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理论

第三章 有关分成租佃制的传统观点和对可选择假说的检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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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是由于传统孕育出了一些错误观点的话,早期的经济学家或许早已得出了前一章中所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特别是,人们常把分成租佃制比作从价货物税。由于在分成租佃制下,所生产的每一单位产出都有一部分被视为地租,它给人们的印象是与从价货物税相同,即所生产的每单位产出都有一部分被地主(或政府)“征收”走了。人们认为,分成租佃制与定额地租或自己耕作情况下的产出分配是不一样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耕作者获得了所增加的全部产出。因此,由于佃农没有动机在所承租的土地上进行更多的投资或更努力地工作,分成租佃制被认为会导致较为粗放的耕作,因此,耕作效率较低。①[1]

要证明把税收分析应用于分成租佃制(此后将称之为“税收-对等”分析)是错误的,并不困难。这种分析引出的假说忽视了几个问题。在税收-对等的分析中,学者们通常没有认识到,在分成租佃制下,地租分成的比例和所承租的面积并不是神秘‘确定”的,而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而且,这些学者没有详细说明他们赖以建立其假说的土地所有制的性质。让我来澄清这些问题。

首先,尽管一些古典经济学家讨论了土地的分配问题,但他们并没有把它放在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中来分析(参见本章A节)。从马歇尔(Marshall)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忽略了地主把自己的全部土地分给几个佃农耕作的可能性(参见本章B节)。尽管这在分析货物税时有正当理由,但在分成租佃制下,这样做却忽略了土地成本和土地分配。其次,分成地租的比例通常被认为是给定的。但在分成租佃制下,地租比例通常是一种酌情处理的变量。第三,就税收而言,政府并不会为了财富最大化而签订合约。换言之,税收-对等分析未能对分成合约中的条款加以明确的说明。而在分成合约的条件下,合约一旦形成,合约当事人就必须共同遵守这些条款。

如果不首先详细说明资源的产权性质,我们是不能分析一个人使用资源的方式的。的确,对佃农来说,一旦上地的面积与地租率通过合约固定下来,他会比耕作自己的土地用力更少,投入更少。但在土地归私人所有的条件下,地主财富最大化的动机并不会减弱。在这里,我再重复一下上一章提出的结论:无论是地主规定佃农对土地进行较多的投资,而征收较低的地租率,还是地主自己对土地进行投资,而向佃农征收较高的地租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投资会导致较高的年地租额,就会进行投资。

不过,说分析分成租佃制的所有早期学者都被税收-对等分析欺蒙了,都得出了在分成租佃制下资源使用无效率的结论,那会使人产生误解。一些学者是那样说的,另一些学者则对此结论表示怀疑,还有一些学者似乎完全放弃了税收-对等分析。实际上,考察一下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献就会发现,甚至他们的错误有时也极为有趣,而且他们的洞见有时是极为深刻的。①[2]

A.古典观点

亚当·斯密在讨论法国的分成佃农(metayers)时写道,请注意,分成佃农“在英国,这种制度早已废止,所以,我现在不知道用英文如何称呼他们”。斯密认为他们是继“古代奴隶耕作者之后”的一种农民。①[3]关于分成租佃制的生产性质,斯密写道:

不过,在分成租佃制的条件下,土地仍然得不到改良。地主可以不花一点成本而分享土地产出的一半,这样,留给佃农自己分享的自然不多。在这一部分所能节省的更是有限。对佃农来说,他决不会愿意用这有限的节余来改良土地。教会的什一税,不过抽去了产出的1/10,已是土地改良的极大障碍。因此,抽出产出的一半,一定会不利于土地的改良。②[4]

尽管斯密用什一税来类比分成租佃制可能会使后来的学者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误入歧途,但他把分成租佃制放在历史背景中讨论还是有意义的。斯密没有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分成租伯制本身上,而是以一整章的篇幅试图对土地所有制的演进过程作经济上的解释。①[5]

按照斯密的观点,先于分成佃农的“奴隶”耕作者的生产率更低,因为“无法获得任何财产的人,关心的只是吃尽可能多的东西,干尽可能少的活儿”。②[6]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分成佃农取代了“奴隶”。因为,在斯密看来,分成租佃制也是有缺陷的,所以他宣称,分成佃农非常缓慢地被农民所取代,这些农民“耕作土地的资本是自己的,但要向地主缴纳固定的地租”③[7]。尽管就定额租约(农民)和分成租佃合约来说,斯密更偏爱前者,但他却对租约期满给农民造成的“不安全”问题感到不安全。“就连这种农民的租地权,在很长时期内也是极不稳定的。今日欧洲有许多地方的情况仍是如此”。④[8]他鼓吹采用“保障最长租期使不为各种承继人所妨害的法律,”据他所知,这种法律“是英国所特有的”。①[9]因此,在斯密看来,英国的土地出租安排(即缴纳固定地租而终身保有土地)要比欧洲其他地方的更为先进。②[10]

尽管“经济效率”的含义直到最近仍未阐述清楚,但斯密在分析土地占有权制度的发展时以资源有效利用为基础的思想仍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他所使用的方法并没有结出丰硕的成果。一旦财产法对市场竞争界定了一组具体的约束条件,就可能存在资源利用效率相同的多种合约安排形式(人们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合约,是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当这些财产法改变时,合约安排也会改变。因此,分析土地占有权发展的适当方法,是考察财产法的变化,而不是像斯密所做的那样,通过考察似乎有缺陷的土地出租安排来解释法律的变化。

所以,斯密错了。他主张“奴隶”耕作是极大的浪费的观点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他主张从历史上看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分成佃农逐渐地被定额租约农民所取代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只需指出,分成租佃制并没有被定额租约制所取代,即使在美国,同样的分成合约在零售店、美容院、加油站、公共娱乐场所甚至受管制的石油业和渔业中也十分普遍。实际上,斯密,还有后来的穆勒(Mill)和马歇尔(Marshall)所观察到的英国极少见到分成租佃制的情况,很可能是实行终身保有不动产的制度造成的。在这种制度下,法律规定必须签订终身租约。在永久性租约下,实施分成合约的成本可能很高,以致这种合约不受人们欢迎。因为,解除分成合约是一种保证佃农有良好表现的有效方式。

当然,要评价斯密对后来研究分成租佃制的学者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困难的。撇开税收-对等的论点不谈,渗入后来英国学者思想中的信念是:英国的(定额税约)制度要比其他地方的租约安排更先进,更有效率。这种信念随后又被阿瑟·扬(Arthur Young)的著名的《游记》增强了。

扬是农业部的秘书和皇家学会会员,被誉为英国农业专家。他在《1787、1788和1789年法国游记》一书中,几乎每次提及分成佃农,都要予以谴责。①[11]关于分成租佃制度,扬写道:

我说不出一句赞扬分成租佃制的话,而反对这种制度的理由则成千上万……这是出租土地的所有方式中最差的一种。在这种方式下,被欺骗的地主获得一点点可怜的地租;农民处于最贫穷的状况;土地耕作极端无效率;国家与合约当事人一样遭受严重损害……这种租佃制在哪里流行,那里的人民就理所当然地陷于贫困无依的悲惨境地。①[12]

但是,在100年后的1892年,出版的扬所著的《游记》,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编者是贝瑟姆-爱德华兹(Betham-Edwaras)小姐,此人是法国出版通讯的作者和干事。她随意删除了扬谴责分成租佃制的大部分话语。②[13]在这个版本中,据我翻阅,只保留了有关分成租佃制的一段话,扬在这段话中宣称,分成租佃制“只能让人永远贫穷和上不起学”。对此,贝瑟姆-爱德华兹小姐加的脚注是:“分成租佃制是一种乍看起来十分复杂的制度安排,但必须把它视为导致法国农业兴旺发达的极为重要的因素”。①[14]

贝瑟姆-爱德华兹不是向扬的观点挑战的惟一编者。马克斯威尔是1929年版《游记》的编者,他以长长的编者按语②[15]对扬的观点作了许许多多的修正。马克斯威尔根据许多资料指出,在扬的时代,法国政府对葡萄种植实行管制,赋税沉重,路易十四战争后果严重,法国大革命前夕政治动乱频仍。无疑,扬不会不知道所有这些事实,但——即使是我们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法国农业“一团糟”——要弄清扬为什么把分成佃农指责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惟一原因却很困难。③[16]

尽管扬只是泛泛地谴责分成租佃制,我们在他的著作还是找到了一个确凿的证据,这个证据与在分成租佃制下土地利用无效率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与英国相比,法国地租较低。①[17]按照税收分析方法,对土地所承担的非土地投入,在分成租佃制下要比在定额租约下少,因此,在土地面积相同的情况下,支付给地主的地租就会较低。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a)土地较为贫瘠(扬对这点的讨论是模糊的),或(b)佃农投入的成本(或工资率)较高(由于分成佃农“极为贫穷”,扬会否认这一点),那么地租就会较低。但实际上,其他条件并不相同。在那个时代,除了政治不稳定和对农耕进行管制(这很可能会阻碍人们对土地的投资,从而导致地租下降)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或许是,据报道,对分成佃农课征的赋税非常沉重。②[18]在分成佃农其他收入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对分成佃农课征较高赋税就要求地主为了使佃农留在土地上工作而采用较低的地租率,这便意味着每英亩土地的地租较低。

尽管扬可能让感情搅乱了判断,但他的一些论述向后来的学者暗示,如果竞争的约束条件相同的话,那么定额租约和分成租约会导致同样密度的非土地投入。特别是,扬指出分成比率在各个地方是不相同的,土地规模的划分是与人口压力相关的。①[19]但据我所知,后来进一步详细研究过分成租佃制下土地分配情况的经济学家,只有琼斯(Richard Jones)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

琼斯在他1831年所写的著作中,不仅完全重复了斯密关于租约安排的观点,而且重复了斯密的结论,但琼斯详细论述了如何通过土地规模的划分来调整劳力投入。②[20]琼斯拥有更多的资料,并认可扬的观察,他写道:

尽管分成佃农名义上是支付同样的地租率,但其得到的产出份额可能因以下原因而减少。一是他承担的公共负担(burthens)较大,二是他所承租的佃田(metairie)面积较小。我不知道法国的分成佃农由于第二个原因而遭受了多大损失……。①[21]

在谈到意大利的分成佃农时,琼斯接着指出:

人们会发现,分成佃农总是准备接受土地的再一次分配。……就像我们在法国所看到的情况那样,他们的人口通常会不断增加,直到生活资料的减少使其停止,或者更为常见的是,地主拒绝再次分配土地而使其停止,因为劳力供应已超过了他们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一点。②[22]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会希望琼斯接下来说,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相对于土地投入而言,非土地投入的密度在分成租佃制下与在定额租约或所有者自己耕作的情况下是相同的(或产出同样高地但是琼斯并没有这样说,而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即便与……农奴相比较,分成佃农与地主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有利的方面……,这种关系也存在着其特有的严重不便之处。耕作产出上对立的利益,会破坏改良土地的几乎每一种努力。①[23]

在这里,很难说琼斯的结论是否与他前面的论述相矛盾。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对土地的改良或他们所称的在土地上的“储备”,似乎都意味着对土地的“投资”,但它们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则不清楚。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投资就是在时间上对消费的平衡,即:为了将来的利益牺牲现时的消费。当一个人为了明天收获谷物而今天耕地、锄草和搬运走石头时,这个人就正在投资。在一般的经济分析框架中,投资回报是以不同的时间期限来处理的。一项工作是由一个人来做,还是由一匹马来完成,是靠施用更多的肥料,更好地进行灌溉还是利用其他资产,从概念上说都是一样的。我们所强调的是,在没有时间的投入-产出模型中,是谈不上投资的。因此,按照我们的理解,一方面说劳力投入的密集度(它可以用于改良土地)能够自由调整,同时又说“对立的利益会破坏改良土地的几乎每一种努力”,的确是相互矛盾的。

但是,对琼斯和他的同时代人,甚至穆勒以及他之后的学者来说,就“土地改良”或“投资”这一概念,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是模糊不清的。首先,他们没有把某个时点的耕作投入与长期的投资区分开。因此,总是搞不清他们指责的是产出分享,还是非永久性租约。其次,他们不是把劳力投入和非劳力投入看作是在生产中起不同作用的不同物质实体,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不同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劳力”是“短期的”,非劳力是“长期的”,土地的“改良”只用“资本”来完成,而不需要使用“劳力”。

不过,即便是这样模糊地使用术语,琼斯也应意识到,既然“劳力”是可以调整的,“资本”也可以进行调整,或“劳力”能与“资本”交换。但是,琼斯没有意识到这些。实际上,人们不得不推测,他那突兀的结论不是出自逻辑的推理,而是来自英国的制度较为优越的先入之见。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如果琼斯考虑到早于他50多年的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对意大利分成佃农的描述,他是否会改变他自己的结论。西斯蒙第本人就是分成租佃制地主,当然会赞成这种制度。他写道:

分成租佃制……比任何其他制度都更有助于使较底层的阶级得到幸福,有助于提高土地的耕作水平,有助于在土地上积累大量财富。……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如同关心自己的土地那样关心他所耕作的土地。……由此而在土地上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发明了许多先进的轮作方法,许多巧妙的耕作方式,……在一块面积不大的、贫瘠的土地上聚集了大量人口,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这种耕作方式既有利于土地本身,又有利于农民。①[24]

这种对分成租佃制的高度赞美与扬的谴责是完全对立的。但直到穆勒考察这一制度时,两方面的意见才得到了综合。②[25]

在出色地对有关文献作了概括之后,穆勒指出,“分成租佃制受到了英国权威人士的粗暴对待”③[26]。穆勒宣称,“英国著作家对这种制度的肆意谩骂,是以极端狭隘的见解为根据的”。④[27]穆勒自己的分析实质上是对琼斯观点的修正,更为明确地也把劳力的投入和土地的改良看作是两种从概念上说不同的事情。

穆勒引用和接受了斯密关于分成地租类似于税收的观点,因而,他感到,分成佃农不会对“改良土地”感兴趣。①[28]所以,在这种制度下,“凡是需要资本支出的改良,都非有地主的资本不可”。但是,“习惯”成了“改良的一大障碍”。②[29]关于劳力投入,穆勒有时认为“不够充足”,有时又认为“可能太多”,这乍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穆勒说:

分成佃农的劳动积极性要低于自耕农,因为他只获得其劳动成果的一半,而不是全部。我猜想这一半产出足以充分维持他的生计。是否如此,取决于土地再次分配的程度,又取决于人口原理的作用。……有的地主会起阻碍作用,不同意对土地进行再分配。不过,我并不以为这种阻碍作用有多么重要,因为,土地即使不再分配,也能负担过剩的人手,因为只要人手的增加使总产出增加(情况几乎总是这样),获得一半产出的地主就会成为直接的受益者,而一切不利因素则由劳动者来承担。①[30]

应该指出两件事。首先,在这段引文中,穆勒假设,对分成佃农来说,不存在任何通行的工资率或其他可供选择的收入,甚至未说明维持最低生活的收入是不是对土地再分配的一种限制。事实上,不说明报酬递减规律,就很难达到任何均衡。②[31]其次,关于“土地的改良”,穆勒并没有让它们通过调整地租率来进行——尽管他非常清楚有不同的地租率。③[32]

穆勒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是由于他并没有宣称要对这个主题进行经济分析。他一开始就指出,在欧洲,分成租佃制是由习惯而不是由市场竞争来约束的,④[33]因此,“当产出不按可变的合约,而是按固定的习惯分配时,政治经济学就不需要研究分配法则了”。⑤[34]穆勒是从谁那里获得习惯决定分配的思想的呢?是从西斯蒙第那里:

(各种投入义务的)这种关系常常是合约的主题,合约规定分成佃农所应提供的某些劳务和所应临时支付的某些款项;但不同合约所规定的义务差别很小;习惯支配着所有这些合约,合约中没有写明的事情也依照习惯来定。有的地主试图违背习惯,征收高于邻人的地租,不以产出的平均分配为合约的基础,这样的地主会受到人们的嫌恶,肯定找不到诚实的入作他的分成佃农。因此,所有的分成租佃合约可说是完全一样的,至少在同一地区是一样的,既不会引起找工作的农民之间的竞争,也不会使某些农民提出比另一些农民低的耕作条件。①[35]

上面所描述的合约条款基本上蕴含在佃农理论中,而且正如我们将要更为详细地考察的,它们与中国分成合约中的条款十分相似。但是,说分成租佃制“决不会引起人们的竞争”是错误的。实际上,西斯蒙第所想象的对合约当事人的约束,是竞争本身施加的约束。

我们要问:为什么把分成合约的条款看作是由“习惯”决定的,而不是由竞争决定的呢?我认为,答案是,分成合约中没有明确规定要素的价格。①[36]在定额租约或工资合约的条件下,不仅土地的地租价格或工资率可以用条款清楚地表示,而且合约当事人可以通过支付足够高的价格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源量。在分成合约的条件下,价格机制是通过调整地租率和土地与非土地投入的比例来运作的,这不仅给人们造成市场价格机制不存在的印象,而且也给人们造成了由合约当事人共同规定的投入密集度是“固定的”印象。西斯蒙第和穆勒未能意识到,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承租土地面积的减少要么表示工资率的下降(或非土地投入成本的下降),要么表示土地的地租价格上升;或者地租率的下降,要么表示工资率的上升,要么表示土地的地租价格下降。而且,相对要素价格在市场上的变化,在分成合约中可以通过几个方面加以灵活的调整,调整得太灵活了,以至于会给人以固定不变的印象。例如,工资率提高50%,在工资合约中会非常显眼;但在分成合约的条件下,同样的增加幅度则可以通过稍稍降低地租比例,稍稍减少劳力的投入以及稍稍增加土地面积来完成。

因此,穆勒未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必须承认,面对各种不同的观点,他能作出以下判断是相当机智的:

如果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分成租佃)制度真的像西斯蒙第——他是个出色的学者,知识渊博——所说的运行得那么好,如果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佃农所承租土地的面积,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几百年来都未发生变化,那么,在改良农业的借口下,通过货币地租和资本家农民(capitalis farmers)制度,来破坏这种远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幸福的农村状况,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①[37]

B.新古典观点

一些分析上的缺陷阻碍了古典学者就分成租佃制下的资源利用得出一般的解。除了前面提及的概念上的模糊外,古典学者也没有把地租视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①[38]而且,达致均衡所需的边际分析也模糊不清。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分析分成租佃制时,这些不足并没有妨碍他。然而,虽然在马歇尔之前,西斯蒙第和穆勒并没有把重点放在税收一对等分析方法上,可是,马歇尔却重新捡起了这种方法,可能是因为把分成租约条件下的地租比作税收,非常适合于他的边际的分析。②[39]即使采用这种方法,马歇尔在脚注中也几乎获得了正确的解。

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两章中脚注的思路,③[40]我们可以推导出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所使用过的图形,在本书中即图4,并作了较详细的说明。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设佃农推一的投入是劳动。在图4中,佃农的劳动t用横轴来度量,表示佃农在一块给定的土地上的劳动边际产品。佃农的边际成本在竞争的市场中是一条水平线。这里W是现行的工资率。如果地主雇用人来耕作土地的话,均衡点为B,所雇用农业工人的劳动量将是t2。在这一均衡点,我们有边际等式:。地主自己耕土地也能获得同样的结果,而不管地主是工作到t2,并在其他方面也工作,还是工作少于t2而按W雇用他人来耕作。作为土地的回报,地主所获得的地租总额用面积MDB来表示,这一地租额等于定额租约条件下的地租额。
 


但是,在用税收-对等方法分析分成租佃制时,扣除地租后佃农的边际净收益()(1-r)在曲线的每一点上都向下移动。也就是说,如果地主获得土地年产出的40%(r=0.4),佃农获得产出的60%,那么,()(1-r)在每一点上都是的60%。据说,佃农在边际上进行决策时,均衡点为A。这时,佃农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佃农相应的劳动投入量为t1。在这种条件下,总产品用面积 ODJt1 来表示,地主获得的地租等于面积 EDJA,佃农所获得的份额等于面积OEAt1。从图中可以看到,面积MEA表示仰农所获得的收益超过了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得到的收入(面积OMAt1)。在均衡点A时,佃农劳动的边际产出要大于佃农的边际成本。因此,分成租佃制是无效率的(面积JAB是经济上的浪费)。

头脑中作了这种分析之后,马歇尔评论道:

当耕作者每次投入的资本和劳动所获得的收益必须有一半要缴纳给地主时,如果总收益少于他的报酬的两倍,他就不会投入资本和劳动。于是,如果他可以随意自由耕作,他耕作的集约程度就会低于英国定额租约条件下的集约程度。佃农投入的资本与劳动以能给他两倍多的报酬为限:所以他的地主在该报酬中所获得的份额,比在定额租约下要少。①[41]

这里重要的是,马歇尔发现:按照这种分析,分成佃农将获得一种剩余回报,而地主所获得的地租收益将低于在定额租约条件下的地租收益。令人奇怪的是,马歇尔没有想一想为什么地主不因此而选择定额租约或干脆把他拥有的土地卖给佃农呢?①[42]当然,马歇尔不愿把佃农的剩余收入搁在那里不作解释。

他说:

假如佃农没有固定的佃权,地主便可以深思熟虑地和自由地安排由佃农提供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以及由他自己所提供的资本量,以便适应每一种特殊情况的需要。②[43]

马歇尔的观点是,分成佃农“实际上拥有固定的佃权”。③[44]他提及了希格斯(Henry Higgs)撰写的一篇论文。④[45]希格斯指出,地租的份额是不同的,“分成租佃制虽然乍看来很僵硬,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弹性”。①[46]不过,希格斯同西斯蒙第和穆勒一样认为,租佃权是由“习惯”决定的。希格斯的判断建立在他对法国进行的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但可惜的是,该调查的样本只是一家农场。②[47]或许,正是“固定的佃权”这一思想,促使马歇尔在一个脚注中提及了调整的可能性:

如果地主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自由地控制资本的数量,并能够与佃农就他所提供的劳动数量进行谈判,那么在几何上可以证明,地主可以通过调整资本的数量迫使佃农更为集约化地耕作土地,就像在英国定额租约下的耕作一样;而地主所获得的份额也会像在定额租约下一样多。③[48]

实际上,马歇尔并没有提供任何几何上的证明。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猜想一下,他如果这样做了的话,是否会修改这个脚注。这一猜想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马歇尔所构想的结果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在一般的情况下却是不正确的。这些结果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马歇尔不允许地租率发生变化。①[49]让我来加以解释。仿效马歇尔,我们假设在图4中横轴不仅度量劳动,而且还度量一般的非土地投入(假设不存在相应的替代问题),并假设非土地投入的初始量是t1。假定地租率是给定的(而不是任意的),假定地主提供足够数量的非资本“投入”,那他就可以调整由任何一个合约当事人所提供的非土地投入,以至于(a)分成租佃制下的地租收入与在定额租约下一样多;(b)佃农的剩余收入在不改变给定的地租率的情况下消失。就此而言,马歇尔是正确的。但如果佃农提供全部的非土地投入,或地主提供一部分非土地投入但其数量很小;那么,除非凑巧,否则(在调整非土地投入之外),就必须改变地租率,才能得到马歇尔所设想的结果。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假定非土地投入对土地的比例是与财富最大化相一致的,假定由合约当事人提供的非土地投入的相对份额是规定好了的,那么,就存在着与均衡相一致的一种或惟一的一种地租率。①[50]在下一节,读者会更清楚地理解本段不大好懂的内容。

应该指出,马歇尔像他的前辈斯密、琼斯和穆勒一样,试图根据有关经济效率的某种概念对不同的土地租约安排进行分类。②[51]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不是识别出一组具体的产权约束,在这组产权约束下,各种形式的租约安排可能意味着同样的资源利用效率。在他们对分成祖佃制的讨论中,他们的分析中所蕴含的产权可以自由转让,意味着设定了私人产权这一约束条件。③[52]但是,斯密和琼斯却把分成租约看作是一种浪费,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而穆勒和马歇尔则把一切归咎于“习惯”。斯密曾预言,定额租约会将会取代分成租约,但这一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正像前面指出的,分成合约的条款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这些条款是由习惯决定的。

在当代学者中,进行同样的“分类”并也依赖于“习惯”这一概念的,有沙克尔(Rainer Schickele)①[53]和黑迪(Earl O.Heady)②[54]。沙克尔和黑迪在分析分成租约时进一步推进了税收-对等方法,但分析方法与马歇尔的有所不同。运用与图4相同的图解,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均衡状态在A点,在该点,佃农的边际成本等于佃农的边际收益,即:佃农承担的投入量为t1。按照沙克尔的说法,如果佃农的投入从t1增至t2的话,面积ABC就是佃农赠送给地主的“礼物”,③[55]因为正是以这一数量,增加的佃农收益(面积t1ACt2 )少于增加的佃农成本(面积t1ABt2)。但是沙克尔没有把这个悖论向前推进:如果佃农的投入在t1点,那么面积MEA(佃农的剩余收益)就是地主赠送给佃农的‘礼物”。按照这种推理的思路,如果佃农的投入是在t1和t2之间的某点上,当事人双方就将互相赠送“礼物”。

根据以上推理,沙克尔(和在他之后的黑迪)宣称,为了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地主必须分担一部分非土地投入。他力图为地主进行的“有效”投入补偿寻找出一般规律。若地租的分成比例为50%(r=0.5),并用图4中的横轴来度量非土地投入,那么沙克尔的结论是:“如果地主均等地分担谷物生产的全部投入成本,则耕作的集约程度将会达到,t2点,即达到效率最大的那一点”。①[56]撇开其经济内容,这种纯粹的几何“事件”复合成了黑迪的幻觉。黑迪把转换成边际(产出)成本曲线,但这些曲线是随便画出来的。②[57]因此,按照沙克尔的思路,黑迪的概括是:“(为了取得经济效率)可变要素(土地作为一种要素是固定的)的成本,必须按产出分成的比例在地主和佃农之间进行分配”。③[58]让我对此加以说明。

我们返回图4,图中r=0.40。假设地租分成的比例r是0.5(这是沙克尔设定的)。沙克尔似乎已想到,t1必然会把Ot2 线段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因此,如果地主提供的非土地投入由t1增加到t2,他就会正好分摊非土地投入成本的一半或“按产出分成比例分摊非土地投入成本”。但即使边际产出的曲线是线性的,这也是错误的。回想一下,用纵轴来度量,佃农边际收益曲线在每一点上都是的1-r。而且用横轴来度量,只是在一点上才保持相同的地租比例。这里有趣的并不是几何幻觉本身,而是即便没有这种幻觉,也会得到一自相矛盾的结果,即:(按照税收-对等分析)给定任何地租的比例,即便工资率高得足以使佃农的投入减少到零,土地的价值仍然为正(因为产出的总量仍然高于工资的总量)。那么,是否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土地的价值对佃农来说即使为正,他也不愿意为利用土地提供任何份额的支付呢?

沙克尔和黑迪讨论土地租佃时使用的“习惯”一词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清楚。穆勒把“习惯”设想为非竞争因素,而沙克尔和黑迪在分析分成租佃制时既提到“习惯”,又提到了竞争。一种解释是,他们所谓的“习惯”,指的是不能应用财富或效用最大化假设的情形。但如果没有这样的行为假设,就无法界定竞争的意义。把事情弄得复杂的是,有时最大化行为假设隐含地适用于佃农,但却不适用于地主。伊萨威(Chares Issawii)在分析分成租佃制时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得出的结论也是均衡在A点。伊萨威在分析中承认:

通篇蕴含的假设是……地主对有可能通过投资来增加收入的经济诱因很少作出反应;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定额租约与分成租约之间的差别,自然就失去了其大部分意义。以前,这个假设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是真实的,现在在稍小的程度上也仍然是适用的。①[59]

这种分析在有关欠发达国家的文献中很常见。我们想知道的是,追随马歇尔的经济学家如果放弃了习惯决定分成租约的观念会怎样。我们在约翰逊的研究中就发现了这点。②[60]约翰逊更为详细地把马歇尔的分析公式化,他的公式使他得出了以下结论:

在谷物分成租佃制下,如果地主的谷物分成份额为一半,那么佃农将会把其资源投入到生产中,直到谷物产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产出价值的一半为止。不过,同一个佃农将会饲养牲畜,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饲养牲畜的主要成本由地主承担,地主则不能分享收益。地主不会对其土地进行投资,除非边际产出的价值是边际成本的两倍。①[61]

不过,约翰逊指出,他的分析是建立在“以下条件之上的……即佃农和地主……各自都以自己的角度来评估其利益,”②[62]这类似于马歇尔的假设,即:佃农“可以随意地耕作”。当然,这个假设使合约的意义模糊不清。这里有意思的是,即使我们接受了这个假设,约翰逊的结论仍然是建立在一组难以明确说明的约束条件之上。这点将在下一节予以说明。

但是,约翰逊不愿接受分成合约条件下资源利用无效率的观点,他花了一节的篇幅考察了其他可能的调整。①[63]他发现,“可以得到的证据虽然不可否认是不充分的,但却表明,在一些可比较的农场中,谷物分成合约获得的每英亩地租,即便不是更多的话,至少也与现金租约一样多”。②[64]为了调和理论与事实之间的这种明显的冲突,约翰逊认为,在短期租约的条件下,佃农实际上无法自由地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耕作。③[65]因此,佃农投入的集约度“将取决于他认为自己能将就到什么程度”。④[66]

我很难理解,约翰逊为什么不抛弃他的理论分析,开始新的思路——认为合约当事人可以自由地接受或不接受合约,他们“所能将就的程度”以竞争约束所允许的为限。这些选择实际上与定额租约和工资合约是一样的,是私有产权约束所蕴含的,也是约翰逊已想到的。建立在私人产权上的理论将表明,分成合约的条款是通过由市场决定的地租比例和非土地投入对土地的比例来表示的。但约翰逊却对这一点感到怀疑,他说:

尚不清楚地主与佃农签订租佃合约的过程。价格制度并不是在通常的意义上起作用,因为土地不一定会出租给报价最高的佃农。但在分成租约市场上和现金租约市场上,价格配置的作用,差别并不大。①[67]

约翰逊在分析过程中,获得——并放弃了——一足以表明分成合约的市场条款的条件。关于理论架构,约翰逊写道:

此种条件下进行经营的佃农配置资源的方式,是否会与同实际的产出无关而与支付现金地租时完全相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有在每英亩土地的地租处于平均水平时,可变分成比例和定额地租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才会相同。而且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种特别的地租会在竞争条件下出现。①[68]

为什么不会出现呢?就像上章所表明的那样,当每英亩地租最大且处于均衡状态时,定额合约和分成合约条件下的平均地租便会相同。这种每英亩的最大化地租是惟一的,因为只有在非土地的边际成本等于非土地投入的边际产出时,才能得到这种地租。每个佃农承租的相应土地规模、非土地投入的价值和地租比例,将是分成合约所规定的条款。因此,令人迷惑不解的是,约翰逊还写道:

在短期租佃的情况下,承租者显然意识到,地主还有可能以现金租约方式而不是根据现行产出来出租他的土地。结果是,佃农必须筹划好,务必使每英亩土地的平均产出能缴纳的地租,等于可能的现金地租。……②[69]

这段引文和前面引文之间的明显矛盾或许能以下述方式协调:在否认定额租约和分成合约条件下的平均地租有可能出现理论上的一致性时,约翰逊采用的正是一种不可能获得这种一致性的模型。在承认有可能出现这种一致性时,他的经验性观察促使他寻找另一种解释。就像我们在讨论马歇尔的观点时所看到的那样,理论上的一致性只有在我们把地租比例视为变量时才能推导出来。约翰逊那篇富有洞察力的论文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坚持认为,虽然根据一个有很多限制条件的模型,分成租约的效率比定额租约低,但在实际上它们的效率却是相同的。或许只是由于这一原因,他要求从经验上弄清“分成合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①[70]

C.错误的改正

为了澄清上一章推导出的分成租佃理论与税收- 对等分析之间的根本差别,只需画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就足够了,见图5,该图是图4的展开。我们已熟悉了分成租佃制下佃农劳动的边际产出和佃农的边际收益()(1-r)。根据税收-对等的方法,在佃农的投入量等于t1时,均衡点为A。
 


在图5中,我们假设佃农在给定的土地面积上劳动的边际产出是固定的。较为一般的解可以用以下方式推导出来。给定r=0.4,它规定了()(1-r),如果在合约中规定佃农的劳动是t2,那么地主以地租形式获得的总产出份额等于面积EDBC,佃农所获得的份额为面积OEC t2。如图所示,佃农获得的份额,仍然高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获得的收入(面积 OMB t2 ),由于面积MEA要大于面积ABC,这就意味着,地租总额(面积EDBC)要小于工资合约或定额租约下的地租总额(面积EDBC)。给定佃农边际收益()(1-r),佃农相应的平均收益将是(q/t)(1-r),它在每一点上是佃农劳动(q/t)的平均产出的40%。在这种情况下,地主能成功地规定佃农工作到t3,在这一点,佃农的平均收益(q/t)(1-r)等于工资率,这意味着佃农得自耕作的收入等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得到的收入。

但是,若佃农的投入为t3,地主得到的地租总额将等于面积MDB减去面积BNP,地租额小于所有者自己耕作、工资合约或定额合约情况下的地租额。因此,为了使受佃农成本约束的分成租佃合约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地主将会把地租的比例提高到r*。选择了r* ,会把佃农的边际收益降低到虚线CF的水平,使面积MGK等于面积KBI。佃农相应的平均收益将是(q/t)(1-r*),它必定与劳动边际产出曲线在B点相交。在这种新的地租比例下,合约所规定的佃农的劳动量是t2,地主得到的地租总额等于面积GDBI(也等于面积 MDB),佃农得到的份额等于面积OGIt2,它不大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得到的收入(面积OMBt2)。可以看出,均衡点为B,于是有
这里r*是均衡地租比例。①[71]实际上,税收-对等方法造成混乱的主要根源之一,是佃农的边际收益曲线()(1-r)。虽然它看上去很重要,但在没有约束的私人产权的条件下,它对于决策来说,它只不过是虚幻的。

其实,更仔细的分析表明,即使运用税收-对等方法分析分成合约并让佃农在边际上作决策,A也不是均衡点。假设有许多地主,由于每一个地主不能详细规定佃农每英亩土地的投入量,以至于佃农可以随心所欲地耕作土地。我们还进一步假设法律不禁止佃农为一个以上的地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理由为一个地主工作到t1(见图5)。可以想象,佃农在每个农场中的边际收益曲线都是负向倾斜的。为使得自耕作的收益最大化,佃农会把他的投入资源分散到许多农场,以使得自不同农场的边际收入(或边际收益)相等,直到他的投入被耗尽。①[72]在这种情况下,佃农所获得的总收入会高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得到的收入,其他佃农将加入竞争的行列。

请允许我们作进一步的想象。假设每一个相继进入农业的佃农也在几个农场工作,并也使他得自不同农场的边际收入相等。随着佃农人数的增加,每一佃农得自不同农场的边际收入将下降,从而使地主的地租份额上升。只要每一个佃农的总收入高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得到的收人,就会有人不断加人竞争行列。①[73]如图所示,给定()(1-r),假设地主在合约中接受任何数量的劳动,那么,佃农之间的竞争便会把在每一农场(图5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农场)上的劳动投入推进到t3。由此造成的“过度耕作”意味着,地租的份额并没有最大化。竞争再度盛行。假定生产要素是同质的,财富最大化意味着,地主将在提供与r*一样高的地租率的佃农中选择承租者,而地主之间的竞争意味着,地租率不会比 r*更高。给定界定()(1-r*)的r*,每个农场上通过竞争所提供的、并为合约所接受的佃农劳动量,将是t2。因此,当每一个农场中佃农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佃农的边际成本(图5中的B点)时,便会达到市场均衡。

上面的均衡所蕴含的资源配置,虽然满足了帕累托条件,但却采取了一种迄今为止尚未观察到的有趣形式:许多佃农在一个农场中工作,每一个佃农投入少量劳动;每个佃农在许多农场工作,他得自这些农场的总收入,等于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得到的收入。实际上,这种形式是与前面论述过的资源配置形式一样,即:每一个佃农把他的全部劳动投入一个农场,直到佃农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佃农的边际成本为止。但是,我们从未看到过佃农像所描述的那样,把他们的投入分散到许多农场,因为交易成本,尤其是签订合约的成本和从一个农场流动到另一农场的成本,不等于零。

D.意蕴的检验

正像1950年约翰逊呼吁对分成租佃制下的资源利用进行经验检验一样,中国学者在大约20年前就对租佃制作了广泛的调查,随后一丝不苟地汇编了有关租佃耕作的资料。在中国,本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人们普遍抨击租佃制下的耕作,经常讨论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利弊。由于缺乏标准的经济理论来支持他们的论点,一些中国的机构和单个的学者便诉诸于实际的调查。对租佃制问题的争论不久由于中日战争爆发而停止。除了由巴克(John Lossing Buck)撰写的两部著名的英文著作外,这些调查结果此后便一直湮没无闻。①[74]

上面提及的资料,虽然似乎尚不充足,但却是我所能利用的主要资料,藉此来研究无约束的私人产权条件下耕地利用的情况。这些中国的经验,连同从亚洲其他一些地方获得的资料,将应用于本节和下一章的分析。不过,请注意,在每一个例子中,我们只使用收集自这样一些时期和地方的资料,在这些时期和地方,现存的产权制度与我们借以推衍出分成租佃理论的约束条件是一致的。因此,战后的农村土地改革,使本书的这部分不能利用过去2O年亚洲的农业资料。

把两种分成租佃理论的意蕴运用于观察资料,我们可以进行几个简单的检验。

根据第2章推导出的标准分成租佃理论,给定生产函数,地租的比例取决于土地的肥力和佃农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获得的收入。具体地说,如果(a)土地较为肥沃,或(b)佃农投入的成本较低,则地租的比例就会较高。①[75]与这种假说相一致的的证据是确凿的:

1.根据对中国 11个地方641户样本农民的调查(1921-1925年),巴克注意到:  

作为地租,如果佃农租种的是麦地和水田,就要交给地主一半的谷物和稻草;如果佃农租种的仅仅是水田,就要交给地主2/5谷物与稻草;如果佃农租种的土地较为贫瘠,就要交给地主3/10的谷物与稻草。①[76]

同样,他在贵州省(1929-1930年)也观察到:

地租的分成率取决于土地的肥力。粗略地说,上等土地的地租分成率一般为6O%;中等土地的地租分成率为50%;劣等土地的地租分成率为40%。②[77]

除了上述不定期的观察外,立法院(中国,1930年)和内政部(中国,1932年)还定期收集数据,也表明了相同的情况。③[78]后一种资料已经通过整理计算放在本书的附录B中,这些资料包括了中国22个省7类土地的情况。

2.在台湾,政府1949年规定了最高地租的比例为年产出的37.5%。这一最高比例对所有的分成租佃合约来说都是一样的,无论出租的土地是水田还是旱地。资料表明,99.4%的出租水田都受到了这种分成租约限制的影响;也就是说,原有的地租分成高于产出的37.5%。不过,只有50.9%的出租旱地受到了这一限制的影响。①[79]这意味着,在自由市场条件下,较高的分成地租比例一般是与较肥沃的水田联系在一起的。

3.而且,巴克也发现,当地主提供一部分耕作投入(即佃农的成本较低)时,分成地租的比例较高:

地主获得总收益比例从 24.6%到 66.6%不等。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收取少量地租,在后一种情况下则盛行分成制,地主除了劳动和日常管理外提供其他一切耕作投入。②[80]

同样,根据Ching-Moh Chen对四省进行的另一次调查(中国,1934年),我们发现,在地主提供种子、肥料和耕牛的情况下,地租的分成比例平均为55.98%,而在佃农提供这些非土地投入的情况下,平均为46.37%。①[81]

此外,给定生产函数,每一个佃农所承租的土地面积,取决于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佃农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获得的收入。具体地说,如果(a)土地较为肥沃,或(b)佃农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获得的收入较低,那么每户佃农租种的土地面积就较小。②[82]支持这一论点的证据也是确凿的:

1.在朝鲜,1929至1938年这10年中,每个水田佃户承租的土地面积平均为0.58町,旱地佃户承租的土地面积平均为O.97町。在同一时期和同一地区,水田的价格通常是旱地的25倍以上,从而证明了水田一般比旱地更为肥沃。③[83]

2.根据巴克进行的另一次调查(该调查包括1929-1933年期间中国的168个地方的16786个样本农户),我们发现,(a)在土地较为肥沃的水稻产区,每个佃户租种的土地面积平均是3.O9英亩,而在土地较为贫瘠的小麦产区,租种的土地面积平均是5.63英亩;(b)在列举的7类耕地中,所租种的平均面积最小的耕地,是同季双重轮作的稻田(2.37英亩),这种稻田一般是最肥沃的。①[84]

现在转而用税收-对等方法来分析分成租佃制,同样参照图5,我们要问的是:如果所宣称的均衡点A是有效的,我们会观察到什么呢?以下是其中的意蕴:

1.我们会观察到,租佃农场中的劳动和其他投入比,要低于地主自己耕作的农场或请工人耕作的农场。这也意味着,租佃农场的产出,要低于自己耕作的农场,但正如巴克所指出的(中国,1921-1925年):

通常认为,佃农村土地的耕作不如自耕农好,与这种观点相反,根据不同类型土地占有制的产出进行的一项分类调查表明,在大多数地区,产出并没有多大差别,在少数有差别的地区,调查结果对佃农或半自耕农的有利程度,同自耕农是一样的。……在一些地方,甚至很明显,佃农对土地的耕作要好于自耕农。①[85]

巴克的数据显示的每英亩谷物产量指数如下:自耕农场为1OO和101;半自耕农场为99和101;租佃农场为1O3和104。②[86]30年后,没有参考巴克的著作,布雷(James O.Bray)发表了同样的言论:

致力于农业技术进步的欠发达国家应该认识到,农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主要出现在美国的这样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土地占有方式,是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分成租佃安排。③[87]

关于耕作集约度,我们发现,日本的资料表明,每个自耕农平均占有的土地为222町,而每个半自耕农为2.1町,佃农为1.93町,①[88]这也否定了税收-对等方法的意蕴。租佃农场中较高的劳动-土地比例,可以用租佃的水田比例较高来解释。

2.我们会观察到,按照税收-对等分析,因为在均衡点A,地租收益较低,所以租佃土地的市场价值要低于自耕土地的市场价值。证据再一次明显地否定了这个意蕴。我们发现,土地的价值是依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而不同的,“三种占有方式(自耕、半自耕和租佃)下的土地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只相差几美元”。①[89]还有,在均衡点A,我们可以观察地主获得的(每英亩)实际地租,在分成租佃制下要低于定额租约。但正如附录B所表明的,分成地租通常略高于谷物地租。②[90]就像我在后面将要说明的那样,可以把这种微小的区别视为对地主在分成合约下承担“风险”的一种报偿。

3.我们会观察到,正如税收-对等方法所蕴含的那样,较高的地租比例——随着图 5中的()(1-r)曲线向下移动——将与租佃农场中每单位土地的较低耕作投入连在一起。我们发现了相反的证据:地租比例较高的租佃农场,通常劳动-土地的比例也较高。③[91]这要么是由于出租的土地较为肥沃,要么是由于佃农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可能获得的收入较低,这一条件已经蕴含在我们的分成租佃理论中。

4.最后,如果税收-对等方法是正确的话,我们会观察到,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分成佃农会从几个地主那里租种土地。但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以台湾为例,1949年,每个佃户只有1.24份租约。①[92]这额外的O.24份租约可以很容易地用第2章讨论过的利用边际小块土地来解释。另一方面,地主放出一两百份租约是很常见的事儿。②[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