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非歧视性利益的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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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经济要求的压迫和身份制的衰退,神人同形同性教派以及属于这类教派的宗教信仰礼俗,有越来越大的一个部分,随着时间的进展而不断地趋于崩解。在崩解的进程中,渐渐地有某些别的动机和冲动同信仰态度搀杂在一起,这些动机和冲动并不一定源自神人同形同性信念,也不是起源于个人服从习性。这些在后期信仰生活中同信仰习性混合在一起的附属冲动,并不都是与信仰态度或对现象演进中的神人同形同性信念的理解相顺应的。它们的来源不同,它们对信教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影响也不是属于同一方向的。它们在多方面侵犯了个人服从或代理性生活的基本规范,而经过根究可以发现,作为后者的实际基础的乃是宗教礼俗与教会及教士制度。由于这些相异动机的存在,社会的与工业的身份制逐渐崩解,个人服从准则失去了得自不断的传统的支持。外来的习性和倾向侵入了这个准则所占有的活动领域,于是不久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教会和教士结构被部分地转用于别的目的,而这类使用目的与过去教士制度全盛时代的宗教生活旨趣,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这类影响到后期发展中的信仰方式的相异动机,其中可以提一提的是仁爱和亲睦,或者是欢乐,或者说得更广泛些,是人类团结与同情观念的各种表现。这里还可以提到一点,有些人对于宗教结构的实质可能已经准备放弃;由于有了这类外来的使用方式,宗教结构,即使对这些人说来,也得以在名义上和形式上持续存在。动机中还有一个更加特殊、更加普及的,足以在形式上支持宗教生活方式的相异因素,那就是不带有虔诚意味的对环境的美的调和观念,在神人同形同性概念的内容消失以后,这一观念就作为近代信仰行为中的一个残余而存在。这一观念由于与服从动机相混合,对教士制度的维持很有帮助。美的调和这一观念或冲动根本不是属于经济性的,但是在工业发展的后一阶段,对个人经济目的上的性格的形成,却有很大的间接影响。它在这方面最显著的影响是,使相当显著的自私倾向得以减轻,上述倾向是从处于早期的、比较有权能的状态的身份制传统遗留下来的。因此,美的调和这一观念的经济意义是它对宗教信仰观念起着阻碍作用。前一观念,通过消除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对立,足以减轻——即使不是消除 ——自私倾向,而后一观念,由于它是个人统治与服从观念的表现,则足以加强这种对立,从而坚决主张个人利益与人类生活的整体利益之间存在分歧。

  宗教生活中的这种非歧视性残余——对环境或对一般生活过程的和谐观念——以及仁爱或友情冲动,足以普遍形成人们在经济目的上的思想习惯。但是所有这类习性的作用,都是有些模糊的,其所发生的效果是难以详细根究的。不过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所有这类动机或倾向的作用,同已经谈到的有闲阶级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都是不相容的。有闲阶级制度以及在文化发展中与之交织在一起的神人同形同性教派的基础,是歧视性对比习性;而这一习性同这里所谈的一类性格倾向是不调和的。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实际准则是,在时间与物质上的明显浪费和脱离工业操作;而这里所提到的一类性格倾向,就其经济的一面来说,所坚决反对的是浪费和不求实际的生活方式,对于生活过程,不论在经济方面,或是在它的任何别的方面和状态下,都存有参加或与之同化的愿望。很明显,这类性格倾向,以及当环境有利于它们的表现时或者是它们居于优势地位时所造成的生活习惯,是同有闲阶级的生活习惯背道而驰的;但不够明显的是,在有闲阶级结构下的生活,从它的后期发展来看,是否有一贯地抑制这类性格倾向或消除这类性格所表现的思想习惯的趋势。有闲阶级生活方式下的积极锻炼,在破坏这类性格倾向的方面是起着很大作用的。它的积极锻炼,凭着习惯势力和淘汰作用,在生活的每个场合,都有利于浪费准则和歧视性对比准则的占有优势和普遍推行。但是就它的锻炼的消极一面的效果来说,却不是绝无疑问地不背于它自己的一些基本准则的。有闲阶级准则为了金钱礼俗上的目的而节制人类活动时,它所坚持的是退出工业操作。这就是说,按照这个准则,社会中贫困成员所惯于努力以赴的那类活动是被禁止的。这一禁条,尤其是对于妇女,其中特别是工业发达社会中的上层和中层阶级的妇女,竟严到这样极端的程度,即使是通过准掠夺方式下的金钱职业从事竞赛式的累积,也在坚决禁止之列。

  金钱文化或有闲阶级文化,开始时是作业冲动下的一种竞赛性变形,但在其最近发展中,由于排除了关连到效能、甚至关连到金钱地位的歧视性对比习性,渐渐地破坏了它自己的根据。作为有闲阶级的成员,不论男女,在若干程度上总是没有那样的必要去同他们的同类从事谋生方面的竞争的,这就使这个阶级的成员,即使没有具备可以使他们在竞争中获得胜利的那类资质,不但仍然可以生存,而且在一定限度内还可以从心所欲地生存下去。这就是说,在有闲阶级制度最近的和最高度的发展下,这个阶级的成员无须备有和不断发展掠夺时代的胜利者所特有的那类资质就可以生活下去。因此,对于不具备那类资质的个人来说,属于上层有闲阶级的人,比生活在竞争制度下的广大群众,有较大的生存机会。

  在上面一章讨论古老性格特征的存在情况时,我们看到,有闲阶级的特殊地位提供了格外有利的机会,使早期和古旧文化阶段所特有的那类性格特征得以存在。这个阶级对于经济要求的压力处于有所荫蔽的地位,因此对于迫使人们适应经济形势的那些力量的无情冲击,得以置身事外。关于在有闲阶级中以及在这一阶级生活方式下存在的那些与掠夺文化有关的性格特征和类型,上面已经进行了讨论。这类素性和习性,在有闲阶级制度下,具有格外有利的存在机会。不但有闲阶级的受到荫蔽的金钱地位造成了一种形势,有利于适应现代工业操作所要具备的性格禀赋不足的那些人的生存:而且有闲阶级的荣誉准则,还要求人们使某些掠夺索性获得显著的活动机会。使掠夺索性获得活动机会的那类职业是有证明作用的,它们所证明的是财富、门第和不参与工业操作。在有闲阶级文化下,掠夺的性格特征是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起促进作用的,消极的一面是这个阶级的脱离生产,积极的一面是有闲阶级礼仪准则对这类性格特征的认可。

  掠夺期前野蛮文化下的性格特征的存在情况与上述略有不同。有闲阶级的受到荫蔽的地位,也有利于这类性格的存在;但是和平与亲善这类素性的发展,并没有获得礼仪准则的肯定认可。具有由掠夺期前文化遗留下来的那类气质的个人,如果属于有闲阶级,他跟这个阶级以外的、具有同样禀赋的那些人比起来,所处的地位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们无须在金钱的必要下破除这类有助于非竞争生活的素性。但是这样的个人仍然不能免于受到一种精神的拘束,这种拘束力促使他们忽视这类素性,因为礼仪准则所要求于他们的是以掠夺素性为依据的生活习惯。只要身份制依然无恙,只要有闲阶级除了从事无目的的和浪费的劳精疲神来消磨时间以外,还有别种方式的非生产性活动可以从事,显然背离有闲阶级荣誉的生活方式的情况就不会发生。这个时候如果在这个阶级以内发现了非掠夺的气质,人们就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偶发性的返祖遗传现象。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断演进,可供狩猎的巨大野物的逐渐绝迹,战争活动的减退,独裁政体的废止,教士职权的衰落等等,使人类习性获得表现的那类荣誉的、非生产性的出路,逐渐被堵塞。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以后,局势渐渐有了变化。人类生活如果不能在这一个方面获得表现,必然要在别一个方面表现出来;如果不能求得掠夺方式下的出路,必然要通过别的方式求得安慰。

  上面曾经指出,以脱离金钱的压力这一点而言,在工业发达的社会中,有闲阶级的妇女比属于任何别一巨大集体的人们,表现得还要彻底。因此妇女对于非歧视性气质的复归倾向,或者会比男子表现得更为显著。但是,在有闲阶级的男性中也可以看到某类活动的范围在扩大,进行这类活动是从某些习性出发的,这些习性不能列入自私一类,其目的所在,并不是歧视性差别。例如,从事某项企业的金钱上的经营从而与工业发生关系的那些人,其中有多数,看到事业颇有成就,工业上的效力很高,就会感到一种兴趣,发生一种自得的心情,这种感觉,同由于这样的改进可能多获利润这一点,甚至并无关系。有许多商业俱乐部和工商业者组织,努力于提高(不带有歧视意义)工业效能,它们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有许多组织已经倾向于生活中歧视性目的以外的方面,它们的意向所在是某种慈善工作或社会改良工作。这类组织往往是半宗教或拟宗教性质的,参加的分子男女都有。这方面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为了说明与这类活动有关的一些习性倾向的范围并指出其特征,这里可以举出一些比较显著的具体例子。例如禁酒运动以及相类的社会改革,改良监狱,普及教育,禁止不道德行为,凭仲裁、裁军或其他手段以避免战争,又如,在一定程度上含有这里所说的意向的一些组织是,大学公社,友谊协会,基督教青年会和青年力行会之类的种种团体,妇女义缝团,社交俱乐部,甚至商业俱乐部:又如,其间略含有这里所说的意向的是,那些属于半公共性质的慈善、教育或娱乐的财团,不论资金来自富有的私人,或者是出于资力较差者的集体捐助,只要机构不是属于纯宗教性质的,就在我们的示例范围之内。

  这里的意思当然并不是说,这类努力是完全在与自私无关的别的动机下进行的。可以断言的只是这一点,在一般情况下别的动机是存在的,不过上述一类努力,在现代工业生活环境下,比在完整无缺的身份制之下,流行得更加普遍;这一现象说明,在现代生活中对竞赛的生活方式是否完全适当,人们是深切怀疑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类工作的诱因中,通常是存在着一些不纯动机的,尤其是属于歧视性差别的动机;这是一个周知的事实,已成为一个时常被人谈起的话柄。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有许多表面上是为了无私的公共利益而进行的事业,在创办时以及在进行中都别有用心,其根本目的无疑是为了提高发起人的荣誉,甚至是为了增加这些人的金钱利得。有许多这类组织或机构,不论就其首倡者或赞助者来说,其主要动机显然就是这种带有歧视意义的动机。格外符合这里所批评的情况的是,凭巨额的、显著的支出使支出者增加荣誉的那类事业,例如为大学、公共图书馆或博物馆提供巨额资金;此外,如参加显然属于上流社会组织的一类机构或运动,就这类比较平凡的举动的动机说来,其符合程度也与这里所批评的一样。属于这类组织的会员们的金钱荣誉由此获得了证实;由此还可以说明,在这些成员与改良工作——例如现在相当流行的大学公社——中的对象、那些低一等的人们之间,存有显著差别,这就使前者的高贵身份,为人们在感谢的心情下时刻铭记在心。但是,话尽管这样说,这里毕竟还是存有一些非竞赛性动机的。使用这样的方法来猎取荣誉或相当声望,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非竞赛性和非歧视性利益,作为现代社会思想习惯中的一个构成因素,可以想像是有效地存在着的;人们也普遍感到它是正当的。

  应当注意到,所有这类在非歧视和非宗教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属于近代范围的有闲阶级活动,其中的妇女参加者比男子更为活跃,态度更为坚决——当然,需要支出大量资金的那类事业是例外。妇女在金钱上处于依赖地位,因此无法从事那类需要支出巨额资金的活动。在一般的社会改良工作方面,那些朴素的、宗教成分比较少的或比较流俗化的教派的教士,和妇女阶级总是志同道合的。从理论上来看,也正应当是这样。在别的经济关系上,在妇女阶级与从事经济事业的男子阶级之间,教士所处的地位也是有些不够明确的。出于传统和一般的礼俗观念,教士和富裕阶级的妇女两者都是处于代理有闲阶级的地位;以这两个阶级而言,构成阶级的思想习惯的持有关系是服从关系,就是说,是以个人为设想依据的经济关系;因此在这两个阶级中都可以看到一种依据个人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来理解现象的特殊倾向;两个阶级都被禁止从事与礼仪不相容的生利事业或生产事业,因此它们如果要参加今天的工业操作,是道义所不允许的。由于世俗的生产劳动受到了这种礼仪上的排斥,于是现代妇女阶级和教士阶级的大部分活动力,不得不转移到不属于自私性的另一些方面的服务上。这时礼法却又使他们别无他法可以表现出要从事于有目的活动的那种冲动。有闲阶级妇女从事生产活动既一贯受到禁制,于是她们就不断地努力要在企业活动以外的方面,为作业冲动寻求出路。

  上面已经提到,富裕的妇女与教士这两个阶级的日常生活,此一般的男子、尤其是从事现代工业工作的男子的生活含有较多的身份因素。因此,宗教信心是以比现代社会一般人们保存得较好的形态,存在于这两个阶级的。因此,在这些代理有闲阶级的成员中,要表现于非生利事业的活动力中有很大一个部分,势必归结到宗教信仰和宗教上的工作。因此,部分地说起来,像在上一章里所说的那样,妇女就有了特别显著的宗教信仰倾向。但这里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是,这种倾向在这里所研究的一些非生利性的运动和组织的动作的构成和目的的适应方面发生的影响。如果有了这种宗教信仰的色彩,他们把力量放在有任何经济目的的组织上,将降低这类组织的经济效能。有许多从事慈善事业和改良工作的组织,不是只注意它们所要促进的那部分人民的利益的一个方面,而是同时注意宗教性的和世俗的两个方面。假使它们能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同样重大的力量,集中于这些人的世俗利益,则它们的工作的直接经济价值,将比原来的显著提高,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当然,也可以这样说——假使这样说在这里是恰当的话——在宗教目的上的这类改良工作,如果不受到通常存在的一些世俗性动机和目的的阻碍,则其直接效力也许可以有所提高。

  这类非歧视性事业,由于搀入了宗教利益,其经济价值不得不有所削减。但是,足以减低其经济价值的也还有别的一些相异的动机,这些动机相当明显地阻碍着作业本能的这种非竞赛性表现的经济趋向。如果进一步、从各方面加以考察,当可发现,事体还不止是这样。这类事业的目的是在于使某些个人或某些阶级的情况有所改善,如果这类改善指的是生活上的充实或便利,并从这一点来衡量,那末这类事业的经济价值根本就是有疑问的。例如,现在在改善大都市贫困人民生活方面的种种努力,其中有一大部分负有文化上的使命,希望借此使上层阶级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能够更加迅速地纳入下层阶级的日常生活方式中。试以“贫民救济社”之类的那些组织来说,它们所关怀的固然部分是在于提高贫苦人民的工业效力,教导他们如何更适当地利用手头工具,但至少同样着重的是,如何通过告诫方式和示范作用,把上流社会的一些礼貌和习惯传授给他们。这类礼节上的表现的经济实质,人们进一步观察以后不难看出,无非是对时间与物品的明显浪费。那些好心肠的人们在对穷苦人民施以教化时,关于坚守礼节、整饬仪容这些方面的教导,大都极为认真,小心翼翼。他们的为人,往往是在生活作风上值得人们仿效,在日常消费的种种细节上极度循规蹈矩。这种关于时间消费和商品消费方面的正确思想习惯的教导,其文化上的效果固然未可轻视;对于学得了这种高尚的、光荣的好榜样的个人来说,其经济价值也是不小的。在现代金钱文化的环境下,个人的荣誉,因而也就是个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在消费的态度和方式方面的符合标准,在时间和物品上的惯于浪费就是由此获得证明的。但是,就这种高级生活方式的训练的深一层经济意义来说,应当指出,这种训练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用代价较大或成效较差的方法来完成同样的物质效果,而从经济观点来看,物质效果却是实际经济价值的依据。文化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关于新爱好、或者不如说是关于新的礼仪方案的一种教育,这个方案是在以身份原则与金钱礼俗原则为依据的有闲阶级意识的指导下,同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这个新的礼仪方案的来源是社会中一部分人所设计的礼法,这部分人的生活是处于工业操作范围以外的,但他们却要把这个方案硬塞进下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但这个中道插进来的方案,对这些下层阶级说来,决不会比它们原来已经在流行的那一套方案更加适应生活要求;而且它们原有的那一套方案有些还是在现代工业生活的压力下由它们自己构成的,新插进来的方案在适应程度上休想比得过这类方案。

  上述的所谓新方案,比它所要换置的那些方案,从礼仪上说起来当然要端正些,这里所说的一切当然不是对这一点有所怀疑。疑问只是在于这种改良工作在经济上的利益 ——这里指的是,从改革的效果上来看、有相当把握可以加以确定的、在直接和物质的经济意义下的那类经济利益,并且不是从个人的立场而是从集体生活便利的立场来看的。因此,评价这类工作的经济利益,即使这类工作主要是为了达到经济的目的,进行这类工作不含有自私或歧视性观念,也不能单从它们的实际工作的表面价值来看。由此形成的经济改革,在性质上主要是明显浪费方法的变换。

  但是,关于这类工作中不存私意的动机和进行工作的准则的性质——那是要受到金钱文化下所特有的一些思想习惯的影响的——,还得作进一步观察,观察以后,已经作出的结论也许要进一步斟酌。我们在前面的一章里已经看到,在金钱文化下的荣誉准则或礼仪准则所坚持的是,对力量作经常的不求实际的使用,以此作为可告无罪的金钱生活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不但造成了轻视有实用工作的习惯,而且在指导追求社会声望的属于任何集体的人们的行为方面产生了比较明确的后果。由此形成了一种传统,这个传统所要求的是,人们对于与生活方面的物质需要有关的任何操作方式或细节,不应当过于娴习而流入凡俗。我们不妨通过捐助或通过如救济委员会之类的工作,对平民的福利在令人钦佩的情况下表示关怀。我们甚至不妨对平民的文化福利,不论是一般性的或是某些具体方面的,表示热情,通过一些设计来提高他们的爱好,或使他们有机会在精神上有所改进,从而博得更高的赞扬。但是我们对于平民生活的物质环境或平民阶级的思想习惯,却不应当公然表示有深切的了解,以免趋入歧途,把这类慈善性机构的努力导向实质上有用的目的。这种不愿意公开承认对下层社会具体生活情况有深切了解的态度,当然,在不同的个人之间,其明显程度是很不一致的;但是在这里讨论的这一类的任何机构中,总的说来,这个态度是普遍存在的,它深刻地影响到这类机构的行动方向。熟悉平民生活这件事既是不体面的,人们就惟恐沾上了这样的恶名,这种态度在这类机构的惯例和成规的构成中所发生的累积作用,使人们逐渐把这类机构的最初动机丢开,而倾向于属于荣誉性的某些指导原则,再进一步,人们终于倾向于以金钱价值为依据的原则。因此,就历史悠久的这类机构来说,其促进平民阶级生活便利的原始动机,已经逐渐成为表面上的动机,那类为平民服务的实际工作已经名存实亡。

  以上所述关于从事非歧视性工作的这类机构在功效方面的情况,也适用于以同样动机从事这类工作的个人,虽然,用于个人时,比用于有组织的机构时,也许要加以更多的斟酌。用浪费支出和不深悉粗俗生活——不论在生产方面还是在消费方面——的有闲阶级准则来衡量价值的这种习惯,对有意办理一些公共福利事业的那些个人说来,必然是牢固存在的。若果有人忘记了他的地位,把他的力量用到了对平民生活实际有效的方面,这时社会常识——金钱的礼仪观念——就会起来否认他的工作,把他纠正过来。有些富于公德心的人们,纯粹(至少在表面上)为了促进某方面的人类生活的利益而捐出了一部分遗产,从这类遗产的管理情况中,就可以找到关于这个论点的例证。至于捐款的用途,在目前最常见的是设立学校、图书馆、医院和贫病者收容所。在这类情况下,捐款人的公开目的是在捐款用途所指明的那个方面对人类生活有所改善;然而势所必然的结果是,在执行工作中会存在不少别的动机,往往与原来的动机相抵触,于是从捐款中划出的很大一部分资金,就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了它的具体安排。例如,可能有某些捐款是特为划出来作为建立弃儿教养院或病弱者休养所的基金的。然而这种基金在使用时转向到荣誉的浪费支出方面,这并不是不常见的情况,这种情况简直要使人感到惊讶,甚至觉得可笑。基金中很大一个部分会用来造起一座大楼,外面用的全是艺术上一无可取而代价高昂的石块,上面雕满了奇形怪状、全不相称的花纹,再加上城垛式的墙垣和角楼,高大的门面和要塞式的进口,看上去就像是未开化时代作战方式下应用的一座堡垒。建筑的内部也同样表明,一切是在明显浪费和掠夺侵占的准则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不必细谈下去,但再提出一点,例如,窗户的布置,用意并不是在于为屋内的那些受助者谋方便或享受,以与其表面目的相符合,而是在于使屋外的偶然一到的观光者,对屋内的金钱的美点便于留下印象,至于室内一切细节上的布置,其用意也总是在于尽可能求其符合于这种金钱美感的迫切要求。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说捐款者本人对于这样的措施有什么不满,也不是说,假使由他自己来主持,在措施上就会有什么两样;看来即使在其本人亲自指导下——那就是不采取遗赠方式,而由捐款者直接付款并监管这类事业——其管理的目的和方式在这些方面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还有一层,如果用与上述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基金,也不会使受助者或者其安乐与虚荣未受到直接影响的局外旁观者感到满意。经营这类事业时,如果当真采取这样的方针,即为了适应设置基金的原来的、实际的目的,对手头资金直接作最经济、最有效的作用,那就不会符合任何人的要求。一切有关的分子,不论其关系是直接的和自私的,或只是处于旁观地位的,都认为支出的一个相当部分应当用之于高一层的或精神上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却是由掠夺侵占和金钱浪费下的歧视性对比的习性产生的。这里所表明的只是,竞赛准则和金钱荣誉准则的渗入社会常识竟深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即使是表面上完全在非歧视性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类事业,也不能闪开或抗拒这些准则。

  情况甚至是这样,这类事业正是由于非歧视动机的假定存在,才具有荣誉的价值 (即以此作为提高捐款者的荣誉的一个手段);但是尽管这样,歧视性利益的指导支出并不因而受到妨碍。源自竞赛或歧视的动机在这类非竞赛事业中的有效存在,在上述各种机构的任何一种中都会详细、具体地显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当这类荣誉性布置的迹象显露出来时,一般总是要有所掩饰,说这类布置是属于审美、伦理或经济利益范围的。这类来源于金钱文化的标准和准则的一些动机,会暗暗地转换非歧视性一类的努力的有效服务方向;但主持其事者的一片好心不会因此引起不安,他也不会由于他的工作在本质上不切实际而心情纷乱。这类动机的影响可以一直追究到非歧视改革事业的组织的整个范围,而这类事业却是富有阶级公开的生活方式中很重大的、并且是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证。关于这个现象的理论方面当已充分明了,不必再进一步举例说明;况且对于这类事业之一——高级学识的研究机构——在另一章里还将作出一些比较详尽的探讨。

  有闲阶级在工业形势前是处于有所荫蔽的地位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掠夺期前野蛮文化下所特有的那类非歧视性冲动,似乎有一种类于复归的倾向。这种复归倾向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是作业观念,另一方是懒散和亲睦习性。但是在现代生活方式中,以金钱的或歧视性的价值为依据的行为准则,阻碍着这类冲动的自由发挥,由于这些行为准则的显著存在,于是以非歧视性利益为依据的努力就转变方向,为金钱文化所依据的那类歧视性利益服务。在这里的研究意义下,金钱礼仪准则是可以归纳为浪费、不求实际和凶暴这些本质的。在从事社会改良工作的事业中,同其他类型的活动一样,礼仪上的要求是牢固地存在着的,这类要求对任何事业的管理和经营,在种种细节上发生着淘汰和监督作用。礼仪准则通过对一些方式方法在细节上的指导和修改,会极其有力地使一切非歧视性愿望或努力归于无效。不求实际这个普遍的、非个人性质的、冷酷的原则是经常存在的,它的妨碍作用,使许多残存的、应列入作业本能项下的掠夺期前的性格倾向,无法获得有效表现;但是这个原则的存在并不能阻止这类性格倾向的遗传,也不能阻止它们作为一种冲动不断再现,从而使它们获得表现机会。

  在金钱文化后期的进一步发展中,为了避免引起社会反感必须脱离工业操作这一条件,竟严格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一切竞赛性业务也在禁止之列。在这个进展时期,金钱文化对竞赛的、掠夺的或金钱的这类职业价值的重视程度,同工业或生产一类的职业比起来有所降低,它消极地有助于非歧视性格倾向的保持。上面已经指出,这种脱离对人类有实用的一切业务的要求,对上层阶级妇女比对任何其他阶级格外严格;属于某些教派的教士也许可以认为是例外,但例外的性质看来也只是表面的,不是实质的。上层阶级的妇女必须过不求实际的生活,对这一点的坚持,比金钱等级和社会等级相同的男子还要趋于极端;其理由在于前者所处的地位不仅是高等有闲阶级,而且又是代理有闲阶级。她们所以要彻底脱离生产劳动,是含有双重理由的。

  有些有名的作家和演说家,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职能一类问题上,是足以代表社会上有识之士们的意见的。他们曾反复说明,而且也说得很恰当:任何社会中妇女所处的地位,是社会所达到的文化水平的最明显指标——或者还可以引申一下,是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最明显指标。这个说法指经济发展阶段而言时,似乎比指任何别的方面的发展而言时,来得更加正确。同时,在任何社会中或在任何文化下,妇女在公认的生活方式中所被指定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某些传统的一种表现,这类传统是在早期发展的环境中形成起来的,对于现在的经济环境或现在人们的性格和思想习惯的要求,只是部分地相适应,而生活在现代经济环境之中的妇女,她们的活动却是受现在的性格和思想习惯的影响的。

  上面对经济制度的发展作一般讨论、对代理有闲和服装问题作专题讨论时,曾经附带提到,妇女在现代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与同阶级的男子所处的地位比较,更加广泛和更加彻底地和作业本能的刺激不相协调。但同样明显的是,在妇女的气质中,含有爱好和平、反对不求实际这一本能的较大成分。因此,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妇女,对于公认的生活方式与经济局势的要求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具有比较深切的感觉,这并不是一个偶然情况。

  从“妇女问题”的种种方面,足以婉转地表明,现代社会、尤其是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妇女生活,是怎样地处于一系列常识的支配之下,而这类常识却是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经济环境中构成的。现在人们仍然觉得妇女的生活,就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来说,根本是、并且在正常情况下是一种代理性生活,其功过或荣辱,必然应当归之于对这个妇女居于占有或保护地位的某一个人。因此,妇女如果有任何违犯公认礼法的某一禁条的行动,就会觉得,这将直接影响到这一女子所属的那个男子的体面。当然,关于妇女意志薄弱或性情乖张这类问题,各人会有自己的看法,意见未必会完全一致;但社会对于这类事件作出常识判断时,毕竟是不会有多少犹疑余地的,如果在任何情况下发生了男子的保护权受到损害的问题,人们对于男子方面的这种观念的正确性,也很少会发生疑问。另一方面,如果男子发生了不端行为,却不会怎么损害和他同居的那个女子的名誉。

  因此,以幸福与优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所习惯的生活方式——而言,派给女子的那个“领域”;是附随于男子的活动力的,如果她越出了这个指定的义务范围的传统,就要被人认为不守妇道。如果牵涉到公民权利或参政权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常识——也就是说,我们的一般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的合理的表示——会告诉我们,在国家或在法律之前,女子不宜亲自直接参与,而应该由她所属的那个家族的家长来居间。一个女子而热中于自决自主或自我中心的生活,是同她的娇柔风度不相称的。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女子不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直接参加社会事务,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这一点所表现的,是我们在金钱文化传统的指导下形成的思想习惯。“那些‘把妇女从被男子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之类的叫嚣,在相反的意义下用斯坦吞(E.C.Stanton) 『斯坦吞(1815—1902),美国妇女参政权运动的指导者。——译者』那句简单明了、富有表现力的话来说,‘简直是胡说八道’。两性的社会关系是上帝决定的。我们的整个文明——就是说,其中的一切好的东西——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所谓“家庭”,是以一个男性为长的家族。这种见解——一般表示得甚至还要露骨——是关于妇女身份问题的通常见解,在文明社会中不但一般男性有这样的看法,就是在妇女方面也是这样。妇女对于礼法上的要求具有极其敏锐的感觉;虽然其中有很多人对于礼法硬性规定的一些细节觉得很不舒服,这也是实情,但是她们很少会不认识到,出于事态的必然性和旧习惯的神权,当前的道德律是把妇女安置在附随于男子的地位的。总之,按照妇女自己的美与善的观点来看,妇女的生活也应当是、而且在理论上必然是男子生活的次一级的表现。

  虽然人们普遍存在妇女所处的地位是既适当而又自然的这样一种感觉,但也可以看到在许多人中正在发展另一种见解,即关于保护制和代理生活的整个安排以及其间的功过的看法,总不免是一种错误。或者至少有这样的感觉,即使就一定时间和空间说来这是自然成长的并且是一个适当的安排,即使有其显然的审美价值,但它仍然不能充分适应现代工业社会中比较日常性的生活目的。即使是有教育的上层和中层阶级那部分为数很大、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妇女(在她们对传统礼法持有的冷静、严肃的观念下,身份关系是能投其所好的,她们觉得它是根本正确、永久正确的),即使是这些态度保守的人,一般也未尝不感到在这方面的事物的现状与事物的应有状态这两者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是存在些细微差别的。但是此外还有一些比较不受羁勒的现代妇女,由于年龄、教育或气质关系,对于从未开化文化流传下来的身份传统是在某种程度上不表同情的,这类人对自我表现冲动和作业本能也许具有过度的复归倾向,这样就在这类人当中产生了不满情绪,其情况异常生动,不容轻轻放过。

  在这个“新妇女”运动——这是用来称呼要把妇女恢复到冰河期前地位的一类盲目的、支离散漫的努力的——中,至少含有两个辨别得出的因素,两者都是属于经济性质的。这两个因素或动机是用“解放”和“工作”这种含糊的口号来表达的。人们认为这两个字眼所代表的,都是与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有关的一些想法。即使是那些看不出有什么对现状不满的真正理由的人们,对于这种情绪的广泛存在也抱着认可态度。提出这种不满情绪应当获得补救的意见最热切、最频繁的是工业最发达社会中富裕阶级的妇女。这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一种要从身份、保护或代理生活的一切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相当严重的要求。有些妇女的生活方式是从身份制传下来的,具有最浓厚的代理生活的色彩,有些社会处于高度的经济发展阶段,离适应传统生活方式的环境最远;在这类环境下,上述情绪激动表现得最为显著。有一部分妇女,在荣誉准则之下,被排除于一切有实用工作之外,其整个生活沉溺在有闲与明显消费中——解放要求就是从这部分妇女当中产生的。

  有很多批评家误解了这个新妇女运动的动机。有一位有名的社会现象评论者,最近对美国“新妇女”情况,在带些激动的心情下作了如下的概括:“她是她丈夫所宠爱的。她的丈夫是世上最忠实、工作最努力的。……她在教育程度上以及差不多其他一切方面都胜过她丈夫。她受到了各方面无微不至的爱护和照拂。然而她还是不满足。……安格鲁撒克逊‘新妇女’是现代最荒谬的产物,是注定要成为这个世纪最糟糕的落伍者的。” 这番话也许说得很在理,但是其间除了谴责以外什么也没有,徒然使妇女问题更加模糊。作为一个新妇女,她所不满的,正是这个典型的描绘中所认为的应当使她感到满足的那些事物。她是娇生惯养、备受宠爱的,她可以、甚至有必要大量地、明显地进行消费— —为她的丈夫或别的自然监护人进行代理消费。她是可以避免、甚至不允许参加那些粗鄙的、有实用的工作的,为的是要为她的自然(金钱)监护人的荣誉执行代理有闲。这类职业是不自由的传统标志,同要求进行有目的活动的人类冲动是不相容的。妇女是具有她的那一份作业本能的,而且有理由可以相信,她所具有的还不止是平均的一份;对这一本能说来,不求实际的生活或消费是最可憎嫌的。她对于她所接触的经济环境下的直接的、无居间的刺激发生反应时,一定要发挥她的生命力。对妇女说来,那种要按照她自己的方式过她自己的生活的冲动,那种要比在隔一层的情况下更进一步地参加社会工业操作的冲动,也许比男子更加强烈。

  妇女所处的地位假使始终是艰苦力作,一般地说就会相对地满足于她的命运。这时她不但有些具体的、有目的的事体要做,而且也匀不出时间,也来不及分心,使她自己产生反抗情绪,使她遗传得来的自决自主习性获得抬头机会。当妇女普遍从事劳役的这个阶段过去,代理有闲成为富裕阶级妇女的公认职务以后,那种要求她们遵守礼仪性的不求实际的金钱礼俗准则的习惯势力就会发生作用,足以长期地防止那些心高气傲的妇女对自决自主和“讲求实用的领域”有任何情感上的靠拢。在金钱文化的初期阶段,情形尤其是这样。那个时候有闲阶级的有闲,在性质上大部分仍然是一种掠夺活动,仍然是统治力的积极发挥,其间含足够的歧视性具体目的,足以使人们把这类活动认真地当做一种职业,问心无愧地从容参与。在某些社会里,这样的情况显然一直继续到现在。就各个个人来说,这种情况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各人对身份观念有深浅不同的印象,作业冲动禀赋的强弱各有不同,因此这种情况存在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些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与以身份为依据的生活方式已经不相配合,因此人们已不再感到个人服从关系是惟一“自然的”人类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那些驯服性较差的个人中,那种从事有目的活动的古老习性将逐渐抬头,掠夺文化和金钱文化遗留在我们生活方式中的那些比较后起、比较肤浅和短暂的习性与观点将引起反感。当在掠夺阶段与准和平阶段的锻炼中形成的那类性格与人生现,同后期发展的经济局势不再能相当密切地适应时,上述的一些习性与观点在那个社会或社会中的那个阶级,就要失去强制力量。就现代社会中一些工业阶级的情况来说,这一点是极其明显的;对它们说来,有闲阶级生活方式,尤其是身份因素,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约束力量。在上层阶级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不过在方式上有所不同。

  由掠夺文化和准和平文化而来的习性,是民族中某些基本素性与精神特征的比较短暂的变形;这些素性和特征是在早期、原始类人猿文化阶段的长期锻炼中构成的,那个时候过的是和平的、比较未分化的经济生活,生活的锻炼是在比较简单、较少变化的物质环境的接触中进行的。当由竞赛生活引起的一些习性不再能与当前经济要求相适应时,一个崩解过程即行开始,一些比较后起的、普遍程度较差的思想习惯,不得不在民族中比较悠久的、更加普遍的一些精神特征之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让步。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妇女运动所标志的是,向比较广泛类型的人类性格复归的一种倾向,或者可以说是人类性格在较少分化的形态上的表现。这样的人类性格类型,应当看做是原始类人猿性格的特有形态,如果就其主要特征的实质而不就其形式来说,其所属的文化阶段也许可以说是“次人类”的。这种社会发展显示了复归到经济演进中早期、未分化阶段所特有的精神态度的形迹;就这一点来说,这里所说的运动或演化特征在这一点上的特有表现,当然是为其他方面的近代社会发展所共有的。这种从歧视性利益的支配转向到古老性格的一种普遍复归倾向,并不是全然无迹可查;虽然,这类痕迹既不多,也不是能完全令人信服的。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身份观念的普遍衰退,就未尝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看做是这方面的迹象。此外,对于人类生活中那类不求实际的表现的不满,对于但求个人利得而以集体或其他社会团体为牺牲的那类活动的不满,这类心情的再度显露,也属于上述迹象。还有一个看得出的倾向,即反对以痛苦加之于人,反对一切侵掠性事业;即使这类歧视性利益的表现,对社会,或对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个人,并不造成明显的物质损害,这类反对的表示也显然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一个普通的、在态度上无所偏颇的人的见解是这样的:典型的人类性格是有助于和平、亲善和经济效能的那种性格,而不是有助于自私、凶暴、欺诈和统治生活的那种性格。

  有闲阶级在这种原始类人猿的人类性格的再现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一贯支持、也不是一贯阻碍。就那些原始性格特征禀赋格外强烈的人来说,有闲阶级使它的成员得以脱离金钱竞争,处于有所荫蔽的地位,因此直接增加了这类人的生存机会;但在间接方面,由于执行对商品和劳务作明显浪费的有闲阶级准则,有闲阶级制度是减少了这类人在全体人民中的生存机会的。浪费的礼仪上的要求,吸收了歧视性竞争中的人们的剩余精力,使他们再没有余力在非歧视性生活方面有所表现。就礼仪锻炼这一层的、比较非具体的、精神上的影响来说,与上述情形对照,它不但在同一方向上起作用,而且在向同一目的前进的过程中,它所起的作用也许更加有效。礼仪生活的准则是歧视性对比原则的加工,因此这类原则一贯要制止一切非歧视性努力,支持自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