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坐而论道

本章总计 103279

  如何判断女士的年龄——信号筛选问题 

  写下这个题目让我不好意思,难道一个年近花甲的人,放着书不读,要去琢磨这种无聊的问题?且听我慢慢道来——

  有一年去成都开会,我们那一组都是年龄相近的中老年男士,有共同的话题。与会议主题相关或不相关的事都聊得十分起劲,冷落了同组一位看似20余岁的女士。到青城山去玩时,她问我,你们聊天怎么不给我插嘴的机会?我说,你是下一代青年团了,与我们没什么共同语言,大家冷落了你也很正常。她说,我都40多了,女儿都共青团了,哪还有那个时光。我吃惊地看着她那张娃娃脸,披肩发和苗条的身材,连说,不像,不像。她告诉我,判断女士的年龄千万别看脸蛋和身材,要看手。她伸出了自己的手,尽管不能说饱经沧桑,却也是青春已去。那的确不是一双妙龄少女,稚气未脱的手,是一双显示着衰落的干瘪的手。看了这双手,完全可判断出她的年龄来,误差不会超过±2岁。这种经验以后也没有过,但也听其他人说起用这个标准,看破了一些自称纯情少女的真实年龄。

  一个女士可以用多种信号——容貌、头发、身材、性格、谈吐等——来有意无意地表示自己的年龄。容貌是可以化妆,甚至美容的,头发也可以染,身材不一定与年龄相关,性格、谈吐并不代表年龄。换言之,这些信号都可以作伪。在判断年龄上,只有手传递的信息才是真实的。这正是要把手作为判断女士年龄重要依据的原因。

  当然,做出这种结论的意义并不在于揭那些伪装成纯情少女的人的真面貌。女士的年龄应该保密,知道了也别说出来,甚至要明知老而夸其年轻。根据手去判断女士年龄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如何从大量信号中判别真假信息,做出正确判断。

  现实世界中我们要根据信息做出决策,但信息量极大,真假信息难以识别。如何通过不同的信号来判断信息的真伪,尤其是在无数信息中,找出最关键的信息,是我们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在信息经济学中,找出关键信息称为信号筛选。如果把判断女士的年龄作为一项经济活动(例如,为婚姻中介机构工作,防止假信息骗人),我们应该筛选出的信号,就是那双无法化妆或整容的手。这个信号是真实的,而且获得这个信号又是容易的(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成本是低的)。

  这种信号筛选方法帮我认清了一些问题的真相。记得看一些企业时,听汇报,营业额增加有多少,利润率有多少,讲得头头是道。看企业,处处工作有秩序,严肃而紧张。留下了极好的影响,回来也替他们说点好话。可是后来,有些原来看似不错的企业却垮了,或出了问题,这就在于我通过听汇报或正式参观得来的信息,或者说这类信号所传递的信息,是虚假的。正如凭一张整过容的脸去判断女士的年龄一样。

  其实有一种判断一个企业状态的可靠而又容易得到的信号。这就是办公楼中普通卫生间的状况。我发现,如果一个企业管理有秩而严格,其卫生间肯定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整体状况必定是好的。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得如此好,整个企业能管得不好吗?如果一个企业卫生间无论装修多高级,但脏、乱、差,这个企业的管理中一定存在不同的问题,其企业整体状况也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连一个卫生间都管不好,遑论其他?我把卫生间状况作为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信号,基本屡试不爽。

  为什么卫生间成为传递真实信息,判断一个企业好坏的真实信号呢?各种数字、工作状态等等都可以作假,惟独普通卫生间极少有人注意。换言之,企业从不把一个普通卫生间作为自己的脸面,而且,CEO之类领导有自己专门卫生间,也很少过问这些事。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有适用的激励及惩罚机制,每个人权责利明确,不用任何人过问,不用刻意修饰,其卫生间的正常状态就是干净、整洁。这样的企业当然运行状态是好的。相反,一个管理混乱,或者一切都要CEO说了算的企业,当然不会有人注意一个小小的卫生间,CEO又不去,脏乱一点是正常的。这样的企业缺乏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治代替法制,出问题当然难免。

  当然,我找出的判断女士年龄和企业状况的信号也有局限。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造假也并不难。这时就要再寻找其他信号了。

  经济学家往往迷信数字,什么GDP增长率多少,利润率多少等等。讲成绩时,谈到这些数字往往如数家珍,精确到小数点以后若干位。其实数字是最容易造假的。判断一个经济的真实信号,应该是街上那一张张的脸。如果你看到街上那一张张脸都充满了自信与乐观,不用说,这个经济肯定是繁荣的,有希望的。如果你看到街上的那一张张脸都充满了失望或麻木,不用看媒体上告你什么数字,这个经济恐怕是困难重重。记得“四人帮”当权那个时期,报上整天是“莺歌燕舞”,工业或农业生产又创历史新记录,增长了多少,但看看街上满脸菜色,充满无奈表情的人,就知道,即使莺在歌,燕在舞,也是被逼吃了兴奋剂,装出来的。至于增长率,天晓得是怎么算出来的?数字可以骗人,但人们的脸色是难以骗人的。所以,人们的表情才是真实的信号。

  这世界太复杂了,各种信号传递着大量真假信息。信息经济学正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筛选出真实信号,以免上当。在房地产市场上别上开发商给的假信息的当——告你离市中心10分钟,其实指的是开一级方程式赛车,车速240公里以上。在婚介市场上,告你年轻漂亮其实是相对意义——相对于80岁老太太,60岁也是年轻,相对于残疾人,四肢齐全也可称漂亮。如果揭开这些假信号后的伪信息,找出反映真信息的信号,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

  回到开头的例子。当我一开始见到那位女士时,只觉得年轻而已,当她把以手判断年龄的方法告诉我,大方地让我们看她那双失去青春光辉的手时,则对她有了几份信任与尊敬。把真实信息告诉人家,发出反映真实信息的信号,这是每个人赢得尊重,取得成功的起点。

  东床如何成快婿——发信号问题 

  在现代汉语中“东床”是女婿的美称。这一用法来自《世说新语》。这本书是记载南北朝时期文人雅士的逸事的。其中有一则是:

  郗太傅在京口,遗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这里的“逸少”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这个故事就是成语“东床坦腹”的由来。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故事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绝好例证。

  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世界上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有的人信息多一点,有的人信息少一点。这种信息不对称要影响人们的交易和其他行为。婚姻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婚姻是人类的一种活动,与经济或政治活动一样,无论参与者有意还是无意,其目标仍然是最大化。要最大化,就必有成本-收益分析。成本可以是实际支出,比如花费金钱或精力、时间,也可以是机会成本,比如不得不放弃什么。收益可以是实际收益,比如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也可以是精神收益,比如心理上的满足或声誉之类说来子虚乌有,却也令人神往的东西。成本和收益也许还是未来的。比如,在婚姻市场上,未来要付出什么或得到什么。未来是不确定的,这就又有了风险。

  婚姻当然不全是成本-收益精确计算的结果。两情相悦,让爱作主者有之;一见钟情,冲动式结合者有之;杯水主义,逢场作戏者有之;强迫命令,奉旨成婚者亦有之。但考虑成本与收益的理性婚姻还是主旋律。特别是当父母作主时,婚姻的理性成分更多一些。

  要计算婚姻的成本与收益,或者说的雅一点,要有一桩美满的婚姻,就必须有充分的信息。这就是说,婚姻双方要完全了解对方。但在婚姻市场上双方是信息不对称的。每一方有一些信息是容易了解的,如长相、家庭门第等等,这称为公开信息,人人可以免费或低成本获得。另一些信息,比如性格、素质等,即使付出高成本也不一定能获得,称为私人信息。信息不对称就是各自拥有比对方多的私人信息。

  婚姻要能成功,必须有信息沟通,“媒妁之言”就是媒婆在进行信息沟通。可惜媒婆从事这种工作是有经济利益的——每成一件婚事有物质、金钱奖励,或心理上的满足(积阴德)。这样,媒婆就有制造假的好信息,掩盖不利信息的激励。封建包办婚姻种种悲剧的来源之一是媒婆对信息的歪曲。

  婚姻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作为中间人的媒婆又无助于提供充分而真实的信息。这就要靠当事人自己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求偶的双方(或父母之类代理人)中,主动的一方要通过发信号来传递自己的信息,被动的一方要进行信息筛选。发信号(Signaling)和筛选(Screening)是信息不对称市场上解决问题,做出决策常用的两种方法。在《世说新语》的这个故事中,郗家派门生去王家就是收集并筛选信息,王家诸公子的表现就是发信号。

  在婚姻中,希望与对方结婚的一方是卖方(即希望把自己卖出去)。卖方也是发信号的一方。他们的做法是努力发出表示自己好的信息,而掩盖自己不好的信息。正如在二手车市场上,破车的卖者要把自己无法使用的旧车伪装成好车一样,婚姻市场上,急于与对方结婚的一方,也要装成“白马王子”或“天仙”。这种现象在信息经济学中称为“道德风险”,即把不够白马王子的自己以白马王子的身价卖出去。征婚广告中充满了谎言的根源正在于此。

  在无数求婚者中选择的一方是买方(即希望得到好配偶)。买方是进行筛选的一方。他们要在求婚者发出的真真假假的信息中,筛选出真实信息,做出婚姻决策——嫁给哪个求婚者或娶哪个求婚者。筛选至关重要,如果受错误信息误导,做出错误决策那就惨了——一个女子把自己打扮成温柔的小猫,结婚后发现小猫变成了老虎,这个家庭暴力的代价可大了。如何进行筛选是一门大学问,关键在于抓住反映真实信息的信号。

  想与对方结婚的一方如何发出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而且能经受对方的筛选考验,这是一门大学问。在我们用的这个故事中,王家诸子是想娶郗家小姐的求婚者,属于卖方。因此,当他们得知郗家来人收集信息时,都竭力用某种信号来传递自己的信息。“咸自矜持”就是在发信号。他们知道,郗家当然不图钱,王家的财富与势力是一种公开的信息。所以,不用装作有钱的样子。大概郗家这样的大户是希望女婿有贵族气质的。王家诸子也知道这一点。“咸自矜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装出一付贵族的样子。发信号的第一个原则是让对方获得想要的、而且对成功至关重要的信息。这就是说,信息很多,但选什么信息发出去是一个技巧。王家诸子都发出自己有贵族气质的信号,这一点还真不愧为大户人家子弟。这说明他们知道郗家重视的是人的气质,而不是其他。

  王家诸子的失败在于发信号的方式不对。用什么方式来发信息极为重要。“咸自矜持”是故意装出来的,这反而不能显示自己的贵族气质了。气质是一种内心修养的表现,这就是“是真名士自风流”。装出来的“矜持”怎么看都是浅薄的,甚至有点暴发户装贵族的样子。这样,“咸自矜持”这个信号发出的信息就成为浅薄了。逸少“床上坦腹卧,如不闻”,就是与往常一样潇洒自如,并不伪装什么,对家财万贯、高干(太傅算得上是总理了)出身,又花容月貌的郗家小姐并不当一回事,这才是真正贵族风范。逸少是在无意中传递了自己不同凡响的个人气质。这个信号发得好。此时不刻意去发什么信号反而是最好的信号了。东床成快婿的关键就在于用合适的方法发出了正确的信号。这种信号的有效性在于传递了对方所需要而又可信的信息。

  当然,郗太傅的筛选水平也非同一般。从“床上坦腹卧,如不闻”中知道了逸少的大家风度,如此之人,以后前途无可限量。事实也证明,郗太傅把爱女嫁给此人的决策是正确的。这种决策正确来自信息筛选的准确。毕竟是官场上的成功者,眼光非同一般。

  《世说新语》是把这件事作为文人雅士的逸事记下来的。不过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件事的意义绝非创造了“东床”这么一个词,或有了“东床坦腹”这么一个成语。它对指导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更多意义。

  现实世界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每一个人无论作为买方还是卖方都有筛选和发信号问题。不会进行筛选要吃亏,不会发信号任何事都难以成功。那些屡屡上当受骗者就是不会筛选骗子发出的信号,而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会发信号,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婚姻市场不去说它了,那是一个充满假信息的市场,看看那些科幻式的征婚广告,你就知道什么是假信息了。在物品市场上企业广告就是一种发信号的方式。虚假广告颇有点王家诸郎一样“咸自矜持”。广告的生命力在于真实。那些把产品吹得天花乱坠的广告,有多少人相信?如果这种信号不能令消费者心动,为什么不换一种信号呢?各个企业真应该学学逸少,知道如何在无意之中发出一个极有效的信号。

  发信号的最大误区还不在物品市场而在劳动市场上。每年大学生找工作时都要发出让雇主雇佣自己的信号,俗话叫“包装自己,推销自己”。求职者或者声称自己有多少个证,当过什么三好学生或学生会主席,或者精心打扮,甚至整容。这样发信号也类似于王家诸子的“咸自矜持”,结果也是未入选者多。这首先在于学生不知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信号中所体现的信息并非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其次就在于发信号中做假的成分太多——曾有一个学校的学生自称学生会主席者数十人之多,谁还相信呢?实际上发信号要像逸少那样求其自然、真实才能令人相信。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说,某应聘者在面试时发现地下有张废纸,他习惯地捡起来放在桌上。这个信号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应聘者的认真负责的作风,被录用了,而且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总经理。其他应聘者尽管简历如英雄一般,面试时口若悬河,但对地上的废纸不屑一顾,结果无一录用。这位捡废纸者也就是在一个小节上传递了自己的信息,如逸少“床上坦腹卧”传递了大家气质一样。此时无意胜有意,这才是发信号的真谛。

  当然,像逸少那种从容自如或捡废纸者的认真负责一样,不是能装出来的,是其内在气质一种自然的外在流露。这些东西是不能东施效颦地学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从东床坦腹中要学的不是逸少的那种做法,而是他的修养。做企业或找工作,也不是在发信号上下功夫,而是要真正树立为顾客服务和做一个好人的思想。

  莫当揠苗助长之农夫

  揠苗助长或称拔苗助长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孟子》: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个故事所讲的道理也无人不晓。但像农夫这样违背客观规律,好心办坏事的人今天仍然众多。家长逼孩子去达到本身能力达不到的目标,企业逼工人去完成无法完成的工作量,都属于这种农夫。不过这样的农夫只会给自己带来损失,倒也罢了;如果政府去揠苗助长地发展经济,那问题就大了。

  经济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自由放任”的核心就是尊重经济规律,让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自发地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介绍经济学(当时梁氏把经济学译为生计学)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指出:“政府宜一听其自劳自活自由自治,而丝毫不可有所干涉,苟干涉者,则是揠苗助长之故智而已”。

  可惜这个平凡的真理几千年来一直被人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理论上肯定而实践上否定。人类总认为自己太高明,以宇宙的主人自居,做出了许多破坏自然规律的事。政府也总认为自己全能,以社会改造者自居,对经济横加干预。像宋之农夫这样的智者何其多也。

  计划经济不必多说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只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相信经济有规律的狂人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把力量集中在拔苗上。于是就有大跃进,有人造梯田,有毁草种田,有围湖造田。总之有一种政府操纵的有计划浪费,有一种人为的拔苗。结果当然与那位宋人也一样——不一样的是宋人害了一家,而计划经济害了一国。

  说起来现在懂得经济规律重要了,也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了,可令人遗憾的是宋之农夫还是太多。谁当了权都想行宋之农夫之事,拔之苗,让经济发展更快。其结果呢?又没有一个不步宋之农夫后尘而失败者。

  先看看一个城市的例子。想当初天津可耐冰箱曾红极一时,但现在又有谁还知道可耐呢?可耐正是农夫揠苗而死的。1988年生产可耐冰箱的天津冰箱厂刚刚起步,技术与管理都不稳定,市里就开始拔苗,下达了30万台的任务。结果许多冰箱不制冷,有的发往外地的冰箱中还有旧皮鞋等垃圾。市场失去了,工厂很快垮掉。拔苗的结果不是苗迅速长大而是死掉。此津门农夫之所为也。天津曾经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与金融中心,如今堕落到不如一个中等城市(GDP总量与苏州接近,而人均GDP低了许多倍)。这不正是政府拔企业这个苗的结果吗?

  如果仅仅是一个天津也就罢了。但政府拔苗者决不仅仅是这个城市。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搞好国有企业”,其不言而喻的主语是政府。“搞”这个字据说是“五四”时期刘半农造出来的,有高手摆弄低手之意。农夫当然比苗高明,所以,搞好国有企业就成了政府拔国企这颗苗。今天投入启动资金,让它辉煌,明天为它下指标,要它实现,后天又命令其中几个合并起来成为航空母舰。结果搞来搞去,国有企业也没有走出困境。一些本来还可以活一阵的企业也被搞死,或者搞得不死不活。这里的搞也就是宋之农夫的“揠”或者“拔”。企业发展有其由小到大的内在规律,不是想做大就做大,想做强就做强的。被农夫关注并花力气去拔的苗都死了,只有不被农夫拔的苗才能活下来。

  国企是政府的亲儿子,亲爸爸去拔也就是了。一些地方政府还把手伸向民营企业,扶植民企做大,或者说拔民企这个苗。对一些他们认为不错的民企又是给贷款,又是下指标。结果又是欲速则不达。山西一家因老板被害而知名的民营企业,资产30多亿,债务也有30多亿。看来做得不小,但内部有许多问题潜伏下来。它的迅速膨胀也是政府拔苗的结果,没有政府支持,它能得到那么多贷款吗?许多民营企业在短短数年中经历了从盛到衰的全过程。这其间当然有民营企业家本身的问题,但政府为了使之发展更快而拔苗,不也是重要的原因吗?

  政府想搞好国企也好,扶植民企也好,动机都是好的,但好的动机没有好的结果,能说动机好吗?宋之农夫拔自己的苗,谁能怀疑他的动机?记得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说过,世界上的坏事往往是那些动机良好的好人干的。坏人干坏事心里有鬼,总放不开手脚。但好人干坏事心安理得,干得才彻底。如果是邻人想给宋之农夫使坏,拔他的苗,一定拔得不彻底,心里老有鬼,拔一点就快逃。只有宋之农夫为了苗长得更快而拔苗才完全彻底。宋之农夫就是哈耶克说的干坏事的好心人。但他干的坏事比有坏心的邻居要大得多。我们那些干预国企或民企的官员们和这个良心大大地好的宋之农夫有什么区别呢?

  宋之农夫能拔苗在于他是这块地和这块地上苗的主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拥有土地及苗的产权。同样,一些好心的官员能干预企业也在于他们有产权。说起来国企的产权是全民的,但实际上采取了国有的形式,由政府作为产权代表。政府由官员说了算,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实际上的产权代表者。天津冰箱厂的产权是市政府,它敢不听市领导的话吗?所有者要拔苗,其他人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要制止个别官员对国企拔苗,关键还在于产权改革。政企分开说了有20多年了,至今仍是一句空话,就在于由政府作为所有者代表的传统公有制的改革仍没有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说,民企是私人所有的,为什么政府也可以去拔人家的苗呢?从根本上说,民营企业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的产权从法律上并没有得到保护。政府仍可以用行政权力来合法地侵犯民企的产权。这样的事在国内也不是一起两起了。政府控制着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要依附于政府,甚至借用政府的权力。民营发展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对政府的依赖性和软弱性。因此,政府要拔它的苗,它也没办法。如果宋之农夫要处处听命于他的村长,他得罪了村长连地也没法种,这时,尽管地是他的,苗是他的,但村长让他拔苗助长,他也无可奈何。这种超经济的政治权力比产权要厉害得多——尤其是在一个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的社会里。

  应该说,许多地方政府都是想让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如宋之农夫想让自己的苗长得更好一样,但为什么做出拔苗之类的事情呢?宋之农夫是愚。那些受过相当高等教育的官员呢?当然不能用愚来解释。他们做出这种揠苗助长的蠢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仍然在作怪。计划经济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政府高明论和政府万能论,是对权力的崇拜。之所以实行计划经济就是政府认为自己比自发的市场高明,又有全知全能的属性,可以实现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我们的经济在转向市场经济,但一些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他们总怕一放就乱,对市场有一种先天的恐惧感。所以,总想由政府有计划地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出于善良的动机去拔苗也就十分正常了。

  市场经济的中心是能由市场办的,尽量交给市场,只有市场办不了的(如保护国防,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实现社会保障等)才由政府去补遗拾缺。换句话说,政府是守夜人,是为社会服务的,至于经济活动怎么搞,那是市场的事。政府不应该管,也不能管。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该放的全放开。像苗怎么长这类事,政府就不必去亲自拔,放任它自己去长好了。我们放开了农业有了今天的丰衣足食,放开了私人经济有了今天经济的迅速增长。改革的成就哪一件是管出来的?今天想搞好这个,明天想拔拔那个苗,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能有经济的辉煌吗?天津这个苗活活拔死了,还要再拔下去吗?

  宋之农夫已死去两千多年了,他那点拔苗的事也被中国人嘲笑了两千多年。但宋之农夫的那份好心仍没有灭亡。我劝那无数继承了这份好心的人还是莫行揠苗之事。  1/5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