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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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个人和民族使关于充分发展的自由的抽象概念进入他们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控制不了的力量。

                       G.W.F.黑格尔

  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不仅建立在欧洲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欧洲政治革命的基础上;政治革命的实质是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众已觉醒并行动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把这样做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欧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格局,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纪欧洲政治革命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世界性的影响。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政治革命同经济革命一样,分几个阶段发展起来,我们曾提到,经济革命开始于英国,然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后来再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政治革命也相同,17世纪的英国革命标志其开始,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标志其更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它在19世纪时影响了整个欧洲。在20世纪时则影响了整个世界。
  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其扩展情况的相同并非偶然。实际上,这两种革命是密切联系的。经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革命,因为它产生了有着新的利益、有着使其利益合理化的新的思想意识的新的阶级。如果我们简要地追溯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过程,这将变得很清楚。
  中世纪初期,在西欧可发现三个界线分明的社会集团: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构成教会和知识界显贵集团的教士和从事劳动以供养以上两个上层阶级的农民。随着商业的发展,中世纪社会等级的这种状况由于一个新的成分即城市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随着这一阶级的财富增长、人数增多,它对各封建阶层的特权、对妨碍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许多限制,日益不满起来。因此,资产阶级与民族君主政体结成了相互有利的联盟。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从而能够维护自己对各封建阶层的权威;回过来,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起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得益。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它使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因为此时,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约束,转而反对起国王。中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的思想意识——的成功。在这意义上,自由主义也许可称为是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打算借以为自己获得它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种控制的特殊纲领。
  有自由主义信条的中产阶级转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的挑战。随着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到来,住在拥挤的城市中的工人开始日益具有阶级觉悟。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利益与其雇主的利益并不相同,他们的境遇只有通过自己方面的联合行动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领导工人的知识分子,发展起一种新的思想意识——社会主义。它直接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挑战,不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还要求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我们将看到,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成为欧洲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在20世纪,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
  赋予欧洲政治革命以动力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力信条,而且还有民族主义——一种影响到各阶级、使广大人民群众活跃起来的思想意识。传统上,这些人首先忠于的一向是地区或教会。近代初期,效忠的对象扩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从英国革命开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期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使自己的忠心服从于新的民族事业。民族教会的兴起、民族王朝的兴起、民族军队的兴起、民族教育制度的兴起,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把从前公爵的臣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包括一切的民族。19世纪期间,新的民族思想意识从其发源地西欧传播到欧洲大陆各地,而如今,到了20世纪,它又成为促使全世界从前的从属殖民地民族觉醒的推动力量。
  这三个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们共同激励欧洲各民族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行动起来,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与之比较的推动力和内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学革命和经济革命一样,极大地促成了欧洲的世界霸权。当欧洲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他们遇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怎么和睦的一些社会。民众的冷淡——他们缺乏对自己政府那种息息相关之感——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不太费力地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建立并维持他们的统治。印度也许是那些保持着全然不同的民族聚集体、宗教聚集体以及相冲突的地方性忠诚的社会易遭受欧洲扩张主义侵害的一个最主要的例子。在长达一个半以上的世纪里,这块拥有千百万人口、拥有灿烂的文明和古老的历史传统的巨大的印度次大陆被为数较少的英国官员和高级职员不太费力地统治者。当1857年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时,不仅英国军队,而且还有印度人也前去镇压。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惊讶地报道了这一事实。“我对正在我周围和我面前流过的战争潮流中的这一巨大支流越来越感到惊异。所有这些男人、妇女和孩子都高兴地涌向勒克瑙,去帮助欧洲人制服他们的兄弟。”
  但是,欧洲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必然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的传播。正如整个世界感受到斯蒂芬森的机车、富尔顿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机枪的影响一样,它也感受到《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那些已成为我们当代标志的世界性的动乱就是这些易使人兴奋的文件的直接结果。

  二、英国革命

  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一阶段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英国这场大变动的根源可以在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一场公开的内战,内战中,国会获胜。这种结果并不是史无前例的。其他代议制机构也曾压下君主的锐气,如波兰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这两种情况之间有个很大的差别:得胜的英国国会实质上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而波兰的代议制机构则代表封建贵族。因而,英国国会胜利的结果是建立起代议制立宪政体——这是英国对欧洲、对世界的最大的政治贡献。相形之下,波兰的由贵族控制的议会的胜利是导致后来以国家的完全灭亡而告终的封建混乱局面。
  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绅士们的欢迎。它使敌对的贵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通过建立国教英国圣公会来切断基督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在这过程中,分配了原属于天主教机构的广大土地和其他财产。它还建立海军和实行获得民众赞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费掉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于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进行无国会的统治,但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了国家的资财。他们试图通过出售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行业中的专利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带来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权”。
  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而这一于1640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理查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提出许多影响深远的要求,其中包括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1642年,在保皇的“骑士党”和清教徒的“圆颅党”之间爆发了战斗。
  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平静下来,直到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时为止。那几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构成了英国革命。革命的详情除了在它们有助于说明革命借以促成自由主义信条、民族主义信条和社会主义信条的方式及其程度的范围内,对我们没有关系。因此,这里只要注意到英国革命经历过五个阶段就够了。从1642至1645年的第一阶段为内战阶段,在这阶段中,保是党人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组织的著名的新模范军击溃。在1645至1649年的第二阶段间,一种后来在1792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也得到重复——不过,带有某些变化——的形势发展起来。在得胜的情教徒当中,出现了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裂。温和派由克伦威尔领导,战胜了约翰·利尔伯恩领导的激进派。当查理于1649年被处死时,克伦威尔当上了称为共和政体的英格兰共和国的首脑。
  从1649至1660年的第三阶段间,克伦威尔和他的清教徒追随者极其有效、虔诚地统治着英国。这是各种宗教权利受到抑制、宗教问题得到解决的时期。克伦威尔死于1658年,继他之后担任共和政体的护国公的是他的儿子理查。后者是个庸碌无能的人,而且,国民已对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简朴的生活感到厌倦。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得到复辟;结果,从1660至1688年的第四阶段称为王政复辟时期。
  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没有取消、也不能够取消共和国的种种改革。但是,他们确试图恢复个人统治。这一点,加之他们追随法国王室、鼓励天主教,使他们愈来愈不得人心。最后,詹姆斯二世随着1688年的光荣革命的到来而被推翻;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新的统治者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1689年,威廉接受了阐明国会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国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或保持军队;若没有法律手续,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这些规定并不意味着英国已成为一个民主国。直到19世纪后期确立起普选制时,才实现这一目标。但是,1689年的这一法案确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国会的最高权力,并在这情况下,结束了几乎早半个世纪就已开始的美国革命。
  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是可预料到的,因为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中产阶级的事。支持国会的商人和小贵族考虑着两个主要目标——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及财产的安全。但是,在清教徒方面,关于这些事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许多相冲突的观点得到阐述和热烈的辩论。例如,就宗教来说,一股名符其实的非正统见解的急流喷涌而出,许多新教派相继出现,其中包括公理会教派、浸礼会教派和贵格会教派。当时,长老会教徒正在力求将他们的教派建立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对所有公民实行其教规。这些宗教分歧显然必须得到调解,否则国会的胜利就会受到破坏、国家本身也许会垮掉。正是在这些情况下,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的自由主义教义被制订和确立。不仅基于权宜之计,也基于原则,人们开始普遍同意,试图强迫人们接受某种信仰是不道德的、也是无效的。诚然,英国圣公会仍然是官方的、受国家支持的教派,其成员在担任政府职务和其他方面受到优待。但是,总的讲,当时已确立这一原则:良心的自由应授予所有既不威胁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的崇拜仪式的基督教徒。
  关于人权和财产权利的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问题甚至比宗教问题更明显地在清教徒中间划分出右翼和左翼两派。分裂是随着新模范军的普通士兵开始感到他们的利益正受到官员和国会的忽视而逐渐发生的。这些士兵经过四年成功的作战之后,获得了新思想和新观点。他们已在战斗中击败了较优者,作为胜利者,跨进了英国某些最堂皇的大厦。这导致他们对大人物们的权威表示怀疑,并相信他们自己的能力。正如一位权威所说的,“简单地说,绘普通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尝尝权力的可能性并说出自己的见解,是英国内战的伟大成就之一,只是这些成就是偶然的。”
  普通人确实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提出大量的意见时,普通人除了要求良心的完全自由以外,还要求有一个民主共和国和消除经济上的苦难。这方面表达得较清楚有力的是平均派;平均派是给予一个主要由城市下中层阶级和农村佃户发起的群众运动的一个轻蔑名宇。平均派的首领是约翰·李尔本即“生而自由的约翰”,他的艰苦的一生反映了其追随者所受到的磨炼和他们的抱负。
  17世纪30年代,内战爆发前,他因散发未经许可的印刷品而被国王的星法院关押;由长期国会释放后,他应征入伍,在布伦特福被俘,因重大叛国罪而受审,险些地在国王手下被绞死;后来,他被交换遣返;他作战勇敢;他在战斗中受伤;他因不接受与苏格兰人联合后被强加的[长老会的]严肃盟约,退出国会军队;接着,他因未经许可的印刷业而坐牢(内战期间,他与整整一系列秘密的印刷机有关);因为诽谤下议院议长、诽谤曼彻斯特伯爵和其他人,他经常进出伦敦塔监狱;他试图改革伦敦商业中心区的政府,试图打破冒险商公司对羊毛贸易的垄断;他在新模范军中组织反对国会的活动;然后,他成为平均派运动的代言人;他经常起来反对克伦威尔,他相信克伦威尔背叛了他们曾为之浴血奋战的自由的事业;他曾两次在民众响亮的欢呼声中被宣判无罪;他也遭到过流放,回来后,又受到被激怒了的政府的监禁,1655年,离去世仅一、二年时,他成为一名贵格派教徒。
  平均派为根本的政治上的不满提供了领导,制订了成文的纲领;在纲领中,系统地提出了模范军普通士兵们的种种要求。如此,一份宣言《人民公约》给制订出来;这份公约于1649年呈递国会,现被说成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它明白地宣布了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首先,个人从自然界得到某些不可分割的权利即国家和教会所不能剥夺的天赋权利;其次,是人民主权的原则,即一切政治权力仅仅是由人民授予的。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军队的代言人要求实行许多具体的改革,这些改革如今被大家公认为是一个民主立宪国家的基础。它们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一部成文宪法、男公民普选制、两年一届的国会、财产和公民权利的更大范围的传播以及死刑、债务监禁、长子继承权和一切封建占有权的终止。
  国会从未被迫按《人民公约》行事。克伦威尔有足够的力量监禁李尔本和镇压军队中的不满集团。这并不意味着平均派对他们同时代的人没有影响。下议院为建立共和政体而通过的法规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则:“就人间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权力的起源,”下议院议员“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拥有这国家中最高的权力”。
  如果国会如此乐于接受人民主权的原则,那么,使国会与平均派对立的争端又是什么呢?回答可以在“人民”一词的定义中找到。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认为,应该参加对下议院议员的选举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国中有着“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即财产所有人,而平均派则坚持认为,“任何出生在英国的男子都应当……对议员「国会成员〕的选举有发言权。”因而,争端在立宪议会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赞成民主政体的人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赞成,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自己的选票引起社会改革,而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因害怕这类改革,则坚决反对平均派。
  事实上,17世纪在英国进行着两种革命。第一种是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赢得在社会上有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种是下中层阶级和佃农的社会革命;下中层阶级和佃农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给穷人以丰富的食品,具有小财产所有人阶层的眼光。17世纪英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了,就象后来18世纪法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一样。在前后两种情形下,领导者都缺乏获取胜利所必需的人数优势、组织和成熟度。他们的时机到19世纪后期才来临;那时,工业革命已培养出极其大量的、有阶级觉悟的城市无产阶级。城市无产阶级又发展起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且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自己的思想意识——社会主义。

  三、启蒙运动

  17世纪英国发生大变动以后,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二阶段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做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进入阳光。因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了“进步”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好些。
  这种不断的进步是如何保持住的呢?回答简单而又令人信服:通过利用人类的理性力量。这种对理性的信任是启蒙运动的另一基本特点。实际上,两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进步和理性。而这些概念的倡导者是通称为哲人的一批表达力很强的人。不可将这些哲人误作正式的哲学家,他们不是任何特定领域的学识渊博或系统的思想家。他们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报刊撰稿人。他们更接近的是H.G.威尔斯和G.B.萧伯纳,而不是G.E.穆尔和A.N.怀特海。这些哲人同威尔斯和萧伯纳一样,通常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写剧本、小说、随笔和历史作品,以普及他们的思想、说明变革的必要性。
  这些哲人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象牛顿所证实的那样控制物质世界、也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受到理性的检验。虽然这对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但是,对于已过了全盛时期、许多关节嘎嘎作响的法国旧制度,是尤其严峻的考验。因而,这些哲人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批判的猛击。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这种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是对于通常称为重商主义这种对经济生活的全面、严格的控制的一种反应。在国家建立的早期阶段,重商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但是,到18世纪,它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受到专利权、国内税或过多的关税和杂税妨碍的商人们热情地接受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我们已提到过,英国商人们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攻击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所出售的专利权。但是,重商主义在法国甚至更具有限制性,所以,哲人们自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重商主义。他们寻找构成经济行为的基础的自然法则,提出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一般原则——国家对自然经济力量的自由发挥作用不得干涉。
  自由放任主义由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书中作了出色的系统阐述。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乃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利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用斯密自己的话来说:
  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法则,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奋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阶层的人的勤奋和资本相竞争。君主就完全给免除了一种职责;在试图履行这种职责个君主总是遭受无数的欺骗,因此若要履行这种职责,人类的智慧或知识永远不可能是足够的———这种职责就是监督私人的勤奋,并将它引导到最适合社会利益的工作中去。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Ecrasez i'infame!”——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这种对不容异说的强烈反对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人们确信不容异说妨碍了科学讨论和得出真理。另一原因是不容异说似乎危及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因而,宗教信仰自由的杰出拥护者伏尔泰说,“如果在英国仅允许有一种宗教,政府很可能会变得专横;如果只有两种宗教,人民就会互相割断对方的喉咙;但是,当有大量的宗教时,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处。”
  更准确地说,哲人们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仰。相反,他们寻找一种与理智的判断相一致的自然宗教。结果产生了种种根本违背宗教正统观念的东西。有些人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成为不可知论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多数人是自然神论者,乐于赞同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的主张,但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起作用而不加以干涉。因而,自然神论者能同时做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他们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义,同时,又能拒绝接受某些带有超自然特色的东西如圣灵感孕、耶稣的复活、基督的神性和《圣经》中的神的启示。这里值得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所有这些新的信条——无神论、不可知论和自然神论——反映了理性主义者对“天启”或“超自然”宗教的怀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自基督教在欧洲获胜以来,基督教传统首次出现了明确的破裂。
  同样,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用语——“社会契约”。关于统治的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一书中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洛克在这部论著中说,如果统治者对其臣民管理不当,“他们就会因这种失职行为而丧失早先人民为着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们的权力,权力就会被移交给人民,人民有权利恢复自己原先的自由。……”换句话说,洛克将统治看作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但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中的一个协议。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是《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说,所有公民在建立一个政府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个人意志熔合成一个共同意志,同意接受这共同意志的裁决作为最终的裁决。卢梭关于共同意志的观念是抽象的,可以有种种解释。20世纪的独裁者们就是利用这一学说为自己的极权主义政权辩护。然而,从欧洲政治革命的观点看,重要的一点在于卢梭强调了人民的主权。他把统治权看作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合法权力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这种革命是正当的。“行政权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办事员;它(人民)能如心所愿地使他们掌权和把他们拉下台;对受托人来说,不存在契约的问题,只有服从。”
  以上简短的评述表明了启蒙运动对欧洲政治革命的意义。“砸烂可耻的东西”、“自由放任”和“社会契约”这些口号破坏了传统的制度和习俗。此外,它们不仅对法国的现状,而且对整个欧洲甚至海外地区的现状,也是一个挑战。实际上,哲人们并不把自己看做法国人或欧洲人,而是把自己看做人类的成员。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普批评了博绪哀主教的《世界史教程》一书,其理由在于,这部著作主要论述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历史,忽视了异教的古人和其他文化的历史。这一批评颇为典型地表明了哲人们有意识地试图从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他们试图发现与牛顿的物质世界的定律相当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则。
  虽然哲人们并未发现支配整个人类的、永远不变的法则,但他们的著作确影响了世界许多地区的好思考的人们。他们的最大的、直接的成就是说服欧洲的许多君主至少接受他们的某些学说。这些君主仍然坚持他们以天赋之权进行统治的理论,但是他们已改变了关于其统治目的的思想。政府权力仍然是君主们的天赋特权,但这时已用于为人民谋利。因此,这些统治者被称为仁慈的专制君主。
  这些仁慈的专制君主中最闻名的是普鲁土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普斯堡帝国的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叶卡捷琳娜也许是最有说话才能的。常常说出启蒙运动的富有代表性的口号,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应当平等,”“君主应为其人民服务”“一个国家若划分成少数大地产,是危险的”等等。但是,叶卡捷琳娜和其同时代的君主们并不仅仅谈论改革。叶卡捷琳娜大大地改善了自己国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为促进普鲁土的农业做了大量工作;而开明的专制君主中最真诚、最认真的约瑟夫二世在其统治期间由于试图将其帝国改造得与新的原则相一致而弄得筋疲力尽。不过,尽管这些统治者拥有极大的权力,取得的成就却很有限。他们的继承者常常破坏他们的成果,而教士和贵族则毫不退让地反对威胁其既得利益的种种改革。
  启蒙运动的学说不仅鼓舞了少数君主,也鼓舞了他们的一些臣民。例如,在俄国,贵族亚历山大·拉季谢夫于1790年发表了一部题名为《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施行记》的著作。拉季谢夫是哲人们的一个忠实信徒,他在其著作中尖锐地谴责了自己国家的基本制度——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和农奴制。同样,在哈普斯堡帝国,也可找到哲人们的许多忠实信徒。其中有个叫杰尔杰·贝塞恩耶的贵族被普遍地称为匈牙利的伏尔泰。18世纪末,一个叫尤莉娅·恰凯的女伯爵拥有一个有5,160卷书的藏书室,其中有3,600多卷是法文书,包括了伏尔泰和卢梭的全部初版的著作。甚至在穆斯林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谢里姆三世也是启蒙运动的学说的热情支持者,他似乎是从在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商人和外交官那里吸收到这些学说的。虽然他尽力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非常猛烈,他在统治18年后于1807年被杀害。苏丹的臣民,尤其是与西欧有某些交往的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也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这方面较杰出的是塞尔维亚的一名到处走动的修道士,名叫奥布拉多维奇,他曾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广泛地旅行。旅行期间,他成为启蒙运动的一名直言不讳的信徒;这一点,从其著作的以下这段话中能觉察出来:
  我有两个主要目的:首先,说明寺院对社会是无用的;其次,说明充分地学习的巨大必要性,充分地学习是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使人们摆脱迷信,能引导人们真正地崇敬上帝、拥有理性的虔诚和有知识的优点,从而使一个富有理性的人真正地走上现世的和永恒的幸福之路。……我将毫不注意任何人属于什么宗教和信仰,那也不是在当前的文明时代里所需考虑的事。
  在南北美洲,启蒙运动也有着直接的、非常重大的影响。在拉丁美洲,新的学说由于官员、商人和移民川流不息地到来而得到传播。有位历史学家在分析了哲人们的著作在拉丁美洲的大学和私人图书馆中的广泛传播之后,下结论说,“启蒙运动显然影响了……约1808年前后达到成熟的整整一代人,导致了争取独立的斗争。至于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我们将在下面论述美国革命的一节中详细考察。这里只要提一下托马斯·潘恩、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正象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那样完全是哲人就够了。毕竟,正是杰斐逊宣布每个人都有两个祖国:“他自己的国家和法国。”
  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的影响并没有随着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结束而消失。伏尔泰和潘恩的著作至今仍有影响,仍鼓舞着生活在普遍的状况和制度限早先哲人们与之斗争的状况和制度相似的国家里伯人民。例如,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的教授K.M.哈立德于195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我们从这里开始》的书,提出了一个要使穆斯林世界恢复活力的纲领。哈立德在书中大量地引用了伏尔泰、卢梭和活息的话,并引用卢梭的话来阐明他写这本书的动机。他在序言中写道;“就撰写这本书的动机的崇高而言,我完全是问心无愧的。”也许卢梭的话最能表达我的这种感情:“正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和对人类的信心,激励我们决心把愚蠢的、奴性的动物变成为有知识的、有人性的人。”

  四、美国革命

  我们不应夸大仁慈的专制君主贯彻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所取得的实效。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运动才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人民群众。但1789年以前,在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已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提供了将新学说付诸行动的一个实验性的示范。
  我们早先已提到,十三个殖民地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政治上难驾御,它们的民选议会者是与从伦敦派来的总督和其他官员不和。我们还提到,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决定性地打败了法国,并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获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要密西西比河的法国殖民地。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们巨大的共同胜利感到非常自豪。但是,这一胜利在解决了旧问题的同时又引起了新问题。一个新问题是,由于法国进攻的危险已消除,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精神正在不断增强。另一新问题是,英国政府在获得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后,决定加紧对帝国组织的控制。这种加紧在早期阶段也许是可行的,但这时,在长期的“有益的忽视”之后,在消除法国的威胁之后,殖民地居民确信他们能够照料自己并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因而,美国革命基本上起因于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这两种相冲突的要求;马萨诸塞的总督弗朗西斯·伯纳德在他于1765年11月23日寄给在伦敦的上司的信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美利坚的所有政治上的弊端皆起因于没有确定大不列颠和美利坚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不列颠和美利坚存在着关于这种关系的种种意见,它们互不一致、互相矛盾。在不列颠,美利坚诸政府给看作是被授权制订地方法、只是在议会高兴的时候才得以存在的社团,议会……随时有权力解散它们。在美利坚,他们自称……是完备的国家,除了有同一个国王外,其他方面均不依靠大不列颠;他们从容不迫地完善了立法机关,一点也不受大不列颠的立法机关的支配。……在一个如此巨大的矛盾中,谁将作出决定呢?
  对这一决定性的问题作出回答的是军队。在美利坚殖民者当中,并非所有的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赞成求助于暴力。事实上,他们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保守主义者仅仅希望恢复1763年以前普遍地存在于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松散的关系。但是,激进主义者要求帝国关系中发生使殖民地能完全控制自己的事务的变化,他们还要求殖民地内部出现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政治权力的转移。关于后面一点,保守主义者激烈反对。他们不想引进民主政体;相反,他们希望象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保持上层阶级的领导。最后,由于不列颠无能的官员屡犯大措,激进主义者得以独行其是。
  导致革命的步骤是众所周知的,无需详细叙述。首先是1763年时宣布禁止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民。这原是作为在能够制订出有条理的土地政策以前保持和平的一项临时措施,但是,那些可能成为移居者和投机商的人以为自己将为了英国少数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远排除在外。然后,是施行一系列财政措施,公布了“糖税法”、“驻兵法”、“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其目的是为了将英国繁重的税收负担的一部分转嫁到美利坚殖民者肩上。这些征税在英国人看来,尤其是考虑到近来击败法国人的战争所带来的花费以及将来保护美利坚边疆所必需的预计的花费,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殖民地居民由于都受到这些征税的影响,一致加以反对。他们召开了一次洲际大会,组织对英货的抵制,直到这些财政措施被取消为止。然而,英国政府又施行了另外一系列欠考虑的措施,引起了一场导致革命的新风暴。
  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波士顿茶党案、作为对在波士顿港口的破坏行为的惩罚的强制法令即不可容忍法令——是人们所熟悉的。当时,1774年,英国国会还通过了魁北克法案,为被征服的法商加拿大人规定了一个政府体制,并划定了魁北克的边界,边界内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即现在的威斯康星州、密执安州、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在捍卫魁北克法案方面,可说的东西很多,但是,美利坚殖民者谴责它是为了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挡他们向西扩张的又一道不可容忍法令。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组织了对英货的又一次抵制。第二年,当英国军队从波士顿前往康科德搜夺那里的秘密军需库时,战斗开始了。正是在这次战斗中,有人在列克星敦草坪打响了“声闻全世界的枪声”。结果是英国军队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波士顿。第二月即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它需要负责一场正式的战争,开始招募一支美利坚军队。
  大会对于与母国实行最后的决裂,仍很勉强。但是,随着战斗的蔓延,要求独立的情绪增涨。1776年l月,潘恩出版了富有鼓动性的小册子《常识》。潘恩只是两年前刚从英国来到美洲,他痛恨英国社会的不公正。现在,他在小册子中热情地激励殖民地居民抛弃“旧世界”的暴政:
  假定一块大陆永远要由一个岛屿来支配,那是件荒谬的事。大自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卫星大于其主要的行星;由于英国和美洲就彼此间的关系而言,颠倒了大自然的通常秩序,所以它们属于不同的体系,是很明显的。英国属于欧洲;美洲属于它本身。
  啊!热爱人类的人们!敢于不仅反对暴政、也反对暴君的人们,站出来吧!旧世界的每一处都有着重重压迫。自由在世界各地受到驱赶。亚洲和非洲很久以来一直驱逐自由,欧洲把自由看作是个陌生人,英国对自由发出了离开的警告。啊!接受这一逃亡者吧,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
  让我们每一个人向邻人伸出热情的友谊之手……让辉格党和扎利党的名字灭绝;让我们不是听别人,而是听诚实的公民的话;他们是坦率的、坚定的朋友,是人类权利和美洲自由的、独立的国家的勇敢的拥护者。
  《常识》在殖民地各地得到传阅,它大大地有助于大会在1776年7月4日作出接受《独立宣言》的决定。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充分进行,决定性的因素证明是法国对革命者的援助。战争的前两年间,法国并没有正式卷入,不过,它把军火源源输送到殖民。1777年决定性的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利坚人所使用的武器的十分之九都来源于法国。第二年,法国与起义者订立同盟,向英国宣战。荷兰和西班牙加入法国一方,而欧洲其他大部分强国则组成武装中立联盟,以保护它们的贸易不受英国海军的攻击。法国海军和一支拥有6000人的法国远征军的援助,大大地有助于乔治·华盛顿所率的军队的胜利,大大地促成了英国最后于1781年在约克敦的投降。1783年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正式承认了美利坚共和国的独立,其边疆以西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但是,加拿大仍属于英国,并接受了仍忠于英国的60000名美利坚托利党党人,他们在人数上与原先在圣劳伦斯河流域的法国居民相等。
  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美国革命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不同类型的国家。《独立宣言》已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于是,美国人民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通过了旨在使这一宣言不仅在纸上而且在生活中得到实现的种种法律。
  首先,这些法律废除了东半球的限嗣继承地产权和长嗣继承制。被指定继承人的土地不能在该家庭以外出售,而长嗣继承制则要求土地须移交给长子。施行这些制度的目的是使大地产在其因袭的所有人的管理下保持完整无损。但是,《独立宣言》发表10年后,除两个州外,每个州都废弃了限嗣继承地产权,宣言发表15年后,每个州还废弃了长嗣继承制。换句话说,新的美利坚共和国是建立在由农民本人经营的小地产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由少数人控制的大地产的基础上。托利党党人如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家族拥有600万英亩的土地;对托利党党人所拥有的大地产的夺取和分配也促进了上述的过程。这些地产被夺取后,被小块小块地出售,从而明显地改变了新共和国的土地所有制。
  美国革命也导致公民权大大地扩大,不过,男公民选举权直到50年后才确立。革命还促进了反对奴隶制度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州政府通过了禁止输入奴隶的法律——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于1774年通过,特拉华于1776年通过,弗吉尼亚于1778年通过,马里兰于1783年通过,到1784年,规定逐步地、完全地废除奴隶制度的法律己在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岛得到通过。甚至在弗吉尼亚的蓄奴中心,1782年时也通过了使解放奴隶较为容易的法律,8年之内,该州有1万多名奴隶获得自由。
  较大的宗教信仰自由是革命的另一成果。先前,十三个殖民地中有九个殖民地已设立州教会。这意味着居住在马里兰的公理会教友必须帮助支持该州的主教派教会;居住在马萨诸塞的主教派教会成员必须帮助支持当地的公理会教会;即使那些根本没加入教会的人,也看到他们所纳税款的一部分被用于支持一个州教会。但是,革命开始之后,马上就有五个州的已确立的教会被废除,从而,开始了已成为当代美国之特点的宗教信仰自由。
  立宪制度也因革命而得到加强。十三个州都接受了以《独立宣言》的原则为基础的宪法。这些宪法给财产所有人以专门特权,并不是完全民主的。但是,它们通过政府权能的分立而对统治权加以限制,并附上《人权法案》;该法案规定了公民的天赋权利和以往没有一个政府会公正地去做的一些事情。
  1787年的《西北法令》确保西部诸地将分享美国革命的来之不易的好处:它规定新的州应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它们在所有法律方面与旧的州相同,但不能实行奴隶制度。西部诸地将无须经受原先各州的殖民地附属的制度或竞争扩张的制度。相反,当它们能取得州的地位时,它们将因有弹性的联邦制的原则而享有原先十三个州在战争和革命中赢得的权利和自由。
  这些变化并不象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所带来的变化那样广泛和深刻。这些较后的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促成了较美国革命多得多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然而,美国革命在当时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美洲的建立,在欧洲被广泛地解释为:它意味着启蒙运动的思想是切实可行的——一个民族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有可能制定一种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切实可行的政体。
  美国各州所通过的宪法尤其给当时的欧洲人以深刻印象。他们向列举人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不受任意扣押的自由——的《人权法案》欢呼。我们将看到,〈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育》的发表形成了法国大革命的高潮,这并非偶然的。起草该宣言的委员会承认,“这一崇高的思想”产生于美洲。“在北美洲确立起自由的那些事件中,我们已进行了合作;北美洲向我们表明了我们应将对于自身的保护建立在什么原则的基础上。…”当挪威人和比利时人分别于1814和1830年起草各自的宪法时,美国又充当了一个样板。
  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已成为自由和机会的一个象征。它作为没有以往数千年的负担和积淀的一块新的土地而受人羡慕。例如,德国的音乐家和诗人舒伯特宣称,在美国,十三扇“金色的大门向不容异说和专制政治的受害者们敞开着”。同样,杰斐逊的意大利朋友菲利普·马泽伊写道,绝大多数意大利人是美国的赞赏者——他们“大声地称它为人类的事业,尽管他们生活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在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亨利·格拉顿因美国革命者的成功而受到鼓舞,他告诉自己的同胞们,“在你们确定当奴隶的可行性以前,请始终朝美国看。”随后,他在对英国的一次警告中说:“当美国派遣其大使……前往欧洲并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独立和政权时,你会想象自己将说服爱尔兰满足于一个为它制定法律的英国国会吗?”
  当时的美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已意识到美国革命的意义,他宣称:
  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生——这一革命的发生不是由于任何现存国家中的力量的变化,而是由于在世界的一个新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种类的新国家。它已在所有的力量关系、力量均势和力量趋势方面引起一个巨大变化,就象一个新行星的出现会在太阳系中引起一个巨大变化一样。
  即使今天,在巨大的变化已改变美国社会、新的更激进的革命运动已控制世界大部分地区时,美国革命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仍可感觉到。

  五、法国革命

  革命的根源 法国革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较美国革命或美国革命显得突出得多。它比那些较早的大变动引起更多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并影响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区。法国革命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标志着以往一向蛰伏着的民众的充分觉醒。虽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引人注意,但对各阶层的人们有号召力的民族主义也已出现。这些人以往长期地呆在舞台两侧,这时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后一直留在那里。换句话说,正是在法国,世界首次强烈地、清楚明白地感觉到至今仍在我们脚下隆隆响的地震。
  为什么这一巨大的变化会发生在法国呢?基本原因存在于以下事实中:启蒙运动的故乡——法国,直到拿破仑登台后才由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统治。因而,法国是一个极其无能且不公正,以致统治机构吱吱嘎嘎地陷于停顿状态的国家。正是这种停顿状态,使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有机会成功地夺得政权。
  这一模式从成为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的财政危机中能清楚地觉察出来。1789年,法国政府的债务几乎达40亿里费尔;其价值大致接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亿美元。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决不是空前的,也不与当时其他国家的国家债务不一致。例如,它仅相当于大不列颠的国家债务的一半,若按人头分配,沉重的程度尚不及后者的五分之一。然而,法国由于它的两个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基本上是免税的,不能承受这一债务负担。
  法国的旧政权就其组织而言是贵族政权。所有法国人在法律上属于某一“等级”即社会阶层,这种成员资格决定了他们的法定权利和特权。第一等级由教士组成,教士在2,450万的总人口中总共有10万左右。第二等级由贵族组成,总数约达4O万。第三等级包括其他所有的人——200O多万农民、约40O万城市商人和工匠。因而,前两个等级仅占总人口的2%。但是,他们拥有约35%的土地,并享有政府保护人的大部分好处。尽管他们取得这些不相称的利益,却被免除几乎所有的税;实际上,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税收负担落在第三等级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肩上。后者占人口的80%以上,但仅拥有30%的土地。而且,农民须向教会交纳农产品什一税,向贵族交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交纳田赋、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各种税。由于1720至1789年间总的物价水平上涨了65%,而农产品的价格远远落后,这一税收负担特别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的工资在上述数十年间仅上升了22%。相形之下,资产阶级并没在纳税方面感到困穷,因为他们比工匠和农民更能保护自己。而且,大部分商人从物价上涨、从1713至1789年间法国贸易增长5倍中获利。然而,资产阶级对旧政权极不满意。他们愤恨自己受到贵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并被排除在官僚机构、教会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之外。简言之,资产阶级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贵族革命当大变动开始时,法国旧政权的性质就是如上所述。法国革命同古往今来的其他革命一样,先是温和地开始,逐渐地变得愈来愈激进。实际上,它不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789年,而是作为贵族革命开始于1787年。然后,它通过资产阶级阶段和群众性阶段而向左转,直到发生一个使拿破仑执掌政权的反应为止。
  贵族开始革命,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自己在16和17世纪期间丢失给王室的政治权力。国王的州长已取代了贵族总督,国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国各级统治权。君主们的权力反映在以下事实中;从16j4年起,他们已不必费心召开三级会议即国家议会。因此,当路易十大发现自己由于支持美国革命时所承担的大量支出而处于经济困难中时,贵族试图利用这一机会来恢复权力,这是可理解的。
  1787年,当路易试图不顾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向所有地产征收一种统一税时,贵族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权力问题作出决定。特权阶层谴责这种新的税为非法的,宣称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的变革。由于金钱的匾乏非常严重,国王最终让步,允诺在1789年春天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以为他们能控制这一会议,从而重新获得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的估计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三级会议的召开所导致的不是贵族的胜利,而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这一浪潮将扫除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确立的制度和统治阶级。
  资产阶级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并不代表法国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划分的三个等级。从一开始起,第三等级就证明是最有生气、最决定性的。第三等级占有人数上的优势,有代表60O名,而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各为300名。实际上,第三等级的代表超过了另外两个等级代表的总和,因为不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贵族(如曾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斗过的拉法夷特侯爵),都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中产阶级的代表还在拥有思想方面占优势。他们知道自己要改变法国的旧制度,并从哲人们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应如何实现这种变革的一般思想。他们还拥有政府极度需要的现金,并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有力武器去争取他们所期望得到的各种权益。
  平民们通过迫使国王路易把三级会议改变成国民议会而赢得他们的第一个胜利。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改变,因为只要决议是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出,第三等级就永远处于三居一的少数地位。而一旦三个等级的代表联合组成国民议会,平民(包括他们在另外两个阵营中的盟友)就会处于多数。国王路易是个相当愚蠢且缺乏想象力的人,他最初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然后,定要保持传统的等级。但当平民大胆地反抗他、并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时,路易于6月23日投降了,指示三个等级合并为一。
  国王的让步并不表示他内心的转变。他继续重视所谓的“王后党”——玛丽娅·安东内特的反动顾问们的劝告。可表明国王的真正意图的是,他于7月11日解除雅克·内克的职务,因为这位大臣被认为是最赞成改革的。同时,忠实的王军的几个团被秘密地调至凡尔赛。国王正准备用武力解散议会的谣言传播开来了。而且,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国王这样做。国王有刺刀,而平民只有口舌和决心。但是,在这紧要关头,国民议会中的平民因巴黎平民的起义而得救。民众作了决定性的干预,发动了第三阶段即群众性阶段的革命。
  民众革命 这时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并非街头贱民。实际上,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组成。他们传播消息、组织示威游行,而他们的不识字的雇工和职员则追随他们的领导。革命是在内克被免职以后爆发的。下层民众涌上街头,要求较廉价的面包,并抬着身披丧服的内克的半身雕塑像游行。7月14日,他们攻破并拆毁了巴黎的一座用作监狱的王室古堡——巴土底狱。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为巴士底狱这时已很少被使用。它里面关着7名入狱者,其中,两人是精神病患者,四人为弄虚作假者,第七个是个变态的年青人,由其家庭托交监护和支付其费用。不过,巴士底狱在平民的心目中是压迫的象征,此时这一象征被摧毁了。为什么“巴土底日”在法国如同“独立纪念日”在美国那样,现在仍得到庆祝,其原因就在于此。
  巴士底狱的陷落标志着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干预挽救了资产阶级,从此以后,后者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依靠街头下层民众提供“一次革命”。这样的时刻在后来的岁月里有过许多次,如资产阶级为争得权力而进行反对国王、反对特权阶层、最后反对整个欧洲的旧秩序的斗争时就是如此。
  民众革命不仅发生在巴黎,也发生在农村。农民在其长期存在的苦难的刺激下,在攻破巴士底狱的激动人心的消息的激励下。拿起了武器。在农村的许多地方,他们拆除篱笆,夺取土地,烧毁庄园主的住宅。面临这种革命形势,国民议会中的贵族和教士只得屈服于现实,和平民一起投票赞成废除封建制度。在1789个著名的“八月的日子”里,通过了废除一切封建税、免税特权、教会征收什一税的权利以及贵族担任公职的专有权的法规。在国民议会所规定的其他许多重要的措施中,较突出的是没收教会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这份宣言阐明了关于自由、财产和安全的基本原则—一“就人们的权利而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终如此……国家实质上是所有主权的来源……法律是公众的意志的表达……自由存在于做任何不损害别人的事情的权力中……”最后一个条款表明,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去对革命方向的控制:“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了在有明显的公共需要、法律上得到确定和先前规定的损失赔偿是公正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应当被剥夺这种权利。”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用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它相当于旧制度的死亡证书。宣言被印成许许多多的传单。小册子、书籍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使“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传播到整个欧洲,最后传播到整个世界。
  国王路易决不愿意接受8月4日的彻底改革和宣言的革命原则。他告诉一位大主教;“我决不答应让我的教士或贵族遭受掠夺。我不会批准使他们受到掠夺的法令。”巴黎下层民众再一次战胜了王室的反对。国王的敌视、巴黎粮食供应的短缺,激起了民众的斗争。10月初,以妇女为主体的饥饿民众袭击了巴黎的面包铺子,然后向凡尔赛的王宫进军。在这些民众的压力下,路易同意将宫廷还到巴黎。民众兴高采烈地往回行进,自夸他们带来了“面包师傅、面包师傅的妻子和孩子”。王室成员住进了土伊勒里宫(巴黎的一座宫殿),在那里,他们成为实际上的囚犯,而国民议会则设在附近的一所骑兵学校里。10月的这些充满骚动的日子确保了对8月法令的批准。由于王室和国民议会受到民众行动的左右,这些日子巴黎民众的影响大增。战争和恐怖虽然巴黎的国王实际上没有力量,但许多教士和贵族决心恢复他们所失去的地位和特权。其中有些人逃亡国外,在国外努力设法使外国列强卷入反对法国革命政权的纠纷中去。他们成功了,不过应该注意到,国民议会中的激进派即吉伦特派也赞成战争,因为后者相信一个共和国可以由此在法国得到建立,革命学说可以由此传播到整个欧洲。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土站在反对法国的方面,战争于1792年4月爆发。最初,装备很差的法国人被击溃,但是,无数的志愿者在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浪潮中成群结队地涌到法国旗帜下。同时,巴黎民众加入反对不得人心的路易及其受人憎恨的奥地利籍王后玛丽姬·安东内特的行动中。在民众的压力下,国民议会于8月10日暂时停止了国王的职权,号召人们参加国民公会的选举。
  经男子普遍选举产生的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1日召开,在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即保卫祖国、反对奥地利-普鲁士侵略者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革命干劲和民众支持相结合,证明是不可抵抗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被赶出了边境。1793年,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加入了反对法国的联盟。革命者的反应是进行著名的全民总动员。有位演说家慷慨激昂地演讲道:“让每个人都为正在进行中的全国性的军事努力尽一份责任。青年们将战斗,已婚的人将锻造武器……提供给养,妇女们将为士兵制作衣服……去医院当护士照料伤员,孩子们将用旧亚麻布制作作绷带用的软麻布……老人们将被送到公共广场上去激励青年战士的勇气、宣传对国王们的仇恨和共和国的统一。”人民起来保卫祖国。14支军队在行伍出身的青年将领们的指挥下,奔赴战场。在“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的鼓舞下,法国平民军队以破竹之势前进。到1795年,敌人的联盟已被粉碎。
  其时,国民公会愈来愈向左转,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是因为它经男子普选产生,还因为对战争的努力引起了革命热情。到1793年6月,吉伦特派已由更激进的雅各宾派取代。这时,居支配地位的统治机关是救国委员会。这一委员会以革命热情和热烈的爱国精神任命和罢免将军、鼓舞群众参加英勇的行动、实施对外政策、对无数的问题立法,并通过一个无情的恐怖时期来镇压反抗。许许多多的人因叛国罪或者仅仅因爱国精神不够而受到指控,并被送上了断头台即当时所称的“国家剃刀”。
  但是,恐怖统治失去了控制,革命开始“吞灭它自己的子女”。在不断的权力斗争中,一个接一个革命领袖继路易和安东内特之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样扰乱人心的是革命的社会激进主义不断增长。无套裤汉(字义上指缺乏上流社会的短裤的人们)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更平均主义的国家。他们相当于英国革命的平均派,而且他们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土地、实行政府对物价和工资的控制和实现一种社会安全制度。这类措施完全超出法国资产阶级的计划。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努力阻挡革命向左的方向发展。在英国,结果是平均派被击败、克伦威尔进行统治。在法国,无套裤汉先是于1795年受到一个5人督政府的控制,后又于1799年受到拿破仑·波拿巴的控制。
  拿破仑 拿破仑作为在意大利取得辉煌成就的将军而赢得声望,他利用自己的声望推翻了督政府。他先是作为1799至1804年的第一执政,后又作为1804至1814年的皇帝,统治了法国。对我们的论题来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法国的15年统治有两个特点:国内改革和军事战役。前者巩固了革命成果;后者在邻国激起了二个民族主义反应并最后导致他垮台。
  就国内政策而论,拿破仑可比得上开明的专制君主。他感兴趣的是技术效率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虽然他对国家实行独裁统治,但有效地统治了国家。他把法律编集成典,使行政机关置于中央集权制下,组织国民教育体系,建立法兰西银行,并就法国的教会和国家间的关系与教皇达成协议。拿破仑这些实在的成就使他受到普遍的欢迎。渴望复辟旧制度或认为拿破仑背叛了革命的政敌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人因他结束骚乱和建立起一个可信任的、强有力的政府而向他欢呼。
  拿破仑因不断地进行战争而浪费了这种友好亲善。作为一个军事天才,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到1810年,他达到成功的顶峰,他已使法国的疆界越过莱茵河伸展到吕贝克、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伸展到罗马。欧洲的其余地区由法国的附属卫星国或盟国组成.只有英国仍保持独立并怀有极大的敌意。
  拿破仑在其所有征服地区贯彻法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则。他废除封建制度和农奴制,承认所有公民的平等,实施其著名的法典。这些改革意味着进步,或至少意味着维新。虽然各地极为不安的既得利益集团反对这些变革,但变革也在许多地方得到普遍的支持。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不仅在他们所居住的一些地区,而且在法国外面赞成这些变革。法国的统治是进步的,但事实仍然是,它乃一种外来统治,在必要的地方,是凭武力强加的。1792年12月1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法兰西国家宣布,凡是因拒绝或抛弃自由和平等而希望维护、恢复或宽待君主和特权阶级的人,它都将把他们作为敌人来对待。”这是专横的,但是拿破仑对臣民甚至更专横、更苛求。他的非法国臣民终于渐渐对征购、赋税、征兵、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感到厌烦。法国的统治通常意味着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但是,人们对行政管理的法国式性质的印象比对行政管理的质量的印象更深刻的时候来临了。
  换句话说,这些人已成为民族主义者,而且他们的民族主义已发展为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运动。这不仅解释了意大利的动乱、西班牙的武装抵抗和德国的日益增强的民族团结,而且也解释了一位意大利爱国者发自内心的话;他在1814年写道:“我这样说是痛苦的,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意识到我们应向拿破仑表示感激,没有人比我更懂得湿润意大利土壤并使之恢复生气的每一滴慷慨的法国人鲜血的价值,但足,我必须说这样一句真实的话:看到法国人离开是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欢乐。”
  对拿破仑来说,最致命的是他于1812年侵入俄国时所遇到的俄国各阶层人士的激烈抵抗。这种抵抗正象冰天雪地一样,造成拿破仑大军的灾难性的毁灭。从俄国冰冻的平原上开始,拿破仑的事业一落千丈、不可避免地在厄尔巴岛上结束了。因而,法国革俞的思想意识对其创始人发生了反作用。拿破仑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觉醒并充满热情,然后又在其导师背叛自己的原则时转而反对其导师。
  维也纳的解决方案 维也纳会议在1815年召开,重新炮制了拿破仑垮台之后的欧洲地图;指导这一会议的原则有三个——正统主义、遏制和补偿。根据正统主义的原则,法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诸国的君主均恢复王位。根据遏制的原则,与法国接壤的国家都要尽可能地强大起来。荷兰得到比利时,奥地利得到伦巴第和威尼托,普鲁士除了得到萨克森的部分地区外,还得到沿莱茵河的一些地区。得胜的同盟国以各种领土补偿自己——挪威划归瑞典,马耳他、锡兰和好望角划归英国,芬兰、比萨拉比亚和波兰的大都分地区划归俄国,达尔马提亚和加利西亚(以及伦巴第和威尼托)划归奥地利。在预想到以后的事件时,应注意到德国和意大利仍是分裂的:德国是个由39个州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意大利是个包括9个州的“地理名词”,这9个州因为奥地利在伦巴第和威尼托所居的统帅地位而由奥地利统治。

  六、民族主义

  我们所已研究的三个伟大的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世界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呢?于1821年率领其同胞反抗土耳其霸主的一个不识字的希腊游击队首领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他宣称:“依我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了解的情况很少,人民曾认为国王是地球上的神,认为国王有理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很好。通过现在这一变化,统治人民更困难了。”
  这位游击队首领以这种朴实的语言不仅概括了法国革命的实质,也概括了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实质。我们已看到李尔本、潘恩和罗伯斯比尔,还有平均派、后备民兵和无套裤汉,是如何使世人了解了世界真相。了解世界真相意味着一场深远的政治革命。它标志着有史以来积极的、有组织的群众首次开始投身于政治。这一革命在兴盛于19世纪的许多主义中表现出来。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考察其中的三个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从那时起已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并没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中世纪时,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罗马帝国的普济主义存在于天主教会,存在于拉丁语,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员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知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个发展逐渐更改了忠诚的这一尺度。一个发展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另一发展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最后一个发展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性质相同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这些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不过应该注意到,18世纪末叶以前,人们一直把国家与君主本人混为一谈。例如,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而路易十四则声明法兰西国家“完全属于国王本人”。
  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西欧资产阶级是以国家的名义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的,因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更确切地说,国家这时由公民(仅指19世纪末叶以前有财产的公民)组成,“这些公民居住于一个共同的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一个发言权,并意识到其共同的(想象的或真实的)遗产和其共同的利益。”
  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代的形式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中得到了最大的促进。革命的领袖们为了从欧洲旧政权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动员国民军队——由乐于并渴望为祖国而战的、有政治觉悟的公民组成的军队。法国革命还以其他几种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它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来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写得粗浅、通俗,因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象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那样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
  所有这些发展使民族主义能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这种对国家的新的忠诚的性质和程度反映在1793年一位年青的雅各宾派士兵给他母亲所写的以下这封信中:
  当祖国召唤我们去保卫她时,我们应该冲到她跟前,就象我会冲向一顿美餐一样。我们的生命和才能并不属于我们。所有一切都属于国家、属于祖国。我确实知道,你和我们村的其他一些居民并不持有这些看法。你和他们都没察觉到遭蹂躏的祖国的呼唤。但是,我是在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中给培养出来的,我在灵魂深处始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虽然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就我而论,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热爱共和国的原则不仅铭记心头,而且已化入我心中,只要统治天地万物的上帝乐意让我保持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们将继续留在我心头。
  我们前面已提到,对国家的这种息息相关之感从法国传到了邻国。它是通过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自然扩散而传到邻国的,而且,也是作为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民族主义因工业革命而得到进一步促进,因为工业革命凭借其新的大众交流工具,使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无所不包的教导成为可能。因而,民族主义成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又成为ZO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世纪,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里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
  民族主义在1815年以后立即强烈地表现出来,因为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领士解决方案使一些民族的数百万人或者陷于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以及哈普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民族的情况就是如此。其必然结果是,1815年以后,在欧洲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民族反抗运动。希腊人于1821年成功地进行了起义,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同样,比利时人于183O年也进行了反抗,摆脱了荷兰的统治。意大利人在经历了干1820年、1830年和1848年举行的三次无效的起义之后,在1859至1871年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德国人在普鲁土的领导下,于1866年击败奥地利,于1870至1871年击败法国,然后,建立了他们的德意志帝国。
  到1871年,民族主义的原则已在西欧获胜。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哈普斯堡帝国、沙皇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仍是“各民族的牢狱”。不过,这些牢狱中的居住者正变得愈来愈难以控制,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已在他们四周围取得成功。这三个帝国的统治者已认识到民族主义将给他们的多民族国家带来的后果,因而试图通过各种限制性措施、通过故意在一些从属民族中间挑拨离间,来遏制民族主义。这些措施起先是成功的,但不可能无限期地奏效。这些帝国组织的最初的缺口是由土耳其人的巴尔干臣民打开的。到1878年,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黑山人已赢得独立,1908年,保加利亚人也赢得了独立。更为重要的是,1914年6月,哈普斯堡王室的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爱国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暗杀。这一重大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中欧和东欧的所有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均遭到毁灭。结束这场大战的一些和平条约(将在第二十章第七节中探讨)一般都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因此,出现了几个新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它们体现了以往的一些从属民族这时已能独立存在。不管怎么样,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民族主义已在整个欧洲获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使欧洲海外殖民地诸从属民族的亿万人民觉醒并行动起来。这一觉醒的详细情况将在以后章节中考察。这里只要注意到以下这点就够了:20世纪以前,殖民地诸民族一直保持着西欧人在18世纪以前所具有的宗教和地区方面的忠诚。只是20世纪时,他们才开始具有民族意识,这一方面是对西方统治的一种反应,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传播。再一方面是因为特别易受这种思想意识影响的土著中产阶级的兴起。无论如何,民族主义连续地出现在中东、南亚、远东和非洲。这种传播中的思想意识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它反映在以下事实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年中,有50多个国家赢得独立。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断言的,“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即民族主义观念的第一个时期。”

  七、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欧洲第二个影响世界的伟大的主义,其主要特点是把个人从阶级、社团或政府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的兴起与资产阶级的崛起有密切关系.不过,在中欧和东欧,由于那里的资产阶级很软弱,自由主义为一些开明的贵族所采纳。还有,自由主义是以其古典形式在西欧发展起来,就其信条和支持者来说,它实质上仍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运动。
  自由主义的学说在英国革命期间首次被明确地提出来并得到贯彻。当时,这些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王室任意干涉的宗教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更准确地说,这包括议会对统治权的控制、独立政党的存在以及对反对党的必要性及其权利的承认。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权受到财产条件的限制,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中下层阶级和劳动者无投票权。因而,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增进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例如,克伦威尔不顾平均派的“一张选票是一个评价”的口号,力求使代表席位与缴纳的赋税成比例。
  自由主义随着美国革命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美国革命期间,在限制奴隶制度、扩展宗教信仰自由、扩大公民权和确立立宪政体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1791年所采用的联邦宪法是以分权原则为基础,也就是让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互相牵制和平衡,目的在于制止暴政。《人权法案》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因此,美国宪法同英国的解决办法一样,通过限制公民权、通过规定对议长和参议员的间接选举和对不同时期的政府各部门的选举,仔细地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使一个激进的民众运动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无法获得对整个政府的控制、都不会引起危险的变革。
  在自由主义信条方面,甚至比美国革命更进步的是法国革命。它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典记陈述,因为它以响亮的词语宣布了个人自由权。但是,法国自由主义主要也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宣言同法国革命者所采纳的所有宪法一样,强调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拿破仑的已得到证明是最持久、最有影响的著名法典,明确禁止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这类现定的哲学基础由一个法国立法者概述如下:
  我们应该由最好的人来统治;这些人受过很高的教育,十分关心法律的维持。如今,极少例外,这样的人只有在财产所有人当中才能找到,因为财产所有人热爱他们的国家,热爱保护其财产的法律,热爱使其财产得以保存的社会安宁。……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出现的自由主义采取了立宪议会政体的制度形式,关心平等的公民权利,不过,并不关心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即使在这一有限的意义上。自由主义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岁月里仍是采取守势。这是一个反对革命年代的过激行动、在贵族和教士的援助下恢复君主制、企图倒退到1789年以前去的时期。多数情况下,君主们不受宪法制约,专制地进行统治。而在宪法的确起作用的地方,公民权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以致中产阶级大多没有投票权,更不必说劳动者了。因而,1815年以后的时期不仅是民族主义骚动的时期,也是自由主义骚动的时期。
  凡是由外族进行统治的地方,其革命运动就性质而言是民族主义的,如希腊反对土耳其、波兰反对俄国、比利时反对荷兰、匈牙利反对奥地利的情况就是如此。凡是在政府是本土的但不代表人民的地方,革命运动就性质而言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例子见于法国,在那里,复辟的彼旁王朝于1830年被推翻并由自封的“资产除级国王”路易·菲利普取代。另一例子是1832年英国的《改革法案》,该法案多少扩大了选举权,不过十分有限,仅使选举者人数从大约50万人增加到约81.3万人左右。
  随着19世纪的逝去,自由主义同其他历史运动一样,性质上起了明显的变化。在群众通过接受愈来愈多的教育和参加工会组织而变得更加自信的同时,自由主义不可能继续主要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转为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义。投票箱前的平等补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到19世纪末叶,成年男子选举权已在西欧大部分国家起作用。甚至受崇敬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也逐步得到修改。以往,政府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干涉一向被看作是对自然法则的作用的干涉,是有害的、无效的。不过,就劳动者而论,这一理论上的主张与基本事实并不相符。公民自由权和选举权不能使劳动者免受由失业、疾病、伤残和老年引起的贫困和不安全。因而,他们利用选举权和工会组织迫切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在这种压力下,一种新的、民主的自由主义发展起来,它承认国家对全体公民的福利所负的责任。囚此,西欧各国由德国带头,纷纷采纳了种种社会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养老金,最低工资法,疾病、事故和失业保险,以及有关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法规。民主的自由主义的这些改革是已成为我们当今时代的标志的福利国家的前奏。
  尽管对一个变化中的世界作了这种调整,自由主义从19世纪末叶起还是连连失利。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它未能赢得新兴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一般说来,工人们已转向各种社会主义,或者是转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者是转向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因而,一个接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者被挤在右翼的保守主义者和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之间。不仅欧洲是这样,而且连从前的殖民地也是如此。在殖民地,绝大多数有政治觉悟的人或者为民族主义所吸引——这是对外来统治的一种反应,或者为社会主义所吸引——这是对贫穷、落后以及缺乏地方资本和本土中产阶级这一现状的一种反应。

  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多数方面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因为社会主义提倡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社会管理或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特别地建立一个社会,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那么,当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简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改革社会的种种计划决不是我们当今时代所特有的。从文明兴起以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由于这种情况,各时代的预言者和改革者提倡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种种计划。例如,在古典世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要求实现一种贵族式的共产主义、一种共产主义哲学家的专政。在中世纪时期,英国农民领袖约翰·保尔告诉其追随者说:“我的善良的人们,——直到所有的商品为人们所共同拥有时,直到既没有农奴也没有绅士、我们人人平等时,英国的事情才能办好,在任何时候都会办好。”在近代初期,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国家,其公民不是因其财富或祖先,而是因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才受到尊敬。
  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骚动和激情自然激励人们提出更多的促进公共福利的方案。我们已知道,在17世纪的英国,李尔本和其平均派的成员不仅争取政治改革,而且.争取社会改革。法国革命中和李尔本酷似的人是“格拉古”巴贝夫,他于1795年组织了“平等会”。巴贝夫把法国革命看作“仅仅是远为重大、远为神圣的另一次革命的先驱,而这另一次革命将是最后一次革命。”为了实现这最后的革命,巴贝夫宣布必须采取以下严厉措施:“将国家现有的全部财富置于共和国手中……使所有的公民工作……实现产品和享受的平均分配。……”
  巴贝夫提倡废除私有财产,这在当时的法国没有可能被接受。连城市工人都不准备采取如此激进的手段,而构成人口的大多数的农民则激烈反对一种将剥夺他们新近获得的、十分珍爱的土地的纲领。因而,督政府毫不困难地逮捕、处死了巴贝夫,并驱散了他的追随者。因此,在法国同在英国一样,占优势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的基础上的自由主义。
  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社会抗议和社会骚动随着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胜利而终止。事实上,新的朝气蓬勃的一派社会改革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于19世纪初叶出现。原因在于,法国革命虽然已唤起民众的期望,但未能使民众全都满意。仍然存在着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实际上,工业革命的到来带来了贫民窟和重新出现的失业状态,似乎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更剧烈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这些状况作出了反应,试图把人类从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就象他们的前辈早先把人类从约束人的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一样。
  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两个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年)和傅立叶(1772一1837年)与英国企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这些人由于他们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和方案,至今仍未为人们所忘记。圣西门极力主张国家应把资本借给将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起作用的合作社。傅立叶提倡把社会改组为各有16O0人和5000英亩土地的小的合作团体即“法郎吉”。欧文通过把其工厂所在的新拉纳克改变为一个模范村、通过在印第安纳建立一个短暂的共产主义的“新和谐”村而赢得广泛的注意。
  所有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他们对于从富裕的或有权势的资助人那里得到帮助这一点抱有模糊的期望。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取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的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革命者。他们虽然有社会变革的方案,但并不期望和打算通过无产者的起义来实现社会变革。他们肯定没有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实际上,他们几乎没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1818-1883年)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根本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研究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确切作用,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制定模范社会的种种蓝图。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坚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唯一手段,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期待富裕的捐助人的支持。
  马克思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德国犹太人,24岁时就当上一家激进报纸的编辑。他在一些国家受到警察的不断迫害之后,终于在伦敦定居下来;在伦敦,他在不列颠博物馆里工作了30年,为其划时代的著作《资本论》(1867年)收集资料。这部著作对后来历史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著作中的三个基本学说是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观念。
  1848年,马克思与其终身的朋友和捐助人恩格斯合著了《共产党宣言》;他在这部早期著作的序言中将唯物史观概述如下:“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例如,古典世界的奴隶经济说明了古典世界的政治状况——自由民的民主政治和奴隶所受到的束缚。它也说明了古典世界的文化成就——由于奴隶的劳动,少数人能够闲居,能够致力于文化。
  阶级斗争学说也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最好的概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座迫者,……进行不断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关于各阶级具有相冲突的利益的思想就马克思说来并不是新的。但是,马克思的新的、非常重要的见解是:正是通过阶级斗争,人类从一种社会结构转到另一种社会结构。例如,马克思主义者说,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出现了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与封建领主的利益相对立,因此,他们领导了最后推翻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
  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构成了马克思对过去历史的解释的基础。就未来而论,马克思确信资本主义将让位于社会主义,他的确信是基于他的第三个主要学说——剩余价值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例如,一片树林是没有价值的,然而,如果将树木砍倒、运送到工厂、锯成木材、制成家具,那么,这最后的产品就由于其中所耗费的劳动而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家具出售的价格高于该家具基于劳动的价值,出为价格中还包括了资本家所需要的利润。这意味着提供劳动的工人以工资的形式收到的报酬实际上低于向消费者所索取的价钱。马克思论证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唯一致命的弱点,因为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不能以自己的工资购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最终,这将导致生产过剩,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消费不足;这种消费不足起因于不充足的工资所造成的不充足的购买力。因而,结果是工厂倒闭、失业、购买力进步下降和最后的全面萧条。此外,马克思认为,这种萧条将变得日益频繁、日益严重,直到最后失业的无产阶级在绝望中被迫起来革命为止。这样,资本主义将由社会主义取代,正如早先的封建主义已由资本主义取代一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抗萧条的,因为随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再存在私人雇主、利润,从而也不再存在购买力的不足。
  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写下自己的著作以来,事态的发展并未遵循他所预示的明确的模式。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穷人没有变得更穷,相反,工人们变得愈来愈富裕,因而也就愈来愈满足于现状。尽管如此,马克思的学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今已成为决定历史进程的最重大的力量之一。其原因可在马克思学说的性质和吸引力中找到。首先,这些学说给各地的工人以一种自信的感觉,使他们确信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因为剩余价值理论不是已证明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吗?马克思主义还使工人们行动起来、富有战斗精神,因为阶级斗争理论已证实:要赢得社会主义的美好社会,不是靠慈善的捐助人的帮助,而是靠工人本身的努力。最后,马克思主义通过强调国际的阶级联系而不是强调对国家的忠诚,给全世界工人以四海一家和团结的意识。《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不仅是理论家和作家,而且是鼓动家和组织者。他在1864年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通常所称的第一国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团体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无产者为了以社会主义方式改革社会而夺取政权的纲领。它以自己的宣传工作和参加各种罢工的行动引起了很大的注意。但是,它于1873年分裂,主要是因为其成员除了有社会主义者以外,还包括缺乏纪律性、经常不和的各种浪漫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1889年,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当时,已出现于各国的许多社会党都加入了该组织。第二国际迅速发展,到1914年,它由27个国家的社会党组成,总共拥有1,200万工人成员。不过,注意到以下这点是很重要的:就其学说和行动而言,第二国际比第一国际温和得多。它基本上是一个修正主义组织,而不是一个革命组织。
  侧重点有了这一改变的原因在于,组成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本身正在背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所谓的修正主义。有许多因素可解释侧重点的这一改变。一个因素是,在西欧各国,选举权逐渐扩大,这意咪着工人能利用选票而不处利用子弹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因素是,1850年以后,欧洲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这往往使工人们久乐于接受现状。德国修正主义领袖伯恩施坦表达了这种新观点,他宣称,社会主义者应该“为更好的未来少工作一些,为更好的现在多工作一些”。换句话说,这一新策略就是通过渐进主义的改革手段来获得直接利益,而不是通过革命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第二国际的口号不是阶级斗争和革命,而是“鼓动!教育!组织!”
  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愿意跟着这种修正主义走。他们当中有些人仍忠实于他们听认为的是马克思的学说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社会党皆分裂成“正统”派和“修正主义”派。不过,修正主义者更适合时代的趋向,通常控制着他们各自的政党。确实,他们能组织起强大的工会运动,能在选举竞争中赢得数百万张选票。事实上,到1914年,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已在各自的国民议会中比其他任何政党拥有更多的席位。而且,力量大小不等的社会党简直已存在于整个世界——存在于中欧、俄国、巴尔干半岛各国、奥斯曼帝国、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中国和日本。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开始时,第二国际为它的修正主义付出了代价:其大多数成员证明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响应了各自国家政府的主张,结果是数百万工人战死在壕沟两侧。因而,第二国际被扯碎,虽然战后它又复兴,但再也没有获得其从前的力量和声望。
  然而,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第二国际的四分五裂而渐趋消失。实际上,俄国社会主义者即通常所说的布尔什维克,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地夺取政权,建立起有史以来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此外,布尔什维克组织了第三国际印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挑战。我们以后将考察俄国共产主义政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和活动。这里只要注意到以下这点就够了;如今,许许多多人生活在自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无数的人生活在共产党的国家里;共产党国家的庞大的宣传机构天天宣告马克思的预言很快就会实现——资本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此,很显然,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今天已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就其推动力和普遍的吸引力而言,可与民族主义相匹敌。