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史》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对文学的摧残及"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活动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空前的政治运动,它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历时整整十年,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极其深远的破坏性影响,文学当然在此之列,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为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以文学艺术作为其主要批判领域,虽然在它的背后有着更为险恶的政治权力斗争作为枢纽。

  1966年5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 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但它的“导火索”则是1965年11月1 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约创作的。1961年初在北京上演。吴晗写海瑞原是为了响应1959年毛泽东提出要宣传和学习海瑞的主张,但庐山会议以后,因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就“大跃进”政策及其后果向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激烈的批评性意见,被免去国防部长等领导职务,毛泽东又把彭德怀看作是海瑞式的人物,康生和江青有意把历史剧中的海瑞与现实生活中的彭德怀联在一起,促使毛泽东认可了此剧具有影射意味。姚文元的这篇批判文章正是江青和张春桥的直接授意策划而成,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后发表的。同年11月29日后,全国主要报纸均予转载,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966年2 月,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并以林彪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会后形成一份纪要,经江青、张春桥、陈伯达修改,毛泽东在审阅时又亲自修改了三次。纪要共十条内容,包括“文艺黑线专政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破除对30年代文艺的迷信、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等,并且点名批判了一大批文艺作品。其中关于“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这样解释的: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 表示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1它与另一条“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相配合,从文艺路线和文艺组织两个方面全盘否定了新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并以此作为洗劫文艺界的依据,给以后的文艺造成了极大的祸害。

  同年4 月,这个会议纪要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题,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全党。这就与中共中央此前签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形成了完全的对立,并且否定了后者。当时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在《二月提纲》中,强调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是学术问题。《纪要》的出台同时也表明江青在文艺界领导地位的确立。自60年代初期以后,江青在文艺领域地位的提高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这也表明中国的文化和文艺格局的新变动。因为50年代初对胡适派文人的批判否定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使知识分子基本上失去了基于“五四”自由主义立场批判现实的能力和权利;1955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又将来自30年代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反对派清除出文坛;1957年的“反右”运动又剥夺了一大批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权利;直到这时为止,周扬一直是以解放区以来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传统的阐释者和捍卫者自居,但周扬地位的被替代,使文艺界割断了自“五四”到1949年的所有传统,在这一联串的批判运动之后,新中国的文艺传统成了一片空白。

  1966年5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陆定一与罗瑞卿、杨尚昆被定性为“反党集团”,《二月提纲》被撤消,原“文革五人小组”也被解散,并通过了由康生、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黑线专政论”被正式写入其中,而且扩大到文艺以外的其他所有系统,《通知》与三个月之后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起,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8 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钙劫迅速蔓延全国。

  8 月23日,著名作家老舍与北京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在成贤街孔庙被红卫兵暴徒挂牌批斗,施以皮带、拳头、皮靴、唾沫等殴辱,会后红卫兵们又尾随押解的汽车赶到当地派出所,将老人轮番毒打至深夜。第二天,老舍自尽于北城太平湖。文革开始后,文艺界遭到灭顶之灾,先后殉难的有理论家叶以群、邵荃麟、侯金镜、冯雪峰、巴人、邓拓,翻译家傅雷,艺术家马连良、严凤英、蔡楚生、郑君里,作家赵树理、田汉、吴晗、杨朔、闻捷、魏金枝、陈翔鹤、肖也牧、海默等。随着文革的展开,除了少数紧跟当权权者外,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斗、打击、劳改和迫害,幸存者也都遭受了巨大的身心摧残,给当代中国文艺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即便像周扬等身名显赫的文艺界当权者也受到残酷打击,和过去被他们整过的“反动作家”一起,被关进了监狱。

  在将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和文化思想上的传统因素全部清除之后,江青等人宣布“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开始,并极力推行一系列为其政治斗争服务的高度政治化、概念化的文艺创作,使整个“文革”期间公开出版的文学在总体上呈现荒芜、枯竭和畸形发展的局面,只是期间也有一个阶段性的变化过程,而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学演变,当然与政治事件密切相关。

  自“文革”开始到70年代初,“革命样板戏”是官方提倡最力、影响最大的文艺作品。其实,京剧现代戏的提倡开始于“文革”前的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起更多地与所谓“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关联,便在江青的直接干预下开始了样板化的过程,1964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汇集了全国19个省市28个剧团的37个剧目,其中好些戏就是后来“革命样板戏”依据改编的原本。“革命样板戏”的正式命名是发表于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的文章,它首次将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现代样板作品”.之后又出现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等第二批“样板戏”,到1975“文革”接近尾声时,“样板戏”的数目增加到18个,其中京剧11个。在这个打倒了所有中外传统的时代里,它们便是数量不多的公开文学作品中的“样板”,它们以舞台表演、电影播放、电台广播和语言文字等国家控制的传播渠道,被强行在全民中推行,至少在公开的层面上,它们已经成为文革时代精神生活的象征。在样板戏的推行过程中,还形成了“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创作观念,这些“理论”的强行推行给文革期间和文革后很长时间内的中国文学创作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自1971年9 月13日的林彪叛逃坠机事件发生至1974年底,可以看作“文革”时期公开文学的第二个阶段。随着领导层的变动,国家对文艺政策有了相应的变化。一方面,文艺书刊的出版得到有限度的恢复,1971年12月,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原《北京文艺》以《北京新文艺》为名率先复刊,随后,《广西文艺》、《广东文艺》和《革命文艺》(内蒙)等文艺杂志相继复刊,到1973年夏季为止,全国大部分省市文联(或作协)的机关刊物都已复(创)刊2 ,同时,文艺书籍出版也有一定程度恢复,如鲁迅作品集的单行本24本到1973年底全部出齐,根据1938年版重排的20卷《鲁迅全集》也在1974年发行,到1975年,《三国演义》、《儒林外史》、《水浒传》等古典作品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与文革高潮时期相比,读者毕竟有了一些被官方认可的公开出版物可供阅读,在政治许可范围内的创作也有了发表的园地。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公开创作继续受到政治权力的严密控制,仍旧在《纪要》所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其时还出版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二卷)3 和《虹南作战史》4 等典型体现这套创作原则的文本。浩然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是文革时期唯一可以公开出售的文革前的文艺作品(起先还有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不久因作者的问题也遭禁),在阅读环境异常恶劣的条件下,它竟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浩然也因此成为当时能够继续公开写作的少数作家之一。《金光大道》虽然是个人创作,但完全失去了作家的个体性话语,作品从主题、人物到情节结构,都成为时代共名演绎。《虹南作战史》则是当时文学作品“集体创作”的一个典型怪胎,这个由“土记者和农村干部相结合”的“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直接听命于“上海市委写作组”,其写作方式完全按照《纪要》所规定的“三结合”进行,所有的艺术手段包括情节设置、人物刻画、结构和语言,都紧紧围绕、服务于“两条路线斗争”主题。但因为有了文艺创作,就必然会涉及到是否按照艺术规律来表现生活的不同态度,官方内部围绕文艺创作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又日益激烈起来,1973年的湘剧《园丁之歌》事件5 就是一个例子。也正是在这一年,受“四人帮”及上海市委控制的《朝霞》丛刊和《学习与批判》杂志先后在上海创刊。

  1975年1 月,全国人大四届会议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会议还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这就使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即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事实上在努力纠正“文革”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政策的调整又一次侧重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建设,但同时,毛泽东虽然具体地肯定了这些调整,但不允许也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做丝毫的否定,这样,周、邓等同以江青集团为代表的极左政治势力间的斗争就势必更趋于激烈。这在文艺领域的表现也十分明显,虽然事实上斗争双方都赋予文艺以许多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客观效果却是完全对立的。它突出表现在围绕电影《创业》和《海霞》展开的政治斗争上,尤其是对《创业》批判时,两种政治力量的较量相当激烈。当时邓小平已经主持中央工作,(这时候,毛泽东对文艺现状和文艺政策也有明显的不满)在邓小平等人的直接推动下,毛泽东在7 月间先后作出了有关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从而不仅使这些影片最终得以问世,也使《人民文学》、《诗刊》等六家文学杂志在不久后得以复刊。在此前后,叶辛、张抗抗、王小鹰、贾平凹等一些下乡知识青年开始在各地文艺刊物上以个人署名发表作品,尽管这些作品还不可能摆脱时代共名的规范,但他们毕竟将自己的生活感受带入了写作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是文革后“知青文学”的发端。不过,极左势力出于政治目的对文艺的绞杀并没有终止,“四人帮”先后策划了一批写“与走资派斗争”的电影和戏剧,如《春苗》、《决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梁河》等,这些作品在政治上完全沦为替帮派阴谋制造舆论的“影射文艺”。 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第1 期发表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描写了老干部为企业改革所做的努力,因此又引起激烈争论。这种冲突和斗争直至那一年的“天安门事件”达到顶峰。

  综观“文革”时期的文学概况,“革命样板戏”是公开文学中最为显赫的作品,是当时极左政治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努力的集中体现。它在文艺观念上的“根本任务论”6 是毛泽东所提倡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集中和极端化,前者发展为“文革”中对政治斗争的直接参与,后者则直接简化为工农兵形象“占领”舞台;它所选取的题材分布于中共党史的各个时期,力图勾勒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其艺术样式包含了来自西方的芭蕾舞和交响乐等现代艺术和传统的中国戏剧京剧,但又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作了许多符合现代人口味的形式改革;在表现方式上则以“三突出”的原则7 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 ,起自于“大跃进”时期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创作方法,在“样板戏”的出台过程中被再次实施并强行推广,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作家完全陷于工具化的机械劳动之中,他对时代和社会的个人感受几乎不可能通过文学创作去公开表达,同时,民间文化传统也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被不断改造和利用。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样板戏”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和民间文化传统摧毁、压制、改造和利用在文艺领域中的典型体现。

  因此从表面上看起来,在文革时期被定于一尊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摧毁、改造和利用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美”的“样板”. 但从另一方面看,“样板戏”中略有艺术价值的剧目,也是对知识分子和民间文化利用较好的作品,如著名作家汪曾祺在文革中就参加过京剧《沙家浜》的改编,而且真正决定样板戏的艺术价值的,仍然是民间文化中的某种隐性结构。如《沙家浜》的角色原型,直接来自民间文学中非常广泛的“一女三男”的角色模型;《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则暗含了另一个“隐性结构”--道魔斗法。以《红灯记》中的“赴宴斗鸠山”一场为例,这是全局的高潮戏,也是最富于民间趣味的一折。观众在这里期待的,既不是鸠山取得密电码,可也不是李玉和保住密电码,这些都是早已预知的情节。观众真正期待的,是鸠、李之间唇枪舌战的对话过程,它们由此得到的仅仅是语言上的满足。它体现了民间“道魔斗法”的隐性结构,一道一魔(象征了正邪两种力量)对峙着比本领,各自祭起法宝,一物降一物,最终让人满足的是这种变化多端的斗法过程,至于斗法的目的却无关紧要。在文革文学中,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阶级斗争理论来实现国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控制,民间文化形态的自在境界不可能以完整本然的面貌表现,它只能依托时代共名的显形形式隐晦地表达。但只要它存在,即能转化为惹人戏爱的艺术因素,散发着艺术魅力,从而部分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僵化、死硬与教条。民间隐性结构典型地体现了民间文化无孔不入的生命力,它远远不是被动的,在被时代共名改造和利用的同时,处处充满了它的反改造和反渗透。

  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在被摧毁后,也以破碎的方式隐遁于民间。除个别人物如遇罗克、张志新等作为人类良知的代表继续进行精英式的悲壮反抗外,“五四”新文化传统也转入民间延续香火。首先,老作家在受到迫害时的即兴创作以或曲折或直露的方式表达对专制暴政的反抗,如廖沫沙在被批斗时的作的《嘲吴晗并自嘲》(1967年夏):“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扭臂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满怀的辛酸化为无奈的自嘲,在平淡中显出时代的荒谬;另一首《悼吴晗同志》,其中的警句如“低头四改元璋传,举眼千回未过关”,借对吴晗的悼念,抒发了知识分子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无限愤慨。又如杨沫的《自白--我的日记》的“文革”部分,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残酷以及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还有一种现象意义更为重要,这就是“文革”中老作家们自觉的秘密创作。这些老作家在1949 年前已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念与艺术风格,并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有自己的精神资源,有建基于此的对时代的独特体验与思考。他们的秘密创作在延续了以往的风格的同时,也对时代有或含蓄或直接的反应。考虑到他们大都身处逆境,其秘密创作就更应得到钦佩——因为他们的努力,使得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在黑暗专制的时代延续了一线香火。它可能随时被黑暗扑灭,可其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新文化传统的顽强生命力。如丰子恺在文革中,身受严酷的批斗与迫害,但时代的疯狂与喧嚣可以伤害他的身体却无法触及他的灵魂。在灵魂深处,他却守住了自己心灵的一方净土。在过着白天受批斗的生活的时候,他于凌晨时分偷偷起来,写了几十篇散文,这就是《缘缘堂续笔》中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对旧人旧事的琐忆中,老作家对人生、对生命的亲和而又达观的态度与过去一脉相承,显示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难得见到的超脱、从容与镇静,这显然与作家的佛学修为有很大关系。“七月”派诗人曾卓、牛汉、绿原等人这一时期的创作,则强化了生命意识,在其名诗《悬崖边的树》、《半棵树》、《重读圣经》等作品中,他们超越了自己4 0年代的作品中 的强烈的社会功利意识,而思考在重压之下的生命、死亡与背叛等主题。曾卓的《悬崖边的树》与牛汉的《半棵树》显示出处于逆境中 的生命的不屈的意志。《悬崖边的树》可以说是曾卓最好的诗篇: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顽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跌进深谷里却又象是要展翅飞翔

  这棵“悬崖边的树”,“是靠了坚毅而又倔强的意志,没有载入深渊之中。但是,它的形貌是被时代的风扭曲了。这是一幅奇特的画面:在风暴、厄运降临之时,顽强抗争,顶住柜风,同时展开着向光明未来飞翔的翅膀。这里概括了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姿势和共同体验。短短的小诗浓缩了整个文革时代知识分子曾进入的精神境界。”8与上述诗人相比,诗人穆旦的诗艺更为深沉,他在文革后期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创作了几十首杰作,其中的一首《停电之后》中歌颂的那支在风中摇曳不定,但是仍然顽强地抵挡着黑暗与许多阵风,把室内照得通明的小小的蜡烛,可以说是在动乱中仍然坚持知识分子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精神立场的知识分子人格的写照,正是由于这些人及其出色的写作,新文化传统才得以在黑暗时代存亡绝续、不绝如缕。除以上诸人外,诗人唐湜、蔡其矫、郭小川也进行过“潜在写作”活动,创作了为数不少的优秀作品。

  另一方面,年轻一代中的敏感者也开始萌生自己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意识,在70年代进行了一些“地下沙龙”与“地下诗社”活动,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作了预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黄翔、食指、白洋淀诗派的诗歌创作与赵振开(即后来以笔名出名的诗人北岛)、张扬等人的小说写作。这些潜在写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左右而回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体验、想象与思考之中,并由此显示出人性与艺术的觉醒。与老作家们更多借重于自己的精神资源不同,年轻一代的反叛更多由于自己的现实生活经验的刺激。黄翔属于最早的诗艺探索者之一,他的诗歌创作在文革前已开始。在写于1962年的一首《独唱》已显示出他的特立独行的性格:“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 / 一首离群索居的 / 诗 / 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 / 游踪 / 我的唯一的听众/  是沉寂”. 由于这种特立独行的沉思内省的个性,他是文革中最早觉醒的青年之一,其诗歌《野兽》与《火神交响曲》对那个年代发出了最强烈的诅咒: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踩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梗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在这样的诗里,不仅作者的意识已跳出了那个“可憎年代”的笼罩,而且其诗艺的尖锐、集中,整体意象的变形、生动,产生极强烈的形象效果,显示出强烈的探索精神与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与那个时代的干枯的语言迥然不同。他的组诗《火神交响曲》,则借火炬之口发出了那个时代最高亢的呼喊,呼唤人性、科学与真理的复归:“把真理的洪钟撞响吧”,“把科学的明灯点亮吧”,“把人的面目还给人吧”,“把暴力与极权交给死亡吧”……“人性不死 人的良心不死 人民精神不死 /人类心灵中和肌体上的一切自然天性/ 和欲望/ 永远洗劫不尽 搜索不走”. 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还不清楚黄翔的创作渊源及其创作经历,但就现在所能看到的他的诗歌来说,已足以证明他属于那个年代少有的思想与艺术上最早也最出色的探索者之列。与黄翔相比,食指的抒情诗具有更多的私人性。他原名郭路生,被称为“文革中新诗歌的第一人,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9 ,其著名作品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疯狗》等。他的诗歌一方面有一种基于对未来执拗真诚的信任的基础上的纯洁与清新,另一方面在这种单纯美好的信任被现实击碎之后,也写下了代表一代青年真实心态的绝望心酸之作。前者如 《相信未来》: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顽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音位在别人的情怀,我仍然固执地望着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后者如《疯狗》中让人心灵颤栗的诗句: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仿佛我就成了一只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我还不如一只疯狗,狗急它还能跳出墙院。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心酸。

  食指的这两首诗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作底子,如《疯狗》是他失恋以后的作品,但这两首诗所表达的情绪,在当时的青年中很有普遍性,或者偏于前者,或者偏于后者,或者在不同的环境下这两种情绪都经历过,所以食指的诗在当时流传甚广。即使以今天苛刻的尺度来看,食指的诗中单纯美好的对未来的信任,依然让人感动,何况他的写作处于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年代。在黄翔与食指的诗歌中,已经带有一些现代主义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技巧的印记,但他们更多地是自发的,而且其诗歌中的情绪还有具体的所指,并非一种有意识的探索。后来的“白洋淀诗派”则自觉地探索现代主义诗歌的写作,他们与北京等地的地下文学沙龙的成员,形成了当时潜在写作中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其主要成员有姜世伟(笔名芒克)、岳重(笔名根子)、栗世征(笔名多多)等人,他们的诗歌相对来说具有更纯粹的现代主义特征,直接预示和影响了“文革”后诗歌领域的现代主义探索。试举岳重与多多的两段诗为例:……我的十九次的陪葬,也却已被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烧成了升腾的烟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没有第一次拼死抓住大地──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想拉回它……  

  ──岳重《三月和末日》虚无,从接过吻的嘴上溜出来了,带有一股不曾觉察的清醒,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正在镇静地喷射着杀虫剂  

  ──多多《青春》

  这些诗从意象到情绪,都带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但其语义可能与西方现代主义有所差别,也许要还原到中国“文革”中的具体语境来理解。比如,同样表达一种冷漠、虚无、价值失落的情绪,中国青年一代的幻灭感直接来自于文革这样的革命乌托邦破灭后形成的价值真空,由此导致的是的对人性、文明等等的呼唤,这与西方现代主义直接起源于对人性、文明等等的质疑有根本的不同。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待展开,在此之前,还难以对之下一断语。除此之外,“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人,也在“文革”中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写作。北岛写于1976年的《回答》,因为代表了青年一代的声音,在“文革”后很受人们注目。

  在比较精制的诗歌探索之外,当时在各地知青中还广泛流传着各种版本的“知青命运歌”,它们反映了知青们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以及对被迫将“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度过天职”(《南京知青命运歌》)的不满与心酸。这些歌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文革中潜在写作的小说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较著名的有毕汝协的《九级浪》、佚名作者写的《逃亡》、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赵振开(即北岛)以笔名“艾珊”写作的《波动》等作品。《第二次握手》在文革中流传很广,并导致了一次著名的文字狱,其主要成就在于把曲折的爱情故事与对知识分子的歌颂以及爱国主义的主题融合了起来,这对正统文艺的清规戒律是一次很大胆的触犯。赵振开的《波动》以多角度叙述的方式勾勒了当时社会各种人物的心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知青中绝望与希望两种心态的描写,就其语言的精警、感觉的强烈敏锐、象征手法的圆熟、人物意识的准确流动以及多角度叙述的成功来说,它无疑是“文革”时期潜在写作中最成功的小说。

  由于环境的恶劣,潜在写作只能以破碎的形态存在,但其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文革”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企图制造的大一统局面的失败。它的存在意义已经不仅仅限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直接对立,而在于不论是老作家,还是年轻一代新人,他们都在那个价值失落的疯狂年代,找到了现代作家应有的写作立场:“这就是相对于当下的所谓的‘红色主流文化’的个人化的边缘立场,这不仅使他们找到了可以清醒地思索和看待现实问题的角度与视点,而且也找回了作者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这是扭转当代中国作家与诗人多年来写作的‘政治迷失’、重建‘人文写作’的关键所在和真正的开端。”10由于这个原因,它上承新文化传统,下启文革后中国文学中的许多重要现象:如以伤痕文学、知青小说为代表的人性、人道主义复归潮流,以及现代主义诗歌的实验等等。作为一种存亡绝续的存在,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第二节 老作家的秘密创作:《缘缘堂续笔》

  丰之恺的《缘缘堂续笔》11是作家在1971至1973年间利用凌晨时分偷偷写成的。在一个举国狂乱的大浩劫年代,这些散文疏离于时代共名之处而保持了作家平和的风格,在对旧人旧事与生活琐事的满怀兴致的记忆与书写之中,它们体现了作家的生存智慧,并由此流露出在喧嚣与混乱之中人性的生趣与光辉。在《暂时脱离尘世》中,他引用夏目嗽石的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12大体说来,这段话可以概括《续笔》的创作特点。

  “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并不是意味着否定生命与脱离人生,像一般人对佛教所理解的那样(丰子恺是著名的居士),而是意味着远离时代的喧嚣与疯狂,把目光投向虽然细小却真正代表了人生的真趣的小人物与小事情。正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的:“铁工厂的技师放工回家,晚酌一杯,以慰尘劳。举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大《冶金图》,此人如果不是机器,一定感到刺目。军人出征回来,看见家中挂着战争的画图。此人如果不是机器,也一定感到厌烦。”倒是一些微小事物,如“儿童游戏”与“西湖风物”之类,让人萦心注目。所以在《续笔》之中,他津津乐道的或者是“吃酒”、“酒令”、“食肉”之类琐屑之事,或者是“牛女”、“清明”、“酆都”、“塘栖”之类的时令风物,或者是“癞六伯”、“五爹爹”、“王囡囡”、“阿庆”之类的市井细民,或者干脆就叫做“琐记”,在这些小人小事之中,他发现了人生的真趣味。以《吃酒》为例,文章记取不同情况下喝酒之四事,以记述喝酒之因缘,“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顿添。正是‘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旧时喝酒之种种情事,对于别人来说,其实也不见得多麽有趣,可在作家心中与笔下,这些旧事种种,因为记取了几个“酒徒”的真性情,也体现了作家自己的真趣味,所以写得分外细腻生动。以其中吃酒的两种情景为例,一是与老黄在日本江之岛就“壶烧”吃日本黄酒的往事(壶烧是一种大螺,烧杀取肉切碎,再加调味品放入壳中,作为佐酒佳品),在美景入画之处,吃着美酒“佳肴”,“三杯下肚,万虑皆消。海鸟长鸣,天风振袖。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 另一种情景在杭州西湖之畔,偶遇一钓虾之人,颇有隐士之风,与世无争,悠然自得。他每次只钓三四只大虾,在开水里浸过之后下酒,“一只虾要吃很久,有此可知这人是个酒徒”,“自得其乐,甚可赞佩”. 在丰子恺的笔下,浸透了一种对人生平和而亲切的真性情,这种真情表面看是一点也不伟大的,可是它却没有丝毫伪饰,在一个充满了虚假与夸张的革命激情的年代,这种平和的声音代表了人性的声音。

  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特别欣赏那些能够“自得其乐”的人,《癞六伯》、《阿庆》中的两个人物,就是这样的代表。癞六伯“孑然一身,自耕自食,自得其乐”,每日做完生意,就在席棚低下从容不迫地吃时酒,这种酒“醉得很透,醒得很快”,喝到饱和程度,就在桥上骂人,“旁人久已看惯,不当一回事。……似乎一种自然现象,仿佛鸡啼之类。”他家中环堵萧然,别无长物,却很好客,而且不乏生活的乐趣,墙上贴了几张年画,竹园里“有许多支竹,一群鸡,还种着些菜”,自得其乐,很可羡慕,仿佛羲皇上人。阿庆也是这样孑然一身而能自得其乐的人,他以打柴为生,唯一的生活乐趣是拉胡琴,“皓月当空,万籁无声。阿庆就在此时大显身手。琴声婉转悠扬,引人入胜。……中国的胡琴,构造比小提琴简单得多,但阿庆演奏起来,效果不亚于小提琴,这完全是心灵手巧的缘故。”阿庆胜似癞六伯之处,在于他有一种精神寄托,“他的生活乐趣,完全寄托在胡琴上。可见音乐感人之深,又可见精神生活有时可以取代物质生活。感悟佛法而出家者,亦犹是也。”作家之欣赏这些小人物,就因为他们身上这种对自在的生命的欣赏以及自发的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与作家自己的精神追求与人生智慧有相通之处。这种智慧具体说来就是达观以及知命。在《放焰口》中,他由《瑜伽焰口施食》的悲哀的文辞引发议论说:“读了这些文辞,慨叹人生不论贵贱贫富、善恶贤愚,都免不了无常之恸。然亦不须忧恸。曹子建说得好:‘惊风飘白日,光景逝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在明白了人生的“无常”之后,不是陷于绝望、疯狂,而是以平和的心态继续生活于人间,决不象俗人那样执迷,但对人间却仍然保留一种平和的爱恋,这种智慧是典型的东方智慧,所谓“入世出世间,不离世间觉”. 由于有这种达观与知命的智慧,作家才能在那个混乱的疯狂的年代,既没有混同在时代的喧嚣之中,也没有因连绵而来的批判的冲击而晕头转向,而依然能保持头脑冷静、灵台明澈,保持不为物役的独立品格,在自己心灵之中,保持了一块人性的绿洲。

  可是在这种个人的生存智慧之外,他有时也不禁发出对疯狂时代的轻蔑与不屑:“今世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象人,倒象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嚣、哭泣等力量,随时可以应用。即所谓‘冰炭满怀抱’也。他们不但不觉得吃不消,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不,做机器应当如此。”他说“我觉得这种人可怜,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机器,而是人。他们也喜爱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不然,他们为什么也喜欢休息说笑呢?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人当然不能避免。但请注意‘暂时’这两个字,‘暂时’脱离‘尘世’是舒服的、营养的。”在一个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的年代,丰子恺的这种人生哲学与艺术哲学,表面上看来真是“卑之无甚高论”,而且其声音之微弱渺小在时代“高亢”的、洋溢着“革命激情”的“战歌”声中几乎被淹没,可是正是这种微弱的声音代表了人性与良心的存在。正是在这方面,《续笔》显示出其意义深远。 
 
第三节 压抑中的生命喷发与现代智慧:《半棵树》与《神的变形》

  诗人牛汉1955年由于胡风事件的牵连,遭到两年的拘捕囚禁,释放后也失去了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的权利。“文革”开始后,他理所当然地被关进“牛棚”接受批斗、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但这些并没有使他失去创作的欲望,相反,逆境生涯反而激发起了他更加强烈的生命意识。牛汉40年代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反抗的火力,而写于1970年到1976年的几十首诗歌,如名诗《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半棵树》、《巨大的根块》等,则大部分属于他所谓的“情境诗”,这些诗歌相对他早期的诗来说语调比较平静,但在内里则仍充满了坚韧的反抗精神。这些诗歌更加突出了生命意识,他借助不同的意象,表达了陷于逆境的生命的不屈地抗争与坚韧地生存的精神,也高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抗争与现实战斗的传统。

  以《半棵树》13为例,处于全书中心地位的是一个极端变形的意象:“半棵树”. 诗人写到:"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象一个人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侧着身子挺立着"

  牛汉早期学过绘画,所以他对视觉意象特别敏感,那极端怪异的“半棵树”的形象想必是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心灵,诗人联想:“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楂楂劈掉了半边”,这必然使他对自己的身世与处境产生强烈的触动,在历次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不是也被政治权力的雷电,“齐楂楂劈掉了半边”吗?可是:"春天来到的时候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长满了青青的枝叶""半棵树还是一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棵树那样伟岸"

  在这里,半棵树的象征意味就更加明显了,它象征着不屈的生命,象征着知识分子不屈的抗争与战斗的传统,这个意象很有些“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味道,但那个恐怖的时代却使得诗人产生了不祥的预感,在抒写了一种坚韧顽强的意志后,他在诗的结尾又写道:“人们说/ 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 牛汉一直认为:“任何一首真正的诗,都是从生活情境中孕育出来的,离开产生诗的特定的生活情境是无法理解诗的。”所以他说:“‘文革’期间我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写的那些诗,如果把它们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很难理解那些诗的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到产生那些情绪的生活境遇。”他在这段时间写的这类诗,多半吟诵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命,像被伐倒的枫树、不断地被斫伐的灌木、囚笼里因为反抗甚至抓破了指爪的华南虎、在地下的黑暗中默默生长的根块等等,但这些意象中还是以“半棵树”的意象最为引人注目,那种被斫去了一半身躯却依然坚韧不拔、生命不息的意象,鲜明地体现了文革中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而诗歌最后一段的突然转折,则又显示出一种惊人的清醒。《半棵树》代表了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如七月派作家群)在文革中的“潜在写作”仍然带有反抗的英雄的风格,虽则“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14

  4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青年诗人穆旦在1949年后的遭遇也很坎坷,1954年,他因为抗战中参加远征军的经历被查成为“肃反对象”,1958年底,被逐出讲堂,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此后才华横溢的一代诗人与翻译家每日被迫从事整理图书、抄录索引以至打扫厕所之类的繁重工作,“文革”发生后他的处境更加艰难。但就是在二十余年的困惫处境中,他坚持翻译了《丘特切夫诗选》、《唐璜》、《拜伦抒情诗选》、《西方当代诗选》、《欧根。奥涅金》等皇皇巨著,显示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逆境中仍然坚守自己的精神岗位、为文化建设努力的优良传统,这与几十年文化传统不断被破坏的外部情境相对比,更显其精神之伟大坚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被迫中断写作近2 0年后,他在去世前的一年多时间里(1975-1976)重新开始诗歌写作,不但一点不见诗艺的衰退,而且由于几十年坎坷经历的浸泡,显得更加意蕴深厚。穆旦去世前给我们留下的几十首诗,现在看来,无疑属于文革中的潜在写作中最优秀的诗歌之列。这些诗歌仍然保留了他的繁复的诗艺,在层层转折中表达着对个人身世的慨叹、对时代的乌托邦理想的审视与反讽,基调是冷峻甚至无奈的,有些诗篇如《停电以后》、《冬》等仍显示了一种在黑暗之中坚持岗位的精神--不过更多的是表达几十年坎坷之后所获得的苦涩的智慧,像诗人自己说的:在走到幻想的尽头、过去的所有欢喜都像落叶一样“枯黄地堆积在内心”的时候,“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的无情的嘲弄,/我咒诅它每一片绿叶的生长”。我们所要讨论的《神的变形》无疑也属于这种以苦汁为营养的智慧之列。

  《神的变形》15是一出小小的诗剧,可是其内涵却包蕴了历史上的各种权力运作的机密,自然,其直接的针对性更让人联想起“文化大革命”时代中国的社会现实。诗剧有四个人物:神、魔、权力、人。一开始,曾经“浩浩荡荡”、“掌握历史的方向”的神发现:“可是如今,我的体系像有了病”. 权力接着登场,它毫不犹豫地宣称:“我是病因。你对我的无限要求/ 就使你的全身生出无限的腐锈。/ ……而对你的任性,人心日渐变冷,在那心窝里有了另一个要求。”这另一个要求就是魔,魔代表着反抗,神被无限的权力所腐蚀,魔从他那里夺来了“正义、诚实,公正和热血”作为自己的营养,魔在人心里滋长着,呼唤着“决斗”,由它来继承历史的方向。这时候人登场了,人处于“神”和“魔”争斗的中间,它们都呼唤着人起来帮助它们打倒对方,可是人已经厌恶了神,也不相信魔,他们已经看清了真理,该首先击败的是“无限的权力”,他们多少个世纪被卷进“神魔之争”,然而“打倒一阵,欢呼一阵,失望无穷,/ 总是绝对的权力得到了胜利!、神和魔都要绝对地统治世界,/ 而且都会把自己装扮得美丽!”人感叹自己是多么容易受骗,然而他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个真理。”如果诗剧在这儿结束,在“文革”那个年代里,它仍不失为振聋发聩之作,可是穆旦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者,他让人在魔鬼的诱骗下再一次上当,人再一次落入了历史的循环,起来反抗,满心以为“谁推翻了神谁就进入了天堂”,这时候权力冷冷地发话:"而我,不见的幽灵,躲在他身后,不管是神,是魔,是人,登上宝座,我有种种幻术越过他的誓言,以我的腐蚀剂伸入各个角落;不管原来是多么美丽的形象,最后……人已多次体会了那苦果。"

  这是一种貌似冰冷的智慧,然而仔细辨析,诗人在做出这样的判断后内心充溢的仍然是深深的苦涩。通过这四个人物戏剧性的冲突与联系,它展示了一个人类历史悲戏剧的寓言,同时也是一个酸楚的预言。

  穆旦在40年代就受奥登等人的影响,富于理性的思考、以思想入诗是他的诗歌一贯的特色,这首诗也不例外,可是它的特点在于并不是直接的思想演绎,而是把思想戏剧化,在戏剧的结构中展示思想的全过程。《神的变形》至少有三个层次的转折:魔的反抗是一个转折,人的觉醒是第二层转折,而人最后仍旧落入魔的圈套是第三层转折,权力的冷冷的插话,使得这三个转折构成一个圆圈,象征着人类历史可悲的循环,思想的层层转折、深入、循环的过程,通过戏剧化的结构表现得非常生动,从而也就有了一种内在的形象性。它也不是没有情感,只是情感深深地潜隐在思想的底层,决不作过剩的流溢,却也因此获得一种深度与力度,使得有能力触及到这种情感的人获得一种震憾。《神的变形》同时有一个潜在的神话结构,就是从弥尔顿以至浪漫主义思潮以来的“神魔争斗”的神话原型,在这个原型中,“魔”是代表争取自由的反抗者的形象出现,穆旦运用这个原型却对之作了反讽式的处理,这不再是近代式的朴素的“压迫——反抗”的戏剧,他发现“反抗者”也可以成为压迫者,而人的历史仍是循环的怪圈。这其实也展示了一种现代主体的分裂:无论是神、魔还是人自身的理智与感情,其实都是这个现代主体的不同侧面,“神的变形”这个循环实际上说明了现代主体在权力的运作秩序之中的分裂、变形、软弱与无力,自然这里也有一种哈姆雷特式的苦涩的智慧,处于文革的逆境中的穆旦仍然保留了浓重的现代意识。

  “七月”派与“中国新诗派”诗人在4 0年代分别被批评家称为“现代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通过以上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在文革中,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独特的气质:一个是愤怒的反抗,一个是犹疑的智慧,只是在这时“堂吉诃德”已经饱经挫折,其理想主义已经不无酸辛,而“哈姆雷特”以他的智慧更加发现了时代的可悲与苦楚。 
 
第四节 年轻一代的觉醒:《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与《波动》

  食指的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6与赵振开的小说《波动》17,不但与“文革中”的公开发表的文学大相径庭,即使与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的作品相比,也具有迥然不同的特点。这标志着年轻一代不但在精神上从“乌托邦神话”中觉醒,而且尝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从而走出政治权力者制造的梦魇,回归到个体的真实体验,也因此它们具有一种涤除了政治权力话语之后的真率与清新。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与作者的另一首诗《相信未来》一起在知青中广为流传。作为上山下乡队伍中的一员,在即将离开故乡北京的一刹那,作者的心灵突然受到强烈的触动,这种触动包括对故乡、母亲、文明的眷恋,也许还包括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恐惧。“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一片手的波浪翻动”与“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中”,诗人突然感到:"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

  在当时的官方政治话语里“上山下乡”被解释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天换地、大有作为的神话,从而掩盖了当事人的真实感受,食指这样的诗却以真率朴素的态度,将个体的真实而独特的经验彰显出来。他具有天生的诗人的敏感气质,表现在这首诗中就是敏锐地抓住个体的“我”心灵中的几个幻觉意象,并把它们自然而集中地组合起来,这在1949年以后的大陆文学中是很罕见的。幻觉中“剧烈地抖动”的“北京车站”,作为“我”的心灵的外化,强烈地表现了诗人的感情震动之巨,表现了那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茫然与无助。另一个“幻觉蒙太奇”也很精采,“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对“幻觉”的出色表现,在文革中年轻一代的艺术探索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手段,表现出他们对政治权力话语的轻蔑与反叛。只是与西方现代主义起源于对“人”的深刻怀疑不同,中国年轻一代的艺术探索从一开始就以对人的肯定作为其目的与出发点,“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所表现的正是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对母爱的眷恋,在这种普通而强烈的人性面前,政治权力者们制造的所有神话都褪去了绚烂的光彩,显得苍白无力,而隐藏在其背后的现实的黑暗、悲哀与人性永恒的喟叹赤裸裸地表露出来。

  赵振开的小说《波动》被称为“从黑暗与血污中升起的星光”,其中也有类似的对幻觉的描写。在女主人公萧凌的意识中,母亲惨死的场面作为一种“创伤性经历”不断地强烈地回复到她的幻觉中:

  “皮带呼啸着,铜环在空中闪来闪去。突然,妈妈冲出重围,向阳台跑去,她敏捷地翻到栏杆外面。‘反正一死,谁要过来,我就跳!’一切都静止了。天那么蓝,白云纹丝不动,阳光抚摸着妈妈额角上的伤口。

  ‘ 妈妈——’我大叫一声。

  ‘ 凌凌——’妈妈的眼睛转向我,声音那么平静。妈妈。我。妈妈。眼睛。血珠。白云。天空……

  娃娃脸似乎清醒过来,他用皮带捅捅帽檐,向前迈了一步。‘跳呀,跳呀!’我扑上去,跪在地上紧紧抱住他的腿,用苦苦哀求的目光望着他。他低下头犹豫着,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亮闪闪的牙齿。他咽了口唾沫用力把我推开。

  “妈妈——”白云和天空陡地翻转过来。“

  很难设想,如果不是这种蒙太奇式的幻觉描写,食指诗歌与赵振开小说中的强烈情感如何表现出来。在当时的流行的艺术模式中,个人的爱憎感情必须以阶级标准来判断,“小我”的感情必须服从“大我”的理想,在这种话语模式中,个人的真正的感情必须按阶级的标准来过滤与消解,其任何流露如果最终不归结为对革命理想的衬托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可疑甚至是反动的。(即使在当时知青的地下文学中,这种话语模式也颇有市场,其典型例子如同样表现年轻一代中思想冲突的长诗《决裂。前进》。)在这一背景下反观食指与赵振开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精神上的觉醒与艺术上的探索的同步性。这种艺术探索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对现实进行祛魅除幻,其目的正如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所说的,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受,为了感受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18就此看来食指与赵振开对个人主观感受的表现,无疑是冲破文革中虚假的权威话语对个人的真实生活经验的遮蔽的有力手段,在这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艺术中,蒙在时代表面的灿烂辉煌的神话面纱才被撕得粉碎,显示出现实“黑暗与血污”的真相。在此之后,人性的觉醒才有可能随着个人的觉醒进入人们的脑海与视野之中。

  事实上,食指诗歌与赵振开小说中充满了个人象征与个人意象。上举的幻觉意象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而《波动》中的个人象征与个人意象还要丰富,“书中那座城市充满了纯粹的错觉、埙坏的偶像、邪恶、暴力、种种荒谬还有孤独。”如杨讯出场时的叙述:“车站小广场飘着一股甜腻腻的霉烂味。……一路上,没有月亮,没有灯光,只是在路沟边草丛那窄窄的叶片上,反射着一点一点不知打那儿来的微光。”这种充满了个人情绪的意象为全书定下了压抑的基调,有一种整体的效果。又如萧凌的意识活动,其中有些意象特别具有尖锐的刺激力:

  “我和黑夜面对着面。

  空虚、缥缈、漫无目的,这是我加给夜的感觉,还是夜加给我的感觉?真分不清楚,哪儿是我,哪儿是夜,似乎这些都浑然一体了。“"天空变得那样黯淡,那样狭小,象一块被海鸟衔到高处的肮脏的破布。"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在看惯了当时充斥在公开发表的文学中的那种虚假、枯燥、干瘪与程式化的共同象征之后,再看这些个人性的象征与意象,虽然传达的一种压抑的情绪,但还是让人感受到生人的清新气息。

  在个人的主体性回复之后,政治权力话语对现实的权威解释模式必然发生动摇,代之而起的是独特的个人在与其血肉相关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对现实与未来的思考。这些充满个人性的思考必然会激起更多的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形成一个“多音齐鸣”的世界。就这一点而言,《波动》无疑得风气之先。小说的采用了复调叙述的方式,主要的叙述者不但有主人公杨讯与萧凌,还有充满矛盾的地方领导林东平及其女儿,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充满了原始兽性的流浪汉白华等等。这些叙述者的不同视角展现出那个特定年代的现实的方方面面,以及不同经历与地位的人们冲突而矛盾的内心世界,从而展示了一幅多角度、多侧面的时代图景。以相恋的主人公杨讯与萧凌而言,同是时代的反叛者,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有很大的差异与冲突。对这一点的表现是小说最成功的地方,因为这两个主人公代表了觉醒中的知青一代中的两种典型心态,他们的个性互相冲突而又互相衬托。萧凌几乎经受了人世间最为惨烈的苦难,父母惨死以及被前男友抛弃的创伤性经验使她变得孤僻而封闭,趋于极端的怀疑主义,她不相信什么“终极的意义”,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廉价的良心达到一种廉价的平衡的手段”. 她眼中看到的是现实的黑暗与血污,正如她所说:“这代人的梦太苦了,也太久了,总是醒不了,即使醒了,你会发现准有另一场恶梦在等着你。”与此相反,杨讯却愿意设想“一个比较好的结局”,插队时因农村大旱他领头反对交公粮并因之被逮捕的经历,也没有使他摆脱自己的理想主义。然而相对来说,由于其高干家庭出身,他没有更直接地面对现实的血淋淋的残酷,他的理想主义未免显得有些浅薄,正如萧凌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你们总是相信结局……,因为在每个路口都站着这样或那样的保护人,”“你们毕竟不用付出一切,用不着挨饿受冻,用不着遭受歧视与侮辱,用不着为了几句话把命送掉……”,由于这种浅薄,他得知萧凌有私生女时,不能体会她的难以言说的痛楚而残酷地与她分手。但在另一方面,这两个人物能走到一起,就有其共同之处,这就是对人性的执著。他们虽然各趋一端,但又互相补充。即使极端绝望的萧凌也企图在充满了“粗暴”、“狂野”与“残忍”的环境中保住人性中的一点“优雅”与“诗意”,而永远不可能与残酷粗暴的现实协调。这一点“优雅”与“诗意”,就是在时代的黑暗中一点人性的“星光”。“星光”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正如杨健所指出的“星光是这个黑夜中唯一的光明,在没有温暖阳光的时候,这冷冷的光明就显得极其宝贵。这星光就是深藏在萧凌等人心底的未曾泯灭的人的良知。这星光是对要不变为兽或畜生,而保留的一点对人性的执著。”19可以说,这一点对人性的执著,是年轻一代精神上觉醒的契机与艺术探索的动力,它也为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复苏作了预告。

  注释:1 引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收入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2 页。

  2 文革后期文学(艺)类杂志的复(创)刊,最早的当属《北京新文艺》(1971.12 ),这也许是一个率先发出的信息。但在全国范围来看,总体上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1972年1 月,先有《广西文艺》、《广东文艺》、《革命文艺》(内蒙)复刊,随后吉、鲁、黔、川、湘等省市的文艺刊物也陆续复刊,到次年夏季,全国除上海(影响重大的文艺丛刊《朝霞》也于是年5 月在上海创刊,但它直接受“四人帮”控制)、天津、江苏、浙江等省市外的大部分省市都有由当地文联或作协主办的刊物复(创)刊,而沪、津、江、浙等地,也已有地市一级文艺刊物刊行。参见《新中国文学词典。附录。文学刊物刊名变更情况一览》,第1310-1330 页,潘旭澜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3 《金光大道》共有四卷。第一、二两卷分别于1972年8 月和1974年5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夏由京华出版社重版,并一次出齐四卷。

  4 《虹南作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51973 年7 月28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审查湘剧舞台艺术片《园丁之歌》时,对影片横加指责,扣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的罪名,一年后,该片在全国范围遭到批判。

  6 根本任务论是在1966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上正式提出的,即将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规定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参见《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收入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5 页。

  71968 年5 月,于会泳在《文汇报》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依江青指示归纳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 后来经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这一原则被广泛运用于电影镜头的运用、舞台调度、情节安排等各个方面,既是创作原则又是批评标准。这个原则还演绎出三陪衬、多侧面、多浪头、多回合、多波澜、多层次和高起点等一系列“三字经”创作模式,将人物和情节简化为固定公式。

  8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 页。

  9 同上书,第87页。

  10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11《缘缘堂续笔》据《丰子恺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2《丰子恺散文全编》,第662 页。本教材所引用的丰子恺语均依据此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13《半棵树》初刊于《诗刊》1982年2 月号。

  14本节引文均引自《对于人生和诗的点滴回顾和断想》,见牛汉《学诗手记》,三联书店1986年版。

  15本诗初次发表于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本节即依据此版本。

  16《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原是地下手抄作品初次发表于《今天》文学双月刊第四期,后被编入多种选本,本教材依据的是林莽、刘福春编《诗探索金库。食指卷》,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17《波动》原系地下手抄作品,出次发表在《今天》文学双月刊四、五、六期连载,用笔名“艾珊”. 首次公开发表于《长江》1981年第1 期。本教材依据的是小说集《归来的陌生人》,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18《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19引自同注8 书,第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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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 来自《丘吉尔传》

形势的发展迫使政府和议会对重整军备问题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丘吉尔除了在下院发 表敦促重整军备的演讲外,还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直接而具体地参与了一些加强空 防力量的工作。1934年夏,丘吉尔的密友、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林德曼 教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读者来信,指出防空科学研究方面可望取得突破性进展。9月, 丘吉尔和林德曼专程从戛纳赶到鲍德温度假的埃克斯累班,要求政府成立高级负责机构研究 这一问题。后来他们又请奥斯汀.张伯伦出面,与丘吉尔联名给麦克唐纳写信提出此事。经 过多方努力,终于成……去看看 

十 后会有期 - 来自《圣雄甘地》

伦敦城,国王使者的黑色权杖庄严隆重地响了起来,宣布大英帝国的重要时刻到来。数个世纪来,国王使者多次率领三十位议会议员,穿过古老建筑物的长廊,前来请求国王“批准”颁布国事诏书,从而将大英帝国的势力扩展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古老的传统仪式沿袭至今,但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这一天,伴随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率领的议员队伍的响声,犹如丧钟似地在长廊里回荡。它宣告白人统治世界的辉煌时代至此结束,大英帝国土崩瓦解。   文件确认英国撤离印度,承认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获得独立。全文简单明确,仅用十六页打字纸概括了三……去看看 

二 香港之谜(6篇) - 来自《卖桔者言》

期货市场的作用何在 期货市场( Commodity Futures )是经济学上最难令人明白的市场,该市场的合约是期货合约( Forward Contract )的一种。比起一般的期货合约(如买楼花合约),期货市场的特征有二。一、交易是在一个集中的交易所举行;二、在合约终止时大都是以钱结数,并没有真正的货物交收。 期市是以现在用合约的方式来决定将来某时某种货物的价格的交易。若某甲愿于 3 个月后出某价将小麦买入,而某乙亦愿意于那时日将小麦按该价卖出,那在经纪或中间人的引线及保证下,期市合约便可在 3 个月前的今天成交。 3 个月后的市价及 3 个月前……去看看 

第02章 我当了兵 - 来自《我的美国之路》

我还能记得,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对所选择的军旅生涯产生了疑虑。那是在佐治亚州北部山区,我沿着一条100英尺高的缆索疾驰而下,只差几秒钟就要撞上一棵大树。这一练习叫做“求生滑行”,陆军让我做这个练习,看我是不是害怕。我真害怕了。   这一练习的目的,还在于考验我们对类似要你去自杀的命令是否有绝对服从的决心。缆索悬在一条河上,两端拴在两棵大树上,滑行起点的一端很高,然后急剧下斜。轮到我练习了,我爬上起点这一头的大树,俯视对岸,那边的人都显得很矮小。缆索上有一个滑轮,我紧紧抓住挂在滑轮上的钩子,任务是沿着缆索下滑……去看看 

第08章 当代于连 - 来自《一百个人的十年》

1966年  17岁  男  T市某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   T市最早被抄的一家——与家庭划清界线——跑到边塞也背着出身包袱——为了报复与 “红五类”女儿结婚——一切发生变化:调动工作、入党、上大学——今天的苦恼   我要对你说的,是在家里不能说,对朋友不能说,哪伯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说,这就是内 心的痛苦吧。不是眼前的很强的痛苦,是一种没法摆脱、很深很深的痛苦吧。但我想对你 说,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可是有一条我清楚,因为你说你会把地名姓名全部隐掉,我 才肯说。   我致命的要害是出身不好。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