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名毁津门 7、轿队被拦在天津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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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带着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和几个兵弁,冒着六月酷暑,扶病上轿。彭楚汉建议:“大人身为直隶制军,天津又处动乱之中,此行宜以兵马壮声威。卑职愿带一千人随大人进津门。”

  “不行。”曾国藩断然拒绝,“上谕说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维护大局,则不能开仗。我带兵前行,不正好给洋人动刀兵以借口吗?”

  彭楚汉默然退下。

  “彭军门。”曾国藩又把他叫住。“洋人猖狂无礼,后果难以预料,直隶军队有捍卫京畿之责任。你要训饬部属,决不能掉以轻心,随时准备,以防不测。”

  彭楚汉领命,作为一个有十几年戎马生涯的总兵,他懂得目前形势的严峻。

  绿呢大轿启行了,后面赵、吴、薛等骑马相随,沿着通往天津卫的古道缓缓前进。一望无边的京津平原在烈日暴晒下,一切生命都变得疲软懒散。两旁庄稼地里,稀稀落落地种着些高粱、玉米、西瓜、红薯,叶片低垂,藤儿干枯,全无一点生气。地里死一般地寂静。偶尔可见一两个人从高粱丛中钻出来,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又钻进去。这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生长在南方的赵烈文、吴汝纶看着直摇头。古道上很少见到来往行人,偶尔所见的,也只是一些居住在附近的百姓,个个面如菜色,身如干柴。进入静海地面时,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他们拖儿带女,背着大布包,神色忧伤。

  曾国藩叫兵弁过去打听。原来是永定河在葛渔城一带又决口了,冲毁农田庄舍无数,受灾的百姓只得背井离乡去逃难。老百姓刻骨咒骂河道河吏,骂他们将河工的款子贪污了,偷工减料,敷衍草率,欺蒙上司,贻祸百姓,是一班该千刀万剐的贪官污吏。

  曾国藩坐在轿里,一颗心沉重得如同千斤铁锤。眼里所看到的已令他怆然,听到的又令他愤然,而即将面临的更令他颓然。

  西洋天主教早在明末就在中国传播,到康熙年间大盛,一时有信徒好几十万。后来,因天主教不准中国信徒祭祀祖先,引起朝廷不满,而神父穆经运又参与胤禩等夺嫡之争,故雍正、乾隆之后,天主教遭到严禁。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又允许外国人传教,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少纠纷。

  曾国藩对天主教素来反感。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与他心目中的礼义伦常大相径庭,他视之为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长毛就是把这一套学了过来,结果造成十多年的大乱。至于洋人贩来的鸦片,他更是深恶痛绝。但对洋人的坚船利炮,以及诸如千里镜、自鸣钟、机器等。他又由衷地佩服。三十年前惨败于洋人的教训,他记忆犹新。十多年来亲历戎间,对外国与中国在军事上的悬殊他看得很清楚。一个基本认识已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与洋人相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输赢,而在于长远的胜负。中国目前不如洋人,一旦开仗,只有失败。要靠“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忍辱发愤,徐图自强。他以这个认识为基础,利用晚上住宿的空隙,拟了一篇《谕天津士民示》,告诫天津士民要将好义刚强之气引入正道,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可以忿报忿,以乱招乱。十载讲和,得来不易,一朝激变,荼毒百姓。并宣告奉命而来,一以宣布圣主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劝谕津郡士民,必先明理而后言好义,先有远虑而后行其刚气。曾国藩准备一进津门,就将这张告示交衙门刻板,刷印几百份,遍贴大街小巷。

  远远地看到天津城绵延的城墙和高大的城门了,绿呢大轿在稍子口停下。这里离城尚有七里地。天津道员周家勋、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已在此等候多时。众人将曾国藩迎进屋里。刚一落座,便见周道台在前,张知府、刘县令在后,一齐跪在地上,高喊:“求老中堂给卑职们作主。”

  说罢,对着曾国藩叩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时,三个人都满脸是泪。曾国藩心中甚是凄楚,说:“都起来,这是什么地方!你们都是镇守天津的朝廷命官,如此哭哭啼啼的,让百姓传扬出去,岂不丢朝廷的脸?”

  周家勋等人起来,不敢坐,都垂手站在曾国藩的两旁,等待他的训示。

  “城里现在安定下来了吗?”

  “回老中堂的话。”周家勋低头答道,“大规模的闹事起哄是没有了,但百姓心里都大不服气,许多人都在骂崇侍郎。”

  “骂他什么?”曾国藩对此颇为关心。

  “骂他是讨好洋人的汉奸。”刘杰插话。

  曾国藩两腮的肌肉轻轻地抽搐了一下,说:“胡说八道。”

  不知是中气不足,还是并不十分愤怒,这四个字显得轻飘飘的。刘杰听出了其中的味道。这次事件由围攻咒骂,发展到烧楼毙人,实由丰大业开枪的缘故。堂侄当天抬到家里后便气绝,他悲痛不已。倘若不是这个忠心的侄儿,气绝的便是他本人。他恨强盗土匪般的法国佬,因而对百姓的举动能够理解,也予以同情。他把自己的观点亮给崇厚听时,谁知也遭到丰大业枪击的崇厚非但不支持他,反而说他糊涂。刘杰觉察出曾国藩与崇厚的口气大有不同,于是壮起胆子说:“中堂大人,丰大业身为法国领事,两次枪击我朝廷命官,公然侮辱我大清帝国的尊严,且打死了卑职的家人。百姓奋然而起,捍卫朝廷尊严,伸张正义,虽然做得过头了些,但事出有因,情可宽恕。”

  “刘明府,你说如何宽恕法?”曾国藩苦笑一声,“丰大业无理,可以由朝廷出面,与法国公使交涉处理,如何能就因此放火烧屋,杀死那样多与丰大业毫不相干的洋人?现在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朝廷采取宽恕的态度,不再追究,但洋人会答应吗?设身处地想一想,假若我大清国在别的国家里遭到这样的袭击,我们又会怎样想呢?我们难道就会宽恕吗?”

  刘杰一时语塞。周家勋想陈述教堂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百姓积怨甚深等情况,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这些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需要等总督大人到署后详细禀报,张光藻本想诉诉对“交部议处”的委屈,见周、刘都不再说话,也就不作声了。曾国藩喝了两口茶后,吩咐起轿。

  曾国藩的绿呢大轿领头,后面跟着周家勋等人的蓝呢大轿,平日的全副执事都免去了,轿队冷冷清清的,似乎坐的都是一些受审遭贬的官员。轿队悄没声息地前进三四里路远时,忽见前面大道上黑压压地跪下一片人。走在轿队前面的戈什哈吓得忙回头禀告曾国藩,请示进止。曾国藩眉头一皱,面色不悦地说:“叫张太守、刘明府去问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张光藻、刘杰下了轿。过一会儿,张光藻返回,对曾国藩说:“前面跪的是天津各界士民,他们要面见中堂大人。”

  “叫他们都散开!有事以后到衙门里说去!”曾国藩不耐烦地挥挥手。

  张光藻很快又转回来,哭丧着脸说:“非请大人下轿接见他们不可,否则他们决不散开。”

  “这是什么话!”曾国藩气愤地说。他知道天津百姓不好对付,极不情愿地下了轿。跪在道上的士民见曾国藩走过来,立即乱哄哄地喊:“曾大人!” “老中堂!”“青天大老爷!”

  曾国藩挺直腰板,两手叉腰,尽量做出昔日那种凛不可犯的风度来。无奈右眼已眯成一根线,左眼也只能睁开一点点,没有了过去的如电目光,也就没有了过去令人战栗的威严。天津士民们发现,站在他们面前的曾国藩,与他们所想象的湘军统帅完全对不上号,若没有那身吓人的一品官服,他与俺们普通老头子有什么差别!

  “父老兄弟们!”曾国藩干咳了一声,大起喉咙喊道,“鄙人奉太后、皇上之命,前来处理津民与洋人斗殴之事。各位请放心,鄙人一定会遵循国法,禀公办理。”

  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即腾起一片乱糟糟的喊声:“曾大人,您要为咱们百姓撑腰!”“中堂大人,洋人是恶鬼,您可不能像崇厚那样偏袒他们!”“老中堂,您要明察秋毫呀!”

  曾国藩心里烦躁起来。他强压着厌烦情绪,高声说:“父老士民们,请你们让开一条路,好让鄙人进城。”

  前面跪着的几个百姓挪动了膝盖,让出了一条四五尺宽的路来。曾国藩正准备上轿,人群中突然站起一个身着长衫的青年,大声说:“老中堂,津门各书院士子公推晚生出来说几句话,请老中堂赏脸听一听。”

  曾国藩见说话的士子长得眉目清秀、斯斯文文,脸上流出一丝浅笑。他平生从不怠慢读书人,尤其喜欢那些长得俊拔的年轻士子,他认为人才大都藏在这批人中。一个戈什哈从附近人家中搬来条木凳,他坐在凳子上,习惯地抬起右手梳理胡须,微微点点头。

  青年士子会意,大着胆子说:“去年,老中堂由两江来到直隶,我津门全体士子人人欢喜雀跃,咸谓有老中堂这样清正廉明、治国有方的总督,直隶从此将可从疲沓中振兴起来。老中堂督直不久,便刊布《劝学篇示直隶士子》,鼓励我直隶士子以旁侠之质入圣人之道,又告诫以义理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诸君子为表率。老中堂的教导,我津门士子都铭记在心。”

  说到这里,青年士子偷眼看了一下坐在板凳上的总督,见他注意在听,气更壮了:“这次听说太后、皇上派老中堂前来处理上月的事件,津门学子比去年欢迎的心情更为强烈。上月之事,明摆着是洋人所逼,欺人太甚。往日洋人欺侮老百姓,士子们已愤愤不平,现在他们竟然公开侮辱我津郡父母官,眼中已无我大清帝国,士子们无不义愤填膺。这等洋鬼子,杀之应该。老中堂,我们都记得十多年前,您的那篇震撼天下的《讨粤匪檄》。檄文说,长毛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以此来取代我孔孟之教。此为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并号召所有血性男子共同征剿。洋人和长毛是一丘之貉,他们妄图以耶稣、《新约》来迷惑我炎黄子孙,乱我孔孟名教,津门父老奋起反抗,和当年湖湘子弟抗击长毛如出一辙。津门士子表示支持,也正是遵循老中堂之教诲,以旁侠之质入圣人之道的体现。故全体士子公推晚生出面,恳请老中堂明察士民爱国卫道的苦心。”

  那士子说完又跪下去,他周围的人一齐喊:“请老中堂明察!”

  曾国藩面无表情地听着,心里对这番话是欣赏的。尤其使他快慰的是,十多年前的那篇檄文,在远离湖南数千里的天津至今尚深入读书人之心。他觉得刚才这位士子很会讲话。

  清晰的语言,说明他有清晰的头脑,既然被全体士子所推出,一定在他们之中享有威望。这是个人才,应该破格提拔!

  “大人,我也说几句!”人群中刷地站起一个粗大的黑汉子,他是水火会的头领徐汉龙。

  “你是什么人?”曾国藩见那人样子有点凶猛,遂打断他的话问。

  “我是海河岸边的铁匠。”徐汉龙不理睬曾国藩眼中流露的鄙夷神色,豪放直率地说,“天津百姓放火烧教堂,捣毁育婴堂,完全是正义的行动。大人您或许不清楚这里的底细,听我拣几件事说说。”

  “你说吧!”曾国藩一向倡导实事求是,捕风捉影的话他听得太多了,重要的在于具体的事实。所以他鼓励徐汉龙说下去。

  “第一,”徐汉龙没有通常见曾国藩的人那样恭顺多礼,他开门见山地说,“天主教堂终年紧闭,行动诡秘,教堂和育婴堂底下都挖有地窖。这地窖都从外地请人修建,不让津民参与其中,百姓普遍怀疑这地窖中大有名堂。第二,中国有到育婴堂治病的人,往往只见其进,不见其出。前任江西进贤知县魏席珍的女儿贺魏氏,带女入堂治病,久住不归,她父亲多次劝说也无效,家里人都说她吃了育婴堂的******。第三,将死的幼孩,育婴堂也收进去,以水浇头洗目,令人诧异。又常见从外地用车船送来数十上百幼童,也只见进的,不见出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育婴堂、教堂里这半年来死人很多,但都在夜晚埋葬,很令人可疑。上个月百姓们在义冢里挖出几具新尸验看,见这几具尸都是由外向里腐烂,尤其腹胸都全部烂坏,肠子肚子外流。大人您知道,死人都是由里烂出的,哪有从外面烂进的道理?这几件事,难道还不能证明天主教堂、育婴堂是披着教会慈善的外衣,干着挖眼剖心的恶鬼勾当吗?”

  徐汉龙说完也跪下,他身边的人怒极高喊:“天主堂、育婴堂是恶鬼窝!”

  曾国藩心想,这个铁匠也不简单,敢在朝廷大员的面前理直气壮地陈说,若这几桩事情都是真的,也怪不得百姓不疑不气了。

  正思忖间,冯瘸子也站了起来,对着曾国藩嚷道:“总督大人,刚才徐大哥说的半夜埋人,就是我亲眼所见的。他们这些洋人把我们中国人不当人看,还不如他们喂养的狗。他们残杀我们成百上千个幼童,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他们?实话告诉你吧,那天烧天主堂就是我放的火,洋人我也杀了一个。你要抓凶手,就抓我吧!”

  冯瘸子话还没说完,刘矮子也跳起来叫道:“我也杀了洋人,抓我吧!”

  立时就有六七个人一齐站起,大叫大嚷:“我们都是凶手,官府要抓就抓吧!”“为杀洋人而砍头,值得!”“来世长大,还要杀洋人!”

  曾国藩心里惊道:“看来这烧教堂、杀洋人的人,一定令百姓视为英雄,不然他们怎会这样争着承认?”他站起来,极力以威严的神态说:“都不要嚷叫了!刚才那位士子和铁匠的话,是不是都代表各位的意思?”

  “是的。”跪在地上的士民们齐声答道。

  曾国藩的两道扫帚眉紧紧地拧了起来,过了好长一阵时间才说:“现在请各位父老先让鄙人进城去,有事以后还可以再来找。”

  众人都纷纷站起散开。轿子重新抬起时,曾国藩吩咐加快速度,赶紧进城。

  进城后,他谢绝道、府、县的殷勤相邀,带着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人住进了文庙。刚刚吃过晚饭,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便来拜访了。曾国藩顾不得劳累,忙以礼相见。在曾国藩的面前,崇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晚辈,而崇厚对这个文才武功,并世无出其右的武英殿大学士,也从心里崇拜。他本是个乖觉伶俐的人,此刻在曾国藩面前,益发显得殷勤恭敬。

  “老中堂,晚辈是盼星星盼月亮,盼望您来。天津这个烂摊子,眼下是乱哄哄、稀糟糟的,道、府、县都交部议处,他们都不管事了,等候革职发配,全部担子都压在晚辈一人肩上,我崇厚哪有能力管得下?不是晚辈眼里无王公贵族,现在就是恭王爷亲来,也不一定弹压得住。阖朝文武,只有老中堂大人您一人可以镇得住这个局面。”

  崇厚以十二分的诚恳说着,这的确也是他的心里话。他目前在天津的日子很难过。舆论都说他没有骨气,骂他是汉奸,法国人又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过几天,公使罗淑亚要亲到天津来找他当面算帐。他好比钻在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这下好了,以曾国藩的地位和声望,足以构成一堵坚实的挡风墙。

  崇厚的诚恳态度,颇使曾国藩感动。他说:“老夫已是衰朽,实不能荷此重任,只是职分所在,不能推辞罢了。侍郎这些年来在天津为朝廷办三口通商,与洋人打交道,也是件不容易的事。老夫这些年来与洋人直接接触不多,天津之事,与洋人构成大隙,如何处置妥帖,还要多仰仗侍郎的经验和才干。”

  “哪里,哪里。老中堂这一来,一切事情都可迎刃而解。太后已命晚辈去法国说明津案的缘由,过几天晚辈便进京陛辞,启航远行了。”崇厚早就巴望着曾国藩来,他好脱身,跳出火坑。

  “不,不,侍郎你不能走。”曾国藩忙制止。他既然决定力保和局,不开兵衅,崇厚与洋人相处密切的关系,便是一个最可利用的好条件。“你在天津再留几个月吧,老夫与你谤则同分,祸则同当。明天,老夫亲为你上一道奏请如何?”

  曾国藩这样恳切地挽留,崇厚不能推辞。再说,协助曾国藩完满地处理好这起事件,今后无论在朝廷,还是在洋人面前,他都可以挣得脸面。崇厚同意了。“老中堂这样信任晚辈,晚辈一定尽力协助老中堂处理好这件事。晚辈今天特来向老中堂禀报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关于天津教案,曾国藩在保定时就已知大概,周寿昌传旨后,又将京中的传闻告诉了他,今天从城外天津官员和士民的口中,他又听到不少有关事情的真相,但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崇厚的当面禀告。这不仅因为崇厚是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还因为崇厚坐镇天津十年,他对包括法国人在内的洋人的熟悉,是别人远远不可比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曾国藩建立起对崇厚的信任。

  崇厚能说会道,把上个月发生的这件事的全过程说得清楚细致、有条有理,使曾国藩听了一个多时辰,也不觉厌倦。

  他心里想:许多人说崇厚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看来不完全正确。八旗子弟,只要不是家道完全败落,哪个不是花花公子!能像崇厚这样就不错了。曾国藩含笑听着崇厚的叙述,不时插几句问话,气氛很融洽。事情的经过讲完后,崇厚说:“老中堂,晚辈对这件事有几点想法。”

  “你说吧!”曾国藩欣赏下属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他讨厌那种人云亦云、糊涂颟顶的人。  1/2    1 2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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