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生产 第07章 论决定生产要素生产力程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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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土地、劳动和资本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具有不同的生产力

  我们已对生产要素作了全面论述。我们已发现可将它们归结为三种:劳动、资本以及由自然提供的原料和动力。其中,劳动和地球上的原料是基本的和必不可少的。自然动力可以用于协助劳动,是生产的助手,但不是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另一要素即资本,本身是劳动的产物,因此它对于生产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劳动间接地对生产发生的作用。不过,资本仍需要单独予以说明。为了产生出工作时所要耗费的资本,需要事先投入劳动,这种劳动在必要性上丝毫不亚于工作本身所使用的劳动。而且绝大部分资本只有通过维持生产劳动的生存才能对生产作出贡献,其余资本即工具和原料,同自然要素和自然供给的原料一样,直接对生产作出贡献。

  现在来讨论政治经济学中的第二个大问题,即这些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程度取决于什么因素?显而易见,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变化很大。具有同样的人口和领土,有些国家的产量比另一些大得多,而同一个国家的产量在某一时候也比在另一时候要大。请把英国同俄国境内相同大小的一块土地或相等的俄国人口作一番比较;请把现时的英国同中世纪的英国作一番比较;请把现在的西西里、北非或叙利亚同它们在被罗马征服以前最繁荣的时候作一番比较。造成生产力差别的某些原因是明显的,另一些则不那么明显。下面我们将说明其中的几个原因。 第二节 生产力较高的原因。有利的自然条件

  生产力较高的最明显原因是有利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很多。土壤的肥力是主要之一。在这方面情况差别很大,从阿拉伯的沙漠到恒河、尼日尔河及密西西比河的冲积平原,良好的气候甚至比肥沃的土地更加重要。有些国家适宜居住,但对农业来说却过于寒冷。其居民不能超越游牧阶段。他们若不是象可怜的爱斯基摩人那样以渔猎为生,就是象拉普兰人那样靠饲养驯鹿生活。还有些国家只长燕麦,不长小麦,例如苏格兰北部。还有些地方小麦虽能生长,但因雨量过多和日照不足,收成是靠不住的,如爱尔兰的部分地区就是这样。一步步向南,或者从欧洲的温和地区一步步向东,某些新的农业部门先是有可能存在,然后成为有利可图的部门;葡萄、玉米、无花果、橄榄、蚕丝、大米、海枣等相继出现,终于有了糖、咖啡、棉花、香料等。在这些地方的气候条件下,可以种植较常见的农作物,并且只要略加耕作,1年就可以收获两、三次。不仅在农业方面气候的差别是重要的,它们的影响在很多其他生产部门也是感受得到的。例如经受风吹雨打的建筑物就是如此。假如凯尔奈克和卢克索的庙宇没有受到人为破坏,它们也许可以完好无损地永远存在下去,因为残留下的一些碑文,虽然是史前的文物,却比我们这里50年前的碑文还要清晰。而在圣彼得堡,三、四十年前用花岗岩建造的一些宏伟建筑物,由于交替地受到酷暑和严寒的侵袭,据旅行家告诉我们,几乎已需要加以重建。南欧织物在色彩的丰富和明亮方面要胜过英国的织物,原因就在于气候较好,在我们潮湿多雾的气候下,无论化学家具有多么高深的知识,无论染色工具有多么好的技术,也不能造出与其完全一样的东西。

  气候的另一种影响在于可以减少生产者的物质需要。在热带地区,即使住房条件较差,衣着较少,人们也可以过得很舒服;在寒冷的气候下,燃料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但在热带地区,除了供工业使用外,即使没有燃料,人们也可以生活。热带地区的人们需要的食物也较少;这一点早已被经验所证明,理论是这样来加以说明的;我们所消费的大部分食物并不是实际滋养人体器官所需要的,而只是用于保持体温,用于给予生命机能必要的刺激,而这些在热带气候下空气和阳光便可以充足地提供。所以,在热带地区,无须象其他地方那样,为获得简单的生活必需品而花费很多劳动;如果其民族特性没有诱使他们把这些有利条件耗费在过快地增加人口和贪图安逸上,他们就拥有较多的劳动可用来达到更崇高的目的,获得更高级的享受。

  在有利的自然条件中,除土壤和气候外,还必须提到丰富的矿藏,特别是如果这种矿藏位于交通便利的地方,不用花太多劳动就可以开采的话。例如英国的煤田,这种有利条件对某居民来说可以补偿气候上的不利;还有英国和美国拥有的高品位和浅埋藏的富饶的铁矿资源,这些资源紧挨着可供炼铁使用的煤田。在山区和丘陵区,丰富的水力资源可大大补偿这些地区通常由于土地贫瘠所处的不利地位。但最大的有利条件也许是位于海边,特别是当伴随有良好的天然港口时。第二大有利条件是拥有大的通航河流。这些有利条件固然只在于节省运输费用,但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不会充分理解这会带来多么巨大的经济利益;若不想一想交换和所谓分工对生产的影响,也无法对带来的经济利益作出充分的估计。这种有利条件十分重要,常常足以补偿土壤的贫瘠和几乎每一种不利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那时劳动和科学还不能提供能和自然相匹敌的人工交通手段。在古代和中世纪,最繁荣的社会不是疆土最辽阔、土地最肥沃的社会,而是这样一些社会,这些社会由于土地贫瘠而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有利的海洋性地理位置,如雅典、提尔、马赛、威尼斯、波罗的海沿岸的各自由城市就是这样。 第三节 较大的劳动干劲

  关于有利的自然条件,就谈这些。若其他条件相同,则有利的自然条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会被人所低估。但是经验证明,有利的自然条件对一个社会所起的作用不会比命运和地位对人的性格和能力起的作用更大。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拥有最佳气候和土壤的国家并非就是最富强的国家,反而(就人民大众来说)通常属于最贫穷的国家之列,不过全体人民在贫困之中倒也过得挺快活。在这些国家,人只要有点东西吃就能活下去,穷人很少感到焦虑,气候使人活着就很舒服,人们最喜欢的奢侈生活就是游手好闲。在感情发出呼唤时,他们也有旺盛的精力,但却不表现在坚韧不拔的劳动上。因为他们不那么关心远大目标,未建立起良好的政治制度,因而对产业的热情由于其成果得不到良好的保护而被进一步削弱。成功的生产同很多其他成就一样,更多的是依靠人的素质,而不是工作环境。活跃的体力和脑力是在艰难困苦中而不是在安逸舒适中培养起来的。因此,侵犯和征服别人并使别人为自己劳动的部落,大都是兴起于困厄之中。他们或者生活在北部的森林之中,或者象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用人为的严格军事纪律来创造艰苦的条件。自从现代社会环境中断了这种纪律以来,南欧再也没有出现过征服者的国家。尚武精神以及思辨活动和工业活力,这一切的重心都转移到了自然条件较差的北方。

  因此,我们可以把较大的劳动干劲列为生产力较高的第二个原因。这种干劲不能只有五分钟热度,而应是有规律的和习惯性的。北美印第安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毫无怨言地承受大量暂时性的疲劳和痛苦,更能使其体力和脑力处于长时间的极度紧张之中。然而,众所周知,只要他能从当前需要的压力下获得一点喘息时间,他就会懒散起来。个人或国家在强烈短暂的刺激下能够和愿意进行的努力差别并不大,差别在于为远大目标所作的努力,和日常坚持不懈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这种品质是人类取得任何伟大进步的必要条件。为使野蛮人开化,必须激发起新的要求和欲望,即令是不很高尚的要求和欲望,只要能刺激他们的体力和脑力进行稳定而有规律的努力。如果牙买加和德梅拉拉的黑人在获得解放以后象所预料的那样仅仅满足于享有生活必需品,不肯多干一点儿活(因为在人口稀少而富饶的热带土地上,只要干一点儿活,就足以维持生存),则虽然他们也许不会比原先的奴隶状态更为不幸,但却会陷入更加野蛮的境地。最常用的诱使他们工作的方法,是利用他们对精美衣着和个人首饰的喜爱。没有人会支持培养这种嗜好,在大多数社会中,沉溺于这种嗜好只会带来贫困,而不会带来富裕。但就黑人的精神状态来说,只有这种嗜好能刺激他们自觉地从事经常性劳动,从而养成和保持自觉劳动的习惯,然后才谈得上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在英国,需要向人们灌输的,不是对财富的欲望,而是如何更好地使用财富,如何正确看待财富所买不到的或无需财富便可以获得的欲望对象。如果真想改善英国人的性格,不论是使他们有更高的抱负,还是仅仅使他们更正确地评价眼前的欲望对象,就得减弱他们追求财富的热情。然而,却没有必要减少那种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实干精神,英国最优秀的工人都具有这种精神,这是他们最宝贵的品质。

  值得向往的是一条中庸之道,但人类却常常未认识到这一点,即劳动时应竭尽全力,特别是要倾注全部心智;但若仅仅是为了赚钱,则一天劳动的时数要少些,一年中劳动的日数要少些,一生中劳动的年数要少些。 第四节 较高的技能和知识

  决定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第三个要素,是社会拥有的技能和知识,不论是劳动者本人掌握的技能和知识,还是劳动管理者掌握的技能和知识。工人灵巧的双手、管理者的才智以及有关自然力和物体性质的知识(这种知识可转而服务于工业),都极大地提高了工业的效率,这一点是无须加以说明的。同样不言自明的是,一国人民的劳动生产力是受他们所掌握的技术知识的限制的。技术知识的进步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会使同样数量和同样强度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技术改良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工具和机器的发明和使用。在本书中无需专门详细论述技术改进是如何提高产量和节约劳动的。巴巴奇先生在其著名的《机器和制造业经济》一书中已科学地且通俗地对此作了说明,并列举了许多实例。该书用整整一章 的篇幅列举实例,来说明机器在“发挥人力所达不到的力量,和进行人手所不能完成的精细操作” 方面的功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例子来说明劳动不靠工具的帮助是无法发挥作用的。没有蒸汽机或其他机器驱动的水泵,在许多情况下就排不掉矿井中聚集的水,这些矿井未挖多深就会报废;没有大小船只,就永远无法跨越海洋;没有某种工具,就砍不倒树,也不能穿凿岩洞。要耕种土地,就得有犁,至少得有锄头。不过,迄今为止人类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只要有非常简单和原始的工具提供帮助就足够了;后来的发明主要是使活儿能干得更好,特别是能大大减少劳动量,由此而节省的劳动可用于别处。

  知识对生产的帮助,决不限于使用机器这一种方式。在农业和园艺中,除犁和少数另外几种简单农具的发明和不断改进以外,机器只是现在才开始表明它能从事某些重要工作,最伟大的农业发明在于对土地本身和生长在土地上的植物直接应用更合理的农艺:例如采用轮作法,以避免土地每隔两、三季便休耕一季;为提高地力而施肥,以恢复因种植作物而消耗掉的肥力;翻耕表土和底土,为表土和底土排水;把泥塘和沼泽地改造成可耕地;以经验证明值得采用的各种方法对植物和树木进行修剪、整枝和支撑;若不惜花钱,还可以蔬种或移栽以及将根和种子四周的土壤弄得更细。在制造业和商业中,一些最重要的改良带来的益处是节约时间,使劳动和支出能更迅速地获得收益。另一些改良带来的益处则在于节省原料。 第五节 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相互信任程度较高

  关于较高的知识水平对增加社会财富的作用,因为最没有文化的人也可以从象铁路和轮船这样惹人注目的事例中看到,故无需作多少说明。尚未被人们十分理解和认识到的一件事,是知识在人民当中的广泛传播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企业管理人员,甚至多少需要运用一些脑力的技职人员总是供不应求的,这可以从付给这些人员的薪水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之间的巨大差别看出来。头脑简单和缺乏条理使大多数劳动者糊里糊涂,连生活也安排不好,大手大脚,马里马虎,什么都没有计划,因而他们必然只能从事低级劳动,劳动效率低下。普通教育的重要性,即令从这有限的方面来看,也是值得政治家们,特别是英国的政治家们,给予充分注意的;因为据一些常年雇用不同民族的劳动者而又善于观察的人说:他们常常发现其他国家的工人无需指导就表现得很聪明,而英国的劳动者除了伐木或打水外,从事任何其他工作,都得先接受有关的教育然后才能动手干,尽管他们大都是靠自修来接受这种教育。苏黎世的埃歇尔先生(一个工程师和棉纺织家,雇有不同民族的工人近两千名)在其1840年提供的有关培训乞儿的证词(见《济贫法委员会报告》)中,将英国工人和欧洲大陆工人做了一番对比。我相信,所有具有类似经验的人都会同意他所作出的结论。

  “意大利人头脑敏捷,这表现在他们能很快理解任何放到他们手中的新活计的说明书,能迅速理解雇主的意思,能很快适应新的环境。在这方面他们比别国工人要强得多。法国工人具有类似的自然素质,但略差些。我们发现,英国、瑞士、德国和荷兰工人在理解力方面要迟钝得多。毫无疑问,作为工人来说,英国人比较受人喜爱,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全都是专门人才,在有关的领域受过较好的训练,并能集中思想干工作。不过,若是挑选业务人员或一般职员,挑选雇主身边的人员,我则宁愿要撒克逊人和瑞士人,特别是撒克逊人,因为他们受过很全面的普通教育,这使他们的知识面超出某一专门行业,稍加准备,就能拿得起交给他们的任何工作。如果我让一个英国工人安装蒸汽机,他就只会安装蒸汽机,而对于机械领域的其他事情或其他分支,不论与蒸汽机关系多么密切,他都一筹莫展,不知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不知应采取什么适当的措施,提不出合理的建议,甚至连工作报告也写不清楚。”

  关于劳动阶级的教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埃歇尔先生说:“我们发现,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在每一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道德品质。首先,他们不酗酒;在享乐上很谨慎,他们的享乐是有理性的和文雅的;他们喜欢与上层社会交往,表现得彬彬有礼,因而很容易被上层社会所接受;他们喜欢音乐,喜欢读书,喜爱风景,并结伴到乡间旅行;他们是节俭的,不仅为自己省钱而且还为主人省钱;因而他们是诚实和值得信任的。”在回答有关英国工人的问题比埃歇尔先生说:“就他们受过专门训练的工作来说,他们是最有技术的,但就品行来说,他们却是最伤风败俗、最放荡和最不守秩序的,是我们所雇用的各国工人当中品行最差、最不诚实的工人。我的这些话,表达了曾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个欧洲大陆制造商的经验,特别是英国制造商的经验,他们的怨气最大。这些堕落行为不会出现在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身上,而是出现在另一些英国人身上,所受的教育越少。堕落得越厉害。未受过教育的英国工人,在英国被雇主用铁的纪律束缚着,一旦他们解脱出来,受到大陆上有教养的工人从雇主那里得到的文雅而友好的对待,他们就忘乎所以了,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很快就变得无法无天,不堪雇用了。”这一观察结果为英国本身的经验证实。一旦平等观念进入未受过教育的英国工人的头脑,他的头脑就会被搅乱。他不再卑屈顺从时,便目空一切。

  劳动者的道德品质对其劳动的效率和价值来说与智力是同等重要的。且不说放纵对其体力和脑力的影响,且不说轻浮毛躁的脾性对其工作干劲和持久性的影响(这些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再加以说明),只是好好想一想他们劳动的总效果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诚实可信。现在要花费大量劳动监督或检验工人的工作,在这样一种辅助性职能上花费多少劳动,实际上就会减少多少生产性劳动,这种职能并不是事物本身所需要的,而只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不诚实。大量的表面预防措施不会有多大效力,因为当前在几乎所有使用雇佣劳动者的地方,只要略微放松一下警惕,就会有人乘机不履行合同。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对人类的好处,表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方面的好处也许是最微不足道的,但即使如此,也是无限大的。让我们只看一下人类的不诚实所造成的财富浪费中最明显的那部分;在所有富裕社会中,都有一些居民靠掠夺或欺骗他人为生;其人数无法可靠地查清,但按最低估计,在象英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也是非常多的。供养这些人是国民产业的一个直接负担。由于有这样的人而不得不承受的第二个负担,是警察机关,整个惩罚和刑事机关以及部分民事审判机关。收费昂贵的律师业,就其工作并非由律师自己制造的法律漏洞造成的而言,主要是靠人类的不诚实来维持的。随着整个社会诚实程度的提高,所有这些花费会逐渐减少。但这只是单纯的节省,而如果劳动者诚实地完成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雇主精神振作,感到心里很有底,信心十足地安排各项工作,确信工人会很好地干活,那就会大幅度提高产量,节省大量时间和开支,由此而带来的利益不知要比单纯的节省大多少倍。人们在多大的程度上相互信任,就有可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开展协作。在一些具有一流工业能力的欧洲国家,妨碍做大生意的最严重障碍,是很少有人在收付大笔款项方面值得信任。商人对有些国家的商品是怀有戒心的,因为他们无法相信货物的质量是否同样品一致。在英国的出口贸易方面,这种目光短浅的欺诈行为并非很少见。大家都已听说过“魔鬼的灰埃”。巴巴奇先生列举了许多这类事例,其中之一是某一外贸部门由于伪造和欺诈行为过于普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不复存在了。另一方面,巴巴奇先生在其著作中也列举了许多事例,用以说明商业交往可以从已得到证实的信誉中得到多么巨大的利益。“在我国的某个最大的城镇,每天做成许多规模很大的买卖,但有关各方却无需交换书面文件”。请想一想,这种相互信任为该市的生产者和商人节省了多少时间、麻烦和费用,给每年的交易活动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好处。“上次战争(译者按:指1792—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期间,当英国的制造品受到欧洲大陆排斥时,已确立的信誉在产生信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一家大公司曾和德国中部的一家商号有大量的生意来在,但在大陆港口不进口我国的制造品时,所有违反柏林和米兰禁令的人都将被课以很重的罚金,然而,这位英国制造商却继续接到订货单,接到说明如何托运,说明将何时付款和以何种方式付款的信件。这些信件的笔迹他是熟悉的,但往往只签有商号中某人的教名,有时甚至根本没有签名。他执行了这些订货单,而且没有一次未按时得到付款。” 第六节 较高的安全感

  在决定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的次要原因中,最重要的是安全感。这里所说的安全感,是指社会为其成员提供全面的保护而使人感到很安全。这包括政府提供的保护和针对政府的保护。后者更为重要。若一个人被人知道拥有一定资产,总担心随着局势的每一次动荡会被贪得无厌的政府官吏夺走,那就不大可能会有很多人努力生产多于生活必需品的东西。这是亚洲很多一度很富庶的地区陷于贫困的公认原因。从这里到欧洲治理得最好的地区,安全感按程度来说可以分很多层次。大革命以前,在法国的很多省份,残酷的土地税收制度以及无法抗拒的横征暴敛,使每个耕作者不得不装出穷困的样子,因此而不好好种田。只有一种不安全感会完全挫伤生产者的积极性,那就是政府或政府官吏造成的不安全感。对于所有其他掠夺者的掠夺,还有靠自身进行防卫的可能。古代世界的希腊和希腊殖民地、中世纪的佛兰德和意大利,并未享有现代意义上的安全感,社会动荡不安,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时刻受到威胁,但它们是自由国家。人民通常既不受其政府任意的压迫,也不受其政府有组织的掠夺。各项制度使个人焕发的活力,足以对外敌进行成功的抵抗,因而这些国家的劳动具有特别高的生产力,在它们仍是自由国家时,财富也在不断增长。罗马的专制统治结束了整个帝国内部的战争与争吵,使人民摆脱了以往的不安全感。但是因为专制统治残酷掠夺本国人民,人民变得衰微贫困了,以致后来被野蛮的但却是自由的侵略者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们不愿再战斗或劳动了,因为政府不再允许他们享有他们战斗和劳动的成果。

  现代国家中人身财产的安全感大多是来自习俗和舆论,而不是来自法律。在现代或近代的一些欧洲国家,君主虽然从名义上说是专制的,但是由于公认惯例的约束作用,事实上没有一个臣民感到会出现政府随意没收其财产或向他们征收贡品的危险。然而,由于专制统治的一般特征是缺少公开性,因而在这种统治下,必然无法克服下级官吏很多小量的勒索和其他暴行。在英国,人民受到了制度和习俗的较好保护,得以免受政府官吏的敲诈勒索;但是人们能免受其他坏蛋的侵害,靠的却不是惯例和制度。当法律要收取令人咋舌的费用才能保护财产,以致人们宁愿财产受损也不要这种保护时,便不能说法律提供了这种保护。在英国,财产的安全靠的是舆论(除受到公开的暴力威胁外)和对揭露的畏惧,这些比法律和法庭的威力还要有用得多。

  除了社会对合法财产提供的保护不完善以外,不良的制度还以许多其他方式妨碍国家生产资源得到最佳利用。我们将随着讨论的深入提及很多这方面的事例。在此只要指出以下一点就够了:劳动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劳动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其劳动成果;社会协议是否有利于调动劳动积极性,要看能否使每个人的劳动报酬尽可能与其所作的贡献成比例。所有只有利于一个阶级或一类人的法律或惯例,由于会妨碍其他人追求幸福,会把劳动和劳动成果分离开来,因而是违背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的,会降低社会的总生产力,尽管还可以根据其他各种理由谴责这种法律或惯例。 --------------------------------------------------------------------------------

  第一节 劳动联合是生产力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前面列举了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些因素,但尚未提及一个因素。这一因素因极为重要且涉及面太广,需要单独加以论述。这就是合作,或许多人的联合行动。这一因素对生产的促进作用非常巨大,由此而出现了一独立的研究领域,名之为分工,引起了政治经济学家们很大的注意。这确实是非常值得的,但却忽视了有关这一内容广泛的法则的其他事例和例证。我认为,是韦克菲尔德先生首先指出,错误在于以偏概全,由此而带来了有害的后果;在分工法则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法则,包含了前一法则的内容。

  韦克菲尔德指出,合作有“两种,第一种合作是几个人从事同一工作时的互相帮助;第二种合作是几个人从事不同工作时的互相帮助。前者可称为简单合作,后者可称为复杂合作。”

  “简单合作的好处可用打猎的例子来说明。据说,使两只猎犬一同追要比4只猪犬狼奔豕突能杀死更多的野兔。在人类所从事的很多简单工作中,两人共同劳动显然要比 4个人或16个个人分开来劳动所干的活儿多。例如,在抬重物、伐木、锯木、抢收、在大片土地上赶时间排水、拉纤、为大船划桨、开矿、搭脚手架、敲碎铺路用的石头等等。在所有这些简单工作中,许多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以同样方式工作,是绝对必需的。新荷兰的野蛮人即令在最简单的工作中也是从不互相帮忙的,因而他们的境况并不比他们时常捕到的野兽强,在某些方面还不及野兽。只要设想一下英国的劳动者突然停止在简单工作中的互相帮助,就会明白简单合作的巨大好处。在无数工作中,劳动产量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工人间的相互帮助成比例的。这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一旦“一群人联合起来劳动生产出超过自身需要的食物,就会促使另一群人联合起来劳动,以生产出超过自身需要的衣着,这样,一群劳动者就可以用剩余的衣着购买另一群劳动者剩余的食物;如果这两群劳动者合起来生产出的食物和衣着多于他们的需要,则他们通过交换就可获得适当的资本,可在各自的行业中使更多的劳动者工作。”由此便在简单合作之外,产生了韦克菲尔德先生所谓的复杂合作。前者指的是若干劳动者联合起来在同一组作业中相互帮助,后者指的是若干劳动者联合起来靠作业分工来互相帮助。

  “在简单合作和复杂合作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前者,合作者在合作时总能意识到,对最无知、最粗俗的人也是明显的。后者则只有非常少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觉察得出来。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原因很容易看出来。当若干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拾起同一重物或拉同一绳索时,毫无疑问他们是在相互合作。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事实。但当若干人或若干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干不同的事时,他们彼此之间的合作,虽然也是确定无疑的,却不象前一种情况能那么容易地觉察出来,要觉察出这种合作,得动脑筋好好地思考一番。”

  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养羊是一部分人的工作;为纺毛工精整羊毛是另一部分人的工作;将羊毛纺成毛线是第三部分人的工作;将毛线织成绒面呢是第四部分人的工作;染色是第五部分人的工作;做上衣是第六部分人的工作,这尚未把这一过程各个阶段使用的许许多多搬运工、批发商、代理商和零售商计算在内。所有这些人彼此并不认识也不了解,但却为生产出最终产品即上衣而相互合作。然而,合作生产上衣的人远非限于这些人,这些人都需要食物,以及很多其他消费品,除非他们能指望别人会为其生产这些物品,否则他们是不能把全部时间花在自己的工作上的。每个为这些生产者生产食物或盖房子的人,也都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劳动与这些生产者的劳动结合在了一起。依靠一种未明说出来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协作,“拥有多余食物的那群人得以同拥有多余衣服的那群人进行交换。如果这两群人因相隔太远或因不愿彼此往来而相互隔绝——除非这两群人实际上合为一群人,以生产足够全体需要的食物和衣着作为共同目标——他们就不能把生产充足食物和衣着的全部工作分为两部分。”

  第二节 分工的作用

  分工对生产的影响比通常论述这一主题的方式使读者所认为的更为重要。不仅不同物品的生产成为不同人的专门或主要职业时,每种物品的产量会大得多。分工的实际作用远不止于此。没有某种程度的分工,只能生产出为数很少的几种物品。

  假设一些人,或一些家庭,全部从事完全相同的活动。每个家庭住在一片自己的土地上,在这片土地上靠自己的劳动种植为维持其生存所需的粮食。因为在全都是生产者的地方,没有人购买剩余的产品,所以,每个家庭必须在其内部生产自身所消费的全部其他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土壤较肥沃,人口不是紧跟在生活资料的后面增长,则毫无疑问,会有某些家庭制造业,也许会靠妇女的劳动(这是分工的第一步)在家庭内部为全家纺织衣着,而且会靠人们的联合劳动造起住房并进行维修。但是除了简单的食物(食物的供应量也是不稳定的,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粗劣的衣着和非常简陋的住房外,每个家庭几乎不可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通常,他们要尽最大努力才能生产出这些东西。由于工具极为简陋,即令是在生产粮食方面,他们的力量也无法充分发挥出来。要为自己生产出便利品或奢侈品,则要花太多的时间,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得去别的地方。因此,产业的种类很少,只有生产必需品的产业,即便是这些产业,效率也极低,不仅是由于工具不完善,还因为当土地和靠土地滋养的家庭工业可以使单个家庭自给自足时,在家庭人口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就不会有动力来促使土地或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

  但假定发生了一件事,使这个小的居留地发生了一场革命。假设一群工匠,带着工具和足够维持一年生活的食物,来到这个国家并居住下来。这些新来的移民生产的是当地淳朴的人们喜爱的用具或装饰品,他们在吃完所带的食物以前,生产出了相当数量的这些物品,并打算用来交换更多的食物。当地居民的经济情况由此而发生了巨变,他们现在可以获得舒适品和奢侈品了。这些物品过去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劳动是无论如何也生产不出来的,所以也就无从获得,而现在他们若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和必需品,就能获得这些物品。他们因此而受到刺激,提高其劳动的生产力。在他们初次获得的便利品当中,可能还有较好的工具。除此以外,他们也有动力更加勤奋地劳动,有动力采用发明来提高其劳动效率。借此他们通常会成功地使其土地不仅为他们自己生产出食物,而且还会生产出余粮供应新来者,用余粮购买这些工匠的产品。新的移民建立了所谓剩余农产品市场。他们的到来不仅用他们所生产的物品使居留地富裕起来,而且还提高了粮食的产量。这些粮食如果没有他们来此消费,是不会生产出来的。

  这一学说和我们以前强调的那一命题,即商品市场并不构成对劳动力的使用,毫无矛盾。农民的劳动已得到使用,不是有了新来者的需求,他们才能供养自己。这种需求对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使他们的劳动具有更大的活力和效率,以新的动力刺激他们去作新的努力。新来者的生活和工作靠的也不是农民的需求,他们备有一年的口粮,可以和原来的居民并肩住下来,可以和原来的居住者一样只生产少量食物和必需品。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来说,极其重要的是,附近有从事不同产业的生产者。一种劳动产品能与另一种劳动产品相交换,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个条件,若劳动产品不能交换,劳动总量几乎总是会减少。当某种劳动产品获得了新市场,从而产量增加时,产量的增加并非总是靠牺牲另一种产品而取得。多生产出来的产品常常是新创造出来的,是新劳动的成果,或者是改良或合作帮助劳动获得的成果,而如果没有提高产量的动机,人们也许不会进行改良,也不会进行合作。

  第三节 城镇和乡村间劳动的联合

  从以上考察中可以看出,除非一个国家拥有大量的城镇人口,或者农产品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否则该国就几乎不可能拥有生产力较高的农业。我是为了简便而使用城镇人口这个词,用以指非农业人口,即为了联合劳动而集中在城镇或大村庄中的人口。韦克菲尔德先生把这一真理应用在了殖民理论上,已引起很多人注意,毫无疑问还会引起更多人注意。这是有实践意义的伟大发现之一,然而这一真理一旦被发现,便昭然若揭,人们也就看不到发现者的功绩了。韦克菲尔德先生第一个指出,当时普遍采用的建立新殖民地的方法——使一些家庭相邻地定居,每家分一块土地,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从事生产——虽然在有利的环境下可以确保这些家庭获得基本充足的生活必需品,但却不利于大规模生产,不利于产量的迅速增长。韦克菲尔德先生提出了另一种建立殖民地的方法,要确保每个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拥有和其农业人口成比例的城镇人口,确保土地耕作者不住得过于分散,以致因相互距离太远无法将城镇居民作为其产品的市场。这一方案所依据的原理与以下理论毫不相干,即把土地集中起来,交由雇工耕种会得到较高的生产力。即使当土地分成小块并由自耕农耕种时,确实会获得最高的产量,但城镇人口对促使这些自耕农提高产量,也同样是必需的。如果他们离最近的非农业产业太远,以致不能把其作为吸收剩余产品的市场,从而不能靠其使他们的其他需要得到满足,那么一股说来就不会生产出这种剩余产品或与其相等的东西。

  首先是城镇人口的不足限制了象印度这样的国家劳动的生产力。印度的农业完全采用小农制度。然而,劳动联合的规模相当大。村社制度与习俗是印度社会真正的框架结构,必要时靠这些来采取联合行动。这样办不到时,政府(当政治还算清明时)就会插手,靠赋税收入并靠联合劳动来建造必不可少的蓄水池、堤防和灌溉工程。然而,农具却非常原始,耕作方法非常落后,以致尽管土壤很肥沃,气候对植物生长很有利,但土地的产量却低得可怜。可以使土地在小农制度下为比现有数目多得多的居民生产出充足的粮食。但要做到这一点,要有刺激,要有众多的城镇人口,城镇与乡村靠简易而廉价的交通手段相连接。然而,城镇人口并未增长,原因是耕作者没有什么欲望,没有雄心大志(以及不久以前兵祸连绵、横征暴敛,致使财产很不安全),因此而不想消费城镇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及早开发印度生产资源的最佳方法,便是迅速增加其农产品(棉花、靛蓝、食糖、咖啡等)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这些货物的生产者将消费其印度农民同胞供应的食物。由此而为余粮开辟的市场,如果伴随有清明的政治,会逐渐增加人的欲望,从而对欧洲商品产生需求,或对印度制造业人口增加后才会生产出来的物品产生需求。

  第四节 较高程度的职业划分

  以上讨论的职业划分,是劳动联合的一种形式,舍此就不可能有工业文明的发端。然而一旦这种划分完全确立了起来,一旦每一个生产者向其他许多人供应一种商品,又从他人那里得到自己所消费的大部分物品已成为一般习惯,则虽然紧迫性要少些,但确实有理由进一步应用职业划分原则。人们发现,职业划分得愈细,每个劳动者工作的范围愈窄,劳动生产力愈高。最后使出现了那些所谓分工的著名事例,想必本书的所有读者是熟悉这些事例的。亚当·斯密所举的制造别针的例子,虽然已尽人皆知,但因为这个例子太恰当了,所以我还要再一次引录斯密的原话。斯密说:“别针的制造分为约18 项不同的工序。一个人拔丝;另一个人弄直;第三个人切断;第四个人磨针尖;第五个人打磨其顶部以便装上别针头;做别针头需要两或三项不同的作业;装别针头是一项特殊的工作;涂白这些别针是另一项工作;甚至用纸把别针包起来也是一个行当。……我见过一个只雇了10个人的小厂,因此,一些人要干两三种不同的工作。但是虽然他们很穷,只有很简陋的必不可少的机器设备,可是如果他们努力工作,他们每天却能制造出约12磅别针。每磅有4000多枚中号别针。因此,这10个人每天能够制作出48000多枚别针,也就是说每人每天制作出48000枚别针的十分之一,即4800枚别针。但如果他们是分开来独立地工作,而且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曾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那么他们每个人一天肯定做不出ZO枚,甚至一枚也做不出来。”

  萨伊先生提供了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例子,用来说明分工的效果,尽管这个例子取自一个不很重要的行业,即扑克牌制造业。萨伊说:“据该行业的人说,每张牌,就是象手掌那样大的纸片,在出售前,至少要经过七十道工序,每道工序都由不同的工人来完成如果某家扑克牌制造厂没有70个工种,那是因为分工尚未达到所需的程度,因为同一工人要完成两道、三道或四道不同的工序。这种分工的影响是巨大的。我曾经见过一家扑克牌制造厂,在那里30个工人每天生产15500张扑克牌,每个劳动者的产量超过500张。可以设想,如果每个工人都必须各自完成全部工序,则即令他技术非常熟练,可能一天也做不出两张牌。因而那30个工人,就不是每天生产15500张牌,而只能生产出60张牌。”

  关于钟表制造业,巴巴奇先生说:“根据提交给下议院一个委员会的证词,这个行业有120个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学徒。他只学他师傅的行当,学徒期满后,不能在任何其他部门工作。装配工的工作是将很多散件组装起来,是这120 人中唯一能在任何其他部门工作的人。”

  第五节 试析分工带来的利益

  分工之所以会提高劳动效率,其中一些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无需再加以说明,但仍值得把它们—一列举出来。亚当·斯密将其归纳为三点:“第一,提高了每个工人的灵巧性;第二,节约了更换活计时通常会损失的时间;最后,发明了很多方便和节省劳动的机器,使一个人能干很多人的工作。”

  其中,每个工人灵巧性的提高是最明显和最普遍的。并非是因干熟了就干好了,而是取决于工人的才智,取决于专心的程度。但一件事反复干,却会变得容易些。身体各器官若频繁使用会更加有力量:肌肉会更加强壮,筋腱会更加柔韧,脑子会更加好使,全都不那么容易感到疲劳。能够容易地干的工作至少有较多的机会干好,并且肯定会干得更快。起先干得慢者将会干得快。起先慢工出细活,最后快工也能出细活。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都是如此。即令是幼儿,在做过大量练习以后,也能极为迅速地把一串数字加起来。讲某一种语言、流利阅读、看谱奏乐都是熟能生巧的显著事例。在体力活动方面,跳舞、体操、摆弄乐器都是要靠反复练习来达到敏捷熟练的例子。在较简单的手工操作中当然还会更快见效。亚当·斯密指出:“在某些制造业中,人手从事一些工作的敏捷程度,对于从未见过的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分工愈细,获得这种技能所需的时间愈短,但如果工人所要执行的操作种类很多,而每一操作重复的次数不够频繁,便达不到上述熟练水平。好处并不限于最终提高了效率,还包括减少了学习技艺过程中损失的时间和浪费的材料。巴巴奇先生说:“学习技艺的每一个人总会白白消费或糟蹋一定数量的材料。他每干一种新的活计,都会报废一些原材料或半成品。如果每个人不断地变换工作岗位,报废的数量将会比固定于一个工作岗位时多得多。”通常如果每个人专心致志地学习一种技艺,比起三心二意者来,他会更快地取得合格证明。

  亚当·斯密列举的分工带来的第二个好处,我认为他和别人都强调得过分了。为了公平评判他的意见,我在此要引用一下他的原话。他是这样说的:“在节省因更换活计损失的时间上所带来的好处,要比我们乍看上去所能想到的要大得多。人们不可能很快地从一种工作转到使用完全不同的工具而且在不同地方进行的另一种工作。一个耕种小块土地的乡村织工,一定会在从织布机到田间的来往途中损失大量时间。当两种行当能在同一习艺所进行时,所损失的时间毫无疑问要少得多。然而,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相当大。一个人在变换活计时通常要闲逛一会儿。刚开始干新工作时,很难立即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的心还安不下来。在一段时间内,与其说他是在工作,还不如说是在闲混。由于农村劳动者不得不每半小时更换一下工作和工具,不得不几乎每天以20种不同的方式劳动,因而他们自然而然地或更确切地说不可避免地养成了吊儿郎当、马马虎虎的习惯,这使他们总是懒洋洋的,即令在最紧迫的场合也是没精打采的。”对能充分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国家来说。这一有关乡村劳动力效率低下的描述肯定是非常夸张的。很少有人比园丁更频繁地变换工作和工具。是否园丁总是没精打采的?很多高级艺人必须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做许许多多种工作。诚然,他们做每一种工作的速度赶不上只干一种工作的车间工人,但是,除了单纯从手的动作速度上来说外,从所有其他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更熟练的劳动者,都是更加精神饱满的劳动者。

  巴巴奇先生步亚当·斯密的后尘,这样说:“人的手或人的脑若在一段时间内从事某一工作,则一旦变换工作,便不会立刻充分发挥效力。工作中所运用的四肢的肌肉在用力时会获得一种柔韧性,而工作中不运用的那些肌肉在休息时则会变得僵硬,因此而在每次刚变换工作时动作缓慢和不适应。长期的习惯也使得到使用的肌肉产生强得多的承受疲劳的能力。变换脑力劳动似乎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开始研究新课题时总是没有象过一段时间以后注意力那样集中。在相继工序中使用不同的工具,是变换作业造成时间损失的另一个原因。如果这些工具很简单且更换不太频繁,时间损失还不大。但在很多技艺中,工具非常精密,每使用一次都要进行精确的校准,用于校准工具的时间在许多情况下同使用工具的时间相比显得很长。滑动刀架、刻线机和钻机就属于此类。因此,在足够大的制造厂内,一台机器只用于一种工作是比较经济的。例如,以一台机床沿其床面全长相对于其滑动刀架作螺旋运动,只用于加工汽缸;另一台机床,具有使工件在通过夹具的位置上速度不变的运动,用来磨削表面;第三台机床则只用于切削加工轮子。”

  我并非认为上述看法是毫无意义的,但我认为有些反面意见是被忽视了。如果某种体力或脑力劳动同另一种劳动不一样.那么正是因为这一点,后一种劳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休息。如果说干第二种工作时不能一下子获得最大的活力,那么第一种工作也不能在不略微放松一下的情况下无限期地干下去。根据一般经验,工作的变换常常能提供换一口气的机会,否则就得完全休息。一个人在不断更换工作时,要比在全部时间内只干一种工作可以不疲倦地多干很多小时。不同的工作使用不同的肌肉或不同的脑力,某些肌肉或脑力在其他肌肉或脑力工作时可以得到休息和恢复。干脑力劳动时体力可以得到休息,反之亦然。这种变化本身对所谓元气(由于没有更科学的说法,只好使用这个词)具有刺激作用。这对于所有非机械性工作的效率来说都是重要的,即令对机械性工作来说也不是不重要的。以上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比起别人来更适合于长时间从事一项工作,不大适合于变换工作。他们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鼓起劲,不大容易感到厌倦,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一旦才能得到发挥,他们就不愿停下来,而愿不间断地长时间干下去,即令会伤害他们的健康也置之不顾。气质同这些差别也有关。有些人的才能似乎天生发挥得很慢,并且在工作很久以后才会有成就。另一些人固然才思敏捷,但要不了多久就会江郎才尽。然而,在这方面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虽然是有先天差别,但习惯的差别更大些。从一行很快地转入另一行的习惯,可以象其他习惯一样,靠早期培养来养成。有了这种习惯,就不会在每次变换工作后出现亚当·斯密所说的闲混的现象。非但干劲和兴趣不会减弱,养成这种习惯的工人反而会生气勃勃、精神饱满地从事每一项新工作,而如果某一项工作干得时间过长(除非有不寻常的刺激),则不会有这种感觉。妇女比起男人来(至少在他们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具有大得多的易变性。这里讨论的问题是很多事例中的一个事例,说明在形成人类的见解方面,妇女的思想和经验是多么无足轻重。很少有妇女会认为,时间拖得愈长,工作的精神愈饱满,她们不会认为在更换新工作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工作效率会降低。即令就妇女来说,我也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与其说是天性,还不如说是习惯。男人从事的工作十之八九是专门性的,妇女从事的工作十之八九是一般性的,涉及多种多样零七八碎的事情,干每件事情只需很短的时间。妇女经常很快地从一种手工操作转到另一种手工操作,脑力的变换还要多些,因此很少值得她们去花力气或花时间。而男人则通常长期而稳定地从事一种工作或非常有限的几种工作。但情况有时候会反过来,性格也随之改变。妇女从事单调的工厂工作效率并不比男人低,否则就不会这样广泛地雇用妇女去干工厂工作了。一个男人若是已养成了做多种工作的习惯,则他非但不会成为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种懒散怠惰的人,反而常常是精力非常充沛的,充满活力的。然而,即令对于最多才多艺的人来说,工作也确实不宜更换得太频繁。不断地变花样比起千篇一律更容易使人疲劳。

  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分工带来的第三个好处,在某种程度上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人愈集中精力于某一项工作,干某一项工作的时间愈长,愈有可能在该项工作中搞出节省劳动的发明。一个三心二意的人不大可能对某一方面的工作作出实际的改进。但这更多地取决于全面的智力和动脑筋的习惯,而不是工作的专门化。如果这种专门化达到不利于培养智力的程度,则将失大于得。还应加上一句,不论什么是搞出发明的原因,发明一旦搞出来,劳动效率的提高就应归因于发明本身,而不应归因于分工。

  从现代制造业的精细分工中获得的(仅次于工人灵巧程度的提高的)最大好处,亚当·斯密没有提到,但巴巴奇先生却注意到了,这就是按能力给工人分类,可以更为经济地分配劳动。同一工作的各不同部分,其所需的熟练程度和体力也不同。让技术最高的工人专门从事最复杂的工作,让体力最好的工人专门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这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谁都能干的工作可以留给只适宜干这类工作的人去做。只有当生产过程的每一部分需要多少技能和体力,便使用多少技能和体力时,生产效率才会最高。制造别针的工作,其各个不同部分看来需要程度大不相同的技能,以致工人的工资从4.5 便士一天到6先令一天各不相同。如果工资最高的工人必须完成全部生产过程,那他就把一部分时间浪费在了报酬为6先令至4.5使士之间的工作上。即使不考虑完成的工作量会遭受多大损失,并假设他能在10个工人联合劳动制造出10磅别针的同样时间内制造出1磅别针,据巴巴奇先生计算,制造费用也会是分工时的3又3/4倍。巴巴奇先生接着说,在制造缝衣针方面,差别还要大些,因为生产过程不同部分的报酬级别从一天6便士直到一天20先令不等。

  上面说的是分工可以从工人的技能中获取最大的效用,在这种利益之上,可以加上与其类似的另一种利益,即分工还可以从工具中获取最大的效用。一位才华卓著的著述家说:“如果某个人拥有很多不同工作所需要的全部工具,则至少会有四分之三的工具老是闲着不用。因而很明显,与其每个人拥有全部工具,交替地用于每一种工作,还不如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把这些工具分给每个人,每人只限于干某一工作。这种改变对整个社会,从而对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很大前好处。首先,各种工具会被经常使用,由此而使购置工具的费用得到较高的报酬。因而其所有者花得起钱来改进工具的质量,使其更为完善。结果是,为整个社会未来的需要作好了更充分的准备。”

  第六节 分工受到的限制

  正如论述过这一主题的所有著述家所指出的,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如果将别针制造分成10项不同的工作,一天能够制造出48000枚别针,那么,只有在消费者的数目大到每天需要48000枚别针时,这才是可取的。如果只有24000枚的需求,则分工只能按每天生产较小数量的规模来进行。因此,对某一商品需求的增加会提高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的效率。市场规模可能受以下几个因素的限制:人口太少;人口太分散,住处相距太远,相互来往很不方便;缺少道路和水陆运输;最后,居民太贫穷,也就是说,他们的集体劳动效率太低,无力消费大量商品。因此,那些可能购买某种商品的人的懒惰、缺乏技能和缺乏劳动联合,会限制该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联合的实际规模。在文明的早期阶段,当每一地区的需求肯定都很小时,产业只是在这样一些人当中蓬勃发展,这些人控制着海岸或通航河流,能把全世界或所有沿海地区或通航地区当作其产品的市场。世界总财富的增加,当伴随有通商自由、航运的改进以及国内道路、运河或铁路运输的改进时,会使各国产品的市场极大地扩大,其结果通常是使生产这些产品时的分工得到很大发展,从而提高各国劳动的生产力。

  在很多情况下,分工还受到工作性质的限制。例如,农业就不能象很多制造部门那样分工分得那么细,因为各种农活不可能同时进行。一个人不能总是犁地,另一个人不能总是播种,另一个人不能总是收割。一个人若只干一种农活,则在一年中会有11个月无事可做。即使一个人一样接一样地干所有农活,在大多数气候条件下,也有很多空闲时间。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良,常常需要很多人一块工作,但通常除少数指挥人员外,他们全都以同样方式工作。运河的开凿或铁路路基的建设如果没有很多人联合起来劳动是完不成的,但是除了工程师和少数几个办事员以外,全都是挖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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