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企业是什么?

 《萨谬尔森《经济学》批判》

  在“企业的性质”一节中,萨缪尔森讲述的并不是企业的性质,而是企业存在的几个重要理由,即“利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筹集资金和组织生产”。(P87)然而,夫妻店规模很小,也不需要筹集多少资金,日常活动不是组织生产,而是进货出货,并不符合企业存在的理由,为什么也算是企业?照萨缪尔森提供的数字,这样的企业在数量上还占美国1800万家企业的大多数(P87)。

  从概念上说,企业的性质是指其本质,是支配各种企业现象的。企业的性质应该能解释:都是企业,为什么有的企业至今仍然是手工作坊,有的企业却规模大到难以想象;为什么有的企业制造伪劣产品,而有的企业则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为什么有的企业筹资无门,而有的企业却有银行主动上门;为什么有的企业生产井井有条,有的企业却一片混乱;为什么有的企业会罢工停产,有的企业却能顺利运行;为什么有的企业产权清晰却管理混乱?为什么有的企业产权不明却管理得当?为什么有的企业会破产倒闭,而有的企业则兴旺发达;为什么有的企业可以破产重组,而有的企业却只能破产清算?为什么有的企业是别的企业的子企业,而有的企业却可以控制别的企业?为什么两个人的合伙制企业难以为继,而上百万人的股份制企业却可以不断发展?都是企业内部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工资高,有的人工资低,有的人可以支配别人,有的人却只能被别人支配,有的人可以占有利润,有的人却会被随时解雇?

  其实,躲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的本质很简单:企业是所有者实现其目的的组织工具,是雇主与雇员利益既合作又冲突的场所。至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多大规模,如何筹资,质量好坏,如何确定工资,则取决于所有者在一定社会环境下实现目标的意愿和能力。对于绝大多数私有企业来说,所有者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谋取个人利益。当然,也不排除有的所有者目的比较复杂,例如欧文,就是要借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来达到其救世济民的目的。也就是说,私有企业的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实际上体现着所有者的生活目的和道德水准,并受着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工业革命两百多年来,随着所有者目的逐渐单一化为个人利益最大化,随着所有者道德水准的不断下降,企业的目的才越来越单一化为利润最大化。

  有人可能认为,企业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与所有者的生活目标和道德水平无关。凡不是寻求利润最大化,设法降低成本,压低工资,提高质量的企业都生存不下去,而这就要求企业主尽可能地把非经济因素排除出去。在市场竞争上将是无道德的企业驱逐有道德的企业,正如劣币驱逐良币一样。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欧文的实验结果是,虽然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作时间,企业办小社会(幼儿园,小学,商业合作社等)增加了成本,但工人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均大大提高,企业具备足够的对外竞争力。河南南街村王宏斌的成功之道与此类似,由于道德因素介入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干部和工人都接受低工资加供给制,使南街村的生产和管理成本均远远低于国内各类企业。在跨国公司追逐最低成本和最低税收的全球化浪潮下,北欧国家仍然保持极高的税收和福利,以北欧国家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却没有迁出本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居欧洲乃至全球的中上水平。这些都足以说明企业目标的复杂性,也证明存在有德企业击败缺德企业的可能性。其实,私有企业单一化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因是多重的。固然有自然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却有也劣币们组织起来使劣币逻辑合法化的政治和文化原因。其中,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功不可没,它起着使劣币逻辑合法化、唯一化的意识形态作用。在斯密经济学的教导下,利己等同于利他,作恶等同于为善。于是企业目标渐渐单一化为利润最大化,而且企业行为越来越不择手段。

  对于有多个所有者组成的企业来说,所有者之间的目标冲突,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目标冲突,常常成为企业各种现象的本质。从分工与竞争的角度看,合伙制或合作制企业应该比单一业主制更有竞争力。同是经营街头零售店,合伙制的资金会更加充裕,货物品种会更加多样。但是,合伙者之间的冲突空间很大。合伙制企业所有者往往同时参与企业的实际工作,必然需要有不同分工,不同分工的苦乐必然有差别,不同分工在企业运行中的实际地位和自由度也有差别,这些差别又在不断变化之中,故难以找到恰如其分的权利和义务平衡点。合伙者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则是陷入囚徒困境,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合伙制企业的存在需要合作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克制,什么时候信任资源耗竭,什么时候企业就会陷入困境。“合伙制在经济活动总量中仅占相当小的一部分”(P88),其主要原因恐怕不是萨缪尔森讲的“无限责任”——夫妻店也是无限责任却大量存在,而是社会信任资源稀缺。在信任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无限责任才会成为双方相互争夺利益、推卸责任的重要渠道之一。

  有人可能会想,照此推理,则股权分散的现代公司岂不是更加难以存在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分散的股东(所有者)的实际关系如何。在经济人假设下,如果这些分散的股东都掌握信息,参与决策,参与决策的执行——例如职工股份合作制,则股权越分散,目标冲突越复杂和强烈,企业越难以存在。中国目前有一些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而且改制以后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原因是合作者行为不完全符合经济人假设,不在每一个环节上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然,那些借股份合作制之名,强迫职工入股,职工又无民主管理权利的企业,也可在一段时间内存在。因为在这类企业里,普通职工无论是作为所有者还是作为工人都不掌握信息,不参与决策。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上市企业。由于股票市场追涨杀跌的股民既不掌握企业信息,又不参与决策,也不是企业职工,信息和权力实际上集中在少数大股东手中,则构成企业本质的矛盾可进一步简化为少数大股东之间的目标和利益冲突。然而,这些大股东并不亲自经营,更不直接参与生产分工,其相互间利益冲突被极大地简化了,简化为对企业重大问题和重要人事任免的决策,在这些问题上大股东间的利益一致性常常大于利益冲突性。这是股份制得以相对稳定的深层原因。事实上,大公司本质层的冲突主要并不发生在大股东之间,而是发生在董事会与总经理之间。因为总经理掌握着企业内外的全部信息,并以具体的决策落实着董事会的战略方针,有足够的自由度巧妙地运用董事会赋予的权力来谋取薪酬以外的个人利益,使企业经营出现所有者不愿意见到、短期内也难以察觉的问题。随着这一冲突的发展,近二十年来,欧美大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薪水直线上升。如果这些冲突继续发展,则这些庞然大物也照样有可能崩溃解体。1980年代中后期,美国金融界巨擘利用垃圾债券购并大企业时,大股东见钱眼开,高级经理人员成为内应,百年老店一夜之间易主,随之企业各利润中心被拆分出售,企业员工被大规模裁减,货品价格变相提升,消费者和企业员工都受到损害,企业长远利益也受到损害,得益的则是企业的原股东、高级经理和华尔街的金融大盗。为防止此类现象的蔓延,“从1980年代末至今,美国已有二十九个州(即超过半数的州)修改了公司法。新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服务,而不仅为股东(Stockholders)服务。”[1] 但是,我怀疑此类立法的可操作性。在恶性购并案中,我们看到,公司经理不但没有考虑利益相关者,甚至没有为股东服务。而大股东之所以能接受购并方案,也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这里,亚当·斯密的“利己即利他论”再次破产。这就是说,当一切经济人因素被完全释放后,股份制企业恐怕也难以兴旺发达,长治久安。

  企业是一个小社会,社会是人与人斗争与妥协、冲突与合作的场所,企业也如此。居于企业权力结构中心的所有者的目标固然构成企业的本质,但该本质并不是直接体现到企业的每一个现象上,而是通过一层层的矛盾体现为现象的。这一层层矛盾即是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与合作。所有者聘用一些人作副经理,副经理可以不断按照经理的意志被撤换,则副经理相对于所有者成为企业的现象;副经理任用一些人作部门经理,则部门经理相对于副经理成为现象,副经理在部门经理前成为企业的本质;这样,本质经过一层层的现象向外传递,到工人那里就成为每天工作的内容、数量、工艺规范的指令。现象对本质构成制约,副经理的意愿和能力对贯彻经理的意志构成制约;工人的工作意愿和能力对贯彻车间主任的意志构成制约;工资水平对工人的工作意愿构成制约;工具、原材料对工人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构成制约;市场行情对销售员的业绩构成制约;技术创新的可行性对研发人员的进度构成制约。但本质却决定着现象,通过撤换、评价、激励、命令、钻研、攻关,使企业的生产进度得以保证,市场得以打开,技术得以创新。本质和现象间的合作与冲突,正是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物之间的矛盾。

  因此,更进一步说,企业是一个以实现所有者目标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矛盾综合体。当所有者是全民或国家时,经营者是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时,该企业就是社会主义企业,如六十年代的鞍钢、大庆;当所有者是私人,但其目标也是社会利益最大化时,该企业就是理想主义者的企业,如欧文;当所有者是全民或国家,而其目标却是经营者利益最大化时,该企业就会成为贪官污吏企业,如我们今天的部分国有企业;当所有者是私人,其目标是私人利益最大化时,该企业就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企业。依据所有者构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实际状况,所有者与经营者与实际目标构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列出更多类型的企业。

  当然,从矛盾综合体的其他方面出发,企业还可以有各种分类标准。例如,单纯考虑现象,有服务型企业,生产型企业;有小企业,中型企业,大型企业等。比较有意义的是从现象和本质相对照来分类。有的企业权力结构严密,本质到现象的传递顺畅,但由于市场或技术突变,使企业陷入困境,我们可以把这一类企业称为实力型企业;有的企业则相反,内部管理混乱,但拥有独门技术或遇到了供不应求的市场,企业红红火火,我们可以把这一类企业称为机遇型企业。前一类企业的困难是暂时的,后一类企业的好运是暂时的。当然两类企业也可以相互转换。前一类企业如果遭遇困境,人心大乱,则一时的挫折就会成为永久的失败;后一类企业如果利用顺境,整顿内部管理,则一时的红火可能成为迅速成长的良好开端。但是,一般而言,居安思危难,处变不惊也难,因此企业发展总是呈现大起大落现象。能够持久发展的企业,一般都需要其所有者具备良好的个人修养和远见卓识,或者有相互配合的民主化决策机制。

  企业是个庞大而复杂的主题。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生产的黑暗,看不到企业的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因而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的本质看成是个人契约关系的一个连结,试图打开企业这个黑箱,然而其方法论上的缺陷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关于新制度经济学,我将在全书结束时作简要探讨。

  [1] 崔之元:《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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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来自《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经济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结构、上层建筑及其他方面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不断地缩小、萎缩,私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不断地发展壮大,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大量涌入,这就不仅引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特别是阶级结构的变化,而且必然引起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首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  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去看看 

7.脸被踹到粪坑里 - 来自《沧浪之水》

房子中间有一道布幔,晚上拉开就变成两间。岳母睡在门边的小床上,和我们脚对着脚。刚开始我晚上很难入睡,心里别扭得要命,过了几天也就习惯了,人还能不睡觉吗?过了几个月,晚上安静了些,有时候我心中有点动了,碰一碰董柳,她手朝门口指一指,我就算了。第二天我对她说:“昨晚上喊你你还不过来呢,还要我求你吧!”她说:“我以为你是开玩笑的。”我说:“那还要我写份申请书?”她说:“那你今天晚上再喊我。”到晚上熄了灯,她主动摸到我身边让我搂了,我搂了一会悄声说:“肚子饿了把馒头放在你面前,就是不准吃,你说这心里难受不难受?”她说:“你才是馒头呢……去看看 

晏式转型 - 来自《潜规则》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记载了一段晏子改规则的故事。晏子(名婴,卒于公元前500年)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贤臣,年龄大概相当于孔子的父辈。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为后世建立种种基本规则的所谓轴心时代,他的故事也蕴涵了这类规则问题。   故事说,齐景公派晏子去东阿当领导,在晏子领导东阿的第三年,齐景公把他召回来训斥了一顿。齐景公说:“我还以为你挺有本事呢,派你去治理东阿。现在你竟把东阿给我搞乱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处理你。”晏子的态度极好,立刻表示改正,他说:“请允许我改弦更张,换一个办法治理东阿。如果……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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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西方化普世文明:含义  一些人认为,现时代正在目睹奈保尔所说的“普世文明”的出现。那么普世文明的含义是什么?这一观点暗示,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更具体地说,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一些基本的但不相关的事情,一些相关的但非基本的事情,以及一些既不相关又非基本的事情。首先,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如把谋杀看作是罪恶;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体制,如某种形式的家庭。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浅层”……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