手,为我所用。体现了他比 对手的高明之处。他的成功和所创造的辉煌,实在是中共情 报战线上的一大创举。

上一篇:一身二任的“八办”主任(下)

下一篇:出入魔穴的特殊人物(下)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附录 - 来自《自由主义(霍布豪斯)》

主要参考文献中文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杜汝揖、戴雅民译,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爱德华·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李强校,三联书店,1997年。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李燕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汉密尔顿、杰伊、麦迪森,《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去看看 

第十二章 - 来自《国画》

几天以后,朱怀镜才知道玉琴被收审了。他并不吃惊,只是心里莫名其妙地紧张,似乎自己也会有什么麻烦。这天,朱怀镜在家里吃晚饭,神色很严肃。香妹怕他心里有什么事,也不敢多问他。一家三口埋头吃饭,只听得筷子磕碰碗碟的声音。吃完了饭,只有两口子在场了,朱怀镜认真地望了香妹一眼,说:“香妹,可能有事要发生。你在外面不论听到什么,都要挺住。”香妹脸都吓白了,半天才问:“什么大事?说得这么可怕?”朱怀镜说“要说事情都是针对皮市长的。也许别人会通过整皮市长身边的人,达到整皮市长的目的。我既然身在官场,既然受到皮市长的器重,必要的时候……去看看 

第十二章 二次革命——“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1934.2-8) - 来自《希特勒传》

(1)   希特勒对削减冲锋队数量的保证是真心诚意的。多年来,冲锋队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使他伤透了脑筋。近几个月来,冲锋队的司令官罗姆上尉又一直要求将他的手下,改编为部队。自然,军方是反对此举的。   希特勒知道,他生存下去的最好办法,是支持军方领导人,因为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他是无法实现他的最终目标的。于是,他便宣布:“在我国,只有国防军才准许持有武器;冲锋队只负责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番话使400万褐衫党徒怒火复燃,使他们不禁想起了党内南北两派之间长期斗争的情形。一方面,他们仍忠于希特勒这位精神领袖,另一方面,许多……去看看 

第七章 我对人类心理的认识前后转变不同 - 来自《人心与人生》

第一节 意识与本能比较孰居重要今将一谈我对人类心理的认识前后转变不同。此一前后不同的转变,颇有与近世西方心理学界的思想变迁情况相类似者,即从看重意识转而看重本能是也。但此非我最后之转变;最后之转变将于下一节言之。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由于好用心思,首先就有了自己的人生观,而在人生观中不可能不有一种对人类心理的看法;此即我最初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大约我自十岁以至廿六岁前后皆属于这初一阶段……去看看 

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 来自《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一  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在中共历史上,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的政治生活,使用强制手段调查党员的思想与历史情况,在1949年之前,以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最为典型,但是,抢救运动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抢救运动的思想逻辑和运作方式有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实际上,早在江西时期就已显出端倪,而1937年后在延安和其它中共根据地秘密进行的「肃托」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抢救的先导和试验。然而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却有一个建立在对历史事实改写基础上的系列神话:王明不仅是江西时期肃反「扩大化」的罪魁,而且是1937年后「肃托」……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