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东下巡视 4、一个划时代的建议

 《曾国藩 第3部 黑雨》

  “纯甫,你来得正好。”曾国藩招呼容闳,“仲芳跟我谈了半天,关于机器局的管理方面,他有些很好的看法。我走之后,你们两人还可以再谈谈,然后和国栋、雪村、若汀他们一起商量商量,也听听科尔、史蒂文生、傅兰雅等人的意见。下个月,你到江宁来一趟,把商量的结果告诉我。”

  “机器局管理方面的问题,仲芳跟我谈过多次,有些问题正在想办法解决,但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无能为力。”容闳摊开双手,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态。“我今天一早到瑞生洋行去了。”

  “瑞生洋行是哪个国家开的?”曾国藩问。

  “德国商人办的。”容闳答,“我告诉他们,明年的煤炭、木材不要他们代买了。”

  “你们煤炭、木材也由外国买来?”曾国藩不悦地说,“进口钢铁、铜、铅说得过去,中国的煤炭、木材还少吗?为何要买洋人的?”

  “以前都用自己的,这是在马制台手里改的。他说,我们要求洋人卖机器卖钢铁,洋人要我们搭买煤炭、木材也不过分,做生意嘛,总要让别人有些赚头。秦道台满口答应,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几年因洋煤洋木这两宗,就多支付了二十五万两银子。拿这笔钱造船的话,可以造出两艘威靖号。我想从明年起不再买了,不料瑞生洋行说,秦道台早已签了合同,明年照旧,不能更改了。”

  “秦道台当然帮德国商人说话。”聂缉槻插话,“据说洋人赚一万两银子,要分二千两给他。他这几年利用江南局总办的职权赚饱了。银子究竟得了多少,我们弄不清楚,光西洋自鸣钟,瑞生洋行就送给他七八座,客厅里摆满了洋货。”

  “也有人说,以前马制台硬要我们买瑞生洋行的煤炭、木材,也是因为瑞生给了他的好处。”容闳说。

  “纯甫,你去告诉瑞生洋行,就说我讲的,秦世泰签的合同不算数,我是江南局的督办,以后与洋人的大宗买卖要由我签字才行。”曾国藩气愤地说。

  “大人,这不合适。”容闳说,“以往都是由秦道台出面签的,他签字就算定了。洋人最讲合同,我们现在提出废除,他会叫我们赔偿损失,那我们会更吃亏。”

  曾国藩听了作不得声,心里骂道:“好个以权谋私的秦世泰,非要撤他的职不可!”

  “容会办,瑞生洋行的事,话又得说回来。”聂缉槻说,“不买他的煤炭和木料,他就不会卖钢铁,转而只得向英、美洋行去买。英、美的钢铁贵,质量还不如德国的好,两相抵消也省不了多少钱,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开矿,要办炼钢厂,不过,这事怕也要在七八年之后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曾国藩心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落后了,家底太薄了,眼下只有吃些亏,忍辱负重,十年二十年后就好办了。”

  想到这一层,曾国藩略觉宽慰。他对容闳说:“瑞生洋行的买卖,我们再仔细权衡一下,我现在要跟你提另一件事。”

  “什么事?请大人指教。”容闳说。

  “你要利用机器局的有利条件办一个学校。”曾国藩严肃地说,“世上一切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有人才,才会有事业。国家要中兴,要自强,就要开局办厂,造机器,造军火,造轮船,而这些都要人来做,要靠有血性有本事的人来做。人才不是天生的,靠的是教育培养。机器局有这么多好匠师,又有翻译馆,译了许多外国书报,具备了办学校的良好条件。你这个当会办的要把这事摆在第一位,选拔一些聪明好学的年轻人,聘请傅兰雅教洋文,科尔、史蒂文生以及仲芳的姐丈等中国匠师教技术,雪村、壬叔、若汀教数学、化学,再要惠甫、叔耘讲操守,讲礼义廉耻,经过十年八年的教育,机器局就会有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专家,机器局岂有不兴旺的道理!”

  “老伯的指教太好了,学校开办起来,我第一个报名。”聂缉槻喜形于色。

  “你既当学生,又当先生,有些课也可以由你讲。”曾国藩笑着说。

  “学校一定办。抓紧时间筹备,还要建几间房子作校舍,力争明年下半年办起来,到时第一堂课请老中堂讲。”容闳坚定地表态。

  “行!”曾国藩兴奋地说,“我的第一堂课就讲卧薪尝胆,徐图自强。”

  “大人,还有一件事,卑职心里想了很久,因为兹事体大,一直不敢轻易提出。”容闳神色庄重,看来是要谈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

  “你说吧,我替你谋画谋画。”曾国藩鼓励他。

  “刚才老中堂提的开办学校,培养人才,的确是大清王朝中兴自强的百年大计。这是一个方面,即在国内造就人才。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派人去国外,向洋人学习。”

  “纯甫,你这个想法很好,很有价值。”曾国藩的左目射出多年来少见的灼灼神采,“很久前,我便有这个想法,只是这些年来先是忙于打长毛,打捻子,后来又是办教案,办马案,就没有再提这件事了。”

  “是的。卑职记得十年前在安庆初次谒见老中堂时,您就说过这个话,卑职一直记在心里。只是看到老中堂实在是忙得分不过身来,且又再未提起这事,恐怕老中堂又有别的想法,所以这些年不敢提。”

  “你估计我会有些什么别的想法呢?”曾国藩笑着问,他对容闳这句话很有兴趣。

  “因为我自己有顾虑,也就怕老中堂有顾虑。”容闳坦率地说,“历史上只有四夷遣使来华寻师请教,不见中国派人出去求学问道。如果提出派人出国拜洋人为师,很可能便会有人以华夷有别,尊华攘夷等大道理来斥责,结果事情没办成,反倒招来恶名。卑职想老中堂后来之所以没有再提,是不是也出自于这个顾虑。”

  “你这个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曾国藩严肃地说,“同治六年,恭王奏请在同文馆里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洋人执教,倭艮峰就坚决反对,责问恭王何必师事夷人。后来又有人因天旱上奏撤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请洋人当教师都不同意,何况派人出国留学!顾虑有人反对,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也不是主要的,还有别的一些原因。”

  曾国藩说着,端起茶碗轻轻地抿了一口,又说,“其实,我看那些人都是枉读了圣人书。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又说入太庙每事问。圣人虚心求教,原不以对方的身分地位为转移。洋人也是人,他有长处,我们就要学习;学到手后再超过他,制服他。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说得很深刻,我在咸丰十年就对皇上说过要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既然老中堂没有这个顾虑,卑职想派人出国,现在是时候了。派人出去,最好是派幼童。”

  “派幼童?”曾国藩放下手中的茶碗,前倾着身子问,“你讲讲,为什么要派幼童?”

  “卑职这个想法,是从我自己的切身经历体会出来的。”容闳说,黝黑的脸庞上光彩照人。“派幼童出国,卑职以为有这样几点好处。第一,人在小时最易学语言。我的英文流利,就得力于我七八岁时就跟着英国人学话,我到江宁也有六七年了,却一句本地话都未学会。第二,在外国学习,与在国内学习大不相同。国内学的总是第二手的知识,在国外则可以系统地接受他们一整套关于天文历算理化方面的教育,潜移默化,就能得其学问之精髓。第三,这批幼童在国外日久,眼界大开,并有可能接触到他们造炮制船的各种现场,能看到他们所造出的最先进的船炮。那样,我们就有可能迎头赶上,而不至于年复一年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第四,我对科尔、史蒂文生,甚至对傅兰雅先生都始终抱有戒备心。我怀疑他们不会把最优秀的技术、最先进的器械介绍给我们。好比说,现在西方都在大量造黎竞新枪和必利新枪,而他们一直封锁,瑞生洋行也不帮我们买。这个消息还是过去的友人来函告诉我的。老中堂,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洋人,尤其是对机器局的洋人固然要友好,但也不能完全依赖,尽管他们个人也可能想实心实意帮助我们发展军火造船业,但他们的政府很可能在背地里限制他们,害怕我们强盛。我们强盛得和他们一样了,他们就赚不到我们的钱了。好比说,我们的矿产开发了,我们的钢厂炼钢了,瑞生洋行同机器局的大批生意就做不成了。我们的铁甲舰队建成了,我们的大炮威力比法国强了,罗淑亚就不可能威胁我们了,津案就完全可以听任老中堂办理了。”

  容闳这段出自肺腑的话说到了曾国藩的心坎里,也刺中了他心灵深处的最大隐痛。他抚摸胡须的右手微微颤抖起来,嗓音也变得嘶哑:“纯甫,不要再说下去了,这些我比你更清楚。派幼童出国之事,我会奏请,不过具体办起来又有不少困难。第一个便是这人员如何选派。你要知道,现在真正的书香之家都巴望子弟走科举正途,有几个愿去异域跟洋人读书的?”

  容闳沉思良久,说:“老中堂说得很对,目前风气未开,要在内地,尤其是在京师官宦人家中寻觅合适人选,还是一件难事。不过在广东,又特别是卑职的家乡一带则可以找得出。好比仲芳出身官宦之家,因为父亲长期在广东为官,他才能到机器局来。这就是风气的影响。待老中堂奏请朝廷同意后,卑职将回广东去亲自考试选拔。”

  “纯甫,派幼童出洋留学,学成后回来报效国家。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建议,我将会尽全力支持,使它付诸实现。你看挑选多大年岁的幼童为宜?”

  “八九岁左右。”

  “小了。”曾国藩悦,“年纪太小,没有自制能力,成天想父母想家,管理人员很麻烦。这尚是其次。关键是年纪过小,在外国住上十年八年后,就会数典忘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没有对君父的深厚感情,怎么谈得上今后的回国报效?”

  “老伯顾虑的是。”聂缉槻插话。

  “我看十四岁到十七岁之间的孩子最合适。”曾国藩拈须思考着,“到了这种年岁,既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又把华夏学问精华基本掌握了,是一个定了型的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在异域呆多久,他都不会忘记自己是大清臣民……”

  正说得兴起,曾国藩忽觉一阵眩晕,接着便是张口结舌,不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来,再下去便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慌得容闳、聂缉槻忙将他抬到床上,又派急足去请德国医师。

  德国医师给曾国藩打针吃药,一连忙了三天,才慢慢清醒过来。曾国藩记得,这种突然发作的眩晕病,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而这次又胜过前次。他心里很忧郁。十四年前,他的父亲就是死于此病。第二次发病时倒在禾坪里,抬回家后昏迷一天便过世了,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一句话。

  曾国藩不能这样。他深知自己肩负的担子沉重,以及一身对世人的影响,许多事情需要他在生时交代清楚。他心里有不少话,大至对国家兴亡的看法,小到对往年在某人面前一次失礼的追悔,他都想跟自己的心腹僚属、得意门生,以及三个弟弟两个儿子作一番细细的详谈。六十年的人生岁月,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二十年的惊涛骇浪,将他锻炼得对人世的一切洞若观火,对天地沧桑了然在心,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进入了昔贤先哲所达到的超人境界。但可惜,在世之日却不久了!他有一种油尽灯干的感觉,他为此很悲哀,于是匆匆结束对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视察,乘测海号回到江宁,搬进刚刚复建完毕的两江总督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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