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重建现代历史的叙事

 《中国当代文学史》

第一节 确立现代历史叙事模式

  现代历史题材创作是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创作现象,它的特征是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普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念叙事文学作品。这些基本历史观念逐渐成为当时的时代共名,即人人都在政治教育中达到的“共识”. 广义地说,现代战争小说也是现代历史题材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本教材为了强调战争文学的特殊表现手段,才有意识地把现代战争史题材与一般现代历史题材分为两个章节来分析。后者的范围可能更加广泛些,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时期以外,还包括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描写从戊戌维新失败到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腐败政治的话剧《茶馆》(老舍著),描写四川保路运动的长篇小说《大波》(李劼人著),以及从戊戌变法写起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著)等,都可以归纳到本章所要讨论的内容中。现代历史题材创作的主流是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重大历史事件,比较突出的艺术体裁是长篇小说,不但数量可观,而且也拥有比较强烈的个人风格。代表作有梁斌的《红旗谱》、 杨沫的《青春之歌》、冯德英的《苦菜花》和《迎春花》、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艾明之的《火种》、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红岩》等。其他文艺体裁也有比较成功的创作,如叙事诗有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和《一个和八个》、闻捷的《复仇的火焰》,话剧有于伶的《七月流火》,电影有于伶等编剧的《聂耳》,夏衍编剧的《革命家庭》等等,而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在吸取民歌乐曲的基础上创作的现代歌曲在当时家喻户晓,除剧本以外,歌词创作也达到了较高的成就。

  这一时期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之所以发达,首先与当时普遍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有密切关系,大多数作家都自觉将文学创作与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使文学作品体现强烈的政治目的。如李六如在谈《六十年的变迁》创作时说,他的创作就是想帮助人们“从这些历史经验中中吸取一些‘观今宜鉴古’的教训。”1 梁斌谈创作《红旗谱》时直截了当地承认:“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因此前面的楔子也应该以阶级斗争概括全书。”2 像这样的自我表白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但是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者,既有来自革命斗争实践的解放区作家,也有许多“五四”新文学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有着较丰富的的生活经验,虽然这些生活经验是经过时代共名的过滤后表现出来的,但他们所描写的具体生活场赴和历史场面仍然具有独立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义。有些作家调动他一生的经验感受,其展现出来的真实历史场面往往超过一般普及党史知识的意义。如《红旗谱》写到的保定二师学潮,《革命家庭》写到的年关暴动和立三路线,作家在揭示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的同时,仍然歌颂了在错误路线指导下英勇牺牲的人们。(出于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还不可能写出中共党内极左路线对革命本身的摧残和破坏)。甚至有些作家的才华远远超出一般时代共名的局限,表现出更加强烈的艺术个性。如老舍,他在话剧《茶馆》里通过一个民间茶坊在几个历史时期的变迁,为旧时代谱写一曲葬歌,在这一点上,它与时代共名相一致;但由于作家对旧北平生活的熟悉,使得作家突破了图解政治主题的限制,其圆熟滑润的语言,形散神凝的场赴,横断面连缀式结构,创造了一部真正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话剧。

  现代历史题材创作的发达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在新文学史上有比较多的经验积累。将中国近现代历史摄入文学创作的视野,是随着“五四”新文学的开始而开始的,虽然当时这类题材离现实生活不很远,但作家们是自觉地把它当作“历史”来进行创作的。如茅盾,一直在寻找刻画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历史长卷,他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虹》《蚀》甚至《子夜》,都有这种现代史诗的含义。李劼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更是开创了“五四”新文学的长篇历史小说的先河。可以说,现代历史题材的叙事模式,在“五四”新文学的实践中已经被确立了,并对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产生了影响。这一类创作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叙事模式:茅盾的《子夜》模式、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模式和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模式。

  《子夜》模式,是一种以阶级性与典型性相结合,并通过人物的阶级关系来展示社会面貌,带有鲜明的中共党史的叙事立场。《子夜》的创作意图之一,不仅是为了答复托派关于社会性质的论战,而且还企图对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进行揭露,这些涉及党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问题,若作家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生活和斗争历史非常熟悉并作出深邃的思考,是很难写好的。这种自觉的党史立场竿通过阶级分析来塑造人物典型的创作方法,对五六十年代现代历史小说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当代作家在新的文化规范的制约下轻而易举地把这种影响发挥到极致,如《红旗谱》《苦菜花》《三家巷》《青春之歌》《红岩》等,都是在塑造时代英雄形象的同时,体现出作家们要尽力创造出“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诗”的强烈愿望。这时期的战争文化的审美特征,诸如塑造英雄人物、二元对立的艺术模式、胜利者的主体定位和视角,以及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基调等等,在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也同样存在,不过是表现得复杂与含蓄一些。

  《死水微澜》模式,是一种以多元视角鸟瞰社会变迁为特征,突出了民间社会的生活场赴与历史意识。如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蔡大嫂是风尘女子,罗歪嘴是袍哥头目,顾天成是土财主,三人构成的多角冲突完全可以建立在民间的传统叙事上,但小说加入了洋教的因素,使历史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故事也进入了近代史领域。这种透过民间生活场赴来展示历史的叙事模式,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虽然不能完全体现,但局部的民间生活场赴还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如《三家巷》前半部分写来自三个不同背景家庭的青年男女一起欢度各种民间节日的场赴,《红旗谱》里朱严两家生死相连的农民生活场赴与伦理观念,都是构成小说魅力的最重要的艺术因素。老舍的《茶馆》更进一步试图发展民间的叙事特征。遗憾的是李劼人在5 0年代重新改写《大波》,只完成了前三部,第四部由于作家过早地离开人世而未能完成,而且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死水微澜》的叙事模式即使作家本人也不可能真正贯穿下来。

  《财主的儿女们》模式,则是一种以个人心理历程反映时代发展为特征的叙事模式,如胡风所分析的:“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的搏斗的经验。”3 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精神自传色彩的叙事模式,是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精神传统在中国的回响。正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4 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样,路翎这部总结性地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难历程的小说,虽然在5 0年代被剥夺了存在的可能性,但它仍然代表了知识分子审视社会历史以及精神搏斗史的独立视角和叙事立场,并在以后漫长的文学历程中曲曲折折地顽强地表现出来。比如从1957年刚发表就被批判的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里,我们多少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在历史大变动中精神挣扎的痕迹。

  这三种现代历史的叙事模式对当代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不一,有时是混合在一起的,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复杂的艺术效应。

  以1957年出版长篇小说《红旗谱》4 (梁斌著)为例,这在当时是一部好评如潮、影响很大的作品,被文学史誉为“一部描绘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5.尤其是主人公朱老忠的艺术形象,评论家们认为是:“一个兼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不仅继承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古代英雄人物的光辉性格,而且还深刻地体现着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革命精神。”6可是这部小说仅仅是作家所要表现的历史长卷的第一部,仿佛是一道序幕,许多斗争刚刚展开,朱老忠的英雄性格并没有通过具体的斗争事件充分表现出来。他仿佛是一个茫茫长夜期待光明的饱经风霜的灵魂,许多历史事件并没有击中他穿透他、而只是在他身边轰隆隆地滑过。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四场斗争。第一场是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作为全书的“楔子”,以此来揭开朱严两家农民与恶霸地主冯家的血海深仇,为朱老忠被迫闯关东、二十五年后回乡复仇做了铺垫,但朱老巩只是朱老忠的父亲,不能代替主人公自身的斗争。第二场斗争是“脯红鸟事件”,从运涛抓到一只珍奇的“脯红”鸟,到冯老兰欲买不成,派帐房先生李德才威逼利诱,再到鸟儿不明不白就“给猫吃了”,冲突双方没能得到充分展开,特别是朱老忠完全游离冲突以外。第三场“反割头税运动”是四场斗争中农民取得的唯一胜利,也是作品最为重要的部分,从江涛回乡发动群众到朱老忠和大贵在家门口安锅宰猪;从刘二卯当街挑衅到冯老兰派儿子冯贵堂代表割头税包商向县衙门求救;从反割头税大会和示威游行,再到朱老忠、严志和、大贵等举行入党仪式等,整个过程写得有声有色,但领导者始终是江涛,出面宰猪的是大贵,朱老忠仍然是跑龙套敲边鼓的角色。第四场“保定二师学潮”是作品的压轴戏,斗争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中心人物也是江涛,描写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学潮,学生与国民党军队面对面的激烈斗争,朱老忠只落得一个扮成车夫救学生的次要角色。应该承认,作家描写这些冲突事件的笔墨还是很精彩,很真实,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但问题是斗争的中心人物从第一代的朱老巩一下子过渡到第三代的运涛江涛两兄弟,作为主要塑造的英雄朱老忠完全被架空了。小说中唯一与朱老忠直接有关的事件是去济南探监,但也只是就事论事地完成了任务,没有写出朱老忠第一次遭遇共产党员而产生的精神作用。作家认为:“几千年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有勇有谋的农民英雄,因此,我认为对于中国农民英雄的典型的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7 可是这个“完善”与“理想”主要是通过作家的理性分析与人物的主观抒情来完成的。

  为什么作家主要歌颂的英雄人物会游离于斗争的中心旋涡?原因似在文本的叙事逻辑与作家的主观意图的错位。从小说所反映的历史长卷而言,第一部的农民斗争只是铺垫,主要表现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运涛、江涛都是农村知识分子)在广大农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起着革命的先锋与桥梁的作用,直到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屡遭失败,并在唤起了民众之后,有组织有觉悟的农民阶级才逐步承担了历史的革命重任。所以《红旗谱》的主题实际上是写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从第二部《播火记》开始农民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主角。但在当时,突出知识分子革命经历的艺术实践不符合新的文化规范。8 尽管作家表现的是参加了革命实践的知识分子,仍然会被认为是对工农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的不真实的反映,而且《红旗谱》所描写的保定第二师范的学潮,是执行了当时中共党组织内部的左倾路线,这多少是有忌讳的,所以作家为了淡化这一历史背景,只能让尚未作好准备的农民好汉朱老忠仓促登场,构成了小说文本与主观解读的严重错位。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阅读视角,即从民间的角度来解读《红旗谱》,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赴和农民形象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作家说过:“只要概括了民族的和人民的生活风习、精神面貌,即使不用章回体,也仍然会成为民族形式的东西。”9 也就是说,所谓“民族化”,重要的不是形式而在内容,只有对自己所要描写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文化心理有了真正透彻的理解和美学上的把握,作家才有这样的自信。小说语言风格浑厚朴素,在看似有点自由散漫的叙事中,仿佛是无意间的点染,绘织出一幅幅乡间的人情风土。如“脯红鸟事件”,不仅写出了河北民间玩鸟的风俗文化,还轻松地写出冯老兰“老夫聊发少年狂”,和运涛大贵两个孩子的不同胸襟和性格,虽酝酿已久,却举重若轻,引出朱严两家第二代人的形象。朱老忠的形象如果不用所谓“英雄”来衡量,那么,他的慷慨,豪迈,讲义气,有远谋,急人所难等等农民好汉的脾气,通过点点滴滴的语言和细节还是表现得很鲜明的。还有些次要人物也写得相当精彩,那严老奶奶,无数次唠叨着自己的悲惨遭遇,最后怀着对走关东的丈夫的急切盼望死去;那春兰,是当代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农村闺女形象。她与运涛的相爱过程,从两小无猜到以身相许,再到忠贞不渝,都写得朴实无华,真挚动人,表现出在北方保守的伦理环境下农村姑娘对新生活的向往和美好感情。作品中写得最美的段落大多与春兰有关,在浓郁的村野气息中,饱含着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眷恋。

  五六十年代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有些是以多卷本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现的,如果不是6 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许多作家可能是毕其一生的精力来完成一部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长卷。但由于6 0年代愈演愈烈的中共党内路线的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作家们遭受的残酷迫害,以致许多鸿篇巨构未能完成,即使有的作家挣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继续完成创作计划,但由于作家精力和体力都受到严重摧残,无力在现实的经验教训中重新反思历史和认识历史,使原来的创作冲破当时的时代共名的束缚,以追求达到新的认识水平。所以,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后几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往往不及第一部。

第二节 家族和历史的命运组合:《三家巷》

  曾经是上海左联盟员,后来在延安参加过文艺整风的欧阳山,早在1942年就有意要创作一部“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历史小说,初取名为《革命与反革命》,1957年正式动笔,改名为《一代风流》。1959年出版第一部《三家巷》,10主要表现“一个叫周炳的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半生经历”11. 在50年代出版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中,这部作品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表现方法和风格情调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它以2 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将个人的成长道路、家族的兴衰沉浮竿历史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通过与广州直接有关的省港大罢工(包括这期间发生的“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表现了2 0年代的工人运动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以及第一次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的全过程,描绘出中国革命初期既轰轰烈烈又错综复杂的时代画卷。

  《三家巷》的叙事是从《子夜》模式发展而来,书中每个人物都是某种阶级的典型。但是作家表现历史的独特的切入点和表现方法相当引人注目,他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这一系列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和鲜明特色的运动和斗争,而是通过人物的心理历程来反映革命运动,以展示社会生活风俗来表现时代政治风云,别出新裁地塑造了一个远离斗争漩涡、并不具备革命者成长要素的“典型环境”--三家巷,作为当时广州社会甚至2 0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作家精心编织出一个以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社会关系为主的人物关系网,通过周、陈、何三家以及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表现革命运动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并通过革命运动的深化使各种阶级力量发生分化,虽然这部小说的基本构思仍然符合“阶级斗争”的时代共名,但其间的多元复杂关系,尤其是对不同阶级出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元复杂关系的描写,打破了一般现代历史小说把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简单化庸俗化的思维定式。

  在三家巷的三家人中,周家是世代打铁的手工业劳动者,陈家是由小商人发展起来的买办资本家,而何家则是靠大荒年办赈济暴发的官僚地主,他们分别代表了广州这类大都市主要的社会阶层。但作家没有机械地用阶级观点来处理三户人家的关系,他从富有中国特色的家族-社会关系写起,放手建构作品主要人物之间的“五重亲”关系:在表亲、姻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换贴兄弟、邻居、同学三重关系。第八章《盟誓》、第九章《换帖》写陈文雄等五个中学毕业生,满怀青春激情,在三家巷结盟宣誓,发誓要“永远互相提携,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洋溢着年轻人的单纯、自信、理想主义,写得非常感人,同时也通过他们个人的不同信仰之争,暗示了日后的分裂。这种关系写出了人的阶级性不是先验的,只有在社会实践中,特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环境才会逐渐显现出人的阶级本质。作家是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对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与分化尤其注重,陈文雄与四个姐妹原来都是接受过“五四”新文化熏陶的进步青年,他们主张自由恋爱,人人平等,同情社会主义,但在严峻的阶级斗争中却一个个暴露了软弱动摇的性格。应该指出作家这样的构思仍然体现了时代共名的影响,对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以及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实际斗争中向革命转化的可能性缺乏实事求是的理解与尊重。但作家毕竟细腻地描写了这一分化的过程,给读者提供了艺术想象的余地。

  周炳这位历史长卷中的主人公,在五六十年代文学人物长廊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艺术形象,作家把他定性为: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打铁出身,不仅指他出身于世代打铁的家庭里,身上流着早期工人阶级的血液,而且他自己也打过铁,与一批城市手工业劳动者结成真诚的友谊,这就决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中将逐渐磨练成坚强战士的阶级基础。但同时他又是个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但从小在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哥哥姐姐的温柔爱护下,几乎是本能地接受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这也注定了他在参加严酷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必将接受严峻、甚至痛苦的考验。作家既不把他当作英雄人物来塑造,也就没有一般作家难以甩掉的思想包袱,能够比较放手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敢于直言不讳地暴露人物的憨直、软弱、幼稚、温情等性格弱点和不切实际、富于幻想等性格弱点,使人物形象始终具有着独特的个性和鲜活的特征。作家笔下的周炳,是一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这又俊又傻的特点,构成了一个“现代的贾宝玉”式的独特个性的周炳。他既对革命胜利充满浪漫主义幻想,但又经受不了革命失败的打击,虽然作家通过他一次次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写出了他的成长和转变,却没有急于完成这个转变过程。尤其是他在国民党“清党”以后躲避乡下时一再写信给恋人陈文婷,以至暴露了地址,连累大哥周金被害。广州起义时,他已经成长为勇敢的起义战士,但其思想觉悟却仍然停留在“为区桃报仇”的革命狂热性的水平上,这体现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复杂性,同时,也符合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

  与周炳性格构成直接有关的是两个女性:区桃和陈文婷。在作品众多的女性形象中,作家对区桃的用心最深,对陈文婷的着墨最多。在区桃身上,寄托着作家对中国女性的审美理想,既美仑美奂、多才多艺,又性格温柔、纯洁善良,既甘于贫寒,又勇于革命。作家用心良苦地塑造出这样一个精致的南国美女,希望通过她香消玉殒的悲剧,来激发周炳的斗志。只是作者在这里用心太深,反倒暴露出过于明显的人工痕迹。但小说的前半部通过周炳与区桃的相恋过程里,写孩子们在七月七乞巧、除夕卖懒、人日选故后、学校演剧等等一系列的南国民俗,成为小说最迷人的篇章。作家对陈文婷的描写则放松得多,她的幼稚、热情和任性,她的“娇”、“骄”二气,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作品中写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而在处理周炳与陈文婷这两个人物的的关系时,作者仿佛受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与冬尼娅的故事的影响,较多地强调了阶级的分化逻辑,使陈文婷的性格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展开,这是很可惜的。但就第一部而言,由于作家对陈文婷性格中的轻狂一面有较好的铺垫,因此她的颓废和转变还是基本令人信服的。

第三节 旧时代的民间生活浮世绘:《茶馆》

  老舍的《茶馆》12是中国当代戏剧舞台上首屈一指的杰作,其突出之处在于,在与时代“共名”契合的同时,作家调动了丰富的生活资源,展现出了一副旧北平社会的浮世绘,通过“茶馆”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表现了五十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在当时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中,它是将《死水微澜》式的民间叙事模式发挥得最好的一部作品。

  《茶馆》三幕分别选取“戊戌变法”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抗战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三个社会生活场赴,在这三个场赴中,一方面描绘了北平风俗的变迁,另一方面三个旧时代共同表现出政局混乱、是非不分、恶人得势、民不聊生的特点,黑暗势力越来越蔓延,整个社会表现出不断衰退的局面。第一幕中康梁变法失败后,裕泰茶馆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登台表演,一方面是拉皮条的为太监娶老婆,暗探遍布社会,麻木的旗兵无所事事,寻衅打群架,另一方面是破产的农民卖儿鬻女,爱国的旗人常四爷因几句牢骚被捕,新兴的资本家企图“实业救国”,裕泰茶馆老板左右周旋,企图使生意兴隆;在第二、第三幕的发展中,恶势力越来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暗探宋恩子、吴祥子的后代子承父业,继续敲诈勒索,拉皮条的刘麻子的后代青出于蓝,依托当局要员准备开女招待“拖拉撕”13,庞太监的侄子侄媳组成的迷信会道门在社会上称王称霸,甚至做着“皇帝”、“娘娘”的美梦,而一些企图有所作为的良民百姓却走投无路:主张“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秦仲义抗战中被日本人抢去资产,抗战后国民党当局将其当做“逆产”没收从而陷入彻底破产的境遇,做了一辈子顺民的茶馆老板王利发妄图“改良”赶上时代,生意却越来越坏,到最后连“茶馆”也被官僚与骗子联手抢去;在清朝“吃皇粮”、有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的旗人常四爷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小贩,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剧本的结尾三个老人在舞台上“撒纸钱”“祭奠自己”,走投无路的王利发悬梁自尽,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结局,既是对旧时代的控诉,也是对之唱了一曲“葬歌”,弥漫着一种阴冷凄惨的氛围。这是在5 0年代话剧舞台上很少出现的没有亮色的结局。

  《茶馆》描写了三个时代旧北平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人像展览式的“浮世绘”. 老舍选取“茶馆”作为剧本的场赴颇具匠心,他避开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描绘,只是描述这些历史事件在民间的反响,将之化入日常生活之中,从而避开了时代共名的简单、僵化与专断,发挥了作家熟稔旧北平社会生活与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优势。事实上,这是在时代共名笼罩之下,民间话语表现自己的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为达到这一目的,“茶馆”这一地点是一个颇具匠心的选择,“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在茶馆登台亮相。剧本以描写人物为主,老舍对北平口语与旧北平人物心理的熟稔,使得他能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一幅生动的人物肖像,制造出内在的戏剧冲突。如第一幕中松二爷、常四爷与打手二德子冲突的场面,篇幅仅占一页,戏剧冲突、人物的个性与心理发展的层次却写得有声有色。冲突刚起时,兵痞二德子企图以势压人,但并不想真的干架,所以问常四爷在“对谁甩闲话”,被对方呛了一句“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后,他被掐着短处,下不了台,就要动手打人,不料想对方轻轻“闪过”,他更加没辙,只好虚声恫吓。这时“吃洋教”的马五爷一句“二德子,你好威风啊”,马上使他收束,赶紧溜走。这个打手外强中干、欺软怕硬的性格很有层次地表现在纸上。再看松二爷、常四爷面对意外事故的反应,松二爷性格软弱,所以赶紧以大家都是“外场人”来打圆场,常四爱国、梗直、而又粗中有细,所以说话处处不让人,用“英法联军烧了园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冲锋去”,呛得对方没话可讲,但他也不想节外生枝,所以并不主动与对方动手;而只有三句台词的马五爷形象更现出作者的大手笔,他有洋人之势可依,所以一句话就制伏了二德子;以文明人自居,所以教训二德子“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就讲打?”;但他制伏二德子并非因为同情常四爷,而是因为打架会惊扰他喝茶,常四爷骂洋人又无意中得罪了他,所以当常四爷要他评理时他冷冷地一句“我还有事,再见”就走过去。短短一页,塑造了四个性格鲜明、心理层次丰富的人物形象,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与人物性格、心理配合得丝丝入扣,委实只有大手笔才能做到。《茶馆》中这样的场面比比皆是,如第一幕中,秦仲义与庞太监冲突的场面;第二幕中王利发与崔久峰对话的场面,第三幕中小刘麻子欺骗王利发的场面等等,无不如此,剧中塑造的鲜明的人物形象还有妖怪式的庞太监、庞四奶奶、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拉皮条兼人贩子的刘麻子、借算命骗取钱财的唐铁嘴等社会渣滓及其后代、民族资本家秦仲义、茶馆老板王利发、早年从事革命晚年心灰意冷拜佛参禅的议员崔久峰,甚至只有一个字“藁(好)!”台词的国民党官僚沈处长等等。短短三幕戏,塑造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概括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显示出老舍高超的艺术功力与艺术才能。

  在结构上,《茶馆》采取三个横断面连缀式结构,每一幕内部也以许多小小的戏剧冲突连缀。这样的结构本来容易变得松散,老舍克服了这方面的困难,剧本以“人物带动故事”,“主要人物由壮到老,贯串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无关紧要的人物招之即来、挥之即去”.14 同时,人物的故事、命运又暗示着时代的发展,从而使得剧本紧针密线,形散神凝,以貌似平淡散乱的人物、情节织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从清末到民国末年的民间众生相。这种独到的艺术构思与创作胆识,今天看来也是很值得钦佩的。

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心灵搏斗掠影:《红豆》

  50年代活跃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作家们,大都是经受了革命实践磨练的知识分子,他们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证明,相信知识分子经过革命实践的考验后能够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以那个时期的现代历史题材中,许多主人公都是成长中的知识分子。可是出于与《红旗谱》差不多的原因,这样一种突出了知识分子革命经历的创作倾向与新的文化规范不相符合,这就使作家们不能不在描写自身经验时有所顾忌,不敢真实地开掘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实践过程中切身感受到的痛苦、挣扎、以及灵魂深处的自我搏斗,也不能如实写出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丰富的精神感受与精神升华。而像4 0年代《财主的儿女们》那样赤裸裸的精神自传式的叙事模式,几乎是广陵散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选择了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作为讨论对象,正是因为它在短小的篇幅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

  1957年7 月,《红豆》由《人民文学》的“革新特大号”作为“新人的作品”推荐发表,编辑当时的意图是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但杂志正式出版时,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已经全面展开,所以成了短命的“百花时代”的最后一批绝唱。小说发表以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月报》等对它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批判,认为作品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情味”和爱情观。其实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

  作品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的却是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故事。爱情虽然是故事内容的主要承担,但并不是作品的主题。作家要想表现的就是这种人生在“十字路口的搏斗”。作家之所以选择一个爱情故事来表现这一主题,是因为“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地出现十字路口,需要无比慎重,无比勇敢,需要以斩断万路情00000 丝的献身精神,一次次作出抉择。祖国、革命和爱情、家庭的取舍、新我和旧我的决裂,种种搏斗都是在自身的血肉之中进行,当然是十分痛苦。”15而作家正需要这种“在自身的血肉之中进行”搏斗的痛苦,来表现知识分子在十字路口进行选择的艰难和选择成功后的欢乐。我们从作家的自白中不难感受到与路翎创作《财主的儿女们》相似的精神格调与艺术追求。

  在人物的塑造上,宗璞完全是独立特行的,作品主人公江玫一开始不是英雄,最后也没有成为英雄,她虽然走上了革命道路,但却没有像林道静(《青春之歌》的主人公)等知识分子典型那样“与工农相结合”. 作品一开始,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清纯可爱的女大学生,“白天上课弹琴,晚上坐图书馆看参考书,礼拜六就回家。母亲从摆着夹竹桃的台阶上走下来迎接她,生活就象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也就在她上大学二年级的1948年,两位物理系大四学生的出现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她的新同屋萧素“总是给人安慰、知识和力量”,很快把她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让她懂得了一些朴素的革命道理,并带领她一步步加入到革命运动之中。而“老象在做梦似的”齐虹则以他在弹琴时的神采飞扬,无声无息地闯入了她的情感世界,对音乐和文学的共同爱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很快她卷入了爱情的旋涡。作家非常细腻地描写了江玫在这两个方面的感情变化过程,一方面她在萧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主动地参加到社会活动之中,先是不十分情愿地参加了红五月的诗歌朗诵会,再是怀着民族的义愤以救护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反美扶日”的北京学生大游行,最后则是在抗议国民党屠杀东北来的青年学生的游行中,走到了队伍的前列。另一方面,她与齐虹的感情越陷越深,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他们的爱情正象鸦片烟一样,使人不幸,而又断绝不了。”最后,是留在北平迎接排山倒海般压过来的解放军,还是答应齐虹远走美国,她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江玫的情感一开始是纤细的,甚至还有几分无病呻吟的意味,后来虽然有所丰富,有所爆发,但仍然是十分敏感的,多愁善感的。作家大胆地深入江玫的内心世界,细致入微地写出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所特有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感情和恋爱中的心理变化。江玫与齐虹的爱情始终是在时局的变化中发展的,始终是在江玫对社会形势越来越关心的背景下变化的,他们如痴如醉如颠如狂的爱情,也因此而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作家对成长过程中的女大学生江玫的描写摆脱了公式化的影响,对学生运动领袖萧素的刻划也没有落入概念化的俗套。萧素在作品中的最大作用是影响江玫走上革命道路,但她有她自己的个性,坦率泼辣,正直勇敢,对人对事都一针见血;她有她自己的风格,不尚空谈,不讲大道理,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在她的影响下,江玫的任何变化都不会让读者吃惊。相比之下,齐虹的形象则缺乏立体感,略显单薄。虽然作家表现了他自私本性的暴露过程,强调了他前后性格的鲜明对比,也注意到了他在恋爱过程中的复杂表现,但是对于“他真该是最懂得人生最热爱人生”的一面还开掘得不够,使江玫在已经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并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之后,仍然不能与他一刀两断,仍然在最后一刻产生动摇等描写,缺少了充分的依据。

  《红豆》虽然是一篇短篇小说,但所反映的社会层次和艺术格调都明显地高于当时以宏大历史叙事为主的现代历史小说。诗意化的意境和散文化的笔法,形成了作品独有的艺术风格,而温馨浪漫的情调和浓郁含蓄人情味则形成作品独特的文人韵味。倒叙手法的使用有助于作家在急风暴雨的时代氛围中营造出爱情的小天地,而江玫因“红豆”而引发的怀旧情绪和情不自禁的泪水,则使作品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伤美”.[[注释:]]

  1 引自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引自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3 引自胡风《青春底诗》,收《胡风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

  4 《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12月出版。

  5 引自《中国当代文学》第二册,第8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6 引自冯牧、黄昭彦《新时代生活的画卷》,载《文艺报》1956年第19期。

  7 引自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8 当时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已经发出警告:"当中国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奋斗了二十多年,他们在政治上已有了高度的觉悟性、组织性,正在从事于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行动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尽一切努力去接近他们,描写他们,而仍停留在知识分子所习惯的比较狭小的圈子,那么,我们就将不但严重地脱离群众,而且也较严重地违背历史的真实,违背现实主义的原则。"引自《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4页。

  9 引自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10 《一代风流》全书分为五卷:《三家巷》(1959)、《苦斗》(1962)、《柳暗花明》(1981)、《圣地》(1983)、《万年青》(1985)。1997年作家重新校改全书,改定名为《三家巷》,分做四卷,取消分卷的书名。(见欧阳山《校改全书〈三家巷〉序》,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本教材讨论的是最初出版的《一代风流》第一卷《三家巷》。广东出版社,1959年版。

  12 引自欧阳山《〈一代风流〉序》,载《作品》1962年新1卷第8期。

  13 《茶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初版。

  13 即托拉斯的谐音,但作品中小刘麻子对此有另外的解释,参见《茶馆》第三幕。

  14 引自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及个问题》,收《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本,1985年版,第640页。

  15 引自宗璞《〈红豆〉忆谈》,收《中国女作家小说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上一篇:第三章 再现战争的艺术画卷

下一篇:第五章 新的社会矛盾的探索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第五十九篇 关于国会规定议员的选举权力 - 来自《联邦党人文集》

原载1788年2月22日,星期五,《纽约邮报》第五十九篇(汉密尔顿)致纽约州人民:问题的自然次序引导我们在这里研究授权全国立法机关作为最后手段规定选举自己议员的宪法条款。这个条款的措词是:“关于选举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日期、地点,和方式,均由各州议会规定;但除选举参议员的地点外,国会得随时根据法律制定或改变此种规定。这个条款不仅曾被全面指责宪法的人所攻击,而且也被程度较小和比较温和的反对者所责难;一位自称赞成宪法任何其他部分的先生认为,这个条款是个例外。然而,如果全部宪法中有任何条款比这一条更值得充分地为之辩护,那……去看看 

1918——中华民国七年戊午 - 来自《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1.1(一一,一九)  (1)云南督军唐继尧电数段祺瑞罪,并质询冯国璋。  (2)英向日本提议,英日美共同出兵海参崴,以日军为主力。  1.2(一一,二0)  (1)广东督军莫荣新捕杀大元帅府卫队官兵六十余人(上月曾枪杀孙中山所委派之招兵委员多人)。  (2)湖北旅长张联升脱离黎天才,自樊城走老河口。  (3)河南淅川兵变,与襄阳之独立军合。  1.3(一一,二一)  (1)孙大元帅命豫章(舰长吴志馨)、同安(舰长温树德)军舰炮击广州督军署(原拟策动海军及粤军滇军驱逐广东督军莫荣新,未获程璧光同意,粤滇军观望,莫荣新亦未还击,翌日由各方调停,和平解决)。  (2)军政府派……去看看 

第一章 12世纪:知识分子的诞生(2) - 来自《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阿贝拉尔   巴黎人的骄傲彼埃尔·阿贝拉尔,虽然也是哥利亚德的一员,可他的意义与贡献远比他的战友大得多。就12世纪的新时代范围来说,他是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   阿贝拉尔的成长道路很奇特,这对他的个性很合适。他1079年生于南特附近的帕累,是布列塔尼人,出身下等贵族,家庭生活条件由于货币经济的引入变得困难。他高兴地让兄弟们去军队服役,自己则读书深造。   阿贝拉尔放弃士兵的武器,而进行另一种斗争。他时刻准备参加每一场战斗,并且按照保罗·韦伊诺的说法,成了“辩证法的斗士”。他永远不知道安……去看看 

书籍与思想 - 来自《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欧洲的第一次书籍出版  book and Thoughts:Europe’s First Publication   邀请我做关于书籍的讲演,我十分感激。这不仅由于我认为书籍,因而还有图书馆,是欧洲文明也许是整个人类文明中最独特、最重要的物质事物,而且由于书籍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起过的——而且仍然在起的——支配性作用。在我五岁的时候,人们给我读了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of]的书《尼尔斯骑鹅旅行记》[Wunderbare Reise des kleinen NiIs Holgerssonmit den Wildgansen〕第一卷。这部著作刚刚出版,绿皮,共三卷。其他任何书都没有不仅对我自己的性格……去看看 

第八章 甲午惨败与中国分割(一八八五至一九〇〇) - 来自《近代中国史纲》

第一节 日本挑衅求战   自强运动的动机,一为对内,一为对外。对外实指西方国家,志在自保。一八七四年以后,日本亦为对象之一,甚而更为重要。其后虽经中法战争,仍时刻注意日本的动态,但仍系守势。日本明治维新,高唱“尊王攘夷”,尊王是巩固皇权,攘夷是防卫欧、美,所采亦为守势。及维新稍有所成,则转对中国,所采全为攻势。中日遂不免一战,亦为两国新政的一次决赛。朝鲜当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之冲,所以争端即起于朝鲜。   一、李鸿章的朝鲜政策   中国之重视朝鲜是为了东北的安全,因为东北的安全,关系北京的安全。十六世纪末年,日本之……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