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坦·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

   THORSTEIN VEBLEN (1857一1929)

  凡勃伦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最尖锐、最诙谐的批判者之一。他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及其本人对经济学的积极贡献,都强调了社会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此外,凡勃伦将个体行为看成是习惯、嫉妒以及其他心理特性所激发的结果,而不是受理性与利己主义的驱动。凡勃伦运用这些行为特性来诠释经济所经历的规律性变化。

  凡勃伦1857年生于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的小农常他生长在威斯康星州与明尼苏达州的乡村。他的父母重视教育,鞭策孩子们出人头地和不断接受更高的教育。在卡尔顿学院,凡勃伦跟随约翰·贝茨·克拉克学习经济学,克拉克最先阐明了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参见克拉克)。接着凡勃伦又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师从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学习哲学,皮尔斯是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期间,他还师从美国经济学会的创立者、杰出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研修政治经济学。尽管拥有如此显赫的老师,凡勃伦还是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非常不满,因而转学至耶鲁大学。在那儿他跟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t)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研究哲学,并于1884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糟糕的哲学家就业市场,凡勃伦无法找到一个哲学方面的教职。以后的七年,他独自在埋头苦读中度过,终于他决定改行;因此他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后,凡勃伦和他在康奈尔的导师J·劳伦斯·劳克林(J. Laurence Laughlin)一起来到芝加哥大学。在此他执教 14年,尽管他写了两部非常成功、赢得评论界赞誉的著作(凡勃伦,1899,1904),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并编辑了享有盛名的《政治经济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但从未晋升至助理教授之上。

  离开芝加哥之后,凡勃伦经常在大学行政管理层的“激励”下,不停地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找工作。他的部分问题是他与年轻的女学生及教员们的妻子发生暧昧关系,另一个问题是他的刻薄的批评——尤其是对学术界及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使他难以与同事们接近。更麻烦的是他从不关心诸如全系会议、参加班级活动、上班时间以及打分等这些学院仪式。他通常在不考虑学生学习质量的情况下给他所有的学生都打个 “C”。最后凡勃伦老师出了问题。据多夫曼(Dorfman,1934)所述,凡勃伦在课上 “喃喃自语,神思恍惚,经常跑题。结果他的班级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班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凡勃伦的离奇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出名。多夫曼(1934)报道说,凡勃伦用盒子布置他的住所,并将这些盒子当做桌椅使用。他强烈反对整理床铺之类的世俗的家务琐事,认为是浪费时间。脏盘子被堆在盆里,直到没有干净的碟子为止,然后再用水管冲洗。据迪金斯(Diggins,1978)讲述,凡勃伦20世纪初在密苏里大学任教时,住在一个朋友家的地下室里,并通过地下室的窗户进进出出。

  凡勃伦的经济学和他的生活方式一样离奇。当其他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象牙塔内研究人类行为时,凡勃伦则根据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人类行为。对于凡勃伦来说,影响人类行为的力量很多,他将这些其他力量导入经济学分析中。同样,他通过从其他学科获得的见识努力拓宽和丰富经济学。

  利用从其他社会科学中获得的见识,凡勃伦拒绝如下的经济假设,即大多数人类行为都是理性的,人们仅寻求自身的快乐。相反,他发现人们的行为举止是非理性的,人们遵循习俗与习惯,而不是力求效用最大化。事实上,凡勃伦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完全颠倒过来,认为是人类制度及经验帮助人们决定该相信哪些行为是愉快的,哪些是痛苦的。

  凡勃伦的第一部著作使他一举成名。《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凡勃伦,1899)反对将消费视作实现人类幸福的一种手段的传统观点,同时他也驳斥了认为个体通过内省来决定他们消费不同商品所获取的幸福的观点。凡勃伦发展了消费的文化理论,取代了这些观点。习惯、风俗以及迷信的非理性都将决定人类的消费。

  凡勃伦认为,消费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给他人留下印象。凡勃伦称之为“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然后他继续为这种现象提供历史性说明。他论证了非生产性消费在早期掠夺性文化的情形下是人类威力与尊严的标志。在较为现代的文化中,炫耀性消费包括各种炫耀——将贵重礼物送人、驾驶豪华赛车、举办奢侈的宴会等。这些行为证明了一个人的财富及重要性。即使在较低经济阶层的家庭中,也存在其中一个配偶呆在家里而不到市场上打工赚钱的现象,通过这一点也能证明炫耀性消费。

  炫耀性消费学说破坏了传统的经济人的观点。货币支出并不是因为它给个体消费者提供了效用,相反,炫耀性消费学说认为,消费者花钱是为了让他们的朋友及邻居嫉妒,以及跟上其朋友及邻居的消费水平。

  这种分析形成了几个重要结论。如果我买了豪华轿车是为了让我的邻居嫉妒,我的邻居为了赶上我也买了类似的轿车,我们谁也不比谁更富有。我们双方都有更豪华的轿车,但我们都未能在对方面前炫耀自己。

  情况会比这更糟糕。假如我的邻居为了让我嫉妒,买了一辆比我更豪华的轿车。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我付出更高的代价购买了更加豪华的车型。这个过程将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即我和我的邻居不断地购买更为豪华的轿车。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我们双方的处境都将极度恶化——我们因为买了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产生了大量的债务,我们卷入这场竞赛中,谁也未能取胜,这对我们双方的破坏性极强。由于人类对于效仿及驾驭别人之上的欲望,人类的决策事实上也许会减少个人的福利。

  炫耀性消费也破坏了消费者的理性与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一旦认识到消费方式源于风俗习惯,那么消费就不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一旦意识到消费方式要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文化能够影响消费决策,那么消费者就不再是那些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然后再购买什么的自主个体。再者,人都有缺陷,他们通常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因而他们在试图做出消费决定时要注意广告、文化,以及其他人的做法。凡勃伦认为他们并不是那种被动的代理者,只会把从从事不同的事情或消费不同的商品中获取的乐趣累加起来。

  凡勃伦(1904)除了研究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同时也研究了20世纪初期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由机器及强盗资本家主宰的工业经济的崛起、道德体系对控制现代商业力量的无能、严峻的经济周期,以及近似于垄断的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和标准石油公司的兴起。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人都在集中精力研究经济如何朝着稳定的均衡方向发展,而他却与众不同,试图理解、解释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变化。

  朝着这个研究方向,凡勃伦将商业活动与机器加工区分开来,并类似地将资本家与工程师区分开。在凡勃伦看来,商业企业是由那些仅对谋取利润感兴趣的资本家经营管理的。资本家是对赚钱,而不是对商品感兴趣的剥削者。商品可以品质低劣,毫无使用价值,只要它们能够赚钱,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相反机器加工是生产产品时使用的技术程序。这些加工是由工程师设计和运作的。和资本家、商人不同,工程师关心生产力、实用性及效率。与商业活动不同,机器加工重视技艺。它的产品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用商品,能够满足人们关于饮食、建设性工作的需求以及人们的好奇心。

  商业活动是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凡勃伦,1904)。商人借款是建立在预期未来利润的基础之上的。借款扩大了经济活动并提高了商品价格,从而导致了更高的利润。在他们的预期得到确认时,商人对未来的利润更为乐观。随着事态的顺利进展,商人能够贷更多的款,赚更多的钱。然而,在某些时候,出现了对持续利润的忧虑,一些商人发现赚钱机会逐渐减少。贷款被收回,一些小企业开始破产,随之而来的便是萧条。停滞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商人们看到能谋取更多利润的充分机会,并乐意贷款并扩大业务。

  与20世纪早期其他著述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凡勃伦没有看到经济制度走向均衡的趋势,他看到的是毫无止境的动荡与不稳定。因而凡勃伦认为,任何关于经济是如何达到均衡的分析都是不科学的。经济学分析要想科学化,就必须随时关注制度的变革,而不是关注经济移向静态均衡点的方式。

  那么凡勃伦认为这个过程将往何处发展?凡勃伦有点天真地认为,机器加工和工程师可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很多经济问题。机器加工将允许生产和分配更具有计划性。它将允许我们废除价格体系。同时,一方面它将结束失业的浪费,另一方面将消除炫耀性消费的浪费。

  凡勃伦是美国20世纪初期最著名的两三个经济学家之一。他把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经济学。更具体地来说,他阐明了习惯、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正是由于上述研究结果,凡勃伦成为经济学制度学派的智慧之父。

  参考文献

  凡勃伦的著作: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 New York, Macmillan, 1908 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l904),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78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 New York, Macmillan, 19l4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A Memorandum on the Conduct of Universities by Business Men, New York, B. W. Huebsch, l918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l9l9),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l990 The Vested Interests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 New York, B. W. Huebsch, 19l9 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192l),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1ishers, 1983 Absentee Ownership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Recent Times, New York, B. W. Huebsch, l923 A Veblen Treasury: From Leisure Class to War, Peace and Capitalism,ed. Rick Tilma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涉及凡勃伦的著作: Diggins, Jack, The Bard of Savagery, New York, Seaburg Press, 1978 Dorfman, Joseph, Thorstein Veblen and His America (l934),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72 Mitchell, Wesley C.,“Thorstein Veblen” in The Backward Art of Spending Mone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1950, pp.279-312 Riesman, David, Thorstein Veblen: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l953 Rosenberg, Bernard, The Values of Veblen,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56 Tilman, Rick, Thorstein Veblen and His Critics, 1891-1963: Conservative, Liberal and Radical Crit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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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山中一兵 - 来自《邓小平传》

1935一1945年      1935年8月1日,当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地方,正为会师后的军队到什么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而争论时,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自从1934年夏秋设在上海的党的中继站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后,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电台联系中断了。此时无论是毛还是张对这一事态的进展都一无所知。直到这年的11月底,也就是他们到达陕西的六周后,毛才从林彪的叔叔,从莫斯科派回寻找前方党的领导人并汇报远方事态进展情况的林育英那儿听说了这件事。对林育英来说,找到毛等人……去看看 

译后记 - 来自《立法者与阐释者》

本书得以告竣,全赖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的鞭策与鼓励。本书的特约编辑赵荔红女士、责任编辑王舒娟女士先后通读全部译稿,指出译文中的疏漏之处,并提出修改意见,笔者谨表谢意。原书中的德文、拉丁文和俄文,曾分别请教于复旦大学哲学系曾亦、陈怡两位博士,台湾辅仁大学邬昆如教授,上海辞书出版社陆家祺先生,笔者向上述四位谨致谢忱。  凡初涉译事,大抵会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译文虽经反复斟酌,然诘屈赘牙之处难免,或亦有疏漏及错误之处,需请方家不吝赐教。  译者  2000年7月5日  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去看看 

4-3 土地的肥力(续前)报酬递减的倾向 - 来自《经济学原理》

第一节 土地也许耕种不足,因此由于资本和劳动之增加而产生的报酬就会递增,直至达到最大的报酬率为止;达到了最大的报酬率之后,报酬就重新递减了。耕作方法的改良可使较多的资本和劳动能被有利地应用。报酬递减律是关于生产物的数量,而不是关于它的价值。   报酬递减律或报酬递减倾向的叙述可暂时说明如下:   用于耕种土地的资本和劳动之增加,一般地使所获的农产物数量之增加在比例上是较低的,除非可巧同时发生农业技术的改良。   我们从历史和观察中知道:各时代和各地方的每个农民都希望使用大量土地;当他不能无代价地获……去看看 

我和你都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之中——从戴安娜之死说起 - 来自《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叶芝·《基督重临》  1997年8月30日午夜,倍受公众和传媒(或者应改为传媒和公众?这是一个问题)关注的英国王妃戴安娜魂断巴黎;一个星期之后,英国举行了据称是继邱吉尔之后本世纪最隆重的葬礼。在备享哀荣之后,戴安娜的灵魂将得到安息。然而留在她身后的这个世界却仍在为她和她的死而不安,以致于远在东方的《天涯》杂志要为此发表一个专论,以致于我这个只能算是知道戴安娜名字的法律教授也居然要开“机”而不是提笔为她之死写下这篇与法律似乎关系并不大的短文。一、  许多人将戴安娜之……去看看 

2-2、破四旧 - 来自《红卫兵档案》

红祸弥漫   “八·一八”红卫兵接受大检阅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破四旧”。林彪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决不是红卫兵一朝一夕能破得了的。但是北京的红卫兵并不那么认为,他们觉得破四旧容易实行,且能立竿见影。何况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从校园冲向社会,能充分体现红卫兵的威风。   一开始,红卫兵破四旧……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