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独钟

第七章 冷泉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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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大自然的一小片。

——艾伯特·爱因斯坦

甚至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西洋这一岸老百姓的生活还是运行如常。大部分美国人感觉到战争的存在是在许多日子以后了。而且,生物学家不象他们在物理学方面的同事,在战争期间,始终保有相当的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一场生物学家的战争。

在偷袭珍珠港前夕,麦克林托克又把精力消耗在私人的动荡之中。她又一次被解雇了。在离开密苏里时,她丢掉了她的唯一的职业,没有其它的指望。“我知道我可以干些事情,我不会饿死。”但除了面包和黄油之外,作为一个生物学家,她需要一个场所可以做研究工作,一块土地可以种植玉米。在那时,康乃尔大学早就停止了要求选题自由的政策。埃默森已退休。他的学生们也都各奔前程。埃丝特.帕克在伊萨卡北五十英里处买了一个农场。把康乃尔当作“一个可归之家”的所有想法,现在已化为乌有了。

在这样的时刻,人就需要好朋友。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有一个特别要好和忠诚的朋友,那就是马库斯·罗兹。他刚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职。她写了一封信给他,问他将在什么地方种植他的玉米(假定那不在曼哈顿)。她迅即得到了回信。罗兹自己还没有完全定局,但那年夏天他打算去冷泉港。“我也要去,”她想,“在那里种玉米。”

邀请是容易安排的。她写信给米利斯莱夫·德梅雷茨,一位果蝇遗传学家,她认识他很多年了。德梅雷茨一九二三年就到了冷泉港。他象他的大部分同事一样,对麦克林托克的工作评价很高。她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四十年以后她回忆说:“我在六月来到冷泉港。而当夏天过去之后,我留了下来——我非常喜欢这里。”但她依然没有职业。她住在一所夏季别墅里,安排住到十一月份。但随着冬天的到来,夏季别墅最后也关了门。幸好马库斯·罗兹在哥伦比亚的公寓里有一间空房,她就住到那里去。

不久以后,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德梅雷茨被任命为华盛顿卡乃基学院遗传学系的主任。他上任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拜访麦克林托克并向她提供为期一年的职位。她踌躇不决。她还没有确定她要干什么。在她未确定之前,她无意于接受任何正式的职务。但现实沉重地压着她。最后她被哥伦比亚的朋友们说服了,接受了那个职位并回到冷泉港。几个月以后,德梅雷茨建议把这个任命改为固定的。

她回忆说:“甚至在那时,我并没有觉得真的非要一个职业不可。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不希望我自己对任何事情承担义务,因为我享受着自由的乐趣,不希望丧失(它)。”德梅雷茨十分坚持,他力主她去华盛顿同当时的卡乃基学院的校长万尼凡尔·布什谈一次话——她说,作为一个待聘的妇女,这是一个必须履行的手续。德梅雷茨说:“无论如何,你现在就去,你可以搭当大的飞机回来。”她很勉强地同意了:“请不要担心我是否能找到职业。”结果是:她和布什的会见是决定性的。一九四二年春天,布什作为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主席兼卡乃基学院校长,精力全放在战争上,脑子里塞满了许多其它的事情。然而他抽时间会见了麦克林托克。“事实是我们度过了一段奇迹般的时间,我们谈了各种各样的事,而我完全不觉得紧张。他也如此。”在她回冷泉港的那天晚上,布什打电话通知德梅雷茨,同意对她的任命。“我接受了它,仍然不知道我是否要一个职业。要等四五年之后,我才真正知道我将呆下去。”

为什么要她决定有如此之困难?理由是难于推测的。卡乃基学院向她提供的是其它学院所不能提供的——一笔薪水、一块供她种玉米的土地、一个进行研究的实验室和一个家。在这儿这样的环境中,她可以追求她自己的理想,干她认为合适的工作,使她免去了系里的活动、教学任务和行政责任。但这种保护也许过了头。在那田园诗般的隐居中,冷泉港可能令人觉得象一个偏僻的村落,又小又遥远,有几分离开了正常的科学交流。

常年开放的主要实验室是由华盛顿卡乃基学院创办的——之后就称为他们的遗传学系。但原先在一九0四年用一笔可观的捐款开办时,这儿是一个实验进化站。著名的优生学家查尔斯·达文泼特是第一任系主任。在六位专职研究人员的帮助之下,达文泼特建立了这个站,作为美国早期遗传学的主要研究中心之一。一九一0年以后,与哥伦比亚、哈佛、康乃尔和其它学院的实验室相比,它已相形见绌。虽然如此,它继续保持着重要的新遗传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声誉。常年的研究人员人数,介于六到八位之间。再加上少量的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以及一大群助手。在夏天,涌入的客人三倍于专职研究人员的人数。

占用同一场地的是长岛生物学学会,它是布鲁克林艺术科学学院生物学系夏季实验室的派生机构(从一九二四年开始),由当地的常驻人员负责。长岛生物学学会主要是一个夏季研究机构,它吸引了一大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卓越的遗传学家。

长岛北岸,冷泉港把夏天休假的愉快闲适和促进科学的交流结合起来。有一个海滩可以游玩;一个饭厅可以就餐;为数不多的实验室可供工作。它对来这里避暑的生物学家们(带家属或不带家属)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一九四一年夏天,冷泉港接纳了六十多位遗传学家,其中有许多名字是伴随经典遗传学的发展而成名的,还有其他一些人,象依然年轻的马克斯.德尔巴吕克、萨尔瓦多·卢里亚,他们的声誉与新遗传学的建立俱来。甚至那老康乃尔派,也有巴巴拉·麦克林托克、马库斯·罗兹和哈里特·克赖顿作为代表。

但是,随着秋天的来临,那些杰出的人物都回家去了。留下很少一部分骨干,继续做他们的研究工作。虽然同哥伦比亚生物学系保持了密切联系,但冷泉港一到冬天就属于自己。但它大小了,不能提供象麦克林托克在康乃尔所熟悉的那种令人感兴趣的材料以让整个学术圈子共同使用。甚至密苏里都为同行们提供了对麦克林托克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交流的较大的可能性。唯一的例外是在冷泉港短暂地工作的、偶然来此的青年研究员(彼得·彼得森是一个)。麦克林托克是,而且将依然是,那里唯一的玉米遗传学家。漫长的冬夜无人可谈,没有志趣相投的人分享那理想,或者最重要的是,没有人可以开开玩笑。哈里特·克赖顿在津津有味地回忆起“巴巴”早年扮小丑的爱好时说,麦克林托克在冷泉港就是没有“足够的娱乐”。虽然社交圈子对其他人可能象是一个大家庭,但麦克林托克似乎从来就不是它的一员。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麦克林托克在冷泉港受惠不少。尽管她最初在心理上很矛盾,但卡乃基学院所提供的赞助,可能最后拯救了她的职业。战事总动员将导致国家科学布局的巨大变动,冷泉港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是太坏的地方。最后,显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她的工作需要一个场所。一九四二年初,她搬到冷泉港,恢复了当时对她最有兴趣问题的研究工作——那引起反复的裂一合周期的染色体缺失。她如此热爱的这一工作,又一次吸引住了她的精力和注意。

那年年中大战正酣。卡乃基学院急于将自己的贡献奉献给总体的努力。理事委员会决议“把战争研究放在第一位,为达到这个目的,应暂停和平时期的研究。”这一决议的言外之意显然也得到了承认。万尼瓦尔·布什在“一九四二年六月校长报告”中写道:“只有在很小的范围内,我们依然希望朝着遥远的文化目标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可是,他接着写道:“并非所有的科学才能,都具有立即并直接应用于战争的性质,因此这种转变在有些系应该比其它系发生得迅速些。”

遗传学系同其它领域比起来就属于那些非当务之急的系之一。虽然有一些冷泉港的工作人员,已经转向战时科研项目,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研究工作进行如常。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研究工作看来是重要的,是“遥远的文化目标”的基本研究,它在行政的年度报告中,受到了有利的关注。

可是,即使遗传学的研究可能没有受到战争的多大影响,但日常生活是受到影响了,到处都看到旧衣服和眼泪。冷泉港的空气甚至变得比平常更宁静,显然也更艰苦了。汽油的短缺阻止了旅行,定量配给降低了食堂伙食的质量,夏季涌来的游客数量减缩到微不足道。没有别的事可做只好工作。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过去了,而遗传学的新贡献就从冷泉港源源不断地输向了各地。

有些研究最后改变了遗传学的面貌,但当时对潜藏着的变化的广度,就没有人能看到了。对我们现在名之为经典的传统的研究,正生气勃勃地继续进行着,不断地出成果。有象麦克林托克那样的遗传学家在该领域进行探索,使我们所熟知的遗传学日趋复杂。但其它的遗传学家,却走向另一个不同的方向——并很快就出现了日趋简单、越来越缺乏想象力的局面。根据后来的认识,大多数历史家说,分子革命是在四十年代早期开始的。最重要的事件是恰在冷泉港西四十英里所产生的一个发现。在一个下瞰东河的实验室里,奥斯瓦德·艾弗里和他的合作者,科林·M·麦克理奥德和麦克林·麦卡蒂——都是洛克菲勒学院的——发现DNA是特殊的遗传特征的载体。但这一事件的全部重要意义,在四十年代还看不出来。其它进展的意义、它们的微妙影响,同样也很不清楚。当时有谁能预言卢里亚和德尔巴吕克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大部分工作是在冷泉港作出的)会使遗传学家们的研究课题发生如此的改变呢?四十年代是生物学发酵的时代。但它们所引起的范围广泛的剧变,在五十年代还未能完全感觉到。所有这些发展同麦克林托克的生活和工作间接地发生关系,还是多年以后的事情。

与此同时,麦克林托克对玉米遗传学的研究,进行得非常顺利。新成果大量涌现,在她给卡乃基学院的年度报告中和她为《遗传学》杂志所写的长篇论文中记载了这些成果(“玉米纯合子的缺失与突变和复等位基因的关系”)德梅雷茨在为遗传学系所写的年度总结报告中,突出地提到了她的非凡的形象。然而在冷泉港工作了两年之后,一种幽闭恐怖症的感觉向她袭来。她准备休息一下了。

幸好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她收到了老朋友乔治·比德尔的一封信,建议她到斯坦福大学作一次访问。她立即热情地作了答复。被困在没有车、没有钱、没有朋友的环境里,她觉得改变是绝对需要的。但这次旅行不仅仅是消遣性的,比德尔还有特别的兴趣,这就把麦克林托克带到了斯坦福。

三年以前,比德尔以他独创性的论证,使生物学界为之瞩目。他发表了著名的“一个基因-一个酶”的假说,以面包霉链孢菌(一种面包上的红霉菌)同某种突变和特殊酶的缺失间的关系作为例证。但直到那时,分析限制在这一事实上面:面包霉链孢菌只是从遗传学方面进行了探索——它的细胞学研究还没有开始。确实,面包霉链孢菌是太小了,过去一直无法鉴定它。比德尔认为,如果世界上有谁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就是麦克林托克。

安排这次旅行花了很长时间。直到夏末,她最后才能成行。她在火车上订了座位,十月中旬出发。

那年春天,美国最有威望的专业团体——国家科学研究院——选举巴巴拉·麦克林托克为院士。这是国家科学研究院的长期历史中第三次授予妇女这样的荣誉。第一位是弗洛伦斯·萨宾(在一九二五年),第二位是玛格丽特·奥什伯恩(在一九三一年)。麦克林托克的朋友们大为高兴。他们认为这一荣誉长期以来给延误了。遗传学家特蕾西·索恩本,一位十分尊敬麦克林托克的事业上的同情者,是许多写热情的祝贺信人中间的一个。麦克林托克的回信说:

承您既体贴又慷慨地写信给我,足见您关心国家研究院。必须承认,我是不知所措了。犹太人、妇女和黑人是习惯于被歧视的,他们没有什么指望。我不是男女平等主义者,但我常为不合逻辑地对犹太人、对妇女等等的壁垒被攻破而感恩。那帮助了我们大家。

对于获得如此荣誉同样显得太年轻了一些的乔治.比德尔,在同一次选举中也被选上。这些决定是怎样作出的至今仍讳莫如深。国家研究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封闭的学术组织,由常任的、不同学科的成员提名和选举新院士。因为审议的记录是不保存的,所以这次选举,不论对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背景,或是三年前谣传要提名她的情况,都无可奉告。但常任院士的名单是公开的。只要看一看名单——其中有斯塔德勒和埃默森——至少她的某几个支持者是谁,就十分清楚了。

她的当选得到了庆贺。现在,她无疑可以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访问斯坦福了。这是一次有成果的旅行。比德尔后来告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沃伦·韦弗说:“巴巴拉在斯坦福的两个月中,在面包霉链孢菌的细胞学方面所搞清楚的问题,比先前所有的细胞遗传学家对霉菌形态所作的全部工作还要多。” 对于以后来说是一项相当简单的细胞学分析,在当时却并非如此。出现了一个困难。而正是这一困难使得我们对她在比德尔实验室的一段经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对她是怎样克服这一困难的自述则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她能“比别人看得更多。”

据麦克林托克自己说,甚至在开始工作以前,她己失去了信心。“我是真的被吓呆了,我可能接受了力不胜任的工作。”她去了,调好显微镜开始工作,但过了大约三天,一无所获。“我觉得气馁,觉得出了什么差错了——有些是大错特错了。我看不到东西。我的情绪不正常。事情全乱了套,我感到绝望了。”意识到自己得“干些什么”才行,她就出去散步。

从斯坦福校园中又弯又长的车道上,看出去是两排巨大的桉树。她在桉树下找了一条凳子,坐下来思考。她坐了半小时。“忽然,我跳起来,我等不及回实验室了。我知道我能解答这个问题——什么事情都已迎刃而解了。”

她不很知道当坐在那些树下时,她干了什么。她只记得她“让眼泪流出了一点儿”,但主要是,“我一定要进行非常紧张的下意识的思考。忽然,我知道一切都解决了。”事情正是这样。五天之内,所有的问题都找到了答案。

但是,她回实验室后从显微镜里实际看到了些什么呢?

有待解答的问题不只是染色体的计数和鉴定,在当时,还不知道面包霉链孢菌的减数分裂的全部情况。“真菌的减数分裂情况,即使有的话,也是很混乱不清的。”她对染色体进行计数,发现共有六条,可由它们的大小和相对位置分辨出来。她主要的成功在于:能清楚地认出染色体,足以在减数分裂的全过程中追踪它们。她在三十五年前对所看到的作的描述,依然十分生动逼真。她不得不从各不相关的玻片中,重现减数分裂的过程,但她并没有直接看到这个分裂的“动态过程”,关于这一点,人们是很容易遗忘的。但即使她所使用的语言是技术方面的,当我们跟着她注视染色体时,几乎也会产生幻觉。

“我发觉比较重要的事是在子囊壳(子实体)里面发生的。在那儿(卵囊包含了已进行质配的合子)可以找到子囊,可以得到两个亲代融合的核。现在,这些核进入前期,在前期后发生融合。有一个大的核仁,我能够看到这些染色体相互靠近开始联会。但它们是非常小、非常小的染色体。联会以后,染色体开始伸长——比它们本身长了五十倍。同时它们又变粗,看上去就象是铁路轨道一样。就在这伸长期,我能够确定染色体的模式以及其它的问题。……接着进入漫散期(双线期),我觉得这一阶段会发生交换,但在光学显微镜下,我看不清楚任何东西。双线期一结束即进入终变期。双线期的时间较长,接着很炔就是第一次减数分裂的中期。从中期开始,即从两个核在染色体内实际融合的阶段起,仍是染色体阶段。这些核不离开染色体,它们一直在染色体里。进入后期,染色体进行第一次分裂:染色体分离,臂放了下来。接下来是第二次分裂——一次完整的、正常的减数分裂。在后期,染色体拉长,臂变得非常之长。这一长臂向下移动。在整个减数分裂期间,这些染色体的基因十分活泼,因为子囊越长越大,你能够在子囊长大的过程中看到活动的进行。接着染色体向下移动到中期平面,形成另一次分裂,即第三次分裂。(现在)有了八个核。在这期间,这八个核产生具有许多微管的大斑点。在后期,八个核分别移向每一极。当核膜形成时,(核)在子囊内循一直线移动。它们都向下移动,可根据子囊内(等距离空间的)斑点定出它们的方向。接着从这一斑点中产生一组纤维,包围着每一个孢子。这一阶段依然是染色体阶段。最后在孢子内进行一次核分裂,你就能再一次地找到核了……哦,那就是故事,大体上就是这样。”

在桉树下的那件事七天之后,她在专家讨论会上作了“面包霉链孢菌减数分裂的周期”的报告。五天的实际工作,加上多年的经验,得到了这一些观察。但最重要的是,她感觉到“桉树下所发生的事情”是关键性的。她变了,她能够看得更清楚了。她为自己“重新确定了方向”。现在,她能够把她所看到的东西融会贯通了。

这一经历给了她一个重要的教益。“关键在于,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你对某件事已感到绝望,但你又非得解答它不可时,你却实实在在地解答了它,而且你还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解答出来的。你依靠自己做成了某件事!你发现了错误在哪里、为什么你会失败——但是你不问问你自己。我不知道我该问自己些什么。我所知道的是:我得出去,到桉树下去找出我失败的原因。”

明确“一切都将好起来”之后,她发现,以前她只看到混乱,现在她很容易就能够识别染色体。“我发现我研究染色体的时间越长,它们就越大。当我真正同染色体在一起工作时,我就成为它其中的一员了。我钻了进来。我成为体系的一部分。我跟它们在一起,它们就变大了。我甚至能够看到染色体的内部一实际上每一部分都在那儿。那使我惊诧不已,因为我真的感到好象我已钻了进去。这些染色体全是我的朋友。”

麦克林托克在讲这个故事时,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她急于要讲述她的经历,使得别人能了解她,她也急于希望避免被人误解。作为一个科学家,她所叙述的是个人经历中最深的、最隐秘的部分。过了一会儿,当谈到她把一块一块的东西“拼在一起”时、她“真正的感动”了:“当你看着这些事物时,它们就成为你的一部分。你忘却了自己,问题主要在于,你把你自己忘记了。”

一百年以前,拉尔夭·沃尔多·埃默森写道:“我成为一只透明的眼珠,我什么都不是了,但我看到了一切。”麦克林托克说得更简单:“我不复存在了!”自我意识的“我”完全消失了。综观历史,艺术家和诗人,爱侣和神秘主义者,曾经理解和写下了对于自我消逝的“认识”一这种认识是主体状态与客体的一种融合,科学家们也知道它。爱因斯坦有一次写道:“能使人获得如此成就的感情状态是同宗教崇拜者或热恋者的情况相类似的。”科学家们常引为自豪的是,他们能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来并放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但他们最丰富的学问仍大部分来自把一件事同其它事联系起来,把客体转变为主体。

麦克林托克对面包霉链孢菌染色体进行观察所得出的经验证实了她多年来她所经历过的某些事物。自幼年时代起,她的注意力就比较分散,现在她把它们集中起来了。二十五年前,她全神贯注于工作的能力——她希望“游离身体”——曾使她忘记了自己的姓名。现在看来她已掌握了一些东西,她已学会在需要时振作起精神,作出新的科学发现。她从斯坦福回到冷泉港后,继续她的研究工作。后来,这一研究工作使她得到了她科学生涯中最重要的发现。

毫无疑问,一九四四年在麦克林托克的事业中,是关键性的一年。她作为一个科学家,往往是知道自己的价值的。但现在,由于入选了美国国家研究院,她得到了公众的承认,这同她对自己的评价是一致的。随着她运用自己才能意识的滋长,她对自己的评价进一步被证实了。在多年的奋斗之后,最后,这一评价和公众对她的评价开始会聚。她现在四十二岁,接近她事业的最高峰。岁末,她被选为美国遗传学会的主席,这是一个从未让妇女担任过的职位。麦克林托克在一九四四年——四五年间的冬天,回到冷泉港,她开始工作,那最后导致得出了转座。从个人角度看来,时机是不能再好了。她最近的成果加强了回答她事业上最困难的一次挑战的信心。

麦克林托克那年冬天开始了研究工作。要得到成果,须要一些年月;而它的重要性被历史所承认,须要更多的年月。但这一时期其它的发展,也在等待着被承认它们在生物学历史上应得的地位。甚至一九四四年艾弗里发表的发现DNA遗传潜力的论文——可能是二十世纪生物学上较重要的事件——也相对地不受重视。在四十年代中期,分子生物学将要揭示的简单的遗传机理还属未知。而麦克林托克将要揭开的复杂的调节和控制的过程,甚至连做梦都没有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