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跋

 《资本论(第一卷)》

  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 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就 正文说,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 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 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 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 求这样做。——顺便指出,这种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 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1867年春,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 好访问他。他劝我说,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 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 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详细 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 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第七章,特别是 这一章的第二节,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 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但是,现在我校阅要在巴黎出版的 法译本时,发现德文原本某些部分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某些部分 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没有时 间这样做,因为只是在1871年秋,正当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 时候,我才接到通知说,书已经卖完了,而第二版在1872年1月 就要付印。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 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 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 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 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 复活了。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达 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 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妨碍我 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我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 立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存的基础。它作 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 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 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 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 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 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 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德 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 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 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 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 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公正无私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 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 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 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 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 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 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 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 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 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 经济科学了。(1)

  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 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 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 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 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 一论战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 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 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 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 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 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 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 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 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 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 飙时期,但这只是象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1830年,最终 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 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 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 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 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 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 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 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 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从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这最后 一根刺也被自由贸易的立法从庸俗经济学那里拔掉了。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 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 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 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 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 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 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英两国通过历史 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 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 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 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 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 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 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 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 小贩。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 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 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 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 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象他 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 死地。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时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 的书,开了一些单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他们在工人 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 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1)

  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 三千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 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 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 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各种 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 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 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 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季别尔教授指出: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 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1872年 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 法,他说: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 家”。

  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彼得堡的《欧洲 通报》在专谈《资本论》的方法一文(1872年5月号第427—436 页)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而叙述方法不 幸是德国辩证法的。作者写道: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末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 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 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现实主义者…… 决不能把他称为 唯心主义者。”

  我回答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 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到兴 趣。

   

  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 版第4—7页,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 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 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 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 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 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 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 …… 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 的社会关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 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 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 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 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 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 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 《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的第一版的扉页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 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 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 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两种事实尽量准 确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样 准确地把各种秩序的序列、把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联贯性和联系研究 清楚…… 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 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 在的…… 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 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 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 史颇相类似…… 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 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 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 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 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 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 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 ……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 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 须具有的目的…… 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 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 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 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 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 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 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 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 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 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 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 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 已。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 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 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 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 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 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 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 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 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 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 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 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 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 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 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 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 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 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 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 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卡尔·马克思

  1873年1月24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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