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自由工业和企业的发展

 《经济学原理》

  第一节 在首先发生于温带的文明的早期阶段,自然因素的作用极其强烈。

  第一篇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指出了附录一与附录二的目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这两个附录的导论。
  虽然历史上主要事件的近因,可以用各个人的行为去说明,但是,使这些事件成为可能的大多数条件是来自传统制度、种族的气质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种族的气质主要是在悠久的岁月中由个人的行为和物质原因所形成的。强大的种族,不论在事实上或名义上,往往出自体质强壮,性格慓悍的祖先。使一个种族在平时和战时都强盛的那些因素,往往是由于少数大思想家的智慧,他们用道德上的戒律,也许用无形的影响,解释了并发展了它的习俗和制度。但是,如果气候对人的体质不利,则这些东西是不能有所作为的。自然的恩赐,它的土地、河流和气候决定着种族所事的性质,从而,给予社会政治制度以一定的特征。
  当人尚处于野蛮时期,这些区别并没有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关于野蛮人部落的习惯虽然知道的很少,也不可靠,但就我们所知道的也足以肯定,这些习惯在许多不同的细节中却具有普遍的一致性。不论他们的气候和他们的祖先如何,我们发觉野蛮人是在习惯和冲动的统治下生活的;从不为自己开辟新途径;从不为遥远的未来打算,甚至也很少为最近的将来预作准备;尽管他们受着习惯的支配,但由于一时的冲动而往往变化无常;有时也准备进行最艰巨的努力,但不能长期坚持扎扎实实的工作。尽量避免繁重的任务;而那些不可避免的工作是由妇女的强迫劳动来做的。
  正是当我们从野蛮人的生活转向早期文明时才使我们不得不注意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部分原因是由于早期的历史贫乏,很少告诉我们指引和操纵民族进步的进程,以及加速和阻碍它的那些特殊事件和个性坚强的影响。但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人类进步的这个阶段上人同自然作斗争的能力是薄弱的,没有它的慷慨赐与,人是什么也做不成的。
  自然在地球面上划出少数几个地方,特别适于人最初从野蛮状态分离出来;而文化和工艺的萌发正是由这些得天独厚地区的物质条件所培育出来的。
  除非人的劳动除提供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外,还绰绰有余,甚至最简单的文明也是不可能的;超过生活必需品的某些剩余,是维持那种进步借以发生的脑力劳动所必要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古代文明都产生在气候温和的地方,在那里,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东西很少,而自然甚至对最粗陋的耕作也提供了丰厚的报酬。它们往往聚集在大河的两岸,河灌溉了土地,并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统治者一般都是新近从遥远的异乡或附近的山区之比较寒冷的气候中来的。因为温和的气候有损于人的精力;而使他们有可能进行统治的那种力量,差不多都是由他们故乡比较温和的气候中来的。的确他们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在他们新迁来的地方保存了好几代,同时靠被征服民族的剩余劳动生产物过着奢侈的生活;并把自己的才能多用于统治者、战士和牧师的工作上。最初他们是愚昧无知,但很快学会了他们应该向臣民学的一切东西,而且超过了他们。但是,在文明的这个阶段上,文化人只限于少数的统治者,而在劳苦大众中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此中原因是,作育早期文明的那种气候也必然使它衰落。在较寒冷的气候中,自然提供了一种使人精神焕发的气氛;虽然人们最初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是,随着他们知识的增进和财富的增加,人们是能够丰衣足食的;在后一阶段,人们给自己建造了宽大而坚固的房屋,而这些房屋是在天气严寒使几乎一切家务和社交活动都需要有房屋庇护的那些地区的文化生活所最必需的。但是,生命充沛所必要的那种令人精神焕发的气氛,如自然不加施舍,是完全无法得到的。尽管在热带的阳光下可以看见进行艰苦体力劳动的工人,尽管手工业者卓具匠心,尽管圣人、政治家和银行家机警而伶俐,但气候酷热使艰苦持续的体力劳动和高度文化活动不相容。在气候和奢侈的共同影响下,统治阶级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元气;他们中间能成大事的也愈来愈少。最后,他们被那多半来自较寒冷气候的强大民族所推翻。有时候他们形成一个前此为他们所统治的人和他们的新统治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但更常见的是,他们湮没在那无精打采的人民大众之中。
  这样的文明往往有许多是哲学史家感到兴趣的东西。它的全部生活几乎无意识地浸透了少数的简单思想,这些思想交织得十分和谐,像东方地毯那样美丽动人。从民族、自然环境、宗教、哲学和诗歌的共同影响以及战争和坚强个性的共同影响中说明这些思想的根源,一定有许多可学的东西,所有这些在许多方面经济学家都可以借鉴;但是,它不能直接阐明经济学家所专门研究的那些动机。因为在这样的文明中,最有能力的人都轻视劳动;没有那种热气腾腾的自由工人,也没有那种冒险的资本家,被人卑视的劳动是由习惯所调节的,甚至把习惯看成是免受暴虐无理的唯一护身符。
  绝大部分的习惯无疑只是压迫和迫害的具体形式。但只具有摧残弱者的作用的那套习惯,寿命是不长的。因为强者靠着弱者过活,没有他们的支持,强者是无力自持的;如果他们所组织的社会活动使弱者负担过重,无以复加,从而,也就毁灭了他们自己。因此,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些习惯,总是含有保护弱者免于遭受随意损害的规定的。
  实际上,当经营的事业很小,没有有效竞争的余地时,习惯不仅是防御比他们强的那些人所必要,而且甚至是防御他们同行邻里所必要的一面挡箭牌。如果乡村的铁匠除了本村就无法出售自己的犁头,而如果那个村子除了向他就无法买到犁头,那末,由习惯规定一个适当的价格水平,对大家都是有利的。这样,习惯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进步的初期,没有什么东西有使那种原始习惯破坏的趋势,而这种原始习惯是把革新者视作异端或敌人的。这样,经济原因的影响就被抛到幕后,那里它们是在确实而缓慢地起着作用。它们用了几世纪而不是几年才产生了自己的影响。它们的作用微妙得往往为人所忽略,除了那些通过对现代类似原因的更加显著而迅速的作用进行观察,从而知道在何处寻找它们的人以外,它们几乎是不易为人所察觉的。

  第二节 所有权的分割加强习惯势力并抵抗各种变革。

  早期文明中的这种习惯势力,既是个人财产权限制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就一切或多或少的财产,特别是土地来说,个人的权利一般是从家族和家庭(从这个词的狭义来说)的那些权利中来的,并且受着它们的约束,而且处处都得服从它们。家族的权利同样服从村社的权利;而村社,根据传说(如果不是事实的话)往往只是一个扩大和发展了的家庭罢了。
  的确,在文明的初级阶段,极力想摆脱人们中间所流行的常规的人也许极少。尽管各个人对他们的财产的权利有明确而完善的规定,他们也许不愿把自己置于他们那敌视革新的邻人的愤怒之下,也不愿受到那种针对任何自诩为比自己祖宗高明的人而发的嘲笑。但是,比较胆大的人也许会想到许多小的改变;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可以随便进行试验,则那些改变也许会渐渐地,几乎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直至一般常规变得足以使习惯上的规定难以分辩并使个人选择有很大的自由为止。但是,当各个家长被视作唯一的长辈和家产的经管人时,稍微离开祖先的陈规陋俗,就会遭到那些有权顾问一切琐事的人的反对。
  此外,在家长反对的背后,还有村社的反对。因为虽然在短时期内家家都有固定使用的耕地,但是,许多操作一般都是共同进行的,因此,在同一时间内人人都必须做同样的工作。当每一块田地轮休时,它就变成公共草地的一部分;村社的全部土地经常重新分配。因此,村社显然有权禁止任何技术革新;因为那种革新也许妨碍他们集体耕作的计划;也许最后破坏土地的价值,从而,当下次重新分配时,使他们遭受损失。因此,往往有一套极其繁琐而复杂的规定,它把各个农户束缚得如此之紧,以致甚至在最细小的工作上他都不能行使自己的判断和抉择。这也许是阻滞人类自由经营精神的发展的所有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妨指出,财产的集体所有制是同弥漫在许多东方宗教中的那种无为主义相调和的;它在印度人中间的长期保留,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宗教经卷中所宣扬的那种静寂主义。
  人们对习惯加于价格、工资和地租的影响也许作了过高的估计,而对它加于生产形式和一般社会经济布署的影响也许又作了过低的估计。在一种场合下,这些影响是明显的,但不是累积性的,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它们是不明显的,但是累积性的。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某种原因的结果,虽然在任何一个时间是很小的,但如不断地向着同一方向发生作用,则它们比乍看起来似乎可能有的影响要大得多。
  不论早期文明中习惯的影响有多么大,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却充满了进取精神,他们对我们认为很有趣味的那些经济问题的社会方面为什么如此漠不关心,这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三节 希腊人把北方人的精力和东方文化结合起来,但他们把劳动看成是专门属于奴隶的事情。

  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大多在大河流域,它的平原因受灌溉之利,很少受到饥荒的袭击,因为在不缺乏热度的那种气候中,土壤的肥沃度几乎是和它的温度成正比例而变化。大河也提供了有利于简单的作业分工和劳动分工的交通上的便利,且不妨碍借以维持中央政府暴力的大军的调动。的确,腓尼基人靠海为生。这个伟大的塞姆族在为各民族自由往来所创造的条件方面,以及在传播书法、算术和度量衡的知识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主要从事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
  充分享受海上的自由,并把旧世界高尚的思想和优美的艺术吸收在他们的自由生活中,就有待于希腊人的创造精神了。他们在小亚细亚、马格那、格来细亚和希腊本部的无数殖民地在向他们起来的新思想的影响下使他们的理想得到自由的发展;因为这些殖民地彼此之间以及和原来的学术中心保持经常的接触,彼此交流经验,取长补短,而不受任何权威的束缚。他们的精力和进取心,不是被传统习惯的重负所压服,而是用来建立新的殖民地和自由地创造新的观念。
  他们的气候使他们无须进行艰巨的劳动;他们把那些必要的繁重工作交给奴隶来做,而使自己浸于沉思默想之中。衣、住、取暖所费无几;他们那晴朗而温暖的天空,使他们惯于室外生活,从而,使社交和政治活动便于进行,且不费钱。而地中海的凉风使他们的体力这样振作,以致他们许多世纪都没有丧失他们从北欧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美感,出现了奇妙的幻想,和创造性的思维,热中于政治生活,和个人乐于服从国家,而这是空前绝后的。
  在许多方面,希腊人比中世纪欧洲各民族还更接近现代;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我们的时代还要进步。但是,他们没有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概念;他们把奴隶制度看作是天定的,他们容忍农业,但认为所有其他行业都是可耻的;他们对我们时代认为有莫大兴趣的那些经济问题,不是知之甚少,就是一窍不通。
  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贫困的极度压迫。土地和海洋、阳光和气候一起都使他们易于获得完美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甚至他们的奴隶也有学文化的大量机会。不如此,就无所谓希腊人的性格了,世人直到那时所受的教益也就无须加以严重地考虑了。希腊人的卓越思想,使它成为后代许多大思想家进行研究的试金石。古代学者对经济学研究的不耐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希腊人对企业上的操劳和琐务感到的那种不耐烦。
  但是,从希腊的衰亡中也许可以学到一些教益。希腊的衰亡是由于缺乏完成目的的坚毅热忱;而任何民族如无勤劳锻炼就不能把它保持许多世纪。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他们是自由的,但他们不懂得好好运用他们的自由;他们优柔寡断,没有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领会力很强,也时刻准备推陈出新,这都是企业心的要素,但他们没有固定的目标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温暖宜人的气候逐渐地使他们体质的力量松弛;他们对来自艰苦工作中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力等闲视之,而最后却沉沦于无聊的琐事之中。

  第四节 罗马与现代的经济条件的相似是表面的;但是斯多噶学派和晚期罗马法学家的世界经验对经济思想与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的间接影响。

  文明向西再扩展,就到达它的下一个中心罗马。罗马人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像希腊人一样,他们尽可能把工作交给奴隶来做。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罗马人却和希腊人截然不同。和雅典人生活中的那种充沛有力以及和他们尽量施展自己的才能并发挥自己特长的那种儿时的喜悦不同,罗马人表现了坚强的意志,铁一般的决心,并具有全面发展的人那种坚定不移的严肃的目的。
  完全摆脱了习惯的约束,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那种郑重选择精神塑造自己的生活。他们既强且勇,目的坚定,富于机智,行动有序,判断明确;从而,他们虽酷嗜战争和政治,但经常运用企业上所用的各种才能。
  联合结社的原则也不是未起作用的。尽管自由技工很穷,而行会却相当发达。希腊人从东方所学到的那些企业上的协作方法和用奴隶在工厂中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一经输入罗马,就获得了新的力量。
  罗马人的才能和性格特别宜于经营合资的事业;比较少数的富人,不用中产阶级,而辅以奴隶和获得自由的人,就能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量的海陆贸易。他们使资本成为可憎的东西;但他们却使它具有威力和效率;他们大力发展了借贷工具;部分原因是由于罗马帝国的统一和罗马语言的普及,在某些重要方面,罗马帝国时代文明世界中的商业和往来,甚至比我们现在还要自由。
  如果我们追忆罗马是怎样大的一个财富中心;罗马人的财产怎样大得可怕(他们只是近来才被超过),而罗马的军民机构和维持它们所需要的给养以及运输机构又是怎样的庞大,则我们就不会奇怪,许多学者认为他们发现罗马的经济问题和我们当代的经济问题有许多共同之点;但这种共同性是表面的,靠不住的。它只涉及形式,而没有涉及国民生活的真正的精神。它没有涉及对普通人民生命价值的承认,而这点在我们时代却给予经济科学以莫大的兴趣。
  在古代罗马,工商业,缺乏它们在现代所具有的那种活力。她的输入品是用武力得来的;而不是用像威尼斯、佛罗伦萨或布鲁日的市民引以为荣的那些熟练劳动的产品换来的。创办工业和设立交通,唯一的目的在于获利;而商业生活风气因官方的卑视而有所败坏,这种卑视表现在元老院除对土地以外的各种商业形式所加与的“法律的和实际有效的限制”上。骑士团在包揽租税,劫掠各省,以及后来在取得皇帝的宠爱中大发横财,他们缺乏一种缔造一个伟大的国家商业所需要的那种一丝不苟的正直精神;最后,私人企业因国运日衰而受到挫折。
  虽然罗马人对经济科学的进步很少有直接的贡献,但是,不管是好是坏,他们却因奠定现代法学的基础而对经济学间接地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罗马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斯多噶派;罗马斯多噶派的巨子大多出身于东方。他们的哲学移植在罗马以后,发挥了实际威力,而毫没减少它的情感强度;尽管它在节欲上持严厉态度,它和现代社会科学的见解却有许多类似之处;罗马帝国的大法律家多数都信仰这种哲学,从而,影响了后来的罗马法,通过它又影响了所有现代欧洲的法律。罗马国家的力量使国家权利消灭氏族和部落的权利,在罗马比在希腊要早些。但是,许多亚利安人关于财产的原始思想习惯甚至在罗马也残存了很长的时间。家长对其成员的权力虽很大,而他所支配的财产在很长时间内是被认为把他看作家庭的代表而不是一个个人而委托给他的。但是,当罗马变成帝国之后,罗马的法律家就一跃而为许多国家的法权的最后解释者。而在斯多噶派的影响下,他们致力于自然根本大法的发现,而这种法他们认为是隐藏在各种具体的法典之中。这种和偶然的司法因素相区别的对普遍的东西的追求,使公共持有权(除了当地习惯再没有别的理由)就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很快地消失了。因此,后来的罗马法,逐渐而稳步地扩大了契约的范围;使它更加精确,伸缩性更大,力量也更强;最后,几乎一切社会事务都置于它的支配范围之内;个人的财产划分得十分清楚,他可以任意处理他的财产。现代法律家从斯多噶的各种高尚品质中继承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从它的严厉的自决中他们获得了明确规定个人财产权的趋势。因此,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中许多好的和坏的方面都可以间接地从罗马特别是斯多噶派的影响中得到说明。一方面个人在处理自己事务方面的放任自由,另一方面不容许在法律体系所确立的权利的掩护下有任何一点粗暴,而这是确定不移的,因为它的主要原则是公平合理的。
  斯多噶派从东方家乡所带来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本身也多少含有东方无为主义的气息。斯多噶主义者虽然积极行善,但以脱俗为荣。
  他也分享人生之苦,因为责任使然,但他从不与之妥协。他的生活凄惨而严肃,深觉生活本身的失败而受到压抑。如黑格尔所说,这种内在的矛盾,除非把德性当作只能用否定自我而达到的那种目的,是不会消失的;从而,追求这种目的,就安于一切社会工作所必然带来的种种失败。犹太人强烈的宗教情感,为这种巨大的变动铺平了道路。但是,直到基督教因日耳曼民族的爱戴而盛行时,世人并不轻易充分接受它的精神。甚至在日耳曼各民族之间,基督教的发展也是很慢的。而在罗马灭亡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中西欧处于混乱状态。

  第五节 条顿族不善于向他们所征服的民族学习。撒拉逊人高举学术火炬。

  条顿人虽然刚勇强悍,但很难使自己摆脱愚昧无知和习惯的束缚。给他以特殊力量的那种热诚和孝心多使他过分重视他那家庭和部落的制度和习惯。没有其他强大的征服民族像条顿族那样不善于从他们所征服的文化较高的弱小民族中接受新思想的了。他们以蛮勇而自豪;多不喜欢知识和艺术。但学术只能暂时停留在地中海的东岸;直到从南方来的另一个征服民族才使它重新发展起来。
  撒拉逊人热切地学习了他们向被征服民族所应学的最好的东西。
  他们提倡科学和艺术,在基督教世界对学术漠不关心的时候,他们却高举着学术的火炬;这点我们总该是铭诸于心的。但他们的道义性并不像条顿人那样充沛。温暖的气候和他们宗教上的好色使他们的体力迅速减退;他们对现代文明问题所起的直接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条顿人的开化,进展得较慢,但较稳健。他们把文明传播到北方,那里坚忍不拔的工作和各种健壮的文化形式的逐渐成长是相并而行的。他们又把文明向西传播而及于大西洋。很早以前就离开大河流域而到达内海沿岸的文明,最后要横渡大洋了。
  但是,这种变迁是慢慢地实现的。新时代中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第一点是,因罗马大一统局面而终止了的城市和国家之间的旧有冲突重新出现了,罗马的确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城市是它的大本营,而广大的国土却是它力量的源泉。

  第六节 自治只能存在于自由城市。

  还在几年以前,完全直接自治的民主政府在一个大国中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存在于城市或很小的国土上。政府必然操于少数人之手,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特权阶级,而把劳动者看作是下等阶级。因此,即使劳动者在被容许管理他们自己的当地事务时,也往往缺乏勇气、自信和考虑,而这些都是企业的要素。实际上,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都直接妨害了工业自由;他们禁止人们自由移动,并征课各种苛捐杂税。甚至下等阶级中那些名义上自由的人,也受到掠夺,方法是在各种借口下任意罚款和摊税,不公道的裁判,和公开劫掠。这些负担主要恰恰落在比他们的邻人更加勤俭节约的那些人的肩上。这些人中间,如果乡村得以解放,经营上的进取精神势必逐渐提高,以摆脱传统和习惯的束缚。
  城市居民的情况却迥然不同。那里各工业阶级的力量寄寓于他们的人数;即使当他们不能完全制胜时,他们也不能像他们乡村的那些同行被看作仿佛和统治者属于不同阶级的人那样。在佛罗伦藏和布鲁日,像在古代雅典那样,全体居民可以听到,有时的确听到政府领导人关于他们自己的计划和提出这些计划的理由的报告,并且在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可以表示同意或反对。全体居民有时可以在一起共同讨论当时的社会工业问题,彼此交换意见,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作出决定,并且自己来实行这个决定。但是,在电报、铁路和廉价印刷机的发明以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在广大的区域内进行的。
  借助于电报、铁路和印刷机,国民早晨可以知道政府领导人昨日晚上发表了些什么意见;而在翌日以前,全国对这些意见的看法就人所共知了。借助于它们,各大职工会的理事会能够以很少的费用把一个困难问题交给全国各地的会员来讨论,并且在几天以内可以得到他们的答复。即使一个大国现在也可以由人民来治理了;但是,直到现在所谓“民治”实际上只能是或多或少的一种寡头政治;只有那些可以经常到政府的中心或至少和它保持密切联系的少数人,才能直接参加管理。虽然有一个大得多的人数,他们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足以知道他们的意志实现到什么程度,但直至几年以前他们在全国人口中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代议制只是新近的产物。

  第七节 续前。

  中世纪城市兴亡的历史,是进步浪潮相继起伏的历史。中世纪的城市一般都起源于工商业,因而并不藐视工商业。虽然较富有的市民有时能建立一个不准工人参加的限制性政府,但是,他们很难长期保持自己的权力。大多数居民经常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自己给自己决定本城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同时以自食其力为荣。他们组织成行会,从而,加强他们的团结并养成自治习惯;虽然行会往往具有排外性,它们的章程最后阻碍了工业的发展,但是,在这种腐蚀影响出现以前,它们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市民们获得了文化,而没有丧失他们的精力,没有忽略自己的商业,除商业外,他们在知识上对许多事情都发生兴趣;他们在艺术方面领先,而在武功方面也不落后。他们以把大量经费用于公共事业为荣,同时也以节约使用公款,保持预算平衡,和实行以健全商业原则为基础的公平税制为荣。这样,他们就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先驱;如果他们在进行中一帆风顺,并保持最初他们对自由和社会平等的热爱,则他们也许很早以前就解决了我们现在才开始遭遇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但是,在久经战乱的蹂躏之后,他们最后败于他们周围的强大邻国了。的确,当他们的邻人隶属于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统治往往是如此残暴,所以,他们最后被邻国所推翻,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平报复的结果。他们因不义而备受折磨,但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仍然存在,而且是我们时代从前代所继承的社会经济传统中许多精华的源

  第八节 骑士和教会的影响。庞大军队的建立导致自由城市的崩溃。但是印刷术的发明,宗教改革和新大陆的发现又燃起了进步的火焰。

  封建主义也许是条顿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它给予统治阶级以发挥政治才能的机会,并使庶民百姓养成遵守纪律、讲求秩序的习惯。但是,封建主义在某种外部美的形式下却掩盖着许多身心上的残忍和肮脏。骑士的手法是,当众对妇女卑躬屈膝,而在家里却暴虐无礼。对骑士的许多繁文褥节是由对下等阶级的残酷和勒索来维持的。统治阶级多以坦率而慷慨的态度来解除他们彼此之间的义务。他们的生活也有理想,这种理想并不缺乏高尚的因素;因此,他们的性格对有思想的历史家和对记载那些场面豪华的战争及爱情决斗的编年史家,总是具有某种魅力。但是,当他们履行了本阶级要求他们履行的那种义务之后,他们就心安理得了。而义务规定中有一条是使下等阶级安分守己;虽然他们对终日与其相处的家仆往往是仁慈恩爱的。
  就个人的苦难而论,教会力求保护弱者,并减轻穷人的痛苦。如果那些优秀的教士得以娶妻入俗,也许他们往往会起着更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低估了教士,尤其是僧侣对较贫苦阶级所提供的利益。寺院是工业的策源地,特别是讲求农艺的策源地。它们是学者们的安全大学,是苦难者的医院和救济所,不论大事小事,教会都加以调解。在它容许下而举行的节日和市集使商业获得自由与安全。
  此外,教会经常反对等级上的门户之见,它在内部组织上是民主的,如同右代罗马的军队那样。它随时准备使不论什么出身的那些最有才能的人担任最重要的工作;教士和各个教派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的事情;有时教会甚至领导人民公开反抗他们统治者的暴政。
  但是,另一方面,教会并没有致力于帮助人民发展他们自恃和自决的才能,从而得到真正的内在自由。在希望那些具有特殊天赋的人通过自己的职务而攀登到最高地位的同时,它不是阻止了而是帮助了那些封建势力,竭力使劳动阶级成为一群愚昧无知,缺乏进取心和处处依靠上级的人。条顿人的封建主义在本性上比罗马的军事统治要温和些;僧俗们虽对基督教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的教义理解得不够彻底,却受了它的影响。但是,在中世纪的早期,乡村的统治者把东方神权等级的妙术和罗马人的纪律与果断力中最强有力的东西结合起来,他们把这些力量运用得完全阻滞了下等阶级中意志力的成长和个性的发展。
  不过,封建主义的军事力量因地方上的倾轧而被长期削弱。这恰好适合于把广大区域的治理在查理大帝的天才下揉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一旦这种领导天才消失,也易于把它分成几个组成部分。
  意大利长期受着它的城市的管辖,其中属于罗马系统的,具有罗马人的野心和坚定意志的一个城市,直到近代还守水路以御外侮,在尼德兰和大陆上的其他地方,自由城市长期以来都能抵抗国王和男爵的挑衅。但最后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兰西都建立了稳固的王国。少数能人服侍的一个专制王国,训练并组织了由广大无知而强壮的农民所组成的军队;自由城市的经营,其文化与工业的高尚结合,等不到矫正其以前的错误就告中断。
  如果正当那时没有新的力量起来冲破束缚的桎梏,并把自由传播到大地上,则世界也许会倒退的。在很短的时期内,印刷术发明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都出现了,到美洲和印度的航路也发现了。单单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也许就足以开辟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但是,因为它们都一道出现,并且都向着同一个方向起作用,所以,它们引起了一个全面的革命。
  思想变得比较自由了,知识对人民也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了。希腊人的自由性格复活了;坚强自决的志士获得了新的力量,并能把他们的影响扩及别人。一个新大陆对有思想的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同时它也使勇敢的冒险家有了用武之地。

  第九节 海外发现的利益首先归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而归于荷兰、法国,再进而归于英国。

  在这种新的航海事业中领先的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仿佛世界的领导权在最初落于地中海最东部的半岛,从此又移向中部半岛之后,似乎暂时又定着在分属于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西部半岛了。但是,工业的力量这时已经成长得足以使北方保有财富和文明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不能长期抵抗北方民族那种更大的毅力和更加慷慨的精神的。
  荷兰人民早期的历史,的确是一部卓越的传奇史。他们以捕鱼和织布为生,创造了高尚的文学和艺术,建立了科学和政府机构。像波斯围困爱奥尼亚,只是更加激起希腊本土的士气那样,奥匈帝国征服荷兰,也只能更加激发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爱国心和精力。
  荷兰因英国嫉妒它的商业,尤其是因法国跃跃欲试的军事野心而受到损害。不久就看得很清楚,荷兰是抵抗法国侵略而保卫欧洲的自由的。但是,在它那历史上的生死关头,它没有得到信新教的英国理应给予它的那种援助;虽然自1688年起,得到过大量的援助,但那时它的最勇敢而慷慨的儿女已经战死于战场,同时它也负债累累。荷兰愈来愈不为人所注意了,但是英国人首先应当承认它对自由和企业心所已作的和也许还会作出的更多的贡献。
  这样,只留下英国和法国来争夺海上的霸权了。法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比任何其他北欧国家丰富,也比任何一个南欧国家更合于新时代的精神;有一个时其它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但是,在连年战争中它挥霍了自己的财富,断送了那些没有因宗教迫害而被驱逐的最优秀的公民的生命。文明的进步本身并没有使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施行仁政,也没有使开支更加合理。
  被压迫的法国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统治者的主要刺激是来自革命的美国。但是,法国人十分缺乏美洲移民所特有的那种克己的自由。他们的精力和勇敢在伟大的拿破仑战争中再一次表现出来。但是,他们的野心太大,不能实现,最后不得不把海上经营的领导权让给英国。这样,新世界的工业问题是在英国人性格的直接影响下解决的,如同旧世界的工业问题是在它的间接影响下解决的那样。那末、让我们较详细地来研究一下英国自由企业的发展过程罢。

  第十节 英国人的性格很早就显示了他们具有现代组织才能的迹象。农业资本主义组织为工业资本主义组织铺平道路。

  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北欧最强大民族中最强大的成员移来居住;自然淘汰过程使那些最勇敢而依靠自己的人相继移入英国。它的气候比北半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宜于保持精力。它没有崇山峻岭的阻隔,它的任何一个角落离可通航的水道都不超过二十哩,所以,英国各地都可以自由往来,而没有自然障碍;同时诺曼和普拉特琴各个国王的力量和英明的政策又使当地诸侯不能设立人为的障碍。
  罗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主要由于它曾把大帝国的军事力量同城中寡头政治成员的胆识和坚定的意志结合起来,同样,英国之伟大也是由于它把中世纪城市的自由风气同国家的力量和广泛的基础结合起来,如荷兰从前在较小规模上所做的那样。英国的城市没有其他国家城市那样声势显赫;但是,它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容易同化这些城市,从而最终获得它们的实惠。
  长子继承制使贵族之家长男以外的诸子倾向于自谋生计;他们没有特殊的阶级特权,很容易和普通人打成一片。不同阶级的这种融合使政治很有条理;同时也使企业冒险具有贵族那种勇敢而传奇式的抱负的性质。英国人一方面坚决反对强暴,另一方面勇于服从权威(当他们的理性认为应该时),他们进行过许多次革命;但是,没有一次革命是没有明确的目的的。在修改宪法时,他们遵守法律。如果我们除去荷兰人不计,则只有他们懂得如何把纪律和自由结合起来,只有他们把崇古和为将来(而不是过去)而生活的能力统一起来了。但是,后来使英国成为工业进步领导者的那种意志的力量,最初主要表现在政治、战争和农业方面。
  英国的射手是英国技工的前身。他因自己的食物和体格胜过大陆上的对手而感到同样的光荣;在学习纯熟地运用自己的双手中,他具有同样的顽强性,同样的自由独立性,同样的自制力和赴汤蹈火的精神;当时机适当时,他同样惯于诙谐,但当危急之际,即使面临着艰苦和不幸,他也同样惯于保持纪律。
  但是,英国人的工业才能长期隐而不显。他们对文明所提供的安逸品和奢侈偏向来是不大熟习,也不大喜欢的。在各种工场手工业方面,他们落后于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这些拉丁国家,以及北欧的自由城市。后来较富有的阶级逐渐对进口奢侈品有所喜好,而英国的贸易慢慢地发展起来。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表面上看不出英国未来商业的模样。的确,在商业形成的过程中,英国的特殊环境如不比英国人的某种天性重要,则至少具有相同的作用。他们最初和现在都不像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那样特别喜欢讲价还价,也不像他们那样特别喜欢较抽象的金融业务方面;同他们做生意,总是直截了当的,而不是尔虞我诈的。甚至现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中最巧妙的金融投机主要也是由那些民族干的,他们继承了同样的生意习惯,而英国人却继承了同样的实践传统。
  使英国后来在各种不同环境中勘察世界,并成为世界加工厂的那些因素,甚至在中世纪就使英国为现代农业组织开拓了道路,从而,为许多其他现代企业的建立树立了榜样。英国首先把劳役改成交纳货币,这是一种变革,它大大增进了各个人根据他自己的自由选择而来调理自己生活的能力。不论好坏,人民可以自由交换他们对土地的权利和义务。十四世纪中黑死病所造成的实际工资的激剧上涨;十六世纪时因银价跌落、货币贬值和寺院收入划归王室挥霍而引起的实际工资的急剧下降;最后是牧场的扩大,它使许多劳动者流离失所,减少了所在者的实际收入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使习惯愈来愈不能维持。这一运动因都铎王朝诸王手中权力的增长而进一步有所扩大,这种权力的增长结束了私人之间的战争,并使贵族和乡绅们所豢养的大批食客游勇皆无用武之地。把不动产遗给长子而把动产分给全家成员的这种习惯,一方面增加了地产的规模,另一方面减少了土地所有者经营土地所运用的资本。
  上述原因有助于英国建立租佃关系。外国对英国货的需求和英国对外国奢侈品的需求,特别在十六世纪使许多份地集中而成资本主义农场主所经营的大规模的牧场。这就是说,那样的农场主人数得到很大的增加,他们自己经理农业,自担风险,自己出一部分资本,但租用土地,每年付一定的租金,并雇用工人;如同后来英国的新型企业家一样,他们自己经营工业,自担风险,自己出一部分资本,但以利息借用其余部分的资本,并雇用工人。自由经营发展得既快且猛,它的作用是片面的,对穷人是无情的,但是说,英国的箭术是英国工匠技术的前身,同样,用借贷资本经营的英国大农场(不论用于耕种或放牧)是英国工厂的前身,这仍是正确的。

  第十一节 宗教改革的影响。

  当时英国人的性格是在不断地深化着。定居在英国海岸的那些坚强民族所幸有的庄重和大无畏精神,使他们很容易接受宗教改革的理论;这些理论对他们的生活习惯起了作用,而对他们的工业也有所影响。人原原本本地被直接置于上帝的面前,其间用不着人的媒介;大多数粗野而无文化的人第一次向往着绝对精神自由的奥秘。各个人的宗教责任和他同辈的宗教责任的分离,如加以正确的理解,是最高精神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这个概念对世人来说是崭新的,素朴而无掩饰的,尚未消融于快感之中;甚至在温和的人方面,个性也表现得轮廓分明,而粗俗的人也自觉自尊起来。特别在清教徒中,使他们的宗教信条赋有逻辑上的确定性和严密性的那种热中,是一种全注的情感,敌视一切肤浅的思想和不健康的娱乐。必要时,他们采取一致行动,而这种行动由于他们的坚定意志成为不可抗拒的。但是,他们很少分享社会上的快乐;他们不参加公共娱乐,而宁愿在家享受清福;必须承认,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艺术是持有敌视态度的。
  可见,意志力的最初成长本身含有某些粗暴不雅的因素;但那种力量是社会生活的下一个阶段所必要的。在新的本能围绕着它成长以便用更高的形式把原来集体趋势中最美丽最殷实的东西恢复过来以前,它必须通过许多磨难而加以精炼和柔化;它必须变得较不武断;而不失原有的力量。它增进了家庭情谊,这种世俗情感中最丰富最充实的情感。也许从来没有过如此坚实而纤细的原料可用它来组成社会生活的高尚结构。
  荷兰和其他国家也和英国一起经受了中世纪末期精神革命的伟大考验。但是,从许多观点特别是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英国的经验是最有教益的,最丰富的;而且是所有其他经验的典范。英国在由主动性和自由意志所促成的现代工业企业的演进中起了领导作用。

  第十二节 续前。

  英国工商业的特点因这一事实而更加突出,即其他国家许多接受新教义的人为了避免宗教迫害而来到了英国。由于某种自然淘汰,性格与英国人十分相近、并且由于那种价格而曾使他们掌握了工业技术的那些法国人、法兰明斯人和别的人,来和英国人住在一起,并把完全适合他们性格的那些技术教给他们。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上层统治阶级仍然有些骄奢淫逸,但是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劳动阶级对生活却十分严肃;他们不喜欢妨害工作的那种娱乐,并且对于那些只有用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才能获得的物质安逸品也具有很高的标准。他们所力求生产的是坚固而耐用的东西,而不是仅仅用来装璜门面的东西。这种趋势一旦开始之后,就因气候而有所增进;因为它虽然不很严寒,但特别不宜于那种轻佻的娱乐;在这种气候中一种舒适生活所需要的衣着、住房和其他必需品,具有特别昂贵的性质。
  英国现代工业生活借以发展的条件是:物质享受的欲望能人不断努力从每周中攫取最大可能的工作量;要让各种行为服从于理性判断这一坚定的决心使每一个人经常反省他是否不能因改变他的企业或经营的方法而改善自己的处境;最后,完全的政治自由和安全使每一个人有可能依照他认为有利于自己的做法来调整他的行为并毫无顾虑地把他和他的财产从事于新的未来事业。
  总之,影响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现代政治的那些因素也影响了现代企业。给予它们以政治自由的那些因素,也给他们带来了工商业经营上的自由。

  第十三节 英国的企业为需要大量简单商品的海外消费者的增长所促进。企业家最初只是组织供应,而不监督工业;后来才把他们的工人集中在工厂中。

  工业企业的自由,就其作用所及,有使每一个人把他的资本和劳动运用到恰到好处的趋势;而这又使他在某特定工作上力求获得特殊的技巧和能力,借助于这种技能他可以获取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的那种手段。因此,就产生了具有十分精细的分工的复杂工业组织。
  在任何一种长期持续的文明中,某种类型的分工,不论它的形式多么原始,是势必要出现的。甚至在十分落后的国家里,我们也看到了极其专门化的行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各业中的工作如此划分,以致企业的计划和安排,它的管理,以及它的风险由一伙人所承担,而企业所需要的体力劳动却由雇佣工人所担任。这种分工形式一般说来是现代世界的特点,特殊说来又是英国民族的特点。它也许只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它也许会被使它存在的那种自由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消灭。但是,就目前而论,不管是好是坏它表现为现代文明形式中的一个主要事实,表现为现代经济问题的核心。
  直到现在工业生活中所发生的那些极其重大的变化,是围绕着企业家的成长进行的。我们已经看到,企业家在英国农业的初期是怎。样出现的。农场主从地主租得土地,并雇用必要的劳动,而自己负责管理并承担企业风险。农场主的选择的确不是由完全自由竞争所决定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财产继承和其他影响所限制的,而这些因素往往使农业的领导权操于那些对农业没有特殊才能的人的手中。但英国是唯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自然淘汰起着很大的作用。大陆上的农业制度曾容许出身来决定各个人参加农业或经营农业的事情。英国仅凭这种狭隘的选择作用所获得的威力和弹性,也足以使它的农业比所有其他国家都先进,并使它有可能比欧洲任何别的国家用同样的土地和等量劳动所获得的产量要多得多。
  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即创办,组织和管理企业)在工业中有大得多的活动余地。在英国对外贸易得到大发展以前,工业企业家已逐渐在成长;实际上在十五世纪的毛织业中就可以看出它的迹象来。但是新开发国家中庞大市场的开辟,直接地并且通过它对工业布局(亦即把特定工业部门集中在一定的地区)的影响大大地推动了这一运动。
  中世纪的市集和行商的纪事表明,有许多东西,其中每一种东西只在一二个地方生产;从那里再分发到欧洲各处。但是生产局部化而运销很远的那些商品,差不多总是价格很高,体积不大的商品。价格较廉,体积较大的商品都由各地自行供应。不过在新世界的各个殖民地,人们并不总是有余暇来为自己提供工业品的,并且即使他们生产他们所能生产的东西往往也是不容许的;因为英国对待它的殖民地虽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宽大,但是它认为它为殖民地所出的费用使它有理由来强其它们向它购买各种工业品。对销售于印度和野蛮民族的简单商品的需求也是很大的。
  这些原因导致加工工业中许多繁重工作的局部化。在那种需要高度技巧和工人的丰富想像力的工作中,组织有时倒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在对少数式样简单的商品有大量需求的时候,组织多数人的能力却具有无比的优势。这样,工业布局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制度的成长是两个并行的运动,都由于同一个一般原因,且彼此互相促进。
  工厂制度和工业中贵重设备的运用,是在后一阶段出现的。它们通常被认为是企业家握有英国工业大权的源渊;无疑地它们增加了这种权力。但是在它们的影响被察觉以前,这种权力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法国大革命时代,投资在以水或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上的资本是不很多的;工厂的规模不大,为数也不多。但那时差不多英国的全部纺织工作都是按合同制来进行的。纺织业操于比较少数企业家之手,他们力图查明买卖什么东西,在那里买卖和在什么时候买卖是最有利的,生产什么东西是最有利的。然后他们就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为数很多的人订立合同来生产这些东西。企业家(即包买主——译者)一般供给原料,有时甚至供给所使用的简单工具。那些承包人用自己和他们家人的劳动和有时用少数徒工的劳动(但未必总是如此)来完成包工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械发明的进步使工人们愈来愈聚集在靠近水力的那些小工厂里,而当蒸汽逐渐代替了水力之后,他们又集聚在大城市的大工厂里。这样,那些承担生产上的主要风险而又不直接管理和监督的大企业家(指包买主——译者)开始让位于富有的雇主,他们经营着大规模的全部加工事业。这些新的工厂引起了那些最不经心的观察家的注意;像以前的变动一样,这种变动也不轻易为那些实际上不从事商业的人所忽略。
  这样,酝酿了很久的那种工业组织的巨大变革最后引起了普遍注意;人们所见到的是,由劳动者所管理的小企业的制度正在被那些由有特殊才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所管理的大企业的制度所代替。即使没有工厂,这种变革也会照样实现的。即使电力或其他动力的零销使得现在在工厂中所做的那部分工作可以拿回劳动者家里去做,这种变革也会实现。

  第十四节 此后,工业劳动得到成批的雇用。新的组织带来了一些巨大的灾难,不过其中有些是由于别的原因,这种新制度使英国免于法国军队的蹂躏。

  这种新的变动,不论就以前的形式或以后的形式来说,都有不断冲破那几乎使每个人定居在他所出生的那个乡镇上的那种束缚的趋势;它开辟了自由劳动市场,这个市场招引人们来寻求就业的机会。由于这种变动,决定劳动价值的那些因素就开始了新的一页。直到十八世纪,工业劳动照例总是零雇的;虽然那时以前一个大而流动的劳动阶级(它可以大批地雇用)在欧洲大陆某些特定地区和英国的工业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十八世纪中却一反常规,至少对英国是如此;劳动价格不再由习惯或小市场上的议价决定了。在最近几百年中,它愈来愈由广大区域(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全世界)中的供求情况所决定。
  这种新的工业组织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因为它对保证每个人应该从事他最能胜任的那种工作,和保证他的工作适当地辅以当代知识和财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机械与其他的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本身也带来了巨大的祸害。其中哪些祸害不可避免,我们是无法判断的。因为正当那种变革急剧进行的时候,英国受到史无前例的各种灾害的袭击。它们是人们所受的通常被认为是无限制竞争的骤然出现所造成的大部分苦难的原因(究竟有多大的部分是不可能判断的)。英国丧失了一些大的殖民地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拿破仑战争,结果使英国所受的损失比战争开始时它所拥有的蓄积财富的总价值还大。空前的连年歉收,使谷价暴涨。而最坏的是,采用了实施济贫法的方法,它损害了人民的体力和自立精神。
  因此,在上世纪的前半期中,英国是在有利条件下确立自由经营的。它的祸害为外部灾难所加剧,而它的有利影响却为这些灾难所妨害。

  第十五节 续前。

  过去保护弱者的那些商业习惯和行会规章现在与新的工业不相适应了。有的地方,人们因一致同意而废止了它们;有的地方在短时期内却成功地保留了它们。但那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成功;因为在旧有束缚下不能发展的新工业就离开那些地方,而转向它可以有更多自由的其他地方去了。于是工人们请求政府实行规定商业经营方式的那些议院的旧法案,甚至请求恢复由治安当局来规定价格和工资。
  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旧有的规章制度是当时社会、伦理和经济思想的体现;它们是摸索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它们是那些在几乎不变的经济条件下生息的人们多少代经验的自然结果。而在新时代中,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致没有时间来这样做。各个人都必须自行其是,很少借鉴过去的经验。那些力图保存旧传统的人很快就被抛在一边。
  新兴的企业家族主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自力更生、坚强、敏捷并富有进取心。他们看到以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功时,往往认为贫者和弱者的不幸应归罪于他们自己,而不应加以怜恤。深感于那些力图支持进步潮流所损害了的经济秩序的人们的荒谬,他们往往认为,除使竞争完全自由和让强者自行其是以外,再没有什么可需要的了。他们赞扬人的个性,而且并不急于寻求一种从前使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工业约束的现代替代品。
  同时这种不幸曾减少了英国人民的纯收入总额。1820年,仅国债的利息就用去了纯收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因新发明而价格低廉的那些商品主要是工业品,而这种工业品劳动者消费极少。因为英国那时差不多是工业的垄断者,如果工业家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商品交换外国的粮食,则他显然会得到便宜的食物。但是议会中掌权的地主阶级却禁止这样做。劳动者的工资,就用于普通的食物而论,等于他的劳动在一块很贫瘠的土地上所生产的数量,这块土地是为了补充较肥沃的土地所提供之数量不足而被迫耕种的。他必须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其中供求力量即使自由地起着作用,则它们也只能给他带来低微的工资。但是他并没有享受经济自由的全部利益。他同其他工人也没有有效的联合;他既缺乏市场知识,又缺乏商品卖主们所具有的那种坚持不卖以求善价的能力,他被迫在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并使他的家人也在这种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这就影响了劳动人民的效率,从而也影响了他们劳动的纯价值,从而它降低了他们的工资。雇用童工进行长时间的劳动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甚至在十七世纪的诺尔维奇和其他地区就已经十分普遍了。但是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因在恶劣条件下进行过度劳动而造成的道德上的败坏、身体上的痛苦和疾病在工厂居民中却达到了顶点。在十九世纪的中叶,它们逐渐减少,此后,减少得更快。
  工人们认识了企图恢复管理工业的旧规章的愚蠢之后,就再没有箝制经营自由的任何愿望了。英国人民所受的痛苦,充其量也永不能同革命前的法国因没有自由而造成的那些痛苦相提并论,有一种论点,认为如果不是由于英国从它的新兴工业中所得到的那种力量,它也许会屈服于外国的军事独裁之下,如同它以前的那些自由城市所遭遇的那样。它的人口虽少,但有时却几乎独自负担着那反抗控制大陆几乎全部资源的征服者的战争重担;而在反抗那个征服者的斗争中它有时又资助一些较大而较贫的国家。不论正确与否,当时人们认为,如果自由的英国工业不供给反对共同敌人的战费,则欧洲也许会长期受着法国的统治,如同它以前受着罗马的统治那样。因此,很少听到对自由经营的过度的怨言了,而多数的暴怨是对英国人以自己廉价生产的商起来交换外国的粮食所加与的那些限制。
  甚至那些当时正在开始英国史上几乎比任何其他事物都富有趣味和教益的光辉而波折重重的生涯的职工会,也转入明哲保身的时其。它们根据辛酸的经验知道企图实行政府借以指导工业行径的那些旧规章的荒谬;但是关于如何用它们自己的行动来调节商业,他们还没有深远的见解。它们所关怀的是通过取消反工人结社的立法来增加本身的经济自由。

  第十六节 电报和印刷机现在有可能使人们对他们的灾难采取补救措施;我们正在逐步走向集体主义形式,而这些形式,如以坚强的个人克制为基础,将比旧的形式高级。

  目睹经济自由的急剧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祸害就有待于我们这一代了。现在我们才第一次逐渐懂得不尽自己新义务的资本家如何力图使工人的福利服从于他的致富愿望。现在我们才第一次逐渐知道坚持富人不论以个人或集体的身份除享权利外还得尽义务的重要性。现在新时代的经济自由才第一次如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一部分是由于知识的扩大和热诚的增加。但是不论我们的祖先如何明智,他们决不能像我们那样了解事物;因为他们忙于应付各种紧急需要和可怕的灾难。
  我们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因为英国虽然近来为了民族生存而再次要求进行斗争,但是它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增长;自由贸易和交通的发达使人数大大增加了的人口有可能以有利的条件获得充分的粮食。人民的货币收入平均增加了一倍以上;除了饲料和住房差不多所有商品的价格下降了一半,甚或多些。的确,即使现在如果财富加以平均分配,则全国的总生产也许只足以提供人民的必需品和较需要的安逸品,而实际上许多人只有最低生活必需品。但是国家的财富增加了,卫生条件改善了,教育发达了,道德增进了;我们不再被迫几乎把其他各种考虑都置于增加工业总产量的需要之下。
  特别是这种新增加的繁荣使我们富强得足以对自由经营加以新的限制。虽然为了高尚的最后较大利益而必须忍受暂时的物质损失。
  但这些新的限制与旧日的限制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是作为一种阶级统治的手段而强加上的,而是为了在那些不能利用竞争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事务中来保护弱者,特别是儿童和有子女的母亲。目的是周到而迅速地提供一些适于现代工业急剧变化着的环境的药方;从而,得到其他时代中逐渐由习惯而来的那种从前对弱者的保护之利,而不受其害。
  即使当工业在性质上有好几代几乎都没有变动时,习惯的成长也太慢,盲目性也太大,不能在压力有利时来施加压力。在后一个阶段它的利少而弊多。但是借助于电报,印刷机,议会政治和商会人们有可能对他们自己的问题想出解决办法。知识的增进和自赖性的加强,曾给予他们以真正克己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使他们有可能自愿地对他们自己的行动有所约束;集体生产,集体所有和集体消费这些问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实行巨大而急剧的变革的计划,现在和以往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也会引起反作用;我们是不能稳步前进的,如果我们前进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新的生活方式超过了我们的本能的话。的确,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新思想新机会和新的行为方法甚至用几代的时间就可以使它有很大的改变,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人性的这种改变所涉及的范围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广泛,所进行的速度也许从来没有现在那样快。但它仍然是发展的,从而是渐进的;我们社会组织的变革必然由它而生,因此也必然是渐进的。
  虽然社会变革由它而生,但是这种变革因经常使它承担某种新的更高尚的工作和争取某种远大的实际理想而促进我们更高的社会性的发展时,往往会多少走在它的前面。这样,慢慢地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社会生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公益战胜了个人的反复无常,其程度甚至超过个人主义开始以前的那些时代。但那时大公无私将是有意识的产物;虽然借助于本能,那时个人自由将在集体自由中发展自己。这是和旧的生活秩序成为一个可喜的对照,在旧的生活秩序中,个人受习惯的奴役造成了集体的奴役和停滞,而这些只有用专制主义的任性或革命的任性才能打破。

  第十七节 续前。

  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从英国的观点来考察这种运动的。但是其他国家也向着同一个方向迈进。美国以这样勇敢而直率的态度来处理新的实际困难,以致它已经在某些经济事务中获得了领导权。它提供了当代最近经济趋势中许多最有教益的事例,如各种形式的投机和商业联盟的发展,不久它也许将在为世界其他各国开拓道路方面起主导作用。
  澳大利亚也不示弱,它在人口的较纯方面较之美国显然具有某些优越性。因为虽然澳大利亚人(大致也同样适用于加拿大人)来自许多国家,从而,通过各种各样的经验和思想习惯可以启发思想和胆识,但是差不多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属于一个民族。社会制度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比它们必须要适应各个不同民族的能力、性格、趣味和需要的条件下可以进行得更加顺利而迅速。
  在欧洲大陆上通过自由结社而获得重要成果的力量比讲英语的国家差些;因此,在处理工业问题上采取的办法较少,也较不彻底。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没有任何二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所采取的方法各有特点,也各有所长;特别是关于政府行动方面。在这方面德国领先。它的加工工业比英国发展得晚,对它来到是一种很大的利益;
  它能够借鉴英国的经验,少走许多弯路。
  在德国绝大部分本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在政府任职,也许没有其他政府,它本身容纳了这样多的有才华的人。另一方面,造成英美最优秀企业家的那种精力、创见和勇敢在德国最近才得到充分的发挥;
  同时德国人民具有很大的服从性,因此他们和英国人有所不同;英国人的意志力当必要时将使他们能够遵守完全的纪律,但他们不生来就是百依百顺的。在德国可以看到政府管理工业的最好和最吸引人的形式。同时私营工业的种种特长,它的活力,它的弹性和它的方法也开始在德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问题在德国已加以仔细的、有成效的研究,而这些对讲英语的民族来说也许是很有教益的,只要他们记着,最适合于德国人性格的那些措施对他们也许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即使他们愿意,他们在坚定不移的服从性以及安于粗陋的衣食住和娱乐方面也不能与德国人相比。
  此外,德国比其他国家拥有为数较多的本民族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而这些人不论在宗教感的强烈上或企业投机的锐敏上都是世界上顶出色的。在各国尤其是德国,经济实践和经济思想中最卓越而富于教益的东西大多来自犹太人。而我们特别感激德国犹太人的是,他们作出了许多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关于它们最后的经济原因与其可能的社会主义药方的狂妄的臆测。
  但是我们快要谈到附录二的主题。在这里我们已经见到经济自由是怎样在最近才发展起来,而经济科学现在所必须讨论的问题的本质又是怎样的新鲜;其次我们必须研究的是,此问题的形式是怎样由于事件的发展和大思想家个人的特点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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