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佃农理论》

A.论述范围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推导出了一种分成租佃理论,用它来探讨在一种主要的土地租佃形式下资源配置的性质。分成租佃制是一种土地租佃方式,在该安排下,合约规定了每一时期佃农按其产出的多少缴纳一定比例的地租。一般说来,土地所有者提供土地,佃农提供劳动力;其他投入可由当事人任何一方提供。因此,分成租佃制也是一种分成合约行为,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两个或更多当事人为生产出某种相互同意的产出而把私有资源组合在一起,然后合约当事人根据他们所放弃的生产资源的某些权利来约定一个共同所接受的报酬比例,据此来分享实际的产出。该理论是根据标准的经济学原理推导出来的,可加以推广,用于分析研究相同资源所有制条件下的所有的土地租佃形式。

传统的观点是,分成租佃制会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1]本书将证明,无论是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经验上来说,这种无效率的观点都是一种错觉。在私人产权的条件下,无论是地主自己耕种土地,雇用农民耕种土地,还是按一个固定的地租把土地出租给他人耕种,或地主与佃农分享实际的产出,这些方式所暗含的资源配置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只要合约安排本身是私人产权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合约安排并不意味着资源使用的不同效率。本书将根据主要得自亚洲农业的观察资料检验不同理论的意蕴。

本书还要进一步探讨合约的选择和各种不同的土地租佃规定。我将试图证明,所观察到的租约安排是与选择理论一致的。但是,如果私人产权被弱化(attenuate)或否定产权的私有性,或者如果政府否决市场的资源配置过程,那么资源配置的效率便会不同。在同样的理论背景下,我还将在附录A中证明,有关隐性失业和二元经济的几种假说都是错误的,它们错误的根源在于忽略了土地利用的灵活性和没有考虑到相关的财产法。

本书的第二部分把分成租佃理论应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地租所占的比率受到政府规定的法定最高比率的限制。我将推衍出两个一般性的假说。一个假说与补偿性支付(compensating payments)和租佃权再安排(tenure rearrangements)有关,所谓租佃权再安排就是补偿性的合约再安排,它使政府控制最高地租比例的作法无足轻重。另一个假说与资源配置相关,该假说只是在补偿性支付和租佃权再安排被法律有效禁止时,才有意义。根据后一个假说,分成租佃理论意味着,如果政府减少地租在年产出中所占的份额,那么佃农耕地上耕作的集约程度就会增加。对资源重新配置的不同意蕴将用观察资料来检验。特别是,我将提供证据,证明在有效减租的情况下,与同样的资源用在其他地方相比,佃农耕地上土地的边际产出将提高,佃农投入的边际产出将降低。

尽管一些亚洲国家对地租所占份额都实行了同样的限制,我还是选择台湾作为本书第二部分的研究对象。这里有两个有利条件。首先,在台湾土地改革方案实行的第一阶段,在采取其他改革措施之前,就实行了减租。[2]因此,存在着这样一个三年期,在这期间,我可以撇开其他因素而只考察减租对资源重新配置的影响。其次,在台湾,减租条例及其实施是非常严格的,以至于它足以说明从分成租佃理论中所推衍出的某些重要意蕴。

B.台湾土地改革的性质与起因

在土地所有制的文献中,土地改革的定义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但这里所使用的“土地改革”这个术语只有一种简单的含义,即土地改革需要有土地所有权法律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影响财富分配或资源配置。

例如,在台湾,被大肆宣扬的土地改革并不是一觉醒来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对现有法律进行一系列精心的调整和不断实施的产物。1945年日本把台湾归还给中国后,中国有关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开始生效。这些法律(其关键的条款将在下一节讨论)自1949年4月起迅速地进行了修改。在随后的4年中,总共增加了350多项条款来界定台湾的土地改革。[3]尽管其过程很复杂,但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把台湾的土地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耕地三七五减租时期。三七五减租就是把地租在年收成中所占的百分比,从平均估计数的56.8%减少到统一的法定最高比例37.5%。在这个阶段,制定了两组法律条例。第一组条例包括18项条款,这些条款于1949年4月14日颁布并实施。②[4]

第二组条例包括31项条款, 于1951年6月7日颁布,准备1952年2月生效。①[5]虽然这两组条例在下面几章都将加以考察,但我将集中精力分析第一组条例的经济意蕴,因为我无法找到实际实施第二组条例的证据。

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是公有耕地放领阶段。②[6]该计划于1951年6月颁布,同年7月到1953年6月间实施。涉及的是国家拥有的、已经出租给佃农的那部分耕地。受该计划影响的耕地数量很小。③[7]第三阶段最为复杂,通常被认为是台湾土地改革的主要部分。它始于1953年1月,在这个阶段颁布和实施了“耕者有其田条例”。在该计划下,政府强制收购了私人土地所有者拥有的超过3公顷的土地。给予的补偿是所收购的土地的年总产量的两倍半,用发行土地债券和国有企业工业股票所得的款项来支付,被收购的土地再以同样的价格按所规定的小块出售给佃农,以无息分期付款方式分10年偿清价款。在这种强制性的土地重新分配之后,禁止个人之间的土地所有权的转让。①[8]台湾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都不包括在本书论述的范围内。

尽管这些改革条例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但却可以分辨出两个共同的政策意图。第一是从政策上对租佃制发起攻击,攻击的方式是为“保护”佃农而干预合约条款,或完全废除分成租佃制。第二是为了佃农的利益而强制重新分配财富。台湾的立法者和主张改革的官员可以很容易地为他们的改革措施辩护,其中一位宣称现有的财产制度完全过时了:

台湾土地改革的实施正当其时。时机很合适,因为地主当时已经老而无用了,土地所有制已经成为工农业发展的障碍…由于耕地有限和所有制不合理,农业就业不足已成为严重的问题。②[9]

所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是,租佃制下的农业,特别是分成租佃制下的农业,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而在经济上无效率。①[10](1)土地租佃合约通常都是短期的或非永久性的,这使佃农丧失了安全感,从而导致无效率。(2)分成合约挫伤了佃农种田的积极性,因为生产出的每一单位产量都有一部分作为地租交给地主。(3)由于地主规定的地租过高,佃农没有能力进行投资。

改革者提出的第三个理由是,佃农受到地主的剥削。他们宣称,分成合约除了要求佃农缴纳高额的地租外,还是一种剥削的工具。然而,他们为支持这种剥削论点所列举的证据,或许是与租佃制无效率的主张相矛盾的:例如,地主常常在合同中规定佃农要提供种子和肥料,并要求他们努力工作。①[11]

我们觉得很难把这些理由视为土地改革的原因。观念与现实之间是存在着巨大差距的。②[12]制定和实施新的法规是要付出代价的。毕竟,早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人们就已经觉察到了相同的土地问题。③[13]但是,为什么台湾的土地改革只是在战后才进行呢?台湾、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土地改革法规极为相似,而且都是在1946到1950年期间颁布实施的,这会使人不禁认为,这些改革是由美国的影响而推动的。④[14]但这种外国影响充其量只能解释亚洲战后为什么这么快地进行土地改革。具体的改革政策是否出自美国之手,是值得怀疑的。从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发展上看,我们发现,与“耕者有其田”相类似的改革,中国在18OO年以前就已多次(在短期内)实行了,欧洲一些国家在19世纪也实行过,为什么会实行这种措施,这是个谜,我不打算在本文中去解这个谜。

C.改革前的土地法

在开始讨论正式的佃农理论以前,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台湾 1949年以前耕地所有制的性质。这是改革的第一阶段强制实行减租要改变的制度。①[15]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关私人耕地的法律上:私人耕地总共有672 000公顷,其中56%是在租佃制下耕种的。②[16]中国法律中使用“私人所有权”这个术语意味着在使用某些权利时的排他性。③[17]私人耕地所拥有的主要所有权是耕种土地的权利,即“施以劳力资本为土地之利用”(第80款),④[18]因此,耕作的权利就是生产农业产品以获得收益的权利。①[19]这种权利的空间或范围在民法典第 832条和第851条中有详细的说明,包括地上权。根据这些条款,拥有土地的时间范围或长度是永久性的。

在转而讨论有关产权转让的法规(这些法规对于理解租佃制下的资源配置是很重要的)时,我们遇到了一组较为复杂的法规。这些法规可以简化为:

完全的转让

根据改革前的土地法,土地所有权是不能自由转让的;即,地主不能把其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他所选定的任何一个人。但实际上,土地所有权的转让几乎是不受限制的。法令条款规定“私有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以承受后能自耕者为限”(第30款)。②[20]但由于能够耕种的承受人可以不必自己亲自耕种,实际上这些规定对完全转让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法律上的限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限制是,在租佃制下,佃农有购买所承租土地的优先权。但是佃农被要求支付给地主“报价同其他人相同的价格”。①[21]这个条件实际取消了佃农的优先购买权,因为为了行使这种权利,佃农必须接受任何其他人报的最高报价才能获得土地。实际上,地主(即出租人)如果想歧视性地出卖土地的话,他可以虚假地造成高价格。总之,对完全转让的限制可以忽略不计。

抵押和永久性出租

中国民法典中规定的是土地权而不是所有权,土地权包括抵押、永佃(yungtien)和典当(dien),它们本质上都是转让之权而不是耕种之权。后两个术语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称永佃权者,谓支付佃租永久在他人土地上为耕作或牧畜之权(民法典,第842条);永佃权人得将其权利让与他人(民法典,第843条),永佃权人不得将土地出租于他人(民法典,第845条)。

简言之,永佃就是一种有条件的永久性租借,如果“永佃权人,积欠地租达两年之总额者,土地所有人得撤佃”(民法典,第846条)。

称典权者,谓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之不动产,而为使用及收益之权(民法典,第911条)。典权人得将典权让与他人(民法典,第917条),或典权存续中,典权人得将典物转典或出租于他人(民法典,第915条)。典权定有期限者,于期限届满后,出典人得以原价赎回典物。出典人于典期届满后,经过二年,不以原典价回赎者,典权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权(民法典,第923条)。

因此,典当是一种类似于抵押和租借的权利转让的安排。

普通出租

永佃和典当是所有权的转让,可视为土地出租的特例。下面转而讨论一般情况,租借耕地指的是“以自任耕作为目的约定支付地租使用他人之农地者,为耕地租用”(第106条)。改革以前的土地法中,下面一些条款值得予以注意:

第1O8条。承租人经出租人承诺,仍不得将耕地全部或一部转租于他人。

第109条。依定有期限之契约租用耕地者,于契约届满时,除出租人收回自耕外,如承租人继续耕作,视为不定期限继续契约。

第114条、当出租人想收回该土地自己耕种时,依不定期限租用耕地之契约都可以终止。  

第117条。收回自耕之耕地再出租时,原承租人有优先承租之权。

上面的条款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第一,禁止转租(第108条)。但这并不能防止像联合租佃那样隐蔽的转租形式。第二,出租人如果自己耕种其土地的话,他可以终止租佃合约(第1Og、114条)。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租约的期限,因为“所有者自己耕种”这个术语含混不清,以至于可以理解为允许雇用农业工人来耕种其土地。人们正是常常把租佃“不安全”归罪于这一规定,使人们有理由谴责土地法过时了。第三,尽管对原有的承租人来说有承租的优先权,但却没有对出租人续订合约时修改原条款的权利作任何限制。限定地租额的条款可以在改革前的土地法第110条款中找到。该条款规定“地租不得超过地价的8%”。但是据法律制定者说,‘在环境的作用下,这条规定从未得到执行”。①[22]由此导致了这样一种看法,佃农完全得不到保护,受到了地主的剥削。

投资权的转让与界定

对土地上的投资和对出租人所拥有的依附于土地的其他资产的投资,都受到中国民法典保护。

民法典第432条。承租人应以善良的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赁物。租赁物有生产力者,并应保持其生产力。

承租人违反前项义务,致租赁物毁损,灭失者,负损害赔偿责任。但依约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质而定方法为使用收益致有变更或毁损者,不在此限。

民法典第462条。耕作地出租,附有农具,牲畜和其他附属物财者,当事人应于订约时,评定其价值,并造一份表明它们各自价值的存货清单,由双方签名,各执一份。……如因可归责于承租人之事由而灭失者,由承租人负赔偿之责任。

民法典第445条。不动产之出租人,就租赁契约所生之债权,对于承租人之物置于该不动产者,有留置权。但禁止扣押之物,不在此限。

因此最后一条款的附属条件为法令的第118条:

出租人对于承租人在耕作上所必需的农具,牲畜,肥料和其他农作物,不得行使民法第445条规定之留置权。

承租人在土地上的投资是受两项法令条款保护的:

第119条。于保持耕地原有性质及效能外,以增加劳力资本之结果,致增加耕地生产力或耕作便利者,为耕地特别改良。

前项改良,承租人得自由为之,但特别改良费之数额应即通知出租人。

第120条。因契约终止返还耕地时,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要求偿还其所支出前条第二项耕地特别改良费,但以其未失效能部分之价值为限。

以上条款,清楚地界定了生产投入物的所有权而不是土地的所有权。应该注意的是,上面第120条没有明确地将承租人进行的特别改良带来的资本收益给予承租人。当然,可以通过调整租赁合约条款,来使其得到补偿。

我们现在能够简单地概括一下台湾土地改革以前私人耕地所有权的性质。尽管不允许私人享有依附在土地上的矿产权,但耕作权是界定清楚和排他性的。出租人或承租人都可以对土地进行投资,而且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资源的所有权都是界定清楚的。土地占有权(land tenure rights)的转让可以有完全转让,即永佃。典当即抵押和土地出租等多种形式。在土地出租的情况下,对无论哪一方所作的农业投资给予的补偿性支付,是没有限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受台湾土地改革第一阶段影响的农业资源,称为私人产权体制下的资源。①[23]

[1]①除古典经济学家外,持分成租佃制资源配置无效率观点的现代经济学家有:希克尔(Rainer Schickele),“Effect of Tenure Systems on Agriculture Efficiency”,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41年2月);黑迪(Earl Heady),“Economics of Farm Leasing Systems”,Joural of Farm Economics(1947年8月);黑迪和凯尔伯格(Earl Heady and Earl Kehrberg),“Relationship of Crop-Share and Cash leasing Systems to Farming Efficiency”,Research Bulletin(Iowa State College Agricultural Expriment Station,1952年 5月);伊萨威(Charles lssawi),“Farm Output Under Fixed Rentsand Share Tenancy”, Lund Economics(1957年2月);乔治卡-罗杰(N.Georgescu Roegen),“Economic Theory and Agrarian Economics,Oxford Economic Papers(1960年2月);森(Amartya K.Sen),“Peasants andDualism with or without Surplus Labo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my(1960年2月)。

但也存在着例外。例如,约翰逊(D.Gale,Johnson)在其文章(“Resource Allocation under Share Contrac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0年4月)中是不接受无效率的观点的,尽管在他文章的模型中支持这种观点。巴克和布雷(John Lossing Buck and James O.Bray)反对这种土地租佃制无效率的观点,因为在分成合约情况下对土地使用的观察不能证明传统理论。参见,巴克,“Chinese Farm Econom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以及Bray,“Farm Tenancy and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e: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od Research Institute Studies,(1963年)。我们将在第3章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2]①例如在菲律宾,减租是与强制性的土地重新分配方案同时实行的。参见,Fraste Bull“Philippines Land Reform,1950-1958”,International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USOM/Philippines(Manila,1958年)。

[3]①参见陈诚,《台湾土地改革》(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1年),第181-292页。

[4]②参见汤惠孙,《台湾之土地改革》(台北,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954年),第221—223页。这组条例的名称是“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1947年,中国大陆的几个省也推行了同样的减租办法。

[5]①参见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第191——197页。参见汤惠孙,《台湾之土地改革》,第224-228页。这组条例的名称是“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其实施规则是1952年2月2日制定的。参见,汤惠孙,《台湾之土地改革》,第228——229页。

[6]②参见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第199一212页。

[7]③参见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CRR),“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关于中华民国土地改革的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综合卷,油印稿,1965年,第3章。

[8]①对“耕者有其田条例”实施情况的最全面的记录,参见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第202-292页。对该法律的发展与实行的复杂性,可以参见“年度报告”,第4、5章。

[9]②T.H.Lee,《台湾土地改革对农业发展和农业就业的影响》(台北,中美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油印论文63-RED-M-176),第1-2页。

[10] ①这些观点可以在以下文献中找到:Yen-tien Chang,《台湾的土地改革》,油印报告第1号(台中,农业经济系1954年);陈诚,《研究中国土地改革的一种方法》(台北,台湾中华书局),第1章;陈诚,《自由中国的土地改革》(台北,《自由中国评论》,1953年),第1章;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1年),第1、2章;萧锋,《中国土地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台北,中国土地经济研究所,1953年);JCRR,“年度报告”,第1章;Sidney Klein,The Pattern of Land Tenuure Reform in East Asiaafter Whrld War II(New York,bookman Associates,1958年),第 1、3章;潘廉方,《台湾土地改革的新观念》(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协会,1957年);汤惠孙,《台湾之土地改革》,第1、2章;HS.Tang and S.C.Hsieh,“LandReform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in Land Tenure,Industrializtion and Social Stability:Experience and Propests in Asia,ed.W.Froehlich(Milwaukee,Mrquette University Press,1961年),第 114-142页;Young-Chi Tsui,“Land-Use Improvement:A Key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Taiwan”,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1962年5月)。但这些文献都没有提出一个规范的分析框架。有趣的是,研究租佃制的学者好像都持有相同的观点。

[11]①参见前一个脚注。

[12]②尽管如此,仍需要找到证据证明农民要求改变现有的产权制度。据我所知,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只有在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时农民才会举行起义:(a)产权几乎不能实施;(b)税捐特别高;(c)由于土地的相对价格上升,通货膨胀使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地主。

[13]③例如,参见下面的文献:Tang-Yuen Chen,《中国的土地租佃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18章。Ro Nagamu、《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上海,Kuo KWong,1934年);陈瀚生,《中国的土地所有者与农民》(上海,Kelly and Walsh,1936年);中山教育系,《中国地租问题论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康林浩,《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Richard H.Tawney,《中国的土地与劳力》(伦敦,C.Allen andUnwin,1937年);太平洋关系学会,《农业中国——中国学者资料选》(上海,Keily and Walsh,1938年);Quan-Chung Yu,《中国的土地制度和条例》(四川,国立四川大学,1944年),第1、2卷;以及Yet-Sen Sun的著作。

[14]④对这些改革的一般性讨论,可以参见:Sidney Klein,pattern ofLand Tenure Roform;Froehlich Land Tenure;Kenlleth H.Parsons,“Land Reform in the Postwar Era”,Land Economics(1957年8月);Ervin J.Long,“The Economic Basis of Land Reform In Underdevelopment Countries,”LandEeconomics(1961年5月);Elias H.Tuma,“The Agrarian-Based Development Policy in Land Reform ”Land Economics(1963年8月);Doreen Warriner,Land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Cairo,National Bank of Egypt,1955年)。但是,这些讨论没有充分说明财产法的变化何以是土地改革的基础。日本的情况极为复杂;参见R.P.Dore,Land Reform in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年);Takekayu Ogura,ed.,AgriculturalDevelopment in Modern Japan(Tokyo,Japan FAQ Association,1963年);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Agricultural Land Reform Legislation(Tokyo,1949年);Supreme Commander Allied Powers,Natural ResourcesSection Report No.79,Farm Tenancy in Japan(Tokyo,1947年);NaturalResources Section Report No.127,Japanese Land Reform Program(Tokyo,1950年)。关于南朝鲜的情况,参见C.C.Milchell,“Land Reform inSouth Korea”,Pacific Affairs,vol.22,No2(1949年 6月)。关于菲律宾的情况,参见Bull,“Philippine Land Reform”。关于越南的情况,参见J.P.Gittinger,“Vietnamese Land Transfer Program”,Land Economics(1957年5月)。关于伊朗的情况,参见B.H.Kristjanson,“The Agrarian-BasedDevelopment of Iran”,In Economics(1960年2月);以及V.WebsterJohnson,“Agricultur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ran,Land Eeconomics(1960年11月)。关于伊拉克的情况,参见Warren Adams,“Reflections ofRecent Land Reform Experience in Iraq”Land Economics(1963年11月):以及 M.H.Hashimi Rasool and Alfred L.Edwards,“Land Reform In Iraq: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Land Economics(1961年2月)。但是,在关于台湾土地改革的文献中,我没有找到一处文献明确指出是美国促使其改革的,而在其他地方,美国促成土地改革的作用是明显的。例如,参见J.P.Gittinger,“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Agrarian Reform in Underdeveloped Nations,Land Economics(1957年 8月)。

[15]①台湾战后时期土地改革以前实施的土地法,是1930年6月30日由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1936年3月1日生效,1946年4月29日修订。但是,中国关于私人耕地的土地法在1930年以前很久一直没有变化。1930和1946年对土地法的修订主要是增加了歧视外国人的条款和保护将来国家利益的预防性条款。由此,在民国政府统治下,财产制度方面没有进行多大的改变。下面引述的条款见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第133-190页。这些条款的中文版见国家土地局,《土地管理条例》(中国,国民政府,1947年)。

[16]②JCRR,“年度报告”,第8页。

[17]③我们可以把权利看作是对资源进行决策的有限的权力。这种决策的权限通常具有上的现值。

[18]④为了避免含混不清,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劳力”(labor)和“资本”(capital)看作是物质投入实体。

[19]①以其他方式利用土地是不允许的。例如,“附着于土地上之矿物,即便是正式获得了,也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第15条)也可以参见第12、13条。

[20]②转让给外国人是禁止的(第17-24条)。

[21]①参见第33、107条。

[22]①参见陈诚,《台湾土地改革纪要》,第7-18页。

[23]①参见 Ronald 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The Journalof Law and Eeconomics(1960年10月);以及 Armen A.Alchian,“Some Eec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mimeographed(Santa Monica,The Rand Comoration,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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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生死轮回无常——死者生,生者死 - 来自《走向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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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章 观念通论以及观念底起源 - 来自《人类理解论(第二卷)》

1 观念是思维底对象——人人既然都意识到,自己是在思想的,而且他在思想时,他底心是运用在心中那些观念上的,因此,我们分明知道,人在心中一定有一些观念,如 “白、硬、甜、思、动、人、象、军、醉,”等等名词所表示的。在这里,我们第一就该问,他是如何得到那些观念的?我知道,按传统的学说来讲,人们一定以为,人在受生之初就在心中印了一些天赋的观念和原始的标记。不过这个意见,我已经详细考察过了;而且我想,我们如果能指示出理解如何可以得到一切观念,而且那些观念又由什么方式、什么层次进入人心,则我前边所说的,一定更容易得到人底承认。……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