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剑桥之争种种

 《经济学方法论》

  一、资本的度量

  工资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自其问世以来即时时受到批评,而利息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则至少是在最近被人们基本上全盘接受了。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琼·罗宾逊以及一大批其它剑桥经济学家(也就是英国的剑桥学派)曾对所谓的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发起了一场全面的攻击,矛头所指主要是新古典要素决定价格理论中的希克斯的两种投入一种产出这种简化模型。他们争论说,在经济中,资本的存量是各种不同的机械的集合,而不是同质的具有购买力的资金的集合,因此,虽然“劳动”和“土地”明显地可用它们自己的技术单位进行度量,但资本的存量却无法用其自己的技术单位计算价值;资本的估价必须以某一特定利率为先在条件,而这就意味着,除非作循环推理,否则,利率就不可能由资本的边际产量决定;所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不可能解释利率的决定。
  如果我们用非整合的(disaggregated)瓦尔拉斯解释取代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简单化阐述,上述的许多批评就会落空。在非整合的瓦尔拉斯解释中,既没有运用总生产函数概念,也没有把总资本存量作为经济变量的观念。而且,资本物品的加总所形成的独特困难既没有在劳动投入的加总中遇到、也没有涉及实物产出的加总这种思想,只不过是一种流行的误解(布劳格,1978年,第490页)。
  即使有必要用资本自身的技术单位对资本进行度量,以便对处于不同的稳定均衡状态的经济进行总体比较,但只要我们关心的只是围绕均衡位置的边际变动,就象我们为了进行定性微积分时所做的那样,也不会产生为了度量资本而寻找一种自然单位问题。对于这种边际变动,不同的资本物品实际上会加总为一种具有购买力的资金;投资于竞争性活动的货币资本的始终一致的均衡利率,只有当投资者不考虑资本物品的实际实物差异时才会出现。

  二、资本需求函数的存在性

  但是,剑桥的批评家们还有其它招数。在简单化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中,一种经济的资本密集程度是唯一地与相对要素价格相联系的,具体说来,利息率的下降或工资率的上升,必然提高经济的平均资本B劳动比率。可是,剑桥的批评家争论说,不管我们对边际生产力理论作怎样的解释,也不可能表明利率的下降将总是按同一方向改变目前最有利可图的所有适用技术的等级,以至于提高经济的总的资本密集程度。这是由于双重转换或再转换(reswitc-hing)现象的作用,这种现象甚至在严格的新古典完全竞争条件下,在信息完全、连续调整、微观生产函数平滑可微、以及利润最大化行为下,也可能发生。据说转换现象破坏了新古典分配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因为,如果在利率和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单调关系,我们就必须放弃用经济中资本的相对稀缺性解释利率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正是利息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本质,而且,事实上我们还必须摈弃把资本需求当作利率的反函数的一切观念。
  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对转换概念有效性的大辩论。对这场“大转换辩论”的历史现在已没有必要再作回顾了,因为G.哈考特(1972年,第4章)已经运用现代经济思想对这个不寻常而富有启发性的小插曲作了极为详细的描述。在这场大辩论中,萨缪尔森因早先否认转换的可能性(只有特殊情况例外)而无条件认输。转换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最简单的论述要数萨缪尔森1966年在无条件投降时所作的说明,即它是在没有任何机器情况下以不等的劳动数量和相等的时间生产既定的产品的两种生产方法的转换(参见布劳格,1978年,第532页)。不难表明,运用劳动较少的生产方法并不一定在所有利率上都是比较有利的一种方法:如果它的劳动是在生产周期的前期运用的,则当利率很高时,由于它的工资支付额按复利较快地增长,它将成为两种生产方法中成本较高的一种。要说明两种生产方法运用劳动时的下述模式也是不困难的:在两种方法中,运用劳动较少的一种方法,当利率很低时,它是较为有利的;当利率比较高时,它将成为获952经济学方法论利比较少的一种生产方法;而当着利率仍进一步上升时,它将再次成为赢利较多的一种生产方法。这就是再转换现象。这是一个简单例子,是由利率变动对于在不同的日期用于以相等的时间生产相同的产品的各种技术方法的劳动投入的比较成本的复合利息效应形成的。在比较复杂的例子中,这种转换将既来自对相同的生产方法交错运用投入,又来自各种技术方法酝酿期的不同,以及这种生产方法的产出有时作为其它生产方法的投入。

  三、转换的经验意义

  现在每个人都同意转换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每个人都认识到它有可能破坏资本密集程度和相对要素价格之间必然存在单调关系的概念。可是,怎样才能发生转换?萨缪尔森在承认转换定理正确性的同时,表示对它的经验意义有些怀疑,而希克斯(1973年,第44页)最近则推测:“转换看来象是处于事物边缘、也就是一触即发的状态”。另一方面,剑桥经济学家们则坚持认为转换及其有关的资本逆流(reversing)现象(当利率提高时,以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替代较高的)事实上极可能就是一般规律,但他们既不努力测度实际经济中转换的经验意义,也不讨论我们应该如何测度问题。很明显,这决非举手之劳。严格来讲,作为相对要素价格变动结果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将引起可以替代的均衡稳定状态之之别。每当我们碰到象美国这种资本充足的国家的利率将低于象印度这样的劳动力充裕国家,这种命题,我们都会想起历史上的那种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
  面对众所周知的检验比较静态命题问题,加上讨厌通过对生产过程长度及其有关投入的时间模型的大量微观研究而调查出转换的范围,剑桥经济学家们在有关阻止转换的条件的分析性定理中找到了避难所。其中最著名的是,为了防止在技术系数固定的n个部门的模型中转换的发生,在我们的模型中必须至少有一种资本物品在下列意义上是例外物品:
  (1)经济中的所有投入都用于那种资本物品的生产;(2)它是根据一种平滑的新古典生产函数而自己生产的,且函数中的系数可变。剑桥经济学家们显然已经发现这些条件过于严格,以至于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因此,他们作出结论说,转换是普遍规律,没有例外(哈考特,1972年,第171页注释),然而,其它学者沿着同样的路线最后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埃尔蒂斯,1973年,第115—16,123—5页)。与此相似,研究表明,转换的经验意义取决于(1)利率是否跌到某一关键水平以下;(2)当厂商再采用某些以前用过的技术时,产品价格是否下降(弗格森和艾伦,1970年)。迄今为止在文字上争论的要点似乎是在度量一种经济中投入替代性大小的基础上对转换可能性的度量,对于这种文字争论我们还无法看到其终结,这些度量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剑桥学派热衷的模型总是利用里昂惕夫的线性技术——
  每个部门的每种产品都只以唯一一种系数固定的技术生产——这自然就把要素替代的负担都压在消费者选择一种产出组合而不选择另一种产出组合身上了,而不同的组合则意味着不同的技术和因此而用秘密手段进行投入替代。换言之,即便在由假定前提排除投入替代的最坏情形下,大规模的某种程度的投入替代也会由于最终需求(包括国外买主的需求)模型而再度发生。如果我们把活动分析当作描述面向企业的技术可能性的一种形式,这种技术可能性代表生产系数完全固定和完全可变之间的一种状态,则上述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大(参见布劳格,1978年,第454—7页)。因此,技术之间的转换事实上是不明显的。如果没有发生转换,资本逆流也是可能的(哈考特,1972年,第128—9,145—6页),但要取得这种结果必须采用更加曲折的技术假设——如不同技术的投入系数差距甚大。假如我们连使自己相信转换是一种常见现象也做不到,则要我们自己相信资本逆流可能发生就难上加难了。
  因此,直到“经济计量学家为我们找到答案”时为止,弗格森(1969年,第xvii,266页)关于新古典寓言的著名的“信任”宣言不会有什么问题。萨缪尔森(1976年,第618页)在其基础教材的最新版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还没有用经验知识去确定现实世界是否更接近于理想的顶点了,这种顶点的代表是(1)新古典寓言;或(2)简单的转换范式”。然而,琼·罗宾逊(罗宾逊和内格维,1967年,第591页)和哈考特(1972年,第25,29,122页;
  1976年,第37,58页)都否认这个问题终究能由经验证据解决,他们说,转换和资本逆流是关于可以替代的均衡状态的命题,这种反事实的事件即使从理论说也绝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看到。
  如果这种荒谬的主张真被当一回事,那它就很容易把新古典的整个研究框架看作是对经验反驳无动于衷的。举一个可能是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对黄油生产商征税会提高黄油价格,因为征税使黄油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这是标准的新古典预言;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黄油价格以证明这种预言,利用我们所掌握的各种手段断定黄油的需求曲线在观察期间并没有移动。可是,罗宾逊和哈考特告诉我们说,你们比较的是在逻辑的而非实际的时间过程中两种可供选择的均衡状态,因此,严格说来,你们的预言是不可能进行经验证伪的。
  这种搪塞当然会使新古典经济学更易自卫,但需要以把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改变为实在论的方法论为代价(参见第四章)。
  事实上,尽管琼·罗宾逊口头上对波普主义思想颇感兴趣(1977年,第1318—20,1323页),但剑桥学派的著作仍然没有走出实在论者的争论。
  为了表白自己的诚实而认为经济计量学家某一天会提供必要的证据,完全是另一码事。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无不充斥这种“诚实”的例子,也就是说,如果某一理论出现逻辑矛盾但还没有显示出这种矛盾在经验上有何重要性,则人们就会忽视这种逻辑矛盾,以免使智力遨游的整个领域缺乏任何理论框架。正如波普和拉卡多斯所表明的,如果没有更好的与之竞争的框架,科学家们不考虑其中的矛盾而坚持某一研究框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再以我们前面的例子说,如果某一经济学家论证说对黄油生产商征收特别税很可能提高黄油价格,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对他说,他的推论是以传统思想为基础的,即所有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所有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均衡点是两条曲线的交点,可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表明,需求曲线可以是向右下方倾斜的也可以是右上方倾斜的,因此,关于对黄油生产商征收特别税的基本命题也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对于这种争论,大多数经济学家会回答说,斜率为正的需求曲线虽然是完全可能的,但可能性很小,而在统计性需求曲线方面的经验工作实际上从未产生过一种简单而令人信服的例子(参见第六章)。与此相似,可以认为转换和资本逆流是完全可能的现象,但只有当它们显示出其经验意义而不只是逻辑上的可能性时,经济学家们才能由于其中的模型含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矛盾而毫不犹豫地扔掉他们的有关价格理论、劳动经济学、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①此外,剑桥的批评家们自己缺乏反经验的坚定信念。他们会走远到以至于否认一般说来印度和中国会理智地偏爱劳动密集型技术吗?(圣,1974年)。毋庸置疑,在特殊情形下,我们还必须进行详细的项目评估,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发现一个劳动力有剩余的国家采用象美国或英国一样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时,一定会感到惊讶。假使果是这样,那我们不应该承认转换和资本逆流至少在总体经济比较中缺乏现实意义吗?简而言之,我们完全有理由一如既往地接受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它无需增加什么,它距现实并不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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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内尔(1972年b,第511页)在剑桥学说的初级读物中发现:“吉芬物品和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显然是特殊情形。相反,在多部门经济中,转换和资本逆流则是一般法则,而不是例外”。但是,内尔没有对这两个判断中的任何一个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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