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德国人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在叙述汉撒同盟那一章里,我们谈到了德国怎样由于广泛的商业活动,在次序上仅后于意大利,而远在其他欧洲国家之前,就繁盛了起来,我们现在必须先把它最早期的工业环境及其发展情况作一概略的考察,然后接着叙述它的工业历史。
  古代日耳曼的土地大部分是供作畜牧和行猎用的。那时的农业还处于原始状态,极为简陋,这项工作是丢给奴隶和妇女去做的。自由民的唯一任务是战争与打猎;这就是德国贵族身分的发端。
  在整个中世纪时代,德国贵族所坚守的就是这种制度,压制衣夫,反对工业;至于他们既处于领主地位,这两项事业的发展必然能使他们获得利益这一点,他们却茫无所知。
  的确,德国贵族对于行猎活动这种相沿已久的传统的爱好是根深蒂固的,因此直到今天,他们久已在犁头上、织机上发了财,但是对于那个祖传的工作还是念念不忘,在议院中还梦想保留狩猎事业与狩猎规则,好象狼和羊、熊和蜂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好象同一块土地在同一时间,可以用于园艺、植林及科学耕作,也可以供作野猪与鹿兔的驰逐之场。
  德国的城市与寺院对于邻近地区在文化上的影响很大,这一点虽未可忽视,但它的耕作事业则长期停滞在未开化状态。
  这时在古罗马属地,在尘世与宗教首脑人物驻在地区,在寺院附近,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他们势力范围、为皇帝所中意的地方,以及渔业集中、水陆交通便利的所在,兴起了许多城市。这些城市在多数情况下,只是由于对当地需要的供应以及国外运输业务的经营而获得发展的。那个时候要使国内工业获得广泛发展,要使它能够支持出口贸易,只有从大规模发展养羊与植麻事业着手。但是大规模植麻的含意就是高度发展农业,而从事于大规模养羊则必须具有防御狼群与盗贼的保卫设备。当时在各个诸侯与贵族彼此之间以及对备城市不断发生着争斗,在这样情况下,安全的环境就无法实现。牧场上的牲畜总是盗劫的主要目标;而贵族们为了爱好野猎,谨慎地保留着大片的森林地带,这样对于野兽的为患就谈不到彻底扫除。豢养的牲畜既少得可怜,生命财产的安全又没有保障,在耕作者方面资本和自由两个因素都感到缺乏,在地主方面则对于农业的发展全无兴趣,这样就必然使农村以及城市的发展停留在一个非常落后的状态。
  如果将这些情况作了适当考虑,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处于完全相反情况下的法兰德斯与布拉奔能够在那样早的时期就实现了那样高度的自由与繁荣。
  可是虽然障碍重重,沿波罗的海与北海的德国城市,由于渔业、航运业与海外贸易的关系,终于获得了发展;在德国南部及阿尔卑斯山麓一带,则由于意大利、希腊及陆上运输业的影响而有了发展;在来因河、易北河、多瑙河流域则靠了从事于葡萄种植与酒类贸易而有了发展,这一带土壤特别肥沃,而且水路交通便利,在中世纪时路政不修,陆上交通困难,加以普通缺乏安全保障,因此水路交通甚至此现在还更为重要,这就使这一带地区处于有利地位。
  由于各地区发展的起源不同,因此德意志各城市联盟,如汉撒、来因、斯瓦比亚、荷兰、瑞士等联盟,各有不同的特点。
  这些联盟组织由于普通贯串着一种少壮的自由精神,因此也强盛了一个时期,但它们所普遍缺乏的是内部的安全保障,是团结一致的原则和力量。由于贵族所有地的存在,由于乡村间存在着的农奴制,这些城市是互相分离的,它们的联盟迟早会垮台的,因为这时农业人口逐渐增加,境况也比较富裕(通过当地统治者的势力,他们彼此之间原来存在着团结的关系)。这些城市如果在农业发展上企图有所迎展,则首先必须设法与农业阶级或贵族阶级相结合,使之成为联盟组织中的成员,否则将自取灭亡。但是它们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却缺乏必需的高度政治的直觉才能与知识。它们的政治眼光是很少能超出它们自己的一城以外的。
  这些联盟组织中只有两个,瑞士联邦与七省联盟,的确实现了这种结合,这也并不是由于深谋远虑的结果,而是由于形势上的迫不得已,当时环境也有利于这样的措施,由于这个原因,这些联盟就得继续存在。瑞士联邦不过是德意志帝国一些城市的一个集合体,是由居于这一地带的自由人民结合在一起而建立起来的。
  其余的德国城市联盟都已没落,这是由于它们藐视乡村人民,荒谬地认为市民身分高于农民,以此自傲,看到农民处于屈从地位反而沾沾自喜,并不想从事于提高他们的水平,使城乡获得共同发展。
  这些城市只有靠了世袭王室的威权才能达到统一。但是在德国这种权力操于各诸侯之手,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独断统治避免受到约束,为了使城市以及一些级位较次的贵族处于服从地位,因此他们所注意的是如何阻止一个世袭帝国的成立。
  因此德国的国上都坚持着罗马帝国的观念。皇帝只有居于军队首领的地位时才能算是统治者,只有在进行战争时才能使那些诸侯以及城市处于他们的旗帜之下。所以在德国受到国王的保护的公民自由,在意大利就受到国王的敌视与摧残。
  但是对罗马几次的远征,不但越来越削弱了德国的王权,而且也削弱了那些王朝;靠了那些王朝的力量,在帝国范围以内,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原来是可望建成一个统一政权的,但是霍亨斯陶棻王室倾覆以后,统一政权的核心也就随之化为齎粉了。
  哈普斯堡王室原来是既贫且弱的,它看到国家无法获得巩固,就从事于利用国民精神以降服异族,由此得以在德意志帝国东南境建成了一个巩固的世袭君主政体,后来勃兰登堡的侯爵们在东北境也仿效了这个办法。这样就在东南和东北以对异族的统治为基础,建成了世袭王位的独立国,一方面在国境的西隅成立了两个共和国,它们与祖国越来越貌合神离,在国家内部也一直在闹着不团结,实力日益消耗,处于分崩离析的局面。后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火药与印刷术的发明、罗马法的复兴、宗教改革、美洲大陆与通往印度新航线的相继发现等等,使德国的厄运达于极度。
  上文所说的这些智力上、社会与经济上的变革,造成了德意志帝国各组成部分之间、各诸侯之间、各城市之间、甚至各个城市的各行会之间以及各个等级的分子之间的倾轧分裂。全国的活动力这时所倾注的并不是工农商业或航运业的发展,也不是殖民地的开拓或国内制度的改善,实际对于任何实质上的改进都全不在意。人们所争论不休的只是在于宗教教义与教派继承的问题。
  这时汉撒同盟与威尼斯正趋于衰落,德国的大宗贸易,以及在南北各城市的权力与自由,也就跟着一蹶不振。
  于是发生了三十年战争,各地区、各城市都遭到了兵燹蹂躏。荷兰与瑞士都退出了,而国内膏腴之区则被法国所征服。而昔日的那些卓越的城市,如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奥格斯堡等,曾经在力量上超过一切选侯辖区,现在由于常备军的存在而陷于完全无能的地位。
  在变革以前,如果王室威权能够比较地巩固,各城市能够比较地团结一致,如果能够有一个完全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国王完全掌握宗教改革事宜,使之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权力和自由,那么在德国工农商业的发展方面将获得如何不同的结果是不难想象的。有些政治经济学理论硬要我们把国家的物质福利完全归因于个人的生产,与上述的一些观察相对照时即不难看出,这种论调实在是不切实际的,不足取的,它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一切个人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德国采用了罗马法,对德国来说,再没有比这一措施的危害性更大的了。由此使各个人的法律地位与关系发生了莫可言状的混乱,而这一点还不能算是最大的不良影响。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恶劣后果是,由此造成了一种阶级,这些人是学者,也是法理学家,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语言,在在与民众不同,他们把人民看成是在法律上一无所知的,在地位上是低一等的,他们否认一切人类正确知识的价值,处处对公开的事理故神其说,所倚恃的是独断权力,这是一种最卑鄙的仗势行为,他们就在这样的权力下过生活,到处所宣扬、所辩护的只是他们的利益,自由的基础在他们手里受到了彻底摧残。因此直至十八世纪初叶,德国在各方面还是非常落后,在文学、国家行政、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各方面都还没有能脱离未开化状态;农业简陋,工业与一切大规模商业都奄无生气,国家缺乏团结一致的力量,与外国发生交涉时处处显得软弱无能,毫无威信。
  只有一件东西德国人是保持着的,这就是他们固有的品质。他们热爱的是勤劳、秩序、俭约和节制,他们对于研究工作、对于各种事业,富有忍耐与不屈不挠精神,有诚恳的力求改进的精神,相当地具有道德心与审慎周详的态度。
  这样的品质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所共有的,当德国国民性几乎被完全破坏而情势恢复平静之后,人民就开始在某些个别的、孤立的范国内从事于建立秩序,努力改进和争取进步。他们对于教育、礼貌、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极度重视,那种热烈提倡的态度是再没有别的地方比得上的;在上的绝对权力则施之于一般教育、秩序与道德的维持,施之于对弊端的革除与公共福利的促进,关于这方面权力行使时的恰当与有利也是别的国家所不及的。
  德国国民性之所以能获得恢复,其基础无疑是由政府奠定的。政府忠实地把改作俗用的教会地产项下的收入,用于教育、科学、艺术以及公用事业各方面。由于这类措施,就使国家行政与司法、教育与文学、工农商业、更加重要的是人民大众,各方面都有了生气。由此可见,德国的获得发展,它所遵循的途径,是与一切别的国家完全不同的。在别的国家,高度的精神文化总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而德国则情况相反,它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事前的智力发展的结果。因此现在德国人的整个文化是属于理论性的。也因此在德国人的性格中合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古怪的特征,这一点在别的国家看起来是很触目的。
  我们可以作一个比喻,德国人民就象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原来未曾有机会使用他的四肢,他首先从理论上学会了怎样行走跳跃,学会了怎样吃喝,怎样啼笑,然后把他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因此产生了德国人所偏爱的哲学体系与世界主义幻想。这种智力既不容干扰世界实务,就在纯理论领域中竭力发挥。也因此使我们看到信从亚当·斯密及其门人的学说的,在德国比在任何别处为多,与坎宁及赫斯启森的世界主义论调表同情的,在别处也没有象在德国那样地深切。
  德国工业的最初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南特敕令的废除,由于这一疯狂措施,有无数逃亡者流入德国,他们的踪迹几遍及德国各地,因而就到处有了他们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工业,如呢绒、丝绸、帽子、手套、珠宝、玻璃、瓷器等等。
  在德国首先采取促进工业的政治措施的是奥地利与普鲁士;奥地利是在查理六世与玛丽亚·赛里萨的时代实施这种政策的,但在约瑟二世时代推行得更加有力。奥地利以前由于驱逐新教徒——那是它最勤奋的一部分的公民——而遭到极大损失,至于它紧接着实行的促进教化和精神文化政策究竟有什么显著成就,却不能十分肯定。后来由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改进养羊业、改进路政以及其他措施,结果即使在玛丽亚·赛里萨时代它的工业就已有了相当进展。
  在约瑟二世时代,对这一工作推进得更加有力,结果获得了比前大得多的成就。最初所获得的成就实在并不重要,因为这位皇帝的脾气向来是急躁的,在这一工作以及另一些改进计划上都犯了过于冒进的毛病,结果奥地利与其他各邦比较,仍然处于落后地位。这里的情况也和别处一样,说明凡事操之过急就难期有成,保护关税的实施,如果希望它能顺利进行,不致成为对现状的一个扰乱因素,在开始时就决不可把税率订得过高。但是这个制度实行以后,经过时间愈久。它的优点就显示得愈加清楚。奥地利的工业及农业所以能够达到现在这样欣欣向荣的境地,主要是由于这种税制。
  普鲁士的工业在三十年战争中所受到的打击,比任何别的国家为严重。它最重要的工业,勃兰登堡的毛纺织业,在这一战役中差不多已完全毁灭,纺织工人大部分流入了萨克森,而这时英国的输入品使任何竞争力量无法活动。于是发生了南特敕令取消的事件,在巴拉登领地以及在萨尔斯堡的新教徒也受到了迫害,从而使普鲁士得以坐享其利。普鲁士的统治者,这位伟大的选侯腓特烈二世,立刻就看到了伊丽莎白早在他以前所清楚认识到的一个事实。在他的策划之下,大批被放逐的教民流入了普鲁士,这就使这个地区的农业有了生气,工业有了发展,科学与艺术也有了进步。所有他的后继者都依照他的方针行事,跟着他的脚步前进,但是这位大王热情横溢、勇住直前的气概,却是没有一个后人及得上的——他在承平时期的政策比他在战争中的胜利更为伟大。关于腓特烈二世所采行的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措施,这里的有限篇幅简直无法详论;通过这些措施,使大量的国外农民流入了他的领土,使许多荒地变为良田,培养起了大片草地,提高了牲畜饲料、蔬菜、马铃薯与烟草的产量,改进了马、牛、羊畜牧事业,推广了无机肥的使用,等等,由此产生了有利于农民阶级的资本和信用。这些还只是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直接措施,此外由于某些工业的发展,对农业的间接利益更大。他建立了关税制度,改进了运输工具,建立了银行,使普鲁士在工业方面有了在各邦中突出的进展。普鲁士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于顺利地实现这些措施来说,并不见得有利,境内各区互相分裂,走私买卖的不良影响比那些大邦所受到的更为严重,那些大邦的地区大都是连成一片的,有海洋或河流、山脉为天然屏障,普鲁士并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但是,它在各方面的进展仍然超过了那些大邦。
  我们对于普鲁士所施行的制度尽管作了这样的赞扬,但也绝不想替它掩盖缺点,例如它对于原料出口的限制,就是缺点之一。不可抹煞的是,缺点尽管存在而国家工业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这一点是没有一个进步的、无私的历史家敢于否认的。
  任何人如果不存私见,没有被虚妄的理论所蒙蔽,就一定能清楚地看到,普鲁士之所以能成为欧洲列强之一,主要并不是由于它的煊赫战绩,而是由于在促进工农商业利益与科学、文学进步的方面所施行的贤明政策;而所有这一切却完全是那一位伟大天才一手所造成的。
  然而这位国王所依靠的并不是一国中自然习尚的活动力,而只是一个行政制度,这种制度是有条不紊的,谨慎周密的,但也无疑地要受到官僚政治下那种死板的机械常规的牵制。
  而德国所有其他地区,几世纪以来,却一直处于自由贸易势力之下;就是说,世界上任何国家可以把它的工业品自由输入德国,却没有人容许德国工业品输入别的国家,这个规律未尝没有例外,但例外是很少的。但这并不是说拥护自由贸易的学派关于自由贸易巨大利益的预见和所作的诺言,通过这个国家的经验已经获得证实,因为在那里到处所见到的只是退步而不是进步的现象。有些城市如奥格斯堡、纽伦堡、美因兹、科隆等等,人口已减低到了不足以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常仅为了脱售一些无价值的剩余产品而彼此摩拳擦掌,要诉诸战争。
  法国革命爆发以后跟着发生了战争,也跟着发生了英国对于驻欧洲大陆军队的津贴,从而使来自英国的竞争变本加厉。因此使工业发生了新的下降趋势,一方面农业似乎有了发展机会,但这种现象只是表面的、一时的。
  接着出现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措施虽然备受亚当·斯密最出名的高足萨依先生的抨击,斥之为祸殃,却使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有些理论家,尤其是英国的理论家,把这个政策攻击得体无完肤,但是不论他们怎样说,有一点总是肯定的,这就是,受了这个封锁政策之赐,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凡是熟悉德国工业历史情况的人必然能为此说作证,因为任当时的一切统计著作中,对于这一事实的证明材料是俯拾即是的。德国只是从那个时候起,对于已经着手了一个时期的养羊业的改进,才获得普遍推行,并获得了良好成绩;德国对于运输设备的改进,也只是从那时起才有了积极进行的机会。固然,在另一方面,德国也丧失了它原有出口业务的大部分,尤其是麻布的出口。然而它所得远过所失;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工业开始得比德意志其他各邦为早,这时所获得的利益也更大。
  但是和平恢复以后,英国工业再度对德国展开了剧烈竞争;因为当相互封锁期间,这个岛国由于有了种种新发明以及对国外各地进行着数额巨大、几乎近于独占的出口贸易,它的工业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德国,这就使它成为德国工业可怕的劲敌。由于这个缘故,再加上在资本上有了巨额扩充,使英国居于非常有利地位,与德国对照下,它的商品,售价可以压得非常之低,而质量则高出很多,它所提供的赊欠其期限远比德国所提供的为长,而在德国方面则重重困难方始开端,有待于它作艰苦的奋斗。结果在德国方面发生了工业普通崩溃的情况,呼号求助之声响遍全国,特别是来因河下游一带,这些地区原来属于法国,这时已被排除于法国市场之外。还有一层,普鲁士的关税制度在绝对自由贸易方针下经过了许多变迁,这时已不足以抵抗英国竞争。一方面普鲁士的官僚们对于国内呼援之声并无同情,却一直抱着反对态度。他们对于亚当·斯密的理论在校时渍染已深,因此不能十分机警地认识到时代的需要。在普鲁士甚至还存在着那样的经济学家,他们还在那里雄心勃勃地企图复兴那个久已被驳倒了的“重农”制度。但是事物的现实状态究竟比理论具有更大力量。有些地区的工业家对于与法国的旧有关系仍然念念未忘,从他们那里发出来的痛苦呼声,终不能不予以同情抚慰,终不能一直置之不顾。这时有一种蔓延得越来越广的意见,认为英国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度支持着一项计划,准备将它的工业品向欧洲大陆倾销,使之泛滥于大陆市场,以便窒息大陆工业于其初生之时。有些人对于这种看法嗤之以鼻,认为是一种妄谈;但是这种看法的广泛流传实在是极其自然的,是可以从各方面获得印证的。首先是,这种倾销现象确曾发生,看上去好象确是事先蓄意作了安排的;其次是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先生(后来是布鲁阿姆勋爵)曾于1815年公开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有些损失也是值得的。”这位勋爵是有名的博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十年以后又有一位国会议员休谟先生,他在自由主义这一点上的声名也不亚于这位勋爵,他的意见与这位勋爵如出一口,而且在措辞上都几乎是相同的,他说,“大陆工业应趁其蓓蕾之时加以剪除。”
  普鲁士工业家们的呼吁终于获得了反应;想到他们年复一年与死神搏斗的痛苦,直到这个时候才有复苏希望,应该承认这段时间是够长的,但他们的申诉终于获得了良好效果。普鲁士在1818年成立的关税制度满足了当时普鲁士工业的一切要求,而丝毫没有过分夸大保护原则,对各国原有的有利关系也没有作不适当的干扰。它所规定的税率标准远较英法为低,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在当时并没有从禁制制度逐渐过渡到保护制度的问题,而只有从(所谓)自由贸易走向保护制度的间题。这个制度从全体来看还有一个优点,即征税时大部分是按照商品重量不是按价值计算的。通过这种办法,不但防止了走私活动及估值偏低、以多报少的弊端,而且达到了一个重大目的,对于性质不同的商品起了不同的刺激作用。有些物品是供普遍消费的,由任何国家自己来制造都极为便利,由于总值的巨大,对任何国家说来也最关重要,对这类物品的进口税率就订得最高;有些物品比较精细,比较贵重,在国内制造比较困难,有些则比较易于引起走私,或比较便于走私,对于这一些物品的保护税率就逐级予以降低。
  但是在这种按量计征办法下受到最大影响的,当然是邻近的德意志各邦的贸易,受害程度远在各外国的贸易之上,理由是极为明显的。这些次一级的小邦,原来已被排出于奥地利、法国与英国市场,这时又几乎完全被摈于普鲁士,受到的打击更加严重,因为这些小邦有许多在地理上是完全或大部分被普鲁士的省区所包围的。
  这类措施实施以后,普鲁士的工业家平静下去了,但是在德意志其他各邦的工业家方面,不平的呼声又高了起未。还有一层,奥地利对于德国商品,特别是上斯瓦比亚麻布的运销意大利,又规定了限制办法。这就使这些国家在各方面的出口业务,只能局限于一个非常狭小的区域,它们彼此之间又互设关卡,互相隔绝,它们的工业这时已临到绝境。
  1819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春季博览会时,由德国工商业家五六千人在那里组成的非正式的协会,就是在这种迫切情况下产生的,其目的在于取消德意志各邦在各自为政情况下设立的关税,同时在于争取成立一个德意志全国统一的商业与海关制度。
  这个协会后来正式宣告成立,它的协议条款曾送呈议会及德国所有各邦的领导人与政府,请求批准。在德意志各邦分别设置了联络员,各城市分别设置了当地联络员。会内每一个成长与联络员都以竭尽所能促使团体目标得以实现为职志。该会择定了纽伦堡为总会所在地,授权该城设置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在一位辅佐的参赞下负责领导协会事务,本书的作者即当选为辅佐。中央委员会的方针策略与议事录,均在协会所办的一个周刊《德国工商业机关报》公布,与协会任务有关的一些意见、建议、论文以及统计资料,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该会每年在法兰克福春季博览会上召集全体大会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事务报告。
  协会向德国国会递了请愿书,说明所建议各项措施的适当与必要,然后在扭伦堡的中央委员会就开始行动,派遣代表到各邦政府,并派代表参加1820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各邦使臣会议。在使臣会议上至少取得了一点成就,即德意志若干次级的、较小的邦同意另在达姆施塔特召集会议,讨论协会所提出的问题。这次达姆施塔特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第一,促使瓦敦堡与巴伐利亚结成联盟;其次,某些德意志邦与普鲁士结成联盟;再次,若干中型的德意志邦结成联盟;最后,主要出于科塔(Cotta)男爵的努力,使上述三个联盟共处于一个总的关税同盟之下。至此,整个德意志,除了奥地利、两个梅克伦堡、汉诺威与汉撒诸城市以外,已经联合在一个关税同盟之下,在同盟范围以内取消了各成员之间原来的各不相谋的税制,对外成立了统一的税制,所征收的税款,由各邦根据人口多寡按比例分配。
  这个同盟所建立的税制实质上与1818年普鲁上所建立的相同,就是说,这是一个适度的、有节制的保护税制。
  由于税制的统一,组成同盟的德意志各邦在工农商业上已经获得了重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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